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舒宪

(1．上海交通大学人文学院，上海 200240;2．中国社会科学院 文学研究所，北京 100732)

人是宇宙间唯一的精神性生物。有信仰和没有信仰，最大的差别就在于，人的精神如何安顿。

2015年2月13日，临近羊年春节还有几天，首都机场人满为患，安检的长龙排得水泄不通，我从北京飞往贵阳，次日晨到花溪水畔的孔学堂作公益讲座。讲题是“探寻中国文化的信仰之根”。

孔学堂随着近年来的传统文化复兴而成立，它依山傍水而建，是目前我国占地面积最大、投资最多的国学实体机构之一。今年三月就要举行开学大典，国际儒学联合会和诸多名牌大学都将有机构入住。我是马年的最后一位主讲人。我讲的主旨是:国人熟知的宗教信仰如儒释道等，都是华夏文明形成以后萌生出的或自外国传播而来的信仰，需要深究的是比这些更早的即文明形成之前的信仰，故称“信仰之根”。通过三十年的探索，我认为那是东亚史前先民对玉石的神圣化和神话化信仰，简称玉教。没有玉教的信仰驱动作用，不会有在四千年前就覆盖东亚洲大地数百万平方公里的相对统一的玉礼器文化现象，如玉玦、玉璧、玉璜、玉琮和玉璋等。玉教在进入青铜时代以后，催生出儒家君子比德于玉和玉振金声的价值观，道家的食玉修炼实践和玉皇大帝信仰。玉教在汉代以后急剧衰落，衰落之前曾达到一个发展的峰巅，表现为中国传统文化独有的一大奇观:王者级别的金缕玉衣制度。其初衷是通过代表天神和永生的玉，制成包裹全身的鳞甲，帮助死者获得先下黄泉后升天国的顶级待遇。

讲座之后的互动时间，有听众发问:“你认为目前的中国还有信仰吗?我们该怎么办?”

我回答:自从20世纪初年“打倒孔家店”以后，中国文化的道统被连根斩断。随西学而来的世风是普遍的崇洋媚外，作为国教的信仰在我国已荡然无存。寺庙中热闹的景象主要不是出自信仰，更多的是临时抱佛脚的现实需要和旅游观光业的拉动。重建信仰是举国上下所面对的首要时代难题。

依依惜别孔学堂，当晚从贵阳回到西安过春节。老朋友朱鸿得知，立即邀我到他家聚会，并欣赏他新近收藏的古玉。其中有一对青玉圆雕的鹰熊，其造型特征为鹰首熊身合成一体，并呈现为王者威严的端坐姿态，其谐音为“英雄”，寓意深长，属于地道的华夏文明独创神话形象。他说是因为看了有关鹰熊的拙文［1］，才特别留心在古玩市场寻找这种神话意味十足的玉雕形象。考古出土的较早实例是安阳殷墟的商代玉雕鹰熊，更早的渊源应上溯到五六千年前的红山文化玉器。窃以为先民虔敬地雕琢出这样的神幻意象，当初一定不是为了谐音或好玩，而是要塑造出信仰中的神圣对象，犹如西方的神话形象格里芬(鹰头狮身)。对于西方神话而言，狮子是陆地上的百兽之王，鹰隼是天空飞鸟之王，将陆地之王与天空之王的形象合二为一，这当然是神话信仰驱动的创作行为。作家罗琳构想的小主人公哈利·波特求学的“格里芬多学院”，就得名于此类神话意象。东亚大地本没有狮子，熊才是这里最大的食肉动物。黄帝号有熊，透露着国族信仰之根脉中的图腾圣物。五年前，我在大唐西市买到一件汉代绿釉陶灶，灶身下由四只熊足挺立，较为稀见。其熊足陶器的神话宇宙论意味，对于早已全然遗忘了本土熊神话的当代人，显得十分陌生和隔膜，也就在情理之中。今年春节娱乐界的一大看点，乃是21世纪以来中国文学的第一畅销小说《狼图腾》借助于外国大导演的推波助澜，在十一年后终于搬上银幕。看着朱鸿面对自己寻宝得到的鹰熊玉器那一份感觉，好像信仰者终于寻觅到渴望已久的朝圣之地一般。要问华夏文明中究竟有没有过狼图腾的信仰，只要到古往今来的玉器形象中寻找一番，马上就能有答案。因为古代玉雕最讲究的就是崇拜、敬奉和吉利，凡是正面的东西均可进入玉雕，麟凤龟龙、猪马牛羊鸡、十二生肖、松鼠葡萄、灵芝如意、福禄寿喜、童子寿星、佛陀观音，堪称无奇不有。凡是负面的东西没有一种见诸于玉雕。至于玉雕的狼，在洋洋大观十五卷本的《中国出土玉器全集》中，覆盖上下八千年的数千件玉器中，竟然找不到一件。

从宗教社会学立场看，狼图腾借助于文学的渲染和媒体的炒作，所形成的热潮，能够从一个侧面见证信仰失落的社会后果:居然会让莫须有的偶像来替代性地填充整个国族的信仰空缺。我想朱鸿兄应该对此有话要说。

由于工作关系，我自1993年调离陕西，告别曾经生活过二十六年的古都。1999年元月由海南大学调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此后几乎每年都要从北京回西安探亲或讲课。朱鸿兄是每次必见的笔友。我的职业是人文研究，写作的方式以引经据典的研究论文为主，朱鸿作为职业作家，以写散文而闻名海内。我们心底间对中国文化的那一份深切认同和探索的激情，则是完全一致的，也是多年来交往频繁的主要纽带。

去年夏我在甘肃参与组织的齐家文化研讨会和玉帛之路考察团，属于在大西北地区找回中国史前古老的玉石神话信仰的一次学术尝试，也邀请朱鸿参加。他因故未能成行并深表遗憾。考察团从民勤、高台、武威、张掖、嘉峪关等县市穿过，一路沿着河西走廊直达瓜州，探访沙漠掩埋下的西玉东输中转站遗迹。返回时则由扁都口穿越祁连山，寻访深山中的裕固族聚居区，探查祁连玉产地，并取道青海和兰州、定西，回到西安。朱鸿兄去年惠赠新出文集《长安是中国的心》。窃以为这是他二十多年创作历程“三级跳”的代表，即从早年的文人散文，到新世纪初的文化散文，再到如今的“格物致知”符号化境界。要追问这三级跳的内在动力，这和朱鸿勤于钻研学术，能够在知识格局上不断超越和与时俱进，有非常密切的关联。我曾用“弄笔·弄瓦·弄璋”，概括朱鸿的人生体验三阶段与散文写作三种格调。如今看他的藏品，再读他的文字，感到需要补充的一点是，生长在本土信仰失落的西化和城市化大潮裹挟下，朱鸿用他的文字和行为，体现着一个本土文化守护者的职责。他笔下流露出的痛苦、悲愤和他的写作动力，均有系于此。其散文写作，是信仰失落时代的一个文人虔敬求索的见证。从半坡读陶，到碑林嚼字，还有周原访古，甘泉宫读瓦，悠悠渭水，滚滚帝陵，下辋川，登华山，到马嵬坡体会唐明皇与杨贵妃的离愁别恨，在鸿门宴故地揣测刘邦项羽的性格，北上寻萧关，南下觅武关，去楼观台想见老君智慧，到兴教寺体悟玄奘圆寂……这些都是他真切希望在八百里秦川黄土地中找回信仰的不倦努力。

朱鸿出生在长安少陵原一个农家，村外的野狼叼走三岁小孩长希的景象，给他留下毕生难忘的记忆［2］(P180)。他上大学后成为城市人，并没有“怀念狼”的雅兴，却对家乡田园被工业化浪潮席卷的文化变迁非常焦虑。且看他2008年完成《魂绕少陵原》一文后的附记:

谁也阻挡不住工业化，不过我未想到它来得如斯之快，竟侵入少陵原，并将吞噬我的村子。……遗憾时代所好在工厂，在工业产品。少陵原之毁完全是文化之毁!［2］(P196)

同样面对文化断根的现实，我曾写论文《人类学质疑发展观》表明学者的态度，朱鸿则用激情四溢的散文，发出他的呼声。仅有山河大地，并不能容纳和安顿这一颗寻找信仰的虔诚之心。文人还需要有所寄托和有所移情。大约九年前的一个冬天，我们共同邀请学者兼小说家赵宇共兄到八仙庵古玩集市补习古物的知识。由淘宝经验丰富的赵兄负责鉴别把关，朱鸿兄用120元买到一件完整的汉代瓦当珍品，如获至宝。此后竟然一发不可收，在作家、学者的身份之外，又多出一个身份:收藏家。对古代文物的专业认知和情感投入，会给作家带来前所未有的灵感回报。数年后，朱鸿在明德门的新宅客厅，俨然成为秦砖汉瓦的小展厅。每次来西安，见面的地方常常是古玩市场。我找玉器，朱鸿找瓦当。散文集中《长安瓦当》、《古玩》等几篇，非亲历收藏之甘苦者所不能言。

2013年6月我和古方策划在榆林召开“中国玉石之路和玉兵文化研讨会”，让古玉收藏家与考古学家相互交流，并现场考察神木县石峁龙山文化古城遗址。朱鸿提在会上宣读论文《石峁遗址的城与玉》(发表于《光明日报》2013年8月14日)，大胆认为建于陕北山梁上的4300年前古城是尧避洪水的杰作。他的说法引起很大反响。会间还安排收藏家们彼此交流和实物鉴赏的场合，朱鸿一眼看中甘肃古玉藏友马某带来的史前齐家文化玉斧。会后竟然背上行囊，独自去河西走廊一带考察兼淘宝。如今再见到朱鸿，谈文学和赏瓦当已经退居次要，谈论中国玉文化并鉴赏古玉成为一大乐事。就政治和人文地理而言，长安是古代中国的心;就物质和精神的统一性而言，玉石神话信仰堪称中国文化的核心。以《长安是中国的心》中第四篇《翠华山》和第六篇《圭峰山》为例，如果能够从华夏玉文化的编码规则入手，就能更好地解读这两座山的得名。上古玉圭的历史，从4500年前的陶寺遗址玉圭和石峁遗址玉圭算起，比今人看到的最早汉字体系殷墟出土甲骨文还要早千年呢。书中《古玩》一篇提到的陈绪万，应该是朱鸿对古玉探究的启蒙人之一。

万卷书万里路是中国文人的人生理想。文化散文与其他文学形式相比，更需要对本土文化的感同身受体认功夫。九年前一次偶然机缘，让朱鸿走出书斋，从弄笔到弄瓦，再到弄璋，让作家体会到周秦汉唐的厚重底蕴，洞察到先于汉字而形成并代代相传不曾中断的华夏文明主脉、中国精神之根。对于所有的书写者来说，还有比这更令人兴奋的东西吗?

三十年来，国内学界有一批学者尝试人文创新，希望形成一个从大地田野再出发的学派，称作“文学人类学”，为西化的文史哲学科的改革提供本土化自觉的新思路。在中国文学人类学研究会中，也有一批像朱鸿一样的作家，常年生活在“地方性知识”的原野和沃土之中，像敦煌藏经洞的灿烂，恩施土家族摆手舞的鼓点，酉阳花鼓戏的韵味，陇东皮影和大地湾的马家窑文化遗址，半坡彩陶上的图腾符号等，都是这一批作者们触发灵感最多的奥秘所在。如《长安是中国的心》后记所云:“凡要研究的，无论远近，一定要身临其境，望之，触之，问之，思之。即使所走之点完全遭毁，彻底夷平，甚至已经为高楼大厦所覆，也要徘徊想象，对接万古。夜以继日，不辞寒暑。事有千头，其功必毕。”［3］(P515)这正是文学人类学同仁在本土文化研究中所实践的“格物致知”学风，那种只靠图书馆文献作业的研究范式，如今正在被四重证据法所提倡的多学科知识整合性的范式所取代。书本所链接的只是文字书写的“小传统”，文物所链接的世界要远大于文字世界，我们将先于文字而存在的传统敬称为“大传统”。

如果一个作家的符号化功夫，总是停留在语言文字符号方面，终觉难以超越;一旦进入文物符号的意义世界，则联通了文化大传统的地气，有利于找到升堂入室的契机。从黄河长江，到秦岭—祁连山—昆仑山，从宝鸡石鼓文到西安碑林，可以说无一不是华夏文明的标志符号。用朱鸿自己的话来说，其文化散文提升境界的法宝有两个，其一叫人文思想，其二叫考古发现。窃以为，前一个法宝是古人今人共享的，唯有后一个法宝，才是古人可望而不可企及的。孔圣人做梦都想见周公，但是他也没有见过周原上的宫殿遗址和大批西周青铜器玉器。仅长安马王镇张家坡西周墓地出土的玉器，就多达1 246件。司马迁是距离秦朝最近的官方史家，可是司马迁也没有亲眼目睹过秦始皇兵马俑的壮观军阵景象……就此而言，知识结构的革故鼎新成为今日学者作家如虎添翼的最大资本。

恢复格物致知的学习态度，可以落实到一个案例上，那就是鹰熊形象的源流辨识。2月19日大年初一，我第N次踏进位于小雁塔的西安博物院。它离我家仅一站多路，自2007年开馆以来，不知已光顾多少次，每次来都有收获。开卷有益，在此可改称“格物有益”。去年来此拍摄的西安动物园出土西汉窦氏墓玉组佩，分明看出有二熊二猴的形象雕刻在象征天国之门的玉环上，回去后写出《论四重证据法的证据间性》一文。这次看到的有十三家博物馆联合举办的“九九阳春——乙未新春羊文物联展”，其中来自河北博物馆的一张图片，展示易县燕下都出土的六件一组战国金器，题为“熊羊文金饰件”。我仔细观看其图像，居然在熊头顶上辨认出阴刻的鹰(或鸮)的头像。这金器到底是要表现羊图腾，还是熊图腾?明眼的观者自会有答案。金器上三种动物之眼都用绿松石镶嵌，熊眼和羊眼用橄榄形绿松石，鹰(鸮)眼则用圆形的。虽然上方的鹰(鸮)眼处和下方的羊眼处分别脱落了一片绿松石，剩下的单眼，还是清晰地展现出三种动物的叠加组合。好一个“一代鸮熊”(枭雄)形象，喧宾夺主一般抢走了羊图腾展览的风头。

当日下午我回京，学友、文友兼玉友朱鸿兄前来送行。我推荐他去看西安博物院的玉器馆，也顺便领略“风萧萧兮易水寒”之地出土的神圣金饰图像，希望能再去走访燕国旧地，目睹出土的“鹰熊抱双羊”实物。

迎接新的羊年到来，还会有比金镶玉的“鹰熊抱双羊”神物更好的礼物吗?

图1 河北易县燕下都出土战国“鹰熊抱双羊”镶绿松石金饰件

［1］叶舒宪．鹰熊、鸮熊与天熊——鸟兽合体神话意象及其史前起源［J］．民族艺术，2010，(1)．

［2］朱鸿．魂绕少陵原［M］∥朱鸿．关中:长安文化的沉积．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

［3］朱鸿．长安是中国的心［M］．北京:三联书店，2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