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伟

[摘 要]甲午战前，中日两国在社会生活、思想文化及军事方面存在一定差距。无论从警察制度、公共交通，还是从学校制度、产业发展来看，与处于前近代国家阶段的清朝相比，日本都已经走上近代民族国家的道路。日本社会的主流思潮是福泽渝吉提出的“脱亚入欧论”，中国社会的主流思想是由早期维新派的一批思想家提出来的，内容从学习西方军事技术到政治、经济、外交、文化诸方面改革，但改革主张尚停留在理论层面上。清朝与日本在海陆军和武器装备上差距较小，在战略、情报战和培养军事人才方面存在差距。清朝实行雇佣兵制，日本采取征兵制。

[关键词]甲午战争；社会生活；思想文化；中国；日本

[中图分类号]K25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3541（2015）06-0093-05

中日甲午战争以清朝失败告终，不仅终结了东亚地区以清帝国为中心的封贡体系，而且进一步加剧了中国半殖民地化的进程。国内学界在甲午战争的相关研究领域已有相当程度的积累，有关甲午战前两国比较的研究尚属薄弱。据作者所知，国内学界有关甲午战前中日比较的研究主要集中于教育、两国政局、海军、情报活动等方面。但对甲午战前两国社会生活、思想文化及军事进行对比的研究成果不多。本文拟从比较视角，对甲午战前中日两国社会生活、思想文化及军事等方面略做比较，以期能从中汲取历史经验和教训。

一、前近代国家的中国与近代民族国家的日本

甲午战前中国处于清朝统治之下，以乾隆朝结束为标志，清朝开始走上了衰落道路，历经嘉庆，到道光朝，国内矛盾愈加突出，人口增长远远超过耕地的增长速度，导致人们生活水平的下降。1600—1800年，中国人口翻了一番多，从15亿增加到3亿多。而同时期的可耕地数量从549亿亩仅增加到791亿亩[1]（p 99）。两相对比，耕地增加数量为50%，而人口增长则超过了100%。另外，行政机构的臃肿和官员的腐败无能，以及巨额财政赤字都显示出清王朝衰落的征象。1840—1842年的鸦片战争，西方列强用炮舰打开了中国大门。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签订，迫使中国开始沦为半殖民地社会。

在社会生活领域，由于清朝地域辽阔，各地民情差异极大，衣着服装和生活状态迥异。在东部沿海地区的开港地，如上海、广州等地西式生活方式有了一定程度发展，穿西装和吃西餐的现象开始出现，但广大的内陆地区还处于自给自足的封闭小农社会状态。种植和吸食鸦片现象比较普遍，男人拖着长辫、妇女缠足依然是当时中国社会的普遍现象。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失败，清朝与英法俄等国又相继签订不平等条约，并借助英法军队镇压了太平天国运动。在镇压太平天国运动过程中，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等汉族官僚认识到西方列强的“船坚炮利”，于是从19世纪60年代开始推行以“自强”和“求富”为目的的洋务运动。洋务运动以1861年1月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的成立为标志，总理衙门总揽一切洋务，处理与西方各国的关系。在此之前，清朝设立礼部和理藩院，分别接待藩邦、属国或外国贡使。从处理“夷务”到总揽“洋务”，不仅是指名称的转变，也从中反映出清朝对西方认识开始有所转变。1862年，经恭亲王奕倡议，仿照西式学校，在北京设立同文馆（外语学堂）。1863和1864年，李鸿章又相继在上海和广州开办广方言馆（外语学堂）和同文馆（外语学堂）。1866年，左宗棠在福建马尾开办船政学堂，分前后两堂，前堂讲授法语和造船，后堂教授英语和航海。1880年，李鸿章在天津创办一所水师学堂。1885年，又在天津开办一所武备学堂，培养军事人才。从总体上看，全国学校數量还非常少，且分布多集中于东部沿海的几个重要通商口岸，这些学校的成立标志着近代意义上的文化教育事业的开始。清政府开始派遣留学生出国留学，从1872年到1881年间，共有120名学童分四批赴欧美留学，其中有以后修筑京张铁路的著名建筑师詹天佑。1876年，福州船政局选送30名学生分赴英法学习海军，其中有以翻译《天演论》闻名的近代启蒙思想家严复。当时中国尚未出现近代意义上的警察制度，社会治安由各级衙门的差役负责。公共交通以驿站运输为主。1881年，在天津以北铺设了一段长20里的铁路，由于清朝统治者的消极恐惧和担心因修建铁路会导致自身失业的车夫和船夫的反抗，铁路事业未得到发展。在洋务运动中，创办了一些民用工业，著名的有：1872年李鸿章支持创办的轮船招商局，1877年李鸿章设立的开平矿务局，1877年李鸿章在黑龙江开办的漠河金矿，此外，在造纸业、棉纺织和火柴业，也开办了一些企业，这些企业多采取“官督商办”和“官商合办”的形式，虽然做出一些成绩，但由于“官督”带来腐朽的官场习气，加之企业自身的封闭和垄断性，所以，并未能实现洋务派希望通过兴办民用工业来实现求富的目标。

1853年，美国佩里舰队来航，打开了日本江户幕府锁国的大门。其后，幕府与西方相继签订一系列不平等条约，日本面临沦为半殖民地的危机。以中下级武士为主的志士，发动倒幕维新运动，于1868年成立了明治政府。1871年明治政府实施废藩置县，形成统一国家。1889年颁布明治宪法，建立了近代日本政治体制。

在社会生活领域，新政权建立之后，提出“文明开化”口号，积极推行以西方为榜样的社会变革。在生活习惯上，人们剪去武士发结，改为剪发，解除佩刀。西餐厅开始在日本出现，人们开始吃西餐，吃猪牛肉、喝牛奶和啤酒，改穿旧式礼服为和服或西服，住西式住宅，使用电灯[2]（p55）。在文化教育事业领域，1871年设立主管教育的文部省。1872年，颁布教育改革法令——《学制》。新学制的基本原则是普及义务教育和科学精神。在各府县设立高等小学。1872年，在东京设立男女师范学校。由于幕府时期私塾有一定普及，所以，开展近代义务教育比较顺利。1886年，文部大臣森有礼又颁布了“帝国大学令”“师范学校令”“中学校令”“小学校令”，进一步健全了近代教育制度。明治政府非常重视派遣留学生和聘用外国专家、技术人才的工作，从1869年至1870年，派出留学生174名，1873年增至373名[3]（p401）。初期以雇用外国专家为主，待遇较高，之后开始培养本国人才。1871年，成立工学校，专门培养高级科技人才。1877年创办东京大学。又选拔优秀人才出国留学，为自主人才培养打好基础。1871年11月，颁布县治条例，在各府县建立地方警察制度。又于1872年8月在司法省设立警保寮，作为全国统一的警察中央机关。之后，在1888—1889年，又进一步改革警察制度，构筑遍布全国的警察网，建立了近代警察制度。在公共交通领域，1872年9月，日本首条铁路即东京到横滨的铁路开通。接着，1874年神户、大阪间，1877年大阪、京都间铁路相继通车。公路交通的发展也很迅速，马车、人力车不断增加，还出现了客运马车。1871年，东京、京都、大阪间通邮，开始建立起近代邮政事业。到19世纪80年代，基本形成了全国水运网络。明治政府提出“殖产兴业”口号，大力发展资本主义经济。1870年，成立工部省，作为领导殖产兴业的总机构，重点是发展铁路和矿山，以官办重工业为主，为军事服务特点明显。

综上所述，两国无论从警察制度、公共交通，还是从学校制度、产业发展来看，日本都已经走上近代民族国家的道路，而清朝尚处于前近代国家阶段。二、中国早期维新思想与日本的“脱亚入欧论”

在甲午战前中国的思想家中，首先要指出的是被称为近代中国启蒙思想先驱的思想家魏源。受鸦片战争失败的冲击，一些官员、士大夫开始感受到强烈的外部危机意识，认识到中国正面临“数千年来一大变局”[4]（ p2151），作为士大夫一员的魏源就是其中之一。具有经世致用思想的魏源在1844年写成《海国图志》一书，介绍西洋的历史地理和西洋的民主政治制度及社会文化。他提出 “师夷长技以制夷”的著名观点。《海国图志》问世之后，在中国知识界引起了一定影响。书中对英美议会、民主制度的介绍与赞美，对中国维新思想的产生起到了启蒙作用。可以说，“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开启洋务运动之滥觞。影响远播日本，对倒幕开国和维新思想的形成和发展也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之后，将魏源“师夷长技以制夷”思想付诸于实践的是被称为早期维新派的一批思想家，其中代表性的学者有冯桂芬、郑观应和王韬。冯桂芬继承了魏源的经世致用传统，在1860—1861年期间写成的名著《校邠庐抗议》中肯定“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进一步提出“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根本，辅以诸外国富强之术”等主张[5]（ p58），这一主张实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思想的先声。冯桂芬倡导“自强”，提倡采用西学、制造洋器，他的思想主张对洋务派有很大影响，同时也被其后的康梁等资产阶级改良派奉为圭臬。郑观应是中国近代早期维新派理论家，首次提出民主与科学口号，在甲午战争爆发前的1894年撰就《盛世危言》一书。全书贯穿“富强救国”的主题，并提出了切实可行的方案，主张赋予议会以“揽庶政之纲领”之权。为了保证能够建立君主立宪制，还提出了一系列与之配套的内政改革，主张大力翻译西方书籍，改革科举考试，录用精通西学的人才。在经济方面，郑观应提出了著名的“商战”理论，认为“十万之豪富，则胜于有百万之劲卒”。王韬是中国早期改良派思想家，在1875年发表的《变法上》《变法中》《变法下》三篇政论中，首次提出“变法”口号，比康有为、梁启超提出“变法维新”主张早23年。康梁的变法思想，在很大程度上受到王韬的影响和熏陶。可以说，王韬是中国维新变法运动的先行者。

当时，中国社会的主流思想是由上述早期维新派的一批思想家提出来的，内容从学习西方军事技术到政治、经济、外交、文化诸方面改革，但改革主张尚停留在理论层面上，大部分主张并未为清政府中以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等为首的洋务派所接受，在洋务运动中得到实施。不过作为洋务运动的思想指导，起到了宣传和推动作用。

甲午战前，在思想文化领域，日本出现了两种代表性思潮，其一是被称为近代日本启蒙思想家的福泽渝吉在1885年3月16日《时事新报》上发表的名为《脱亚论》的社论中提出的“脱亚入欧论”。福泽渝吉是日本明治时期著名的启蒙思想家和教育家，对传播西方资本主义文明和日本资本主义的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被称为“日本近代教育之父”和日本的伏尔泰。他提出“脱亚入欧论”的背景是包括福泽在内的日本民间人士，对日本在朝鲜势力的衰退和支持的朝鲜改革派下台的愤恨，不过，从更深层次的动因来看，它反映出来的是明治政府建立后一贯的外交方针——“远交近攻”，这一方针继承了幕末思想家吉田松阴提出的“得失互偿”观点，主张在与欧美交好的同时，失之于欧美，得之于邻国。在这篇社论中，福泽渝吉认为，中国和朝鲜“遇今文明东渐之风潮，绝无可以维持其独立之道”[6]（ p313），由于其“不仅于我日本毫无帮助，以西洋文明人眼光看来，由于三国地理相接，或将日本视若同类国家，而有意以对中朝之评价来命令我日本”[6]（ p314）。将中朝两国比喻为恶友，宣称“与恶友交善者不免同受恶名，吾等衷心谢绝东亚之恶友也”[6]（ p314）。从实践来看，福泽渝吉提出的“脱亚入欧论”与明治政府已经或正在实施的政策是契合的，日本一方面谋求与欧美诸国修改不平等条约并缔结新的平等条约；另一方面，强迫朝鲜签订不平等条约。为了达到上述目的，日本以扩充军备为手段，逐漸走上了侵略邻国的道路。福泽的“脱亚入欧论”为甲午之战从客观上做了宣传鼓动作用，特别是其将甲午战争定位为文明与野蛮之战，可以说是对其“脱亚入欧论”的最好诠释。福泽渝吉提出的“脱亚入论”成为当时日本社会的主流思潮。

其二是大亚细亚主义，代表性学者是樽井藤吉在1893年写成的《大东合邦论》。他提出日本应和朝鲜对等合并，建立“大东联邦”，并与清朝结盟，联合对抗西方列强。樽井藤吉提出的“大东合邦论”，与福泽渝吉的“脱亚入欧论”针锋相对，但这种思潮未得到日本社会应有关注。

三、中日军事之比较

首先，从军队构成和武器装备上看，清朝陆军一向以八旗兵和绿营兵为主，但到清朝晚期，八旗兵已日益腐化堕落，失去抵抗外侮能力。鸦片战争的失败，迫使清朝开始积极引进西方新型武器装备清军。绿营兵也改组为勇军和练军，成为清朝对外作战的主力。镇压太平天国运动后，大部分勇军被解散，部分改编为湘军和淮军。洋务运动以发展军事工业为重点，李鸿章积极主张军队西洋化。淮军、湘军和练军基本上配备了从欧洲进口或中国军工企业生产的近代武器。而且清军的装备也随着西方武器的发展不断更新，特别是李鸿章率领的淮军，其装备先进程度为清朝各军之翘楚。投入甲午战争作战的清军陆军，主力以北洋陆军（前淮军）为主。清军大炮和机关炮总数为1 733门，洋枪装备23万支，旧式枪支4万支，12万参战部队，机械装备率85%[7]（pp28-29）。海军以北洋海军为主。1880年，李鸿章负责筹备北洋海军，大力购买欧洲近代舰船，兴建旅顺、大连、威海卫等海防要塞。作为清朝建立的第一支近代化海军舰队，截至1888年，北洋舰队拥有军舰25艘，实力位居亚洲第一，世界第八。但1888年之后，由于水师经费为慈禧太后挪用于修建颐和园，多年“未添一船”[8]（p8），原有舰艇也相继老化。至甲午战前，北洋水师共拥有31艘舰艇，总吨数近4万吨。加上福建、广东、南洋水师，共有舰船82艘，水雷艇25艘，总吨数85万吨[7]（ p23）。

日本以中国为假想敌，连年扩充军费，到1893年完成既定的扩军计划，其中陆军拥有7个师团，兵力人数战时可达到23万人，大炮294门，全部配备国产及进口洋枪，枪械装备率100%[7]（pp28-29）。日本为了发展近代海军，与清朝北洋海军对抗，在连年增加海军军费预算的同时，上至天皇，下到庶民，纷纷捐献海防金。日本通过实施八次海军扩张案，至甲午战前，海军军舰数量已经可以与清国舰队匹敌，共拥有28艘军舰、24艘水雷艇，总吨位59 106吨[7]（p27）。虽然总吨位不及清朝舰队，但由于日军舰队舰龄较短，在设计上吸收了当时世界造船技术的最新成果，因此，性能上已超过中国军舰。

在战略方面，日本在实力不如中国时，战略方针是在争取实际利益的同时，采取表面妥协。如1885年中日双方签署的《天津条约》，虽然从表面上看日本承认了清朝对于朝鲜的宗主权，但实际上使日本获得了在朝鲜与清朝平等的权利，使得日本和清朝实际上成为朝鲜的共同保护国，也为后来日本出兵朝鲜埋下了伏笔。

日本很重视情报战的价值，驻外公使馆设置谍报课，由间谍武官、情报员、侦查员，以及旅居清国的侨民，构建情报网络。日本参谋本部次长川上操六中将为了备战，从1893年4月到6月，亲自视察朝鲜和中国。在甲午战前数年，日本军部还向中国派遣大批特务间谍人员，广泛搜集中国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地理山川、风俗人情等各方面情报，通过各种渠道，在中国建立了军事间谍和情报网络。反观清朝在战略上对日本重视不够，尤其是清朝的实力派李鸿章过分相信“以夷制夷”策略，幻想依靠俄英从中进行调停，采取消极迎战的战略方针，战争准备不足。清朝不重视情报收集工作，也没有设置专门的情报机构。对于国内存在的大量日本间谍和清朝奸细打击不力。

在军事人才培养上，早在江户幕府末期，1855年，幕府就在长崎设置了讲武所和海军传习所，聘用荷兰教官，开始培养日本第一批海军人才。1863年，又在神户设立操练所，培养出以后的诸如海军大将伊东佑亨、外相陆奥宗光等优秀海军人才。明治政府成立之后，于1869年在东京设置海军训练所（次年改称海军兵学寮），从英美聘请34名教习教授航海、轮机、操炮等海军知识，培养出山本权兵卫、东乡平八郎等多名海军将领。除海军军官教育之外，日本还于1871年成立海军陆战队军官学校。为扩大水兵来源，又于1873年命令各镇守府设立训练所，负责新兵教育。日本早在1862年就开始派遣海军留学生赴荷兰留学，1871年又派遣16名海军学生赴英、美学习海军知识，在留英学生中知名的有东乡平八郎。经过30多年努力持续培养海军人才的工作，到甲午战争爆发之前，日本海军人才已初具规模。与日本相比，中国培养海军人才时间较晚，如前所述，1866年，在福州设立中国第一所近代海军学校——马尾船政学堂，比日本晚11年。中国在1877年才派出第一批海军留学生赴英法留学，比日本晚了15年。

在兵制方面，清朝采取雇佣兵制。士卒年龄不一，战斗经验也各不相同。受长期和平环境影响，军队懒散成风，将士缺乏抵御外侮的实际作战能力。明治政府建立之后，就提出“富国强兵”口号。将各藩兵权收归中央，成为新政府的军队。但政府认识到仅靠旧有士族组成的军队难以建立一支强大的近代国家军队，于是实施一系列的军事改革，首先废除旧有士、农、工、商的等级制度，允许平民称姓，并有选择职业、迁徙和结婚的自由。1869年，派出以山县有朋、西乡从道为首的军事考察团出访欧洲，考察欧洲的军制和兵制。1872年，政府将兵部省分为陆、海军两省，山县有朋担任陆军大辅。同年颁布《全国征兵之诏》和《太政官告谕》。1873年，设立东京等六个镇台，规定征募区。同年发布征兵令，规定日本男性公民无论贫富贵贱、地位高低，都有服兵役的义务，由此开始建立起近代资本主义国家性质的常备军。1889年1月，为适应扩军要求，又颁布了新“征兵令”。1893年，日本修订战时兵役编制，现役、预备役、后备役，构成政府军队的野战部队、守备部队、补充部队的兵源。征兵是基于自由和平等的理念，从一定意义上说征兵制是近代化的产物。

四、结语

通过上述比较，可以看出甲午战前中日两国在社会生活、思想文化及军事方面存在着一定差距。两国存在差距的主要原因在于：第一，日本江户幕府末期，国内阶级矛盾尖锐，同时受到西方列强冲击，以西方列强的外压为催化剂，维新志士掀起倒幕维新运动，推翻德川幕府，建立资本主义政权。明治政府建立之后，开始推行一系列资本主义性质的全面变革，提出“富国强兵”“殖产兴业”和“文明开化”三大口号，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诸领域实施以西方为模式的改革。从历史上看，日本主动学习意识比较强，以强者为师是其传统。清朝遭受了两次鸦片战争失败，西方列强开始从海上和边疆地区对中国进行渗透，海防和边疆危机时有发生，继失去琉球、越南等朝贡国之后，又面临着失去最后一个传统朝贡国——朝鲜的危险，清朝朝贡体制濒临瓦解。国内先后爆发太平天国运动、捻军起义和回民起义。面对这种空前严重的国内外危机，清政府因循守旧，反应迟钝，并没有变被动为主动，积极吸收西方先进思想，进行政治、经济、社会的全面变革。洋务派虽然以“自强”和“求富”为口号，掀起了一场洋务运动，但运动范围局限于机械制造、造船、制造火器、通讯、开矿和轻工业等外在的西洋技术，而没有學习和引进西方政治制度、科学、文化、艺术等内在的东西，最终以甲午战败为标志，宣告洋务运动的失败，也未能使中国走上近代化的道路。第二，中国地域辽阔，各地区之间差异很大，由此造成普通国民缺乏明确的国家意识，对国家的认同感较低。各地封疆大吏“徒知画疆自守，视此事若专为直隶满洲之私事者然”[5]（p2157），仅以李鸿章举直隶一省之力对抗日本，其结果可想而知。可以说，甲午战争，“日本非与中国战，实与李鸿章一人战耳”[5]（p2157）。反观日本地域相对狭小，各地之间差异较小，通过明治政府推行的一系列变革，国民的国家意识不断增强。全体国民上下一心，积极支持战争。第三，当时日本通过明治维新及其后的一系列改革，已经走上近代民族国家的道路。而清朝尚处于前近代国家阶段，虽然早期改良派思想家提出变法维新主张，但由于清政府害怕失去自己的统治地位，不会采取任何危及自身统治基础的政治变革，自然不会接受这种变法维新主张。第四，明治政府具有强烈的生存危机意识，积极对外扩张，利用“旧江户时代武士的伦理说教，将其理想成武士道，作为军人的精神支柱”[7]（p301）和对外扩张的精神工具。清政府大国优越感尚未丧失，缺乏严重的危机意识，面对内忧外患，只是疲于应对，未能主动出击。

总之，甲午战前清朝体制落后于日本，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诸方面亟待变革。但清朝统治者因循保守、得过且过，错失了发展良机，致使与日本的差距逐渐增大，最终导致甲午战争的失败。

[参 考 文 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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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吴廷璆日本史[M]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1994

[4]张明林李鸿章全集：第6卷[M]北京：西苑出版社，2011

[5]西顺藏原典中国近代思想史：第2册[M]东京：岩波书店，1977

[6][日]芝原拓自，猪飼隆明，池田正博对外观[C]//日本近代思想大系：第12卷[M]东京：岩波书店，1988

[7]宗泽亚清日战争[M] 北京：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4

[8]王芸生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2卷[M]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副研究员，历史学博士）

[责任编辑 张晓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