王 炳 社

(渭南师范学院 人文学院，陕西 渭南 714099)



论中国音乐隐喻的产生与发展

王 炳 社

(渭南师范学院 人文学院，陕西 渭南 714099)

摘要：人类的隐喻能力早在艺术产生之前就已经形成了。早在尼安德特时期，人类的形式化审美思维就已经逐渐形成，在中国则为山顶洞人时期。在距离我们今天一万年左右的时候，真正意义上的艺术作品就已经出现，而骨笛的出现，则说明我们祖先的音乐思维已经相当成熟。也就是说，当音乐发展到一定阶段的时候，乐器便应势而生，所以中国音乐隐喻的形成应该在骨笛发明以前。任何艺术都有自己的语言。思维和语言关系密切。就语言和思维的产生来看，思维的产生显然在前，语言只是思维的外化或者说隐喻形式而已。艺术把潜在的思维与外在的语言统一在了一起，因而这个作为思维外壳的艺术便是隐喻的。和动物相比，人有完全的自主性和自由性，人类把客观事物看作是自己某种隐喻的存在，而动物却把客观事物看作是外在于己的事物。音乐语言是人类最早的语言，音乐隐喻是人类最早的隐喻。进入旧石器时代晚期的后期和新石器时代，人类祭祀、庆典、节日、除邪扶正、婚丧等，应该都会有音乐伴随，音乐更多地体现的是某种隐喻。音乐作为感化人、教育人、传情达意的工具，更多体现的是特定环境下的隐喻价值。

关键词：音乐隐喻；艺术隐喻思维；语言；节奏；旋律

中国是一个文明古国。一万多年来，我们的祖先不仅创造了灿烂辉煌的文明史，而且还给人类留下了大量宝贵的艺术遗产，尤其是音乐。从这些宝贵的艺术遗产及其实物中，我们不仅感受到了先民的伟大，而且它也把人类文明的历史大大向前延伸了一步。因此，单从音乐的角度来看，可以肯定地说，在华夏大地上，我们的文明事实上已经有一万年左右的历史了。音乐乃至整个艺术都是隐喻的存在，在当前艺术隐喻研究已经成为热点问题的背景下，我们着手来研究中国音乐隐喻的产生与发展，就显得非常具有价值和意义。

一、人类艺术隐喻思维的形成

人类的艺术隐喻思维究竟形成于何时，这一直是一个谜。当然，我们要想破解这个谜，首先还得从人类隐喻思维能力的产生说起。

著名隐喻学研究专家束定芳先生认为，隐喻的产生主要有三大原因，即“认知原因、语言原因和社会原因”，且这三种原因并非单一地在起作用，而是“多种原因的综合作用”[1]91。也就是说，隐喻的产生是基于意识的形成、语言的产生和社会发展的需要。从认知的角度来看，理论界普遍的观点是“思维贫困假说”。这种观点认为：“隐喻的最初使用者因为思维能力的局限(贫困)，把两种实际上不一样的事物当做了同一事物，因而产生了隐喻。这样的隐喻主要产生于语言的初创期间。这个时期其实也是人类思维能力处于较低水平的时期。”[1]91而这一时期究竟是什么时候？学术界并无定论。然而，从思维发生学的角度来看，人类最早的思维形式是直观动作思维，它既不是抽象思维，也不是形象思维，这一阶段也就是从距今约三百万年到五十万年。也就是说，它并不是纯粹的思维形式，而是一种混沌的思维，更多的是一种“意识行为”，即此时所谓的“思维”其实是原始人对其行为、对象和“发现”的某种“描绘”，是“指事”而非“炼意”，因而其深度离真正意义上的思维还相差甚远。我们可以肯定的是，人类隐喻思维形成的最基本表现乃是投射思维(以己度物的隐喻思维方式)的形成，而它又需要人具备相当的抽象思维能力。然而事实上，“直到旧石器时代中期为止，至今尚未发现有反映宗教信仰的任何遗迹，也未发现任何原始绘画和装饰品。这说明，在这个时期，宗教、艺术还没有萌芽，可见晚期直立猿人的基本思维形式，也仍然属于直观感知和行动性的实象思维阶段”[2]107。也就是说，这一时期，人类的隐喻艺术思维尚未形成，当然也就不可能有艺术品，即使是原始的艺术作品。由此看来，隐喻思维是人的一种高级思维能力，它应该是与艺术同时产生的甚至略早于艺术的产生。

艺术实际上是人类具备了创造能力以后的产物，而创造实际上作为一种能力，当然是离不开思维的，所以确切地来讲，艺术是人类创造性思维之下的产物。因而，艺术的产生与人类思维的产生，尤其是人类隐喻思维的产生密切相关。可以说，“艺术的产生，从创造主体上来讲，需要揭示人类主体创造艺术的动机、过程技巧等方面的因素。而无论是动机、过程和技巧，都与人的思维能力和思维方式的发展有着密切的关系”[3]192。因此说，没有思维，就没有艺术。艺术是在人类逻辑思维、抽象思维真正形成以后才出现的。

基于以上论述，我们可以说，人类的隐喻能力并非来源于艺术行为，而是早在艺术产生之前就已经形成了。也就是说，人类的思维乃至隐喻思维是在人类的艺术行为之前就已经形成的。维柯所说的“诗性智慧”“以己度物”实际上就是人类早期的隐喻思维形式。更为有力的证明就是人类语言和文字的起源原本就是一种隐喻，也就是最初人类都是“用诗性文字(Poetic characters)来说话”[4]28。也就是说，在语言贫乏的时代，人类的想象力异常发达，他们几乎完全靠想象来表述世界，所以人类最初的诗性文字就是“某些想象的类型”，即“原始人类把同类中一切物种或特殊事例都转化成想象的类型”[4]28，这就是最早的寓言故事。原始人类之所以会使用这些诗性的语句，其原因“一是语言的贫乏，另一是要使旁人了解自己的需要”[4]29。原始人这种以讲寓言故事表述而让他人明白自己意思的方式，其实就是一般意义上的隐喻，即以替代的方式表述让他人明白自己的意思或需要，也就是采用了一种非直接表达也是因为不能直接表达的方式。这是非常智慧的一种方式，也是人类思维初步形成的特有表达方式。此时人类的思维能力大概相当于今天2～4岁孩子阶段的智力，即指事表意的能力阶段，也就是意象思维阶段，或者说是“前概念思维”“前逻辑思维”阶段。就“前概念思维”“前逻辑思维”而言，它实际上已经证明人类具有了把外在事物“内化”的能力，这种“内化”实际上就是一种粗浅的概念化能力，说明此时的人类已经初步具备了对对象整体把握的能力。因为“一个人如果要用概念对自己表征出这样一个系统，就必须把这个先后次序转化为几乎同时出现的一组东西的表象”[5]28，也就是使表现对象“成为一个表象性的整体”[5]28，即具有一定抽象概括特征的整体。由此看来，原始人类的“诗性智慧”其实就是活动内容内化式的概念化，即以物易物式的思维。由此推断，北非、欧洲的晚期尼安德特人，我国北京的山顶洞人应该就属于这一阶段的人类。

受此启迪，随着时间的推移，原始人类进一步拓宽视野，不断尝试以此类方式表达更为广泛的世界，于是便出现了建筑、陶器、雕刻、装饰(身体挂件)、乐器等标志着人类审美心理趋于成熟的艺术品。

二、中国音乐隐喻的产生

人类思维的形成经历了漫长的岁月。考古资料表明，中国人的艺术思维形成于旧石器时代，也就是距今约一百七十万年的元谋猿人到一万年左右的山顶洞人的时候。著名考古学家张光直先生认为，人类的旧石器时代晚期“是一个真正的知识和悟性爆炸的阶段，是智慧的开始”[6]93-110。我想张先生所谓的“智慧”其核心应该是人类的创造力和发明能力的形成，而这些智慧形成的最根本的仍然是得益于人类思维的发展与形成。这些智慧不仅仅局限于衣、食、住等方面，它还体现在人类的精神生活——更高层次的艺术上。因而，艺术就成为人的精神生活的隐喻。

种种迹象和考古资料证明，早在尼安德特时期，人类的形式化审美思维就已经逐渐形成，在中国则为山顶洞人时期。当然，人类的“艺术活动”应该说远比这个时间要早得多。在中国，早在北京猿人(距今约五十万年至二十万年)晚期、大荔猿人(距今约二十万年至十五万年)早期，应该说“艺术活动”就已经开始了。“过去认为艺术的发生不早于4万年以前，最新的发现表明至少从25万年前艺术就发生了。”[7]25从考古情况来看，北京猿人的石器已经开始细小化，他们已经能够用火和保存火种。如果说水是生命之源的话，那么火就是文明之源。人类的文明正是从用火开始的。水养育了人类的生命，而火则锻造出了人类的文明。人类真正意义上的思维正是从火的使用开始萌芽的。因为有了火，人类得以食用熟食，熟食的食用，大大加快了人类脑量的增加，而脑量正是决定人思维诞生的关键性因素。所以，我们虽然说人类思维的形成经历了三百多万年的历史，但人类真正意义上的思维快速进化，则是在距今约五十万年以后的事情，也就是火的使用以后。到了山顶洞人时期，人类已经掌握了刮挖、磨光、钻孔等技术，并且会用骨针和骨锥缝制衣服，穿着兽皮做的裙子，已经懂得人工取火，并掌握了制火技术。我们可以肯定的是，山顶洞人的刮挖、磨光、钻孔技术以及缝制衣服等，表明他们的形式化思维已经开始形成，其审美能力已经很高，艺术的迹象在他们的生活中已经开始显现。这也说明除了必要的生活以外，山顶洞人已经开始有了自己的精神生活，他们的思维已经基本成熟。

因此，著名考古学家张光直先生断言，早在旧石器时代晚期，我们的祖先“已经具有艺术知识”[6]93—110了。张光直先生的推论应该是正确的。也就是说，人类在经历了旧石器时代中期这个过渡期以后，也就是维柯所说的“诗性智慧”之后，其艺术思维已经逐渐形成。人类在经过了“诗性智慧”短暂的“黎明前的黑暗”之后，于是形成了抽象思维、概念思维，音乐作为人类概念思维形成以后的艺术首先出现，而后才有了语言文字。诚如维柯所言：“语言都是从史诗音律开始，然后过渡到抑扬格，最后才变成散文。”[4]29这就是人类进化的逻辑。这一点，被河南舞阳贾湖遗址出土的文物所证实。贾湖遗址出土的文物表明，此时我们的祖先已经有了宗教信仰，而且开始了农耕作业，并已经开始驯养家畜。从人类思维进化的角度来看，此时我们的祖先已经发明了刻在龟甲上的早期符号性文字，这是人类抽象思维形成的明证。当然，尤其值得我们关注的是骨笛的出土，可以说是我国音乐史上的里程碑。骨笛的出现，说明此时人类的音乐隐喻思维已经成熟，他们已经能够运用笛子这种乐器来表达内在的情感了。经专家鉴定，贾湖遗址出土的骨笛的制作工艺和今天我们制作的笛子类似，有较为标准的音阶，能够吹奏出较为标准的音乐。

以上情况表明，在距离我们今天一万年左右的时候，真正意义上的艺术作品就已经出现，此时中国人的形式化思维相当成熟的绳纹陶器也已经出现(距今约一万年)，这也是我们的祖先抽象思维成熟的明证。之后骨笛的出现，说明我们祖先的音乐思维已经相当成熟。当然，从诗、歌、舞三位一体较早产生的情况推断，人类音乐思维的成熟期应该也在一万年以前。从逻辑学的角度来推析，人类早期的艺术首先应该是态势(舞蹈，由巫术发展而来)、诗(由劳动号子、口头韵文发展而来)、歌曲(由巫说唱乐发展而来)，而后才有了雕刻和绘画。当音乐发展到一定阶段的时候，乐器便应势而生，所以中国音乐隐喻的形成应该在骨笛发明以前。

事实上，无论是在东方还是在西方，早在距今一万年左右的时候，人类就已经发明了最早的符号性文字。我国仰韶文化陶器口上的刻划符号，大汶口文化陶尊上的刻划符号，良渚文化中玉琮、玉璧、玉钺上刻划的“炅”“鸟”“火”“山”“皇”“珏”“封”等文字符号,其实就是我国早期的文字。这说明，到这一时期，中国人的抽象概括思维、形式化思维已经初步形成。

吾淳认为：“中国思维的发生期是从原始时代开始的。其(上限)可以追溯到旧石器时代，其(下限)大致可以新石器时期晚期为界。”[8]9这个观点似乎有点保守。从人类学的角度来看，人类隐喻思维的形成经历了灵魂观念的产生、巫术的产生和语言的产生三个阶段。灵魂观念大概产生于距今约四万年左右的时候，巫术大概产生于距今约三万年左右，语言大概产生于距今约二万至一万年的时候。经过这三个阶段的酝酿、发展以后，人类的抽象能力、概括能力、形式化能力才逐渐形成，这也就标志着人类思维的形成，而主动隐喻思维作为人类的“低级思维”能力，它和人类的思维形成同步或稍后，应该是在距今约一万年的时候。

三、语言与思维的关系

一门艺术的诞生，取决于该门艺术的最终表现及其物化形态，在没有被表现和物化之前，所谓艺术还只是一种思维层面的东西，或者说是一种抽象的、隐在的存在。要表现，要物化，当然离不开表现和物化的手段和工具，这就需要符号或语言。因此，艺术的最终成型取决于人类的符号能力或语言能力。而从艺术的角度来看，艺术家在创作的时候，虽然核心是要表达情感或者表现对世界的某种理解，但一切都是以意象的方式出现的，这实际上就是隐喻，即一种非直接表达的方式。因此，隐喻并不仅仅是语言和修辞现象，更重要的它是一种思维方式，一种表达方式，一种艺术的方式。

毋庸讳言，就语言和思维的产生来看，思维的产生显然在前，语言只是思维的外化或者说隐喻形式而已。从动物的角度来看，动物之间的交流靠的是信号，即动物之间的“语言”。因此，瓦托夫斯基说：“动物通过一些有效信号，例如警告、命令、危险、发现食物的信号以及交配的信号等等，的确调节着自己以及本种内的其他个体。因此，语言极可能是从这种有声的、手势的、或其他种类的调节信号中发展起来的。”[9]53—54而人的诸如态势行为、辅助语言、对环境空间的利用、嗅觉、肤觉、服饰化妆等形式，几乎包括了所有动物之间的交际手段。[2]148人作为一种高级动物，显然其语言表达方式与其他动物之间具有某种渊源关系。几百乃至上千万年以来，动物之间就靠这种出于本能的简单的语言来交流。就信号而言，动物的确在某些方面比人有着更为强大的功能。然而，动物的所有活动都仅仅局限于它的生命范围内，而人却有无比强大的能动性，决定人类能动性的内在因素不是别的，正是思维。诚如马克思所说：“动物只是按照它所属的那个物种的尺度和需要来进行塑造，而人则懂得按照任何物种的尺度来进行生产，并且随时随地都能用内在固有的尺度来衡量对象。”[10] 50—51因此，人有其他动物所无可比拟的内在复杂性，人也当然比其他动物有着更多的选择性，而决定人类这一切的不是别的什么东西，正是思维。

因此，人类的思维决定了人的一切，也决定了语言的产生与发展。人类能够直立行走以后，他们之间的交流显得越来越迫切，人由此开始了脑和声带进化的历史。而出于种群繁衍、安全的需要，人类开始了群居生活，群居生活又需要成员之间相互协作、相互交流，于是原始的语言开始出现。所以恩格斯说：“这些正在形成中的人，已经到了彼此间有些什么非说不可的地步了。需要产生了器官：猿类不发达的喉头，由于音调的抑扬顿挫的不断增多，缓慢地然而肯定地得到改造，而口部的器官也逐渐学会了发出一个个清晰的音节。”[11]511

的确，“当人还是动物的时候，就已经有了语言。他的肉体的所有最强烈的、痛苦的感受，他的心灵的所有激昂的热情，都直接通过喊叫、声调、粗野而含糊的声音表达出来”[12]2。当然，此时人类的语言还只是出于某种本能的宣泄，还没有形成完整的语词和思维，因而它是仍然处于动物层次的信号。这种最为原始的“语言”，是人与动物共享的。但当人开始直立行走以后，脑量开始增加，人的思维开始萌生，人类的语言便开始从动物的语言中分化出来，开始变得复杂化和多样化。其中首要的一个变化便是人类的声音开始有了音节。音节的出现，一是表明人的声音开始融入复杂的情感成分，二是人类的声音(“语言”)开始表现更为复杂的意义。总体来看，人类语言的形成几乎与思维同步(即有了思维便产生了语言)。也就是说，人类具有了思维能力以后，语言随即诞生。一般来说，语言的形成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即南方古猿时期的呼叫、萌芽阶段，北京猿人前后的“半语言”(过渡)阶段，早期智人(古人)到晚期智人(新人)的成熟阶段。其发展进程也是越来越快，最后一个阶段也就二三十年的时间。[2]149-150

而这一切进步的根本原因，都源自于人类的劳动。劳动促使人的四肢不断发达起来，尤其是直接促使了人的直立行走。因此，人的思维开始发展起来。如前所述，语言最初是为人和动物共享的，然而，随着人的思维的进步、活动范围的扩展和对活动认识的加深，人类的情感开始丰富起来(这是决定人类艺术发展的关键性因素)，人类的表达也丰富起来。因此，“急风暴雨般的热情，突然降临的欣喜、痛苦以及在心灵中留下深刻印痕的悲恸，强烈的复仇感、绝望、愤慨、惊恐，等等，所有这一切都自行显示出来，每一种感情都获得不同的表达”[12]2。因而，思维促成了语言的产生，丰富了语言的表现力。当然，也许这些呼喊和感叹，就是人类最早的“音乐”，而这种人类最早的“音乐”何尝不是一种隐喻呢？这真是太令人惊奇了！世界一切的开始，都是被声音建立和描述出来的，而这最原初的声音便是隐喻。

人在劳动中产生了思维，思维促成了语言的产生，而回过来语言又促进了思维的发展。因此，“是工具、劳动和思维活动，带动着萌芽语言的前进；这种前进中的萌芽语言，又反过来帮助思维活动能够比较清楚地认识事物，或推进思维的发展”[2]153。经验来自于体验。人类长时间对生命的体验，使他们获得了越来越丰富的经验，这经验的积累也越来越成熟，因而使得先民的表述不断稳定下来，成为氏族内部一种约定俗成的东西。如此反复，如此积累，以至无穷，人类从破碎中整理出了整体，这就是思维的进步。如此看来，体验的积累就是经验，经验就是一种内在模式化的思维。因而，“一个经验就是一个整体”[13]43。这是“由于不断的融合，当我们拥有一个经验之时，中间没有空洞，没有机械的结合，没有死点”[13]43。也就是说，经验的过程就是思维进步的过程，而对经验的表达又促进了语言的发展，语言的发展又回过来帮助人的思维活动。因此，思维和语言的关系可以这样表述：首先，思维和语言属于不同范畴，先有思维。“思维是人脑的一种机能，是人的大脑反映客观世界的过程。”[14]55在思维过程中，思维凭借语言的材料才得以进行，而只有语言、思维才能有效地表现内容。其次，从发生学的角度来看，思维先于语言，思维的认知是个体和种系的语言发展的基础，语言并非源于思维。再次，两者的关系极为密切，且相互影响并相互作用。两者的发生发展始终纠结在一起，不可分离。语言的精密化、完善化过程实际上就是思维的精密化、完善化的过程。语言的形成和发展同思维的形成和发展是一种相辅相成的关系。语言促进思维的发展，思维的发展对语言的发展具有反作用。[14] 55-56而艺术，把潜在的思维与外在的语言统一在了一起，因而这个作为思维外壳的艺术便是隐喻的。

四、人类的语言与动物本能的区别

动物的领域很小，所以动物并不需要语言。在动物那里，客观的一切永远是和自己分离的，它们不可能与自然融为一体。而在人类那里，自然与人类往往是融为一体的，也就是马克思所说的“自然的人化”或“人化的自然”。也就是说，人类把客观事物看作是自己某种隐喻的存在。因此，人类是世界上唯一使用语言的类。当然，“就本能的强大和可靠而言，人远比不上动物。毫无疑问，许多动物天生的艺术能力和艺术本能在人身上是绝对看不到的”[12]16，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也就是说，“动物的感官越灵敏，本能越强大、越可靠，其艺术作品越精妙，它们的生存范围就越小，艺术作品就越单调”[12]16，如蜜蜂所筑的蜂巢、蜘蛛所织的网等等，然而除了它们本能范围之内的“创造”而外，它们还能“创造”什么呢？而且这所谓的“创造”其根本目的也只有一个，那就是生存和繁衍。而且当它们一旦分散注意力，关注更多事情的时候，它们也就一无所成。这其中根本的原因，就是它们没有思维，没有抽象和概括能力，因而它们只能是本能地去活动，却不能能动地去创造。同理，动物的所谓语言其实也就是某种信号，“即一种动物的成员之间达成的同一认识，这种认识是含混的、感性的，目的在于协调一定范围内的活动”[12]18，即使这种信号再强大，它也不能和人类的语言相比。因此，所谓动物的语言当然不能够表达事物、描述事物。人与动物种属的不同，决定了人类必然高于其他动物，原因是人有思维。所以，“语言是人的本质所在，人之成其为人，就因为他有语言”[12]21。

有思维，所以人成为有理性的类。“人的所谓理性，就是一切人类力量的总和形式，就是人的感性本质和认知本性(erkennende Natur)、认知本质和意愿本质(wollende Natur)的结合形式，或更确切地说，是与某种机体组织相联系的唯一积极作用的思维力量。”[12]22而这种理性是人与人交流所需要的最基础的东西。有了理性，人与人之间的交流才成为可能，才会相互之间产生某种共鸣和契合。当然，除此之外，“向他人进行经验和思维的理性而有意的转达需要一种中介系统，这种中介系统的原型便是人类在劳动中因交往需要而产生的言语”[15]6。言语不仅把人与人联系了起来，而且实现了人与人之间的交流与沟通，使得人与人之间的矛盾得到化解，情感得到加深，劳动效率得到提高，生活质量得到提升，社会得到和谐与发展。

从语言的产生来看，人类最早的语言是其具备了初步思维能力以后的示意性手势。而示意性手势在其他动物身上并没有表现出来。[15]39类人猿的手势只是处在从理解性向示意性过渡的某种形式，这种过渡是必要的，然而类人猿始终未能形成自己的语言，这是因为类人猿的思维并没有最终发展起来。没有思维，动物就只能模仿动作，而不能模仿声音，不能模仿声音，当然就无法组织语词进而形成语言。事实上，“声音是意识”[16]101，声音是思维。而“在原始人的语言里，手势和声音并用，而且起着很重要的作用”[15]43。在思维的作用下，原始人不仅能够精确模仿动作，而且能够准确模仿他人的声音，进而达到交流的目的。当这种语言成为一种艺术语言的时候，它便成为一种隐喻的存在。思维之下的理性，成就了人类的一切，使人类从其他动物中脱颖而出，最终成为世界的主宰和统治者。因此，人有完全的自主性和自由性。“人这一能思维的生物不像动物那样完全被宇宙所制服。人拥有更自由地施展力量的空间，这种自由的关系就叫做理性力量(Vernunftmässigkeit)”[12]25。思维下的理性使人有了思想，有了悟性。因此，“当人处在他所独有的悟性状态之中，而这一悟性(思考能力[reflexion])初次自由地发挥了作用，他就发明了语言”[12]26。是人的思考能力促使人发明了语言，以便人能够广泛而充分地表现世界和自己的内心。人的思考能力不仅帮助人综合地、整体地去分析表现事物，而且能够帮助人辨别事物的特性，以至于艺术地去“孤立”事物。因此，“人的思考能力不仅表现在他能清晰明确地认识事物所有的特性，而且表现在他能确认一个或若干个区分特性”[12]27。在艺术创造过程中，艺术家对对象的表现，其实关键就是要把握住事物的特性，进而对事物进行“孤立”，从而才能够创造出艺术中的“这一个”(典型)，艺术才能够成为符号传达下的富有价值的隐喻存在。

五、音乐隐喻是中国最早的艺术隐喻

虽然我国的音乐隐喻早在距今约一万年左右的时候就已经形成，但由于当时人们的思维尤其是抽象思维、形式化思维才刚刚形成，因此从形态来看，它还不尽完善，此后还经历了一定时间的发展与完善时期。在此思维情势下产生的艺术当然还不是尽善尽美的，尚有诸多缺陷，尤其是形式相对比较粗糙，当然这也与艺术工具、工艺的落后是分不开的。因此，人类的艺术是随着人类思维的进步而产生发展的。

就语言的发展而言，思维是不可或缺的。可以说，没有思维，人类就不会产生语言。反之，没有语言，人类思维就不会得到很好发展。因此，语言的运用对思维的发展也是不可或缺的。虽然从艺术的起源来看，总体来说，“艺术活动是人类最早的精神活动”[17]67，这是毫无疑问的。但实验表明，“视觉的发展是一个缓慢的过程，心灵形成空间、形状和颜色的概念非常不易，而要能够清晰明确地运用这些概念，不知先要进行多少次预测和尝试”[12]38，所以，“语言的第一个教师只能是听觉”[12]38。因此，声音—感叹—音乐，自然成为人类最早出现的艺术门类。尤其是东方民族，最早的感叹语实际上就是音乐的萌芽。“最古老的东方语言充满了感叹词……东方民族唱起挽歌来犹如坟墓前的土著人，发出阵阵惨痛的哭嚎，这正是自然形成的语言中保留下来的感叹词；他们的赞歌里有喜悦的喊叫，反复出现赞美的欢呼。”[12]6这反复出现的“赞美”按照一定的节奏循环进行下去，节奏就出现了，而当其内在情感融入其中的时候，旋律就产生了，这就是中国最早的音乐，也是人类最早的音乐。可见，声音是因情而生、因情而发的，它是人们某种内在的情感的感性化，是抽象的外化，它本身是隐喻的。因此我们说，音乐是隐喻的。

人类是感性的，声音更具有穿透力，因此音乐成为人类最早的艺术顺理成章。美好的声音便是音乐，音乐来源于人类最早的感叹和说唱，这说唱一体的东西就是人类最早的诗歌，所以诗歌是讲究节奏和旋律的。因为“诗歌源于对积极活跃的自然事物的发声所作的模仿，它包括所有生物的感叹和人类自身的感叹；诗歌是一切生物的自然语言，只不过由理性用语音朗诵出来，并用行为、激情的生动图景加以刻画；诗歌作为心灵的词典，既是神话，又是一部奇妙的叙事诗，讲述了多少事物的运动和历史”[12]44。这就是人类的音乐，这就是音乐隐喻的起源。生活—情感—意象，这就是音乐的思维，这就是音乐的逻辑。

人从一开始成为类的存在，他们奉献给这个世界的第一种精神产品就是音乐，而这又是他们内在情感、内在灵魂、内在思想的隐喻式表现。所以，“人类最早的语言是歌唱”[12]44，它是“人所固有的、非常适合于他的器官和自然本能的歌唱”[12]45。人为什么能够造就出音乐呢？其实原因很简单，因为人作为类的存在，和其他类不同，人是有情感、有思维、有理性的高级动物，因而人具有隐喻思维的能力。

从最初简单的感叹发声，到后来的“感叹集合”，人类寻找到了音乐的规律——节奏和旋律，他们不断地摸索、总结，在“后来得到完善、升华的歌唱中，产生出了最早的诗歌和音乐”[12]46。人类起初所谓的音乐，只是对自然的模仿和还原，但久而久之，便摸索到了规律，进而形成真正意义上的音乐。他们“从自然这位教师那里接受语言，完全是经由听觉，没有听觉他就不可能发明语言。所以，听觉在一定程度上便成为他的中介感官，成为通往心灵的门径，成为所有其他感官的联系纽带”[12]50。这非同小可，尽管人类接受知识视觉占去了83%，听觉仅仅占到11%，然而捕捉并不等于表现，况且视觉的传达接受起来并不那么直接和容易，它更多地可能会成为记忆表象，而听觉却既直接又容易，是人最乐意也常用的一种传达方式，它反而在人类的传达中常常占据着主角，越是现代社会，这种倾向就越发明显，更何况，“通过听觉，每一种感官都有了语言能力”[12]51。从艺术的整体来看，音乐作为听觉的艺术，它也是最普世化的艺术，所以它也是人类首要的艺术，因而它也是起源最早、发展最健康的艺术。从语言符号的角度来看，虽然音乐是最为抽象的艺术，但它却是其他感官联系的纽带。

这是因为：“面对来自外部的刺激，听觉是人类各种感官的中介”[12]50；“就清晰明确性而言，听觉是适中的感官，因此便是达到语言的首要感官”[12]51；“就生动性而言，听觉也强弱适中，由此可以充当语言的感官”[12]52；“从作用的时间来看，听觉长短适中，因此可以成为语言的感官”[12]52；“从自我表达的需要来看，听觉也很适中，因此是语言的感官”[12]53；“从发展上来看，听觉同样适中，因此便成为语言的感官”[12]51。这也是音乐最先产生的一个重要原因，当然也是人类智慧的表现。因此，我们也可以形象地说，音乐是人类艺术的“元语言”。情感—思维—语言—隐喻—音乐，这一切似乎都是顺理成章的事情。因此，音乐语言是人类最早的语言，音乐隐喻自然也就成了人类最早的隐喻。

六、中国音乐隐喻的早期发展与完善

艺术来源于生活，但它又高于生活。所以人类原初的艺术也许和生活结合得更紧密，但随着人类形式化抽象思维能力的形成，艺术便从简单模仿生活演变为形象地表现生活，因此艺术便成为一种高雅的东西、情感的东西、审美的东西，它是形象的抽象，隐喻的存在。所以，“我们所谓的审美的或艺术的活动，在它的过程中或直接结果中，有着一种情感因素——艺术中所具有的情感大半是愉快的”[18]38。在原始人类那里，当抽象思维、形式化思维还没有形成的时候，人类只有生活活动和游戏活动。生活活动是人类作为类的存在得以延续的最基本保证。因而，当人类还在三百万年以前的时候，他们尚只有生活活动，生存是他们唯一的目的，也是他们生活的全部。这个时候，人类还没有任何精神生活。当然，他们也不具备任何精神生活的能力，因为他们没有思维。

距今约三百万年开始，随着脑量的大幅增加，人类开始有了“半精神生活”，这就是游戏。人类游戏的开始，是从旧石器时代开始的。我国境内的元谋猿人、蓝田猿人、北京猿人、大荔猿人等都处于这一时期。旧石器时代的早期，中国猿人脑量还很有限，只有630～700毫升，略少于现在1岁以前婴儿的脑量，尚不具备思维能力。到了旧石器时代中期，中国猿人的脑量迅速增加，北京猿人的平均脑量已经达到1075毫升，接近现在2～3岁幼儿的脑量(1170毫升)。但从其前期的环境、营养、教育等客观影响因素来看，这个时候他们的意识开始萌生，具有了前思维能力，他们的“半精神活动”也就是游戏活动已经开始。当然，游戏还不是艺术，因为“游戏和艺术的目的不同，就因为它和实际活动一样，常常追求一种外在目的，而游戏和实际活动的区别，却因为它本身也含有愉快的情感因素”[18]38。当然，学术界也有人认为这种游戏就是艺术的，也是基于人类此时具有了游戏活动，他们是把此时人类的呼号、节奏当成了艺术(音乐)，这种观点也许过于超前。但不管如何，人类的艺术作为精神的、审美的、形式化的东西，它必须在人类思维完全形成以后才能产生。当然，人类思维形成的一个最基本的条件就是脑量必须达到现代人的脑量，也就是1500毫升左右。而中国“现代人”的脑量达到这个重量，那已经是山顶洞人时代了，他们的脑量达到了1300～1500毫升。考古证明，山顶洞人的后期，其抽象思维和形式化思维已经完全形成，他们已经懂得了审美，他们已经具有了完全意义上的艺术活动，也就是他们在从事艺术活动的时候，“仅仅注重活动本身，而毫不注重那无关紧要的外在目的”[18]38。

普列汉诺夫认为，音乐来源于劳动，而且在原始部落里，不同的劳动便会有不同的音乐伴随，这即是人类最早的音乐，也就是节奏。[19] 244-245节奏作为音乐最基本的元素，它的产生本身就是一种隐喻，它隐喻人类的协作精神、劳动的愉快和节奏本身给劳动带来的轻松。考古和考察证明，人类最早的打击乐器是鼓，吹奏乐器是笛子。这些最原始的乐器直到今天仍然被人们广泛使用，甚至成为我们民族的特色。情感最容易外现，思想却往往藏而不露，所以要实现隐喻，艺术就不仅要表现情感，还必须表现人的思想。[19]221就音乐而言，节奏更多的是情感的外现，而旋律却更多的是思想的表现。情感与思想构成了隐喻的音乐。所以普列汉诺夫认为：“艺术起源于一个人重新唤起他在周边环境的影响下所体验过的一些思想和情感；在绝大多数情况下，这样做的目的就是要把那个让他多次想起、多次感受到的‘东西’传达给别人。所以，艺术可以说是一种社会现象。”[19]221因此，要实现音乐的隐喻，光有节奏显然是不够的，还必须有旋律(曲调)。从真正意义上来看，旋律才是音乐形式化成熟的标志。实际上，当人类在节奏的基础上，发现了旋律以后，就已经具备了音乐隐喻的能力了。骨笛、鼓、竹管(打击乐器)、弦拨乐器等的出现，已经证明人类的音乐由对简单的劳动节奏的表现发展到了审美的、隐喻的阶段。

音乐作为声音的艺术，在古人那里是代代口头相传的，当时究竟有什么的乐曲，我们今天自然是看不到了，所以我们最多也只能从乐器的发展来看其发展了。在旧石器时代晚期和新石器时代，伴随着人类思维的成熟，在我国开始出现了作为演出的多种骨笛、石制乐器磬以及陶鼓、陶铃、陶埙等乐器，这些乐器的出现，一方面成为中国新石器时代人类社会进步的隐喻(农业的发展、经济的发展、取火和用火、烧制具有实用和审美价值的生活用陶器等)，一方面成为音乐发展完整化、系列化、规范化的隐喻。进入旧石器时代晚期的后期和新石器时代，人类祭祀、庆典、节日、除邪扶正、婚丧等，应该都会有音乐伴随，音乐更多地体现的是某种隐喻。音乐作为感化人、教育人、传情达意的工具，更多体现的是特定环境下的隐喻价值。《礼记·仲尼燕居》记载：“下管《象》《武》，《夏籥》序兴，陈其荐俎，序其礼乐，备其百官，如此而后君子知仁焉。”[20]744意思是说：堂下的乐师们用笙、排箫吹奏着《象》《武》两支舞曲，以表示国君对周文王、周武王功业的崇敬。由此可见，古代的大人君子相见时，不一定寒暄施礼，只需要凭借礼乐就可以传情达意了。这也就是说，音乐更多地就在于其隐喻价值。到了先秦时期，人们尤看重这一点，因此音乐的地位当然也就非同一般了。关于“籥”，甲骨文中的字形是若干个吹管排在一起；许慎在其《说文解字》中解释说：“书童竹笘也。”[21]95原本指古代儿童习字的竹片，可以擦去再写，这里其实是代指排箫，因为排箫在周代很盛行。

参考文献：

[1] 束定芳.隐喻学研究[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0.

[2] 张浩.思维发生学[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

[3] 朱长超.思维史学[M].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10.

[4] [意]维柯.新科学[M].朱光潜，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

[5] [瑞士]皮亚杰.发生认识论原理[M].王宪钿，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

[6] [加]海基·菲里.与张光直交谈[J].[美]冷健，译.华夏考古，1997，(1)：93-110.

[7] 户晓辉.中国人审美心理的发生学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

[8] 吾淳.中国思维形态[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

[9] [美]M.W.瓦托夫斯基.科学思想的概念基础——科学哲学导论[M].范岱年，译.北京：求实出版社，1982.

[10] [德]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M].刘丕坤，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11]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12] [德]J.G.赫尔德.论语言的起源[M].姚小平，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8.

[13] [美]约翰·杜威.艺术即经验[M].高建平，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

[14] 何俊芳.语言人类学教程[M].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5.

[15] [俄]列夫·谢苗诺维奇·维果茨基.思维与语言[M].李维，译.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97.

[16] [法]雅克·德里达.声音与现象[M].杜小真，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

[17] 朱狄.艺术的起源[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

[18] [德]格罗塞.艺术的起源[M].蔡慕晖，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

[19] [俄]普列汉诺夫.没有地址的信[M]//大师谈美.李光荣，译.重庆：重庆出版社，2008.

[20] 王文锦.礼记译解(下)[M].北京：中华书局，2001.

[21] [汉]许慎.说文解字[M].北京：中华书局，1963.

【责任编辑马俊】

On the Beginning and Development of Chinese Music Metaphor

WANG Bing-she

(School of Humanities, Weinan Normal Unviersity, Weinan 714099, China)

Abstract:Human’s metaphorical ability has been formed before the art was created. During the period of Homo neanderthalensis, human’s formal aesthetical thinking has already been formed, while in China it is the period of the Upper Caveman. About ten thousand years ago, the significant artistic works were already formed, while the bone flute created has presented the real formation of our ancestors’ music thinking. That is to say, when the music has developed to a certain stage, the instruments have naturally been formed, so the formation of the Chinese music metaphor is earlier than the invention of the bone flute. Any art has its own language and thinking has the close relationship with language. As for the creation of language and thinking, thinking is apparently earlier than language, hence language is the external or the formation of thinking. The art bridges the internal thinking and the external language. The art is presented metaphor as the external formation of thinking. In contrast with the animals, human has the complete autonomy and freedom. Therefore, human considers the objects as the existence of metaphor to some degree, while the animals eye the objects as the thing different from their own. Music metaphor is the earliest language of human and music metaphor is the earliest metaphor of human. Stepping into the late of the Upper Paleolithic Age and the Neolithic Age, human has the music in their sacrifices, celebrations, holidays, worships, and weddings and funerals, but music mostly represents a certain metaphor. Music as the tool of persuasion, education, expression mostly indicates the value of metaphor in special settings.

Key words:music metaphor; artistic metaphorical thinking; language; metre; rhyme

作者简介：王炳社(1960—)，男，陕西大荔人，渭南师范学院人文学院教授，渭华学者，硕士研究生导师，全国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人文社会科学)获得者，主要从事艺术隐喻研究。

基金项目：陕西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中国音乐隐喻史研究(2015J025)

收稿日期：2015-12-16

中图分类号：J60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9-5128(2016)03-0084-09

【艺术与历史文化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