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奉桥, 魏李梅

(1.中国海洋大学 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山东 青岛 266100；2.曲阜师范大学日照分校 新闻系, 山东 日照 276826)



试论陈忠实文学思想的形成机制

温奉桥1, 魏李梅2

(1.中国海洋大学 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山东 青岛 266100；2.曲阜师范大学日照分校 新闻系, 山东 日照 276826)

摘要：陈忠实的文学思想经过了一个漫长而艰难的蜕变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剥离”是其文学思想形成的重要心理机制，是陈忠实文学思想形成的理论原点和逻辑起点，陈忠实的文学思想和艺术个性是在不断剥离的过程中建构起来的。剥离与重构构成了陈忠实文学思想互为因果的两极。

关键词：陈忠实；文学思想；剥离；重构

从1965年在《西安晚报》发表第一篇作品起，陈忠实的文学创作已达半个世纪，在半个世纪的文学生涯中，其文学思想经过了一个漫长而艰难的蜕变过程，从最初忠实地“信服”柳青，崇仰《创业史》，到最终完成《白鹿原》，其创作和文学思想在不同历史时期呈现出迥然相异的风貌。陈忠实文学思想的流变带有某种普遍性意义，从陈忠实身上，可以看到中国当代文学特别是新时期文学演进的整个过程，《白鹿原》在一定意义上标志着陈忠实文学思想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那么，陈忠实文学思想的蜕变过程也即新的文学思想形成机制又是如何呢？简单地说，就是剥离与重构，剥离与重构构成了陈忠实文学思想互为因果的两极，陈忠实独具个性的文学思想是在不断剥离的过程中逐渐建构起来的。

一

陈忠实喜欢用“寻找属于自己的句子”来概括自己的创作。在一定意义上，所有的创作本质上都应该是“寻找属于自己的句子”的过程，然而，并非所有的作家都意识到并最终寻找到了“属于自己的句子”，因为，这要受到诸如政治、时代、作家个人修养乃至读者等诸多因素的限制。陈忠实是幸运的，他不但意识到并自觉去寻找“属于自己的句子”，应该说，陈忠实在《白鹿原》中已经基本寻找到了“属于自己的句子”。陈忠实通过一次次不断自我“剥离”，完成了从文学思想到创作的超越和建构。“剥离”是陈忠实文学思想的一个核心概念，也是他重构自己“小说学”的逻辑起点。

陈忠实认为，20世纪80年代中国文学曾“经历过一次又一次痛苦而又雄壮的剥离，除却的是陈腐的‘本本’所造成的积久的沉疴，获得的是新鲜的充满活力的血液的涌流”[1]68。这同样适合于陈忠实创作和思想实际。早在20世纪70年代末，陈忠实就开始了思想和心灵的“剥离”过程。陈忠实的“剥离”表现为思想认识和文学观念两个层面。第一个层面，思想认识的剥离。与柳青、王汶石等陕西作家相似，陈忠实也是一个“农民作家”，他不但熟悉农民，而且曾长期从事农村基层工作，“我自己从来都是以公社干部姿态和心态和农民说话办事打交道，似乎没有发生过以作家的心态和姿态去体验和观察他们的生活”[2]93-94，这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其早期文学创作的基本风貌和价值取向。然而，1982年的一次经历——到农村督查包产到户政策的落实情况——对他触动很大，看着那些忙着分田分地的农民，陈忠实忽然意识到“我现在在渭河边的乡村里早出晚归所做的事，正好和30 年前柳青在终南山下的长安乡村所做的事构成一个反动”[2]91，“生活发生了急剧的变化，旧的秩序和旧的组合形式被打破了，新的秩序和新的组合正在建立中”[3]533，这促使陈忠实开始自觉思考中国社会特别是农村的历史和现实，并由此开始了农村基层干部到一个作家的思想认识和心态转换。

对于一个作家而言，更重要的也许并不是一般意义上思想认识的变化，而是文学观念的裂变。陈忠实坦言，自创作以来其文学思想曾发生了两次 “反省”：第一次是20世纪70年代末对极“左”文学观念的反省和涤荡；第二次发生在20世纪80 年代初，这是一次更彻底的“从血肉到精神再到心理的剥离过程”，最终“使自己从已经僵化的革命叙述模式中走出来”[1]83。特别是后一次“反省”，从根本上动摇了陈忠实几十年来所形成的文学理念，开始以一种新的眼光来看待文学和创作。如前所述，陈忠实起初是一个农村基层干部，这种身份决定了他从政治—社会的视角看待文学，这几乎就是一种无意识，因此，他的第二次“反省”，充满了高度自觉和更多的艰难，甚至具有某种决绝和悲壮感。

众所周知，同为陕西作家的柳青是新中国成立后家喻户晓的作家，也是陈忠实“最崇拜的作家之一”，陈忠实曾先后“购买过九部《创业史》”。20世纪70年代早期，陈忠实甚至冒着风险把《创业史》带到五七干校，“我给《创业史》包装上《毛泽东选集》的红色塑料封皮，偷偷阅读”。在文学思想方面，陈忠实不但承袭了柳青“文学是愚人的事业”，作家“要把60年作为一个单元”的文学主张，特别是对于柳青的文学创作“三个学校”(生活的学校、艺术的学校、政治的学校)的理论，陈忠实更是其忠实信徒。从初登文坛直至20世纪80年代早期，柳青一直是陈忠实膜拜的对象，在创作初期，甚至把模仿柳青作为自己的文学目标和价值追求，以至于“我最初发表的几篇小说，被很多读者误认为是柳青另附笔名的作品”[4]。因其作品明显的“柳青味”，陈忠实曾被誉为“小柳青”。陈忠实曾说，柳青对其整个创作的影响“几乎是潜意识的”。然而，1980年代中期，陈忠实已开始清醒意识到“必须尽早甩开被崇拜者的那只无形的手，走自己的路”，“什么时候彻底摆脱了柳青，属于我自己的真正意义上的创作才可能产生”[5]392。由此，陈忠实开始了“彻底摆脱作为老师的柳青的阴影”的文学之旅，并在此基础上开始着手“建立自己的语言结构形式”[1]31。从创作层面而言，《蓝袍先生》是陈忠实文学自觉的开始。在这部小说中，陈忠实努力挣脱原有文学思想和创作模式的羁绊，开始探索属于自己独特的文学之路，并最终完成了文学观念的蜕变。这一“反叛”柳青事件，标志着陈忠实在真正意义上开始建构自己的艺术个性。

陈忠实通过思想和心灵的剥离，完成了新的自我建构，然而，这是一个艰难而痛苦的过程。剥离其实就是一种“自虐式的反省”，“无异于在心理上进行一种剥刮腐肉的手术”，剥离的本质是“以真正的文学来排弃思维和意识中的非文学观念”，从而“不断进入文学的本真”[1]83；同时，这又是一个凤凰浴火重生的过程：“剥离的实质性意义，在于更新思想。”“剥离……我原有的‘本本’，注入新的更富活力的新理念。”[2]102陈忠实对文学有了自己的独特体悟和认识，原先的“干部姿态”彻底隐退，“作家姿态”成为陈忠实新的文学自我。

“剥离”后的陈忠实更习惯于从“生命体验”而不是政治—社会的视角看待文学，他把创作定义为“作家的生命体验和艺术体验的一种展示”[6]4。所谓“生命体验”的说法，是对当代文学之现实主义传统的超越，达到了更高、更深的层面，从生活真实达到了生命真实、心理真实，也即一种主观的真实、文学的真实，“生命体验不单是以普通的理性理论去解剖生活。而是以作家个人独立的关于历史关于人的生存的一种难以用理性言论做表述而只适宜诉诸形象的感受或者说体验”[6]46-47。从早期强调“深入生活”到后来的“生命体验说”，是陈忠实具有标志意义的一次思想“剥离”。“生命体验”构成了陈忠实后期文学思想的关键词。没有这次“反叛”柳青的自觉行动，陈忠实就不可能有真正意义上的文学个性，更不会有后来的《白鹿原》。陈忠实怀着一种“破禁放足不做囚”的精神，完成了真正意义上的文学自觉。

二

剥离不是目的，剥离是为了重构新的文学自我。陈忠实对柳青的“反叛”，具有某种隐喻性质，陈忠实所真正“反叛”的其实是一种传统的文学观念和文学模式——具体说就是以《创业史》为代表的革命现实主义文学。革命现实主义文学曾长期占据中国当代文学的主流位置，取得过巨大成就，也存在着严重不足。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对革命现实主义文学的反思、检视，成为当代文学自我突破的前提。虽然陈忠实一直把《创业史》奉为典范，但同时他也清楚地知道，《创业史》的时代已经过去，走出《创业史》的影子乃至走出革命现实主义文学的束缚，是他必须面对的文学使命，只不过他比一般作家在反思的道路上走得更远更自信。走出了柳青“阴影”之后的陈忠实，并不意味着已经完成了自我建构，甚至可以说，他的真正“剥离”才刚刚开始。陈忠实并没有停止继续“剥离”的脚步，而是开始了更为深入和彻底的自我“剥离”过程，即更为自觉地审视自己的文学思想和创作，一步步艰难地从传统的文学观念禁锢中挣脱出来，开始了更深层面的剥离过程。

陈忠实是一个自我意识很强的作家。他很早就意识到：“一个作家如果没有属于自己思想上和艺术形态上的一种全新的、有异于所有人的作品形态的作品，那么，这个作家是立不住的。”[7]48正基于此，陈忠实总是努力建构属于自己的“小说学”。虽然陈忠实把《白鹿原》看作现实主义创作，但很显然，正如作者自己所坦陈的那样，《白鹿原》对自己原先遵循的现实主义“已经不再完全忠诚”。《白鹿原》已经不同于传统意义上的现实主义文学，在陈忠实看来，现实主义的既有模式或范本“不应该框死后来的作家，现实主义必须发展，以一种新的叙事形式来展示作家所能意识到的历史内容和显示内容，或者说独特的生命体验”[6]33-34。陈忠实在思想观念深处已经赋予现实主义文学以新的思想内涵和文本形态。陈忠实文学思想的独特之处集中表现为：强调文学创作中生命体验、艺术个性和直接感受的积极作用，强调为文学注入新鲜活力和新鲜创造理念，强调摆脱传统现实主义理论的束缚，为自己的独特体验寻找“最富有个性化的独特表述”，也就是“致力于回到事物本身的现实主义创作精神”[1]155，而不是停留在某种观念和理性层面。回归生活、回归更高层面的真实，构成了陈忠实现实主义诗学的主要内涵，这在一定意义上是对传统现实主义文学理论的发展和超越。陈忠实指出：“现实主义者也应该放开艺术视野，博采各种流派之长，创造出色彩斑斓的现实主义；现实主义者更应该放宽胸襟，容纳各种风貌的现实主义。”[6]33-34陈忠实正是以一种前所未有的开放襟怀，通过《白鹿原》建构了一种新的现实主义美学体系。

同时，陈忠实的文学思想承续了20世纪中国文学主体性思想的流脉。20世纪中国文学特别是1942年以后的文学，一直存在着一种犬儒主义思想，把文学看作是生活的奴仆；同时，或隐或显地也存在着对这一理论不同的另一关于文学的想象和认知，20世纪40年代，胡风提出了“主观战斗精神”的命题，20世纪80年代刘再复、王蒙等人又提出了文学的主体性问题，从文学谱系而言，陈忠实属于这一文学流脉。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前，陈忠实实际上并没有摆脱革命现实主义文学的拘框，他此时的小说如《信任》《徐家园三老汉》《猪的喜剧》《立身篇》《七爷》等，皆从政治—社会的视角切入现实，遵循着文学创作“生活体验”至上的原则，保持与现实生活的同步性，但是缺乏应有的思想探索和艺术创新的冲动，基本停留在一种现象化写作层面，有的学者把陈忠实这一时期的作品称为“随顺的平面化写作”，并非没有道理。20世纪80年代中期之后，“生命体验”则成了陈忠实小说学最核心的概念。从“生活体验”到“生命体验”，一字之差，则反映了完全不同的文学思想和创作理念，前者基本还是一个现实主义的概念范畴，而后者则抵近了文学的最本质内核。陈忠实曾把这种飞跃归为“接受了一种文化心理结构学说”，其实，这仅仅是表象，真正内在的原因还在于它对传统现实主义文学观的剥离，从反映现实到表现一个民族的心灵秘史进而表现独特的生命体验，陈忠实已经在全新的意义上完成了自我建构。

陈忠实就自己文学思想的形成过程提出了著名的“两层纸”理论：第一层纸是认识到“文学仅仅只是一种个人兴趣”，到50岁时捅破了另一层纸，“创作实际上也不过是一种体验的展示。体验包括生命体验和艺术体验而形成的一种独特体验”[3]516。同时，陈忠实曾严格区分“生活体验”与“生命体验”，他认为文学应该破除“顺着一种公用的通行的理论思维去概括生活”的做法，生命体验和艺术体验熔铸而成的“双重性体验”，才是一个作家艺术个性形成的根源。陈忠实认为，创作追求的是“对人的一种合理的生存形态的思考”，因此，他为自己创作立下的信条是“寻找真正的现实主义的本真的东西”。作为一个现实主义作家，陈忠实把真实性看作自己“从未偏离更未动摇过的艺术追求”[8]，然而，他已经从早期作品追求现象性的表面真实过渡到了更深刻更内在的艺术真实，即“必须面对生活的直接的感受性”[1]61。“面对生活的直接的感受性”而不是被动地接受既有的简单化理论对文学的过分宰制，是《白鹿原》把当代现实主义文学创作推进到了一个新的高度的主要原因。陈忠实拓展和丰富了传统现实主义文学的美学观念和审美样态，使现实主义文学呈现出更为开放的样态。

三

陈忠实文学思想更深层的重构还表现在历史观方面，这是一个更重要的重构。许多学者都谈到《白鹿原》的叙述视角，陈忠实也多次谈道：“到了八十年代中期，我自己觉得我已经开始从另一个视角去看生活，虽然看的也是当代生活，但视角已经不是一般的触及现实社会生活矛盾这些东西了。”[1]55在《白鹿原》创作手记中，陈忠实更是反复提到“文化心理结构”理论对其创作的影响：“我过去遵从塑造性格说，我后来很信服心理结构说；我以为解析透一个人物的文化心理结构而且抓住不放，便会较为准确真实地抓住一个人物的生命轨迹。”[2]191-192其实，《白鹿原》最主要的突破还不是表现在叙述视角的独特性方面，而首先是一种新的历史和革命史观的建构。正如有的论者所指出的那样“作品最突出的成就是彻底改变了过去文学中固有的历史观”[1]180，这其实是陈忠实超越艺术层面的更高意义上的一次自我突围。

《白鹿原》的成功很大程度上源于打破了传统二元对立的认知模式和价值评判坐标，特别是其对革命意识形态的剥离，表明陈忠实已经超越了政治—社会的文学视角，突入了文化—人性的视域，体现了一种整体性的历史观。许多学者都谈到《白鹿原》与中外小说如《百年孤独》《静静的顿河》《创业史》等的联系，作家自己也毫不避讳《百年孤独》《霍乱时期的爱情》《罗马女人》《活动变人形》《古船》等对他的影响，同时，陈忠实为了创作《白鹿原》，不但通读了《蓝田县志》《长安县志》《咸宁县志》等地方史志，而且还涉猎了大量历史和外国心理学著作，他力图破除革命现实主义文学非此即彼、二元对立的价值立场，开始走向一种“混沌美学”，逐步走进历史和人性的丰富性。陈忠实的这种努力在小说《蓝袍先生》《轱辘子客》《地窖》《四妹子》已初露端倪，在这些小说中，陈忠实已不满足于简单的外部描写，他在重新思考文学是什么的同时，把关注的目光开始投向历史和人性的深处，这其实是《白鹿原》最初的艺术铺垫。有的学者称《白鹿原》是一个“整体性的世界”[1]139，一系列重大敏感的事件如辛亥革命、国共合作等，都在这部作品中得到了完整性呈现。所谓“整体性”，其实是相对于革命现实主义文学的泾渭分明、概念化、脸谱化而言的。陈忠实曾说：“中国近一个世纪的历史所有悲剧的发生都不是偶然的，都是这个民族从衰败走向复兴复壮过程中的必然。这是一个生活演进的过程，也是历史演进的过程。”[1]138至此，陈忠实走出了简单化的革命历史观，建构起了一种更为开阔和完整的历史视野，这既是一种建构，更是一种超越。

对历史的书写反映了作家对现实理解的能力，作家的历史态度是其现实价值取向的表现。陈忠实在《白鹿原》中“企图追求一种历史的真实”，这种“历史的真实”已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简单的表面也即现实层面的真实，而是一种心理—感受的真实，即生命体验的真实，而体验的真实具有一种整体性乃至混沌感，“历史是可以被处理成条分缕析，一目了然的，但是，实际的情形，特别是在不同的人那里留下的情感上、心理上的那一切却是怎么也说不清楚的”[9]3。《白鹿原》不但与传统的如《红旗谱》《创业史》等经典现实主义小说对现代革命及其历史的书写不同，也与当下许多新历史主义小说迥然有异。《白鹿原》让我们看到了历史的另一面，对历史的另一种理解和书写。传统现实主义小说的那种明晰性、确定性没有了，取而代之的是某种如同生活本身的复杂性、模糊性甚至矛盾性。批评家雷达和何西来都提到了《白鹿原》的矛盾性，雷达说：“我始终认为，陈忠实《白鹿原》中的文化立场和价值观念是充满矛盾的。”[1]152而这种矛盾性源于这部小说“静与动、稳与乱、空间与时间这些截然对立的因素被浑然地扭在一起所形成的巨大而奇异的魅力”[1]137。复杂性构成了这部小说最大艺术魅力，并且，这种复杂性不仅表现为对历史的理解方面，也贯穿于每一具体人物之中，无论是白嘉轩、白孝文、黑娃、田小娥，还是鹿子霖、鹿兆鹏、鹿兆海、鹿三等，无不充满了矛盾，充满了作为一个个体的人而不是某种观念和符码的丰富性，这是《白鹿原》成功的最为重要的原因之一。本雅明说：“小说是在生活的丰富性中，通过表现这种丰富性，去证明人生的深刻的困惑。”[10]295《白鹿原》所包含的巨大的历史文化特别是人性内涵，已经远远突破了革命现实主义文学的政治—社会层面的意识形态书写，体现了更深广更超越的意蕴，这也许就是《白鹿原》卷首所说“一个民族的秘史”的真意所在。“秘史”超越了阶级、政党的立场，超越了意识形态立场，建构了一种基于历史真相之上的更高的真实，有的学者称之为“第三种真实”[5]138。所谓“第三种真实”，本质是一种新的历史观。同时，《白鹿原》虽然糅合了象征主义、魔幻现实主义的艺术手法，但是，它仍旧是一部植根于中国这块古老土地上的故事，属于典型的“中国叙事”，正如日本学者吉田富夫所言：“只有中国大地才能哺育出来这样的作家和作品。”[1]159

陈忠实文学思想的流变和生成机制，既具有个体性，也带有某种共通性，在一定意义上可以看作中国新时期文学流变的一个缩影。陈忠实仍在路上，仍在“寻找属于自己的句子”，因此，剥离和建构之于陈忠实，是一个“未竟的事业”，他将在不断剥离的过程中，建构起新的文学自我。

参考文献:

[1] 李清霞.陈忠实研究资料[M].济南:山东文艺出版社,2006.

[2] 陈忠实.寻找属于自己的句子——《白鹿原》创作手记[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9.

[3] 陈忠实.陈忠实文集[M].西安:太白文艺出版社,1996．

[4] 陈忠实，刘睿.再说《白鹿原》——与陕西广播电视台主持人、西北大学文学博士刘睿对话[J].渭南师范学院学报,2014，(18):69-84.

[5] 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部.《白鹿原》评论集[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

[6] 陈忠实.陈忠实创作申诉[M].广州:花城出版社,1996.

[7] 冯希哲，赵润民.走近陈忠实[M]. 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06.

[8] 马平川．精神维度：短篇小说的空间拓展——陇上对话陈忠实[J].文艺理论与批评,2008，(5)：52-57.

[9] 洪子诚.百花时代[M].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99.

[10] [德]瓦尔特·本雅明.本雅明文选[M].张耀平,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

【责任编辑马俊】

Separation and Reconstruction: on Chen Zhongshi’s Literary Thought System

WEN Feng-qiao1, WEI Li-mei2

(1. College of Literature and Journalism, Ocean University of China, Qingdao 266071, China;2. Department of Journalism at Rizhao, Qufu Normal University, Rizhao 276826, China)

Abstract:Chen Zhongshi’s literary thought has undergone a long and difficult changing process, in which separation is the most important psychological system as well as the literary and logical starting point of his works. Chen Zhongshi’s literary thought and artistic personality have been built upon the process of separation. Separation and reconstruction have formed the two poles of his literary thought.

Key words:Chen Zhongshi; literary thought; separation; reconstruction

作者简介：温奉桥(1968—),男，山东沂源人，中国海洋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教授，文学博士，2009年入选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国新时期小说隐喻叙事研究(15BZW035);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威廉·福克纳对中国新时期小说的影响研究(13BWW007)

收稿日期：2015-08-10

中图分类号：I04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9-5128(2016)03-0009-05

【秦地文化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