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伦斯?方丹 张作成

[摘 要]在一个身份社会中，例如，16-18世纪的欧洲，市场经济的发展是对传统社会等级制度的一个威胁。在那种背景下，某些情感的污名化是掌握在那些支持贵族立场的人手中的一种武器。这种贵族立场支持馈赠经济，反对基于价格估价之上的市场经济。源于两种观点的经济行为形成了行为上的极端化，贵族的慷慨和商人的贪婪。当他们的价值相矛盾并遭到批判时，双方都有一种情感反应，尤其是愤怒的反应，但这些情感表现是被社会不平等地忍受的。两种经济之间的对立，反映在中世纪教会针对贪婪、高利贷和贪欲发动的斗争。反映了当代所关注主题的一些16与17世纪戏剧表明，舞台上表现的贪婪和慷慨的经济行为与在那一时期司法档案中发现的经济行为是一致的。这些情感的出场，以及写给国王请求宽恕的赦免令也表明，由于社会地位和性别不同，社会不同部分忍受法律的程度是不同的。在近代欧洲，社会地位越高的人，就越有愤怒的权利。

[关键词]贵族政治经济；市场经济；贪婪；慷慨；愤怒

[中图分类号]K50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3541（2015）06-0001-12

Emotional Economies in Early Modern Europe

——Prodigality， avarice and anger -passions and emotions at the heart of the encounter between aristocratic economy and market economy

Laurence Fontaine，Transl1，By ZHANG Zuo-cheng2

（1.ENS-EHESS， France 75013；2.Harbin Normal University， Department of History， Harbin 150025， China）

Abstract： In a status society such as Europe was in the 16th-18th centuries， the development of the economic market was a threat to traditional social hierarchies. In that context， the stigmatization of certain passions was a weapon in the hands of those promoting aristocratic views which advocated the gift economy against those who advocated a market economy based on evaluation of prices. The economic behavior resulting from each of these views produced extremes of behavior， prodigality in the case of the aristocratic and avarice in the mercantile. When their values were contradicted and criticized， there was an emotional response on both sides， especially one of anger， but the manifestations of these emotions were unequally tolerated by society. The manifestation of antagonism between political economies is the struggle waged by the Church in the Middle Ages against avarice， usury and greed. Some theater plays from the 16th and 17th centuries which reflect contemporary debates on the subject to show that the economic behaviors of avarice and prodigality represented on the stage match those that can be found in judicial archives of the period. The staging of these passions， as well as the letters of remission written to ask mercy from the king， also reveal the unequal tolerance of the law towards differing sections of society on the basis of social status and gender. It shows that the more status you had， the more rights to anger you had in early modern Europe.

Key words：aristocratic political economy； market economy；avarice；prodigality；anger

[收稿日期]2015-10-01

一、情感的分類：作为一种反对市场的武器

市场是身份社会动态变化中一种重要的利害关系，也是穷人生存策略的一部分。在一个像近代欧洲这样的身份社会中，市场的发展威胁到了社会等级制度。在这种背景下，应该强调获取和给予是贵族社会中两种首选的兼并形式，因为获取和给予是仅有的两种交换形式，容许捐赠人维护其优越性和身份的平等。而市场却提倡讨论Laurence Fontaine， The Moral Economy.Poverty， Credit and Thrust in Early Modern Europe，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4.。“市场”一词第一个定义是由古法语词典给出的，当时称作“marchié”。事实上，“市场”只有一个意义：“以谈判的价格销售、购买”Fréderic Godefroy， Dictionnaire de lancienne langue franaise et de tous ses dialectes， Paris， 1901.。后来，词典定义将历史地建构的市场交换空间包括在内1611年出版的科特格雷夫法语英语词典，将市场一词定义为集市场所，并补充道，它也意味着“讨价还价或物有所值”。1687年，法语学会词典给出市场的定义，首先是商品出售的场所，其次是“所购买事物的价格，惯例和付款条件”。三年以后，在1690年，菲雷蒂埃词典恢复了市场这个词的最初意义：“一个人购买，以货易货或进行商业活动的协定、惯例”并补充了很多衍生意义。。一个身份社会与市场的交锋使完全对抗性的社会观念相向而立，因为它反对讨论贵族的权威，而这恰恰是一个以具有平等权利公民为基础的社会的核心。身份社会使其恢复正常。市场是以出身为基础的精英的致命威胁，他们与其战斗当然也并未失败。

事实上，拥有金钱并懂得如何投资，仅仅向那些社会地位基于政治或宗教权力的精英提出了一个问题：他们不想看见一个货币财富可能超过自己的新阶级出现。而且那些有钱人也能提供工作，有消费新产品和获得新目标的自由。在此过程中，一个新的社会模型开始形成，以与传统精英价值相冲突的价值为基础：注重工作而非休闲，注重市场而非天赋，注重信用而非仁慈。这种新的社会模型考虑到个体愿望的表达，而且在这样做的过程中，播下渴望自由的种子。马克斯·韦伯的名言“城市的空气使人自由”是一个历史现实，因为它指的是奴隶主和奴隶都不同意将它们看作一种投资的时期，在某些城镇的商业和手工业中允许他们工作，反对纳税。然而，这却是一项很命短的权利 [1]（pp.52-53） 。

在宗教是权力来源的时期，牧师和武士努力保护自己，免受可预见的、对其统治根基的攻击。资本主义经济的潜力使他们的统治处于危险之中。因此，他们发展宗教的、法律的和道德的手段，反对资本积累和生息贷款，试图以此中断资本主义的原动力：首先，他们将货币界定为一种商品，像食物一样，在交换中减少参阅Laurence Fontaine， The Moral Economy. op. cit.， pp186-187.。結果，该界定导致禁止货币借贷和有助于货币积累的所有行为的污名化。七宗罪之一的贪婪和高利贷受到的惩罚是开除教籍，是用来从共同体中，排除那些囤积货币或者对贷款收取利息者的道德武器，无论利息多么少：贪婪和高利贷彼此紧密联系，因为按规定它们都会得到最严厉的惩罚。

基督教传统依靠《旧约全书》的教义，旧约禁止一个人向其教友有息借贷，允许针对外人的有息借贷。摩西律法规定，“你不应该向你的教友放高利贷。但是，你可以凭借货币、食物、任何其他物品向外人放贷。”而且按照路加指令：“不应从借贷中期许任何事情”Idem， p185.。在这些文本中，教会表达了其对交换、市场的核心地位以及更广泛的所有经济生活的憎恨。但由于贪婪、市场交换的疾病，被看作七宗罪之一。属于贵族交换核心的慷慨，被看作七种神圣的美德之一。

在这场由身份社会引领的针对市场社会的法律和道德斗争中，三个时期特别重要。西方修道院制度的建立为第一阶段。此间，在将所有行为包括经济行为编成法典方面做出了巨大努力。由此编成的法典在欧洲传播并成为后世思考的基础Valentina Toneatto， “Elites et rationalité économique… ”， art. cit. dont jutilise le travail et en tire aussi des conclusions diverses. Giacomo Todeschini， I mercanti e il tempio. La sociétà cristiana et il circolo virtuoso della ricchezza fra Medioevo ed Età Moderna， Bologne， 2002.。所有这些规则表现了精神世界和世俗世界的对立，前者是教士的世界，后者是俗人的世界。凭借此种对立，贪婪概念在区分由修士代表的属灵之人和那些系于财富的肉体凡胎方面至关重要。但本尼迪克特不仅拒绝贪婪，而且拒绝慷慨、即挥霍无度，因此，在另外两种社会秩序下，为他的修士定位：为了使很多人依赖自己而不得不慷慨的贵族和那些工作并且贪婪的人（第三等级）。在本尼迪克特教规第31章，本尼迪克特描述了修道院衣食住管理员、即修道院粮食供应负责人的情况，应该是这样的：“他不应忽视任何事情并且不应向贪婪让步。他不应是一个浪费的人，不应是修道院动产的浪费者。但让他做职责范围内的所有事情并且遵守男修道院院长的命令。”通过提倡节制和节欲，本尼迪克特将修道院制度置于两个社会集团之上。这两个社会集团会挑战修道院制度的崇高地位：贵族和商人，他们所积累的财富最终成为令人关注的事情。

在谴责贪婪过程中，修士没有区分第三等级内部的不同社会集团。对一小部分人来说，市场帮助他们致富，他们贪婪地积累财富以创办和发展他们自己的商业，使他们脱离了那些劳力是其唯一生计的人，他们因此被迫贪婪，换句话说，以此积蓄财富对抗生活的不确定性。显然，本尼迪克特只关注他谴责其行为的前者。

立法逐步形成，但立法也遵循身份社会的逻辑。也就是说，立法为某些集团或某些类个人做出特殊规定，并不遵循民主社会所追求的公众决策原则。就此而论，我们必须理解教会逐渐接受所做出的例外规定。因而从13世纪以来，例外规定是就做嫁妆的金钱和商人的钱财做出的。前者表明，在家长制社会中，女性固有的贫穷地位并努力与其抗争。然而，后者承认在教士和武士以外出现了一个新的社会集团，即商人。事实上，话语和制度能够向我们表明控制这个新兴社会集团并明确划分其边界愿望的大量信息。相应地，有息借贷得到容许，即使这仅仅在商人活动的框架内。而且这是因为有息借贷唯一真正得到认可的功能是使商品流通。由是，因普通商品而流通的商人的金钱与非生产性的高利贷者的金钱形成鲜明对比。高利贷使金钱无风险地增长，并且同时用完了真正只属于上帝的时间。这个边界划分了使用金钱的不同方式，彻底地影响了这些人：那些通过存款使自己金钱增长并以此谋生的人，将自己变成高利贷者，或者像守财奴一样，拒绝让自己的金钱在经济中周转。

但这种谴责也影响普通人，对他们来说，当最轻微的经济危机使大多数人陷入贫困时，地方财政是他们生存策略的一部分。危机时期，人们被迫不惜任何代价借钱以渡过难关。而且当高利贷是非法的时，非正规金融就到处涌现。事实上，普通人在此处也是重要角色Laurence Fontaine， The moral Economy. op. cit.， chap. 4.。日益明显的是，小人物和大人物同样受对高利贷的谴责态度影响。相应地， 1335年，锡耶纳政府（the government of Siena）严厉谴责了下述人员暗中犯下的高利贷罪刑：大部分公务人员，贫穷的寡妇，小工匠和外国人（卑鄙的和卑贱的人） [2]（pp.119-130）。当时，这确实是一个严厉的惩办，因为努力通过借钱度过危机的穷人被看作逾矩者。置于中世纪社会语境中，这种污名化是可以理解的。中世纪，每个人都必须保持自己的地位，救助穷人被视为第一等级的神圣职责。通过展现主动性并参与非正规金融，当对有息借贷的禁令日渐松动时，工匠、公务人员和寡妇增加其资产、担保和收入的价值。像外国人的行业一样，还有那些接受商品担保的人或者以少量钱财干预上帝钦定社会秩序的人。

第二个时期始于15世纪。当时的一些雷哥列派教士和圣方济各会修士对贷款的态度开始转变。他们试图表明，对穷人来说，获得贷款比得到施舍有用。同时，如果来自贷款的钱能够帮助最脆弱的家庭克服危机，他们不可能忽视这一点。这也能帮助普通阶层致富。这是锡耶纳的西妥教团教士谴责四类经济行为的原因：犹太高利贷者的行为，消费奢侈商品妇女的行为，没有进口或改变而出售商品的商人行为，寄生食客和闲散人员依靠他人施舍为生的行为 [3]（p.225） 。通过控制各个等级在市场上的炫耀性消费，对奢侈的批判支撑着社会秩序。

奇怪的是，15世纪最后25年，与意大利各地陆续建立当铺同时，反对奢侈和炫耀性消费法律颁布。因此，教会表达了控制社会动态的愿望，试图抑制资本主义自由发展的第一次违反法律将要突出出来。更准确地说，新富阶层不得不重返普通人群之中，正在发生的社会转型不得不罩上一层面纱。因此，博洛尼亚1473年建立了当铺，1474年颁布了反对妇女奢侈的法律。因为妇女奢侈行为毁掉了很多家庭，并令人们对自己属于哪一个社会阶层产生困惑。因此，这部法律规定每个社会集团有穿戴的权利 [3]（pp.245-249）。由于不可能阻止人们不顾尊严地致富，社会立法控制这种现象出现，以避免不同地位社会集团的混合。整个现代欧洲都制定了类似规章制度。在法国，1484—1660年，为了保护贵族，颁布的立法多达18部。

情感的分类因此是两种政治经济学之间斗争的核心要素。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当市场发展时，能够听到改变好的和坏的情感定义的声音。

第三个时期始于17、18世纪。正如阿尔伯特，O.赫希曼已经清楚表明的，当时赚钱不再是贪婪的标签，而是“利害关系”的标签：

在17世纪的很多关于情感的论文中，下述立场并未发生任何改变：认为贪婪是“最邪恶的”，直至中世纪末期仍占主导地位的致命的严重罪恶。但是一旦赚钱具有了“利害关系”的标签并且以这种伪装重新与其他情感竞争，它突然受到称赞并且被给予克制那些长期以来认为应受谴责情感的任务 [4]（pp.41-2） 。

赫希曼解释，为了说明这个翻转，指出新术语的中性是不够的。更有力的解释源于这一：它“承载着积极的和治疗的涵义，这个涵义源于它最近与更加开明地管理人类事务、无论是公共事务，还是私人事务观念的紧密联系。”[4]（pp.49-50）不是从情感而是从利害关系角度思考世界，赋予它透明性和可预见性 [4]（p.48.）。这两个观念与《总统轶事》中王子和特权阶层管理政府的方式完全不相符。因此，利害关系首先被看作与国内政治相关，当利害关系在使用中与个体经济活动相联时便突出出来。不久利害关系就与雅克·萨瓦里《完美的贸易商》中第一次提到的商业利益联系起来。《完美的贸易商》是一本17世纪的商人教科书。该教科书强调天意“已经分发它的赠礼，因此，人们在一起贸易、相互需要，他们必须互相帮助以便在自身内部建立友谊关系。生活用品的这种不断交换构成了商业，而且商业有助于生活的改善……。”[5]（pp.59-60）孟德斯鸠促进了温和贸易的观念。在他所界定的最广泛定义中，温和贸易包括贸易活动和通过商业可得到商品的消费。孟德斯鸠在这方面的成功享誉法国内外[4]（pp.59-60）。

“图宾根学派”认为，在杰·格尔森之后为这些发展做准备，表面看来错误的行为并非怀着错误的初衷做出的，这些类行为不能受到谴责，是因为表面看来是错误的。在天主教教义中，正如宗教法庭审判表明的，目的也有重要作用Laurence Fontaine，The Moral Economy， op. cit.， chap.7.。

保持现存社会秩序的意志和将社会委托给“那些只有自己赖以为生工作的人们”的意志之间的矛盾，在社会和政治制度衰落之前从未得到真正解决。这个矛盾是当代词典如何界定穷人，对抗经济危机的手段。这些手段使穷人能够得到低息贷款。

二、情感和贪婪与慷慨的出场

如果说情感是政治的武器，那么这是道德结构和将这些道德结构内在化于更小范围的个人之间汇合的结果在这篇论文中，我试图进行社会分析，而且并没有采用一种个人观点。关于这个问题请参阅Jon Elster ， Alchemies of the Mind，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9. 然而，第三章“历史语境中的社会情感”讨论了本质上是社会性的情感，像耻辱、嫉妒和荣誉。。剧场，还有其守财奴和挥霍无度者，是倾听社会中对抗性价值之间斗争回响的一个理想场所，是领会个人如何应对这些斗争所激起冲突一个完美场所。一些人，像莎士比亚，共时性地描述它们。而其他人，像本·琼森或莫里哀，将威胁要破坏最神圣纽带的贪婪污名化。

因此，威尼斯一位富裕贵族武尔庞，在忠实的食客莫斯卡协助下，揭露可怕的极端事物，贪婪使屈服于贪婪的人落魄。扮演成一位濒临死亡的人，富裕的武尔庞依次向一位年长的贵族、一位商人和一位律师假称，他要使他们每一个人成为自己的继承人。这三个人接下来互相竞争，敬献礼物，以保证自己将来成为武爾庞继承人的地位。但武尔庞并不满足于不断获得恩惠和财富而无所事事，这既不是正直的工作，“也不是私人放贷”（I，1，31-39）。他也想表明对黄金的渴望究竟发展到什么程度，如果他自己不吐露真相的话。正是在祈求让万事万物且来且走（包括让灵魂得到估价）的沉默的上帝过程中，在第一个场景中，武尔庞赞颂黄金、成堆的白银和珠宝这些属于他的无主珍宝。

财富、沉默的上帝，赋予所有人争辩的口实，

那结果是一事无成，却使人类做了所有事情；

灵魂的代价，即使下地狱，也要和你在一起，

我使财富成为天堂。你的美德，名声，

荣誉，和其他所有事情。谁能得到你，

他就会变得高贵、勇敢、诚实，明智。（I，1，22-27）Ben Jonson， Volpone ou le Renard， traduit de langlais par Maurice Castelain， Les Belles Lettres， 2012.

正是用这一方法，因为贪婪，年长的贵族剥夺了独子的继承权，嫉妒的商人准备出卖自己妻子的荣誉，律师免费为案例辩护伤害无辜的受害者和所有人，包括女投机者、武德比女士。武德比也渴望遗产，为了取得武尔庞的信任，尽情地撒谎和发誓，当时的情况变得复杂，而且由于被剥夺了继承权的儿子挽救了正在与武尔庞达成和解的商人妻子，他们发现自己都卷入其中了。最后，为了一锤定音，当莫斯卡已占有了武尔庞的财产时，因武尔庞研究贪婪破坏性不知满足的需要，本·琼森有四位法官中的一位，发觉了一个友好的联盟，加紧问莫斯卡是否结婚了！

对于剧本中的角色，莫里哀在17世纪城市资产阶级背景下描述守财奴。他表明，阿巴贡如何通过高利贷增加他的财产，贪婪和贪心如何一起毁灭了一切：既包括社会联系，也包括人类。而且，描述贪婪的词汇：“专制”（I-2-177），“残忍的”（I-3-188），“祸患”（I-3-244，248；II-1-688），“人类中最非人类的”（II-5-790），全面地描述了整体的破坏性，因为它涉及政府、宗教和生活本身。在这些戏剧中，守财奴一直面临美德、慷慨和仁慈：“他（阿巴贡）爱钱胜过他的声誉、荣誉和美德。”（II-5-804-5），一位仆人说。相反，阿巴贡的儿子克莱安特向他的姐姐伊莉斯描述了给予的喜悦，当他谈到与他相爱的玛丽安，以及她的母亲时：

克莱安特——我已经发现，在他们不知道自身的境况不是非常好时……我的姐姐，你能够想象改善我所爱的人的境况是多么的幸福吗？你能够想象向一个有德行的家庭提供其适度需要的东西是多么容易带来宽慰吗？想想因为父亲贪财而剥夺了我的这个极大乐趣，给我带来怎样的痛苦。因为对我来说，不可能给出任何我爱她的证明。她对我来说是头等重要的。（I-2）查尔斯·海伦·沃尔将莫里哀的《吝啬鬼》翻译成英文散文并且做了简短介绍和解释。The Project Gutenberg EBook， Release Date： November， 2004.

为了继续按照他已经付诸实践的美德生活，克莱安特准备接受一笔他父亲计划向他提供的最高利率贷款使自己破产，当时他们都不知道对方是谁。但是当他们会和时，两人胸中都充满着怒火：

阿巴贡：就是你要贷款毁了自己，遭受谴责吗！

克莱安特：那么就是你要通过违法的高利贷致富吗！

阿巴贡：贷款之后，你敢出现在我面前？

克莱安特：贷款之后，你敢出现在世人面前吗？

阿巴贡：告诉我，你做出这些狂热的不人道行为，难道不羞愧吗？

克莱安特：为了贪求无厌的愿望牺牲荣誉和名声，超过了最声名狼藉的高利贷者所用的最臭名昭著的手段，这样的交易使处于你这样社会地位的人蒙羞，难道你不羞愧吗？

阿巴贡：滚出我视线，你个恶棍，滚出我视线！

克莱安特：在你看来更有罪的人：他买了他需要用钱支付的东西，或者他用不公正的手段获得了他没有用的钱。（II-3-744-766）

克莱安特对父亲发火违反自己的本性，但从下述事实中获得合理性：贪婪已经将他变成了一个专横的人和坏人，这两幅面相抹去了他父亲的品质。而且，克莱安特希望他死了。

在《雅典的泰门》关于这部戏剧的不同解释，请参阅 Laurence Fontaine， The Moral Economy， op. cit.， pp218-220.中，正如在《威尼斯商人》中一样，莎士比亚描述了两种经济文化之间的对立。第一部戏剧表明了泰门和阿尔奇比亚德在面对像资本家那样思考和行动的其他人物角色时，思考和行动方式的根本差异。泰门的管家和仆人弗莱维厄斯是个例外，像其他仆人一样，茀莱维厄斯参与到主人的文化中，尽管由于职责所在原因，茀莱维厄斯活动在另外一个世界。虽然泰门未能成功学会如何应付一个变化的世界，明确宣告一种贵族文化终结，但戏剧内容揭示了控制着与金钱关系的矛盾的逻辑，并且展現了这些关系激起的情感经济。

对泰门来说，友谊是一个基本价值。由馈赠支撑的友谊处于贵族文化的核心。正是在这种友谊的名义下，他的馈赠帮助了他的朋友并表达了敬意。在遵循这个逻辑过程中，当泰门意识到自己没落的原因时，他本以为他能依靠他的朋友。他对弗莱维厄斯说：“我已经愚笨地，但并非卑贱地馈赠他人。”（II，2，164）这句台词表明，高尚的程度首先是美德问题阿莱特·茹阿纳喜欢回忆“高尚即美德”，一定要认真思考这句古话。一个人不能过分强调它（谁？）的吸引人的特点，她写道，关于“真正的高尚”，它既非权力，也非财产，也非军事强力，而是一种内在品质，一种应该赢得荣耀的人类的卓越才能。Arlette Jouanna， Le Devoir de révolte. La noblesse fran？aise et la gestation de lEtat moderne （1559-1661）， Fayard 1989， p40.。事实上，武士阿尔奇比亚德是唯一将自己仅有的少量钱财送给泰门的人。其他人很久以来就放弃了泰门的价值，而服膺市场个人主义。然而，泰门的过度慷慨和拒绝文提迪乌斯偿还钱财，导致矛盾情绪：由此，他排除了互惠关系并将自己看得比别人重要，行事更像一位国王而非一个贵族。他维护他的行为，但这种过分做法对很多人来说，是品行不端。阿泊曼特斯立即告诉他这种状况，当他拒绝泰门提供给他的食物时说：

我不屑你给的肉。“那让我语塞。因为我永远不会奉承你。唉，上帝，很多人吃泰门的饭，他都不看他们一眼！看到这么多人在一个人的血液中掏取自己的肉使我伤心。疯狂的是，他也让他们高兴起来了。”（I，2，37-40）Acte I， scène 2， v. 37-40.

这种矛盾情绪——或者称之为一种违反行为——可能也被看作对詹姆士一世习惯的谴责同他继承其王位的伊丽莎白比较起来，他花费大量钱财创造和维持他的门客。伊丽莎白去世时，留下了大约4万英镑负债。仅仅5年以后、5年的和平时期，1608年，詹姆士所负债务增长到60万英镑，6倍于伊丽莎白在经历了15年战争后所积累的债务。在其统治末期，詹姆士所欠债务达100万英镑。参阅Richard H. Tawney， Business and Politics and administration in 1603-1640，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60 ； Lawrence Stone， The Crisis of the Aristocracy 1558-1641， Oxford， 1965 ； and Family and Fortune ： Studies in Aristocratic Finance in the 16th and 17th Centuries，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73. 这些特点在下文中得到强调：Coppélia Kahn， “‘Magic of bounty … ”d art. cit.， p.42.。泰门的悲剧与皇室所发生的情况非常相似。正像他的管家弗莱维厄斯设法警告他无限度慷慨给予的危险一样，约克大主教面临国王的慷慨时，反复提醒国王臣民的恐惧。当时，主教有礼貌地向国王指出：“尊敬的陛下的臣民理解和担心您杰出和英勇的本性过分展现在馈赠上。这会在短期内耗尽国库并引起很大麻烦。”[6]（p.14） 一些评论家认为，这种相似性也体现在对打猎和骑马的热爱上，在舞台上不会是彬彬有礼的。这可能是莎士比亚有生之年这部戏剧没有上演，以及没有完成的原因[7]（pp.55-56）。莎士比亚所描绘的文化不仅仅是文学的：它是欧洲贵族阶级的一个道德参考。圣西门带有情感地描述了一位出纳员的下场，他既没有节约时间，也没有攒下钱财，因此，“很多人严重亏损，布列塔尼与此有很大关联，他完全破产了”。国王仅判他终身监禁，“很多朋友探望他，他得到很多人帮助”，他的行为反映了贵族价值。[8]（p664） 总的来说，在16和17世纪之间，对财富的担忧都会转化成贪婪：“这是一个没有任何病理学形式的愿望”。厄尔斯特写道，这是蒙田和拉罗斯福哥公爵的观点Jon Elster， Proverbes， Maximes， Emotions， Paris， 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France， 2003， p152.这本书前面引用的书《心灵的魔力》第一章和第二章的翻译，附有一个新的的导言和结论。。

但是，贵族经济和商人经济之间的争斗常常导致对侮辱怒目而视和暴力行为。泰门因向其贵族朋友们无节制地馈赠和宴饮导致家门破败，而他向这些贵族朋友求援时却遭到拒绝。这时，泰门举行了最后一次宴会款待他们，招待他们的不是山珍海味，而是石头和水，并没有像第一次宴会那样拥护贵族价值观，拥护的反而是与贵族价值观正相反的价值观。这就是一场巨变。这场巨变类似于他所已目睹价值观的颠覆，与其相伴的是参议员支持资本主义。在赞美神过程中，他请求他们有所保留，以免他们的神性遭到鄙视。因为如果神不得不向人借贷的话，那么人常常会放弃神 Acte 3 scène 7.。在最后一次长篇攻击性演说中，当他撕下衣服并离开雅典时，他将所感受的逻辑推到了极致。因为他已经是一位道德和价值观颠覆的见证者，他呼吁传统道德和价值观的毁灭和所有社会联结的解体：儿童会叛逆，未婚女子会堕落为娼妓，仆人会偷窃，破产会重创债主。泰门说，他的希望会逐渐增强，直到他想要所有社会关系、包括友谊变成仅仅是败坏道德之事Acte 4 scène 2 v. 29-30.。他以请求诸神使雅典衰落来结束自己的长时间谩骂，并且对所有人发泄的愤怒，因为他们已经破坏了神意仁慈的联系。当他在地窖中发现黄金时，他的新心灵框架形成了。他感谢上天赐予他，因为“这在很大程度上会使黑变白，使犯规变得合理，使错的变成对的，使卑下的变成高贵的，使老的变成年轻的，使懦夫变成勇士（IV，3，29-30）。”

戏剧中人物的语言表达了这些对立：泰门做出保证并通过握手明确他的诺言，由此发誓；其他人开列清单，记账或者画十字来处理一笔交易，首先利用的是资料程序。泰门有一箱黄金和珠宝，还有一些纸币。泰门对时间漠不关心：他馈赠。其他人充分利用时间：他们借贷。当参议员让其仆人到泰门那里收回即将到期的欠款时，对其仆人说：“计算时间”（II，2，35）Acte 2 scène 1.。当泰门的破产无法挽回时，误解来自四面八方，并且以与他献身于所有经济交易相同的方式发生。他不得不让自己偿还贷款，他付出心血，将人类身体的经济和数学的经济结合在一起：“割下我的心……用我的血付账”（III，4，86，88）。他正在陈述两者不可能的调和。

弗莱维厄斯主要是在他的主人泰门和资本主义经济之间确立联系：他是管理泰门财产的管家，必须调和两种经济。他必须调和贵族之间无私心的友谊与习惯性的互惠主义这种道德风貌和商人之间，建立在尊重合约与一旦违背承诺就支付罚金的道德风貌。阿泊曼特斯这个人物似乎是此事的局外人，拒绝参与其中。此外，他不断使两种经济互相竞争，以此表明任何一方都未解救另一方，并且两者都是有缺陷的。因为人本质上是恶的，个体只关注他们自身的利益。

在另外一部戏剧《威尼斯商人》中，莎士比亚回到贵族社会和源于市场的社会之间的冲突。正如泰门这部戏剧一样，他表明了当这两个社会相遇时，贵族的暴怒情感。在安东尼奥身上出现的愤怒是对夏洛克所属群体的憎恨：犹太人。作为回报，夏洛克对安东尼奥的憎恨包括所有基督教徒，除了他拒绝接受贷款外，还因为他们捍卫这种态度关于亚里士多德对愤怒和憎恨之间联系的很有趣的分析，请参阅Jon Elster， Proverbes， op. cit.， pp. 105-111. 。除了信仰上的差异外，莎士比亚使高利贷成为夏洛克憎恨安东尼奥的驱动力：“我恨他因为他是一位基督教徒/但是除了这个简单的事实外/他無端地借钱并降低/与我们威尼斯人的习惯支付比率。”（I，3，37-40）他补充说，安东尼奥恨他这个人，“我的交易，我的节俭/他称之为利息……。”（I，3，45-8）

安东尼奥不仅按照贵族经济活动，而且成为贵族经济的拥护者。他与夏洛克所支持的资本主义经济进行战斗，并且蔑视和轻视它。安东尼奥和夏洛克之间就高利贷这一主题进行的对话关涉当时热议的问题。为了友谊，安东尼奥接受借钱，“虽然我既不向别人借钱也不把钱借给别人/自己拿回的不会多于自己给出的/然而，为了满足我朋友长久以来的想法/我会打破这个习俗。”（I，3，56-59）

夏洛克以雅各布成功繁殖羔羊的故事回答，并且推断雅各布在那件事上是受祝福的，因为“这是一个繁荣的方法，并且他得到保佑/如果人类不偷窃，节俭是幸事”（I，3，85）。安东尼奥当时重复了教会的立场，说雅各布在冒风险而且金银并非母羊和公羊。最后，安东尼奥变得激动起来，因为他不能忍受听夏洛克引用经文，“一个邪恶的灵魂，做出神圣的见证，/这是一个满脸堆笑的恶棍吗”（I，3，94-5）。他污蔑了这个目的，邪恶的目的，从那时起同样受到新教徒和天主教徒的谴责。

两个人之间的战斗已经开始，而且这场战斗是无情的：再一次体现在贵族的愤怒上。在市场上，安东尼奥常常公开侮辱夏洛克，因为夏洛克所赚到的钱和他收取的利息。直到那时，夏洛克生来就忍耐着别人对自己像对像一条狗一样：

正派的先生，您上个星期三已经把时间花费在我身上了/你今天又一次言语中伤我/你把我叫做狗；而出于如此的好意/我会借给你那么多钱吗？（I，3，121-124）

安东尼奥确信他仍能如此对待夏洛克，排斥他，污蔑他。他让夏洛克借给他钱，并非把他看作朋友，而是视为敌人：

如果你借出这笔钱，并不是借给/你的朋友——因为什么时候形成这种友谊了/这是培养铁石心肠的朋友吗？/而是借给你的敌人，/如果他违背承诺，你就直截了当对付他/就是惩罚（I，3，127-132）。

这些台词完全表达了所有暴力，体现了那个时代关于有息借贷问题上的争论，而且表达了泰门所遭遇愤怒的程度。这在社会上不公平地被接受：安东尼奥有权发怒，去侮辱和殴打夏洛克，因为他有权力并且他在捍卫这权力所依托的价值观。与此相反，一个普通人无权表达愤怒：夏洛克只能忍受侮辱，挨打并继续向有求于他的人借出钱财。

在伊丽莎白女王时代的英格兰，这是一个紧要问题，而且那些敌视随着时间发展的金钱观念的人认为，作为一种社会行为的有息或无息借贷，其对象或者是一个朋友或者是一个敌人。在两种经济之间的斗争中，仇恨和愤怒正是以这种方式相互影响。这种争论与安东尼奥对夏洛克言语和身体上的暴力一样激烈，而且是公开的。像所有其他威尼斯贵族一样，安东尼奥也是一位商人，但一位贵族商人，因为他从金钱中所获利益是通过海上贸易，这意味着冒风险，这是能使从投资资本所获利益合法的唯一模式。参阅L. Fontaine， The Moral economy…， op. cit.， chap.7.当安东尼奥遭受他的第一次失败时，夏洛克就再次提醒我们，两人之间的仇恨源于他们关于如何使个人财富增长问题上的冲突：“他习惯于叫我高利贷者，让他指望他的情谊吧！他习惯于因基督徒的优雅而向外借钱，让他指望他的情谊吧！”（III，1，39-42）。夏洛克补充说，安东尼奥已经羞辱了他，嘲笑他的失败，挖苦他的收益，轻视他的种族，妨碍他的生意，使他的朋友沮丧并使他的敌人兴奋，因为他是一位犹太人Acte III， scène 1 lignes 44 à 48.。当安东尼奥任由夏洛克摆布时，他知道他不能指望同情：“夏洛克设法要我的命，我也知道他的理由/我在他的财产被没收时经常发表演讲/他有时向我抱怨/因此他恨我。”（III，3，21-24）。

正如泰门那部戏剧一样，支撑贵族经济的友谊建立在自己馈赠的基础上。每当他发现自己身陷窘境时，贵族们只是给他一点言语安慰。像泰门让他的债主用他的心和血作为支付款项一样，夏洛克要安东尼奥一磅肉作为他贷款的担保。两者都推向了贵族经济逻辑以自我担保的极限：这是一种身体和社会联系的经济，流通货币是血而不是金钱。情感的暴力就是赌注的规模：以贵族的血为代价而发展起来的市场，正是贵族的血使社会优越性合法化，而市场攻击这种优越性的存在。

三、社会地位和性别差异决定对愤怒的容忍程度

这一幕处于贵族社会和市场社会斗争的核心。随着贵族拒绝让平民利用它，正是这一点导致情感的释放。

1720年劳的破产，是法国经济史上特别痛苦的一个片段，引起了一次重要的社会剧变，最初导致疯狂投机和巨额财产。但不久，随着强制性的纸币汇率出台，结果只剩下无数拿着一文不值票据的个人，用这些票据还清他们的贷款。还有很多家庭的全部储蓄在一次打击之下全部亏空劳的错误是认为每个人都理解基于长期收益之上的制度的创新性，以及接受路易斯安那发展所需要的漫长时间。但是那些购买了股份的人都想在最短时间内赚取最大量钱财，而且当价格上涨时就将股票卖出换得直接利益。。孟德斯鸠见证了这些事件，而且他自己损失了一大笔钱财。在《波斯人信札》中，孟德斯鸠谈到了这样的投机所造成的社会暴力。在第146封信中，像泰门一样，他猛烈抨击价值观念的倒转，道德败坏，国家的毁灭和社会阶层的剧变：

我突然看到所有人心中都萌发了对财富的无限渴求。我看到人们立即提出一个令人厌恶的阴谋去获取财富，不是通过诚实劳动和勤奋，而是通过主权、国家和他们市民同伴的毁灭。

在这些灾难性时刻，我看到了一位值得尊敬的市民，不厌其烦地说，

“今天，我毁掉了一个家庭。明天，我会毁掉另一个。”[…]

另一位市民说，“我发现我的事业蒸蒸日上。真实情况是：三天前，当我去索取某笔款项时，我使整个家庭痛哭流涕；我已经浪费了两个出身高贵女孩的命运；我已剥夺了一个男孩接受教育的财产——他的父亲会死于悲痛，他的母亲在万念俱灰中憔悴。但是我只是做了法律允许我做的事。”

当一位部长做出下列行为时：他使整个民族的道德堕落，他贬低崇高的精神，他玷污社会地位的荣誉，他模糊美德本身，他拉平出身高贵者和出身低贱者。什么罪行会比这位部长所犯下的罪行还大？

孟德斯鸠写此信时正值劳破产之际，正设法躲避到荷兰。他的遭遇并不是很戏剧化的：境况良好的贵族，在投机之后，一旦坏消息纷至沓来，便诉诸暴力和抢劫。路易斯·阿尔芒、孔蒂王子、劳的前赞助人的儿子，已经通过投机赚取了大笔钱财，用三辆四轮马车拉到银行换取他想兑换的黄金。劳已经努力解释这些投机会破坏制度，但他不敢拒绝而且摄政者不能阻止他持有货币[9]（pp.141-142）。德·艾丝缇斯公爵接管巧克力，安婷公爵接管纺织品。在几天时间里，仅在巴黎一地就有11人被杀害和抢劫。这种价值观的颠覆、道德败坏在一次耸人听闻的谋杀中达到顶点。此次谋杀臭名昭著也是因为作恶之人都是贵族出身，其中之一与几个统治家族结盟，并宣称与摄政本人有亲属关系。安托万·约瑟夫伯爵来自一个著名的荷兰家族，当密西西比繁荣时正处于事业巅峰的他来到巴黎，但一系列惨痛失败加上他个人奢侈的消费习惯，使他最后两个月身无分文。他与德莱斯唐侯爵和米勒伯爵共谋抢劫一位叫拉科鲁瓦的股票投机商。他们对他假称有大量股票要以低价卖出。在坎康普瓦大街附近的一个酒馆安排了一次会面，在会面中三位贵族抢劫并杀害了拉科鲁瓦。为拉科鲁瓦请愿的几千封信送到摄政手中祈求他的仁慈，但在这样一种氛围下，劳、审计长坚持应该树立一个典型而且摄政保持铁面无私[9]（pp.146-149）。但如果貴族做出暴力行为，平民必须忍受他们的愤怒，而且将这种被压抑的怒火发泄在他们自己身上：因而在1720年12月他们在一个家庭中发现：“丈夫上吊，妻子和三个孩子喉咙被割断，同一间房里有六个苏零钱和20万里弗银行票据。”Montesquieu， Lettres Persanes， Paris， Editions Garnier Frères， 1960 [1721]， lettre CXLVI， pp.321-324. 注意，这伴随着行为的崇高和绝望的食利者。

然而，正如已经强调的，有两个平民阶级：富裕起来并且威胁着要以财富推翻社会等级制度的商人，还有生活只是依靠劳动的广大人民，一旦经济危机剥夺了他们工作或客户时就陷入贫穷，尤其当他们是工匠或小商贩时。然而，与在中世纪时期一样，精英没有区分穷人的储蓄和富人的累积。因此，没有人为市场辩护，市场在相当大程度上就是穷人生存策略的一部分Laurence Fontaine， Le Marché. Histoire et usage dune conquête sociale， Paris， Gallimard， 2014.。于是，在整个社会及政治制度中，普通人和贵族的对抗还是另外一场战斗，处于危险之中的是最易受到伤害的人的生活。这也在一些人的愤怒和暴力中表达出来，而且往往在其他人的痛苦和屈服中表达出来。

在所有日常生活的活动，当然也包括经济行为中，那些必须体现自己身份的贵族，通过规定支付时间，以及货物和劳工的价格来表明他们与众不同。这表达的是，他们是时间的主人。贵族常常赊账购买，在这种情况下，正是将时间作为自己优势的债务人毫不注意供应商的需求。而且当供应商因他们的债务人而发生财政困难时，如果他胆敢让其债务人还钱，贵族们通常怒目相向。正如路易斯·塞巴斯蒂安·梅西埃在其18世纪的《巴黎往事》中指出的：

只有在巴黎，人们才能看到这些无谓的供应商。他们向侯爵、伯爵或公爵供应面包、肉、酒、家具、杂货、药物复合剂。这是贵族的特权。一个人不会以同样方式给予资产阶级的人，常常压迫他。但是人耐心等待，因为他是一位有权利的人。

如此这般的一个贵族家庭，欠了卖肉小贩六年肉钱，欠了食品杂货店五年钱，欠了面包店四年钱，即使是仆人也是赊账而非实发工资。因而每个平民家庭在每年年底时结算债务。

当供应商厌倦了等待，最终要求付钱时，管家来到公爵面前并对他说，老爷，您的仆役长抱怨卖肉小贩不再想提供肉了，因为他上次收到一个苏已是三年前了；您的马车夫说您只有一辆四轮马车状态良好、可以使用了，而且车匠不再想拥有您光顾的荣耀了，如果您不给他支付一万法郎的话；酒商拒绝向您提供酒，裁缝拒绝给你做衣裳……这些无赖！主人喊道，随它去吧。我撤回对他们的保护。

即使还没有支付起初那些供应商钱款，他找到了其他供应商。[10]（pp921-2）

另一方面，当一位女仆人珍妮·普劳迪向她的女主人拉诺埃夫人索要工资时，而后者对仆人大胆的言行勃然大怒时，这位仆人胆敢要她付钱，而且这位仆人对自己受到的侮辱进行暴力还击。最后是仆人受到惩罚，因为按规定仆人没有发怒的权利，最后这位仆人也没得到皇室赦免令：

这位女士对她[仆人]发怒，说了一连串难听的诅咒话。这使后者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辱骂了她。这位女仆人由于这个缘故被带上法庭，并且被麦东法官给予三年判刑。1728年8月21日，议会决定确认了这一判刑[11]（pp.91-116）。

即使在1771年出版的《法国刑事司法法》中，丹尼尔·茹斯谈到“源于危难的狂怒和愤怒”作为减轻刑罚的理由[11]（p.103）， 事实上这只适用于那些有权势者，尽管在启蒙运动时代这种做法遭到质疑。事实上，分析中世纪末期之前的赦免令表明，近30%貴族用愤怒作为证明他们行为合理性的论据，而神职人员和资产阶级并未援引这一点，只有不到10%庄稼汉和商人援引了这一点。在1729年，只有12%贵族使用愤怒这种情感权利，与此相对，只有不到6%普通男女这样做了D. Cohen， art. cit.， p. 104. Claude Gauvard， De grce especial. Crime， Etat et société en France à la fin du Moyen Age， Paris， Publications de la Sorbonne， 1991， 2 vol， cited by D. Cohen， art. cit.， p.104 note 27.。一位妇女杀了自己的丈夫，因为丈夫几乎把她和她的孩子打死。或者一位家仆反抗自己的主人，因为主人不支付工资。这既没有证明他们行为的合理性，也没有证明他们愤怒的合理性，因为在法官看来，服从丈夫或主人比他们用来证明自身行为合理性的任何理由都重要Richard Mowery Andrews， The system of Criminal Justice， vol 1 ： Law， Magistracy and Crime in Old Regime Paris， 1735-1789，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4， p294， cited par D. Cohen， art. cit.， pp107-8.。

两个事例清楚表明了这一点。1537年2月，弗朗索瓦将皇室赦免令给予了玛格丽特·瓦雷埃，认为她的孩子而且实际上她是在对殴打自己的丈夫进行自卫。在她的请愿书中，她和亲属们详述了丈夫对自己的虐待和自己的绝望，但他们从未提到过她曾因此发怒。在一个反面事例中，丈夫因杀害了打丈夫的妻子而寻求赦免，当时回想起那天他妻子向他扔了一个酒瓶、一条面包和一个带盖汤盘，并且讲述了他如何一把切面包刀刺入她的喉咙，“愤怒、不安和狂怒” [12]（p.79）。

底层的绝望和统治阶级的愤怒是近代的情感特征。在17世纪，拉·布鲁耶里把穷人的悲哀和富人的愤怒对立起来：

众所周知的是，穷人的处境是悲哀的，因为他们想要的任何东西都没有人满足他们。如果富人易怒是真实的，就是因为他们想要难以寻找的事物或者某个他们对于反对他们人所拥有的东西。Jean de la Bruyère， Les Caractères ou les Murs de ce siècle， Paris， 1688， Des biens de fortune， 48 （V）. English translation by Henri Van Laun， London， 1885， digitized in 2007 by the Ernest Carroll Moore Memorial Librar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at Los Angeles.

只有贵族有权愤怒是所有经典戏剧中重复出现的一个主题，这一点在《奴隶岛》中占有重要地位。《奴隶岛》是马里沃的一幕喜剧，1725年3月5日由意大利演员首次演出。马里沃展现的是，一男一女两位贵族和仆人的到来：伊菲克拉蒂斯，希腊语意思是“由暴力控制的人”；哈利昆，民众和穷人的原型、在镇民中很受欢迎的人物Florence Magnot， presentation in the 2009 Flammarion edition p25. 哈利昆是传统喜剧两个丑角之一，一个无教养的、笨拙的人，被压迫民众的剧场代表。，另有欧佛洛绪涅及其侍女克雷安蒂斯。四个人最后都到达了一个由雅典出逃的奴隶居住的岛屿。这些奴隶建立了一个新的社会，其中的社会等级完全颠倒过来。统治者为奴隶，换句话说是民众或从前的仆人。岛屿主人特里韦林让这些遭难的人改换角色，家仆成为主人，主人则成为其仆人。然而，特里韦林向贵族们许诺释放他们，如果他们同意承认其从前的仆人对其所做描述的真实性戏剧的道德与其说预示着革命，即使有时在戏剧中看起来像一场正在酝酿的革命，不如说努力使贵族意识到用仁慈取代暴力的必要性，在将社会优越性合法化过程中，将不可避免导致暴力革命的社会闲置起来。。

这部戏剧在宫廷中引起不同反响，在最后一次剧情翻转中，奴隶们打碎了身上的枷锁。然而，它在巴黎取得了巨大成功[13]（pp.95-98） ：描述的真实性及其所承载的关于有权势者霸道的信息的真实性，以及人人平等的观念，是搅动社会的主题。当时，喜剧是一种时人能够认识自己的剧种。而且乌托邦喜剧在18世纪初非常流行，不受规则限制在当时的词典中，1679年里什莱词典、690年菲雷蒂埃词典、1694年学院词典，喜剧属于“表现”体裁，在喜剧必须准确描述社会的意义上，观众在其中一定能认识自身。莫里哀在比较喜剧与悲剧时，多朗特所说的台词，在《夫人学堂批判》中清楚表达出来：“当你描绘你的英雄时，你可以按照你喜欢的方式进行。这些是引人注目的描绘，我们在其中找不到相似性；你只要遵循喷薄而出的想象，为了获得令人惊异的效果，这种想象常常忽视真相。但当你描绘人时，你必须自然地描绘。我们在这些描绘中期待相似性；如果你没有使我们认识到你那个时代的人，你就一事无成。”cited by R. Chartier in，“Dandin ou le social en représentation”Annales XXX which expounds what is expected from the three main literary genres. The quotation has been taken from MOLIRE， La critique de lcole des femmes， in MOLIRE， uvres complètes， texts established， presented annotated by G. COUTON， Paris， Gallimard， “Bibliothèque de la Pléiade”， 1971， vol. I， pp635-668 （661.）。盡管极其仔细地进行并且在戏剧的目的、现状和对话之间保持距离，但马里沃冷酷无情地描绘了贵族和平民能或不能自由表达愤怒的方式，因为这种情感中的不耐烦涉及的是时间和权威。那个时候，两者都是贵族的特权。这是对他行为的自然表达，是对正在上演的他个人戏剧这一事实的思考，这一戏剧在殴打与侮辱中表现自身。因此，当意识到困在了岛上时，伊菲克拉蒂斯催促哈利昆去寻找他们的船，以便能尽早再次启航。但理解了岛上政治气氛的哈利昆，陶醉于未来成为主人的喜悦之中：他不慌不忙，并且提醒伊菲克拉蒂斯。伊菲克拉蒂斯以友谊的名义吩咐他动作麻利些，厌恶他慢吞吞的做派。他正在谈到的友谊通常采取用短棍击打他肩膀的形式，而且以这种方式惩罚仆人是经典戏剧的永恒特征。这在贵族行为中如此根深蒂固，以至于雷亚尔的塔勒芒写道：“国王路易十三并不希望他的男仆成为绅士，因为他说，他想自己能够打他们，而且并不认为他能够打一位绅士而自己又不犯错。”Gédéon Tallemant des Réaux， Historiettes， Paris， Gallimard， 1960-1， vol. I， p. 343 [manuscript till 1834-6]. 尽管如此，他仍然打扮成一位绅士。但一位其家族来自荷兰的绅士不能自以为具有了贵族血统。

另一方面，特里韦林负责将愤怒从新政府中消除。起初，特里韦林允许哈利昆发泄他的愤怒情绪：“通过情感的强烈爆发使自己安定下来；糟糕地对待他”；但在这最初的表达之后，人性和理性将指引他适应作为主人的新角色。特里韦林向克雷安蒂斯传达了同样的信息。但妇女、弱者、社会上的弱势性别一直以来习惯于听从男人们的指引（不同于戏剧中的男人，女人从不让自己处于不受干涉的境况）。像她的女主人一样，克雷安蒂斯反过来想享受时间：“啊，那时她开始经常找借口刁难我，而我会请求她原谅。当我能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时，让她等着瞧！”像贵族们一样，她也要求发泄愤怒的权利。特里韦林让她镇定下来时，她回答：“你想让我说什么？当一个人怒火中烧时，除了让他发泄，满足他一点儿，别无他法。你明白！当我在闲暇时多次与她争吵时，她会离开。但我不得不那样做！”（第三场）。四场以后，克雷安蒂斯再次不耐烦了：“过来。学着动作麻利点儿，因为我不喜欢等待。”她对欧佛洛绪涅说（第七场）。

每当贵族权威和荣誉遭遇危机时，贵族曾自由释放的暴力就由那些品行不端的人执行了，这些人愚弄那些已不再是贵族身份的受害者。瓦莱尔一进入阿巴贡的角色，就去亲近伊莉斯，让他的贵族出身成为众所周知的事。这种现象频繁发生，以至于莫里哀让阿巴贡说了下面的话：

阿巴贡——我毫不在乎那些故事。今天，世上满是那些假冒贵族的人，骗子。他们用自己的卑微身份，自豪地装饰上一个自己想到的著名名字。（V-5-2129-2132）

但那些假装贵族，假装“如此高贵”的人，不仅穿上贵族的宽大外衣，而且想当然地认为自己有不耐烦、愤怒和施行暴力的权利。巴士底狱档案记录了这种行为。尽管偷窃案件和经济诈骗都记录在册，价格和赊欠很多，但没有附随的暴力行为，除非下述情况：假扮成贵族的平民，更容易偷窃那些境况与他相当的男男女女，而且行为上表现出不耐烦和暴力这些有贵族特点的迹象，以增加众多平民男女对他的信任。因而保罗·达维泽尔让拉费尔设法欺骗很多商人，让他不再扮演费尔伯爵的角色。他因为这些欺诈行为，还因为想暗杀里贝拉克侯爵被投进监狱。一位木材商和一位酒商这时出场了，并作证他们不得不在他的胁迫下分文不取地向他供货。一位里昂商人控告他偷了一块金表和一块价值1060里弗的精美钻石Bastille Archives， file 11567， year 1745.。另一位已不再是贵族的人，称自己为圣毛里求斯的蒙庞西耶骑士，“而且被看作奥弗涅的里翁当地人，他到访社会上流妇女的家和其他单独居住的妇女的家并让她们给他钱。当她们拒绝时，他就从她们家里拿走任何他想拿走的东西。”一位女工“雷妮·夏洛特·瓦利恩特，一位成年女性和巴黎织布工人，住在这个城市的维尼兹胡同，圣玛丽教区，拉罗什少女家里”，在他被捕时投诉他，因为他在她经常去送布的一家认识了她，而且让她相信他是贵族并想与她结婚。他“踢她，用拳打她，并用剑打她”，让她养着他，供他钱花。他也利用她，让她成为他从上流社会妇女家中偷来货物的窝赃者Bastille Archives， file 10 033， 21 November 1751.。

就愤怒的权利来说，一个赋予社会整体性的权利，它的用处是使有权威的人愤怒合法化，妇女和小孩通常处于社会的底层。因此，西莉亚、商人异常美丽的妻子，武尔庞想要玷污她，为了保住她的声誉，她恳求武尔庞放过她。恳求无果后反而因武尔庞愤怒、有男子气概的表现而屈服，并且被他霸占：

靠你的愤怒为生，阁下，不是靠你的贪欲

（这是那些有男子气概的人常有的缺点），

惩罚那令人不快的源自人本性的犯罪，

您误称的我的美丽：剥去我的伪装。（III，6，230-233）

然而，贫困严重和对乞丐与无业游民队伍壮大的担忧，在更大程度上导致了对那些被剥夺了生存手段的人施暴的合法化。因而妇女赢得了对其品行不端的丈夫发怒的权利，她们的丈夫危及了家庭经济。妇女从而战胜了她们丈夫的法律和文化特权[14]（p.120）。正是生存的需要，才能为那些挨饿者的暴力行为开脱，正如茹斯在她有关刑事审判的论文最初几页评论的：

在食物极端短缺情况下所犯罪行，与那些没有这种动机情况下所犯罪行相比，最容易开脱。因而处于生存需要而偷窃的人，与抢劫以满足自己贪欲的人相比，并不那么罪大恶极D. Jousse， op. cit.， vol. 1， p. 10， cited by D. Cohen， art. cit.， p.108.。

然而，17世纪出现了有利于妻子保护自己财产的新规章。这些新规定提示那些与丈夫有交往的人们，关于配偶单独的或后来继承的财产，以防他们万一要求妻子放弃有利于自己的合法要求。就此而论，尽管他们不能这样做，已婚妇女还是对由其丈夫打理的财产加强了控制Pierre Petot， “Le statut de la femme dans les pays coutumiers fran？ais du XIIIe au XVIIe siècle”， La Femme， Recueils de la société Jean Bodin， op. cit. p. 243-254 ； voir L. Fontaine， The Moral Economy， op. cit.， chap.5.。但这些新权利使男人愤怒，尤其当他们向其妻子自己要钱并遭到拒绝时。当妻子拒绝为贷款提供担保时，丈夫通过“无尽无休的批评”证明他们愤怒的合理性，他们已经习惯了自己的生活方式，而这样的做法是在挑战他们的权威。在男人叙述中，殴打常常发生在这些言语挑战之后：当丈夫想要妻子的钱时，常常发生暴力行为。而妻子试图以他们的日常必要生活开销需要钱的理由予以抵制，或者直接说没钱可给[14]（p.191）。

想要借钱的男人通常需要妻子联合署名，用家族资产做担保。借给别人钱或向别人借钱的男人，无一例外地使妻子的家族资产陷于危险境地。如果说丈夫经常沮丧且喋喋不休地诉说对他们在处理家庭资源上的诸多限制的话，妻子反复抱怨她们的丈夫殴打她们，以迫使她们联名担保贷款[14]（pp.200-201）。男人的这种暴力和愤怒是劳动家庭的特征。精英阶层男人一般有足够资产，在进行贷款时无需得到他们妻子的许可，而且他们选择的生活也不会危及他们家庭的生存[14]（p.202）。

保护家庭资产和嫁妆、反对一位脾气暴戾且挥霍成性丈夫的妇女，一直有被授予皇室赦免令的机会。娜塔莉·泽蒙·戴维斯对赦免令的研究就表明了这一点。历史学家已经遇到一系列赦免故事，其中妇女的行為和愤怒轻易地向他们自己、向男性倾听者证明自身的合理性：保卫合法财产要求和遗产的行为与愤怒。“珍妮·勒尼亚尔与她的第二任丈夫杰·富卡尔在他们的皮卡德乡村‘平静地生活着，（如她所述）直到7年以前，当时她丈夫开始在酒馆喝酒并做赔本生意，挥霍他们的动产，尤其是结婚时她带来的动产和财产。她说，她丈夫的死源于在酒馆喝酒，而她经营葡萄园，最终导致了在壁炉旁的一场战斗。她指责他错误和愚蠢的买卖行为和大手大脚正在使他们限于穷困。他们在自己的儿子和一位邻居面前打斗（当然，他们是见证者）。他用刀子袭击她，愤怒的她用铁叉打在他眼睛周围。他死了，她逃走了。珍妮·勒尼亚尔在国王面前卑微地请求宽恕，国王给予她赦免令。”Lettre de rémission datée janvier 1546/7 from Jeanne Regnard widow of Jean Foucart， laboureur in a village near Coucy in Picardy， étudiée par Natalie Zemon Davis， Fictions in the Archives， Pardon Tales and Their Tellers in Sixteenth Century France，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7， pp94-95.

如果珍妮·勒尼亚尔在杀害她丈夫这件事上能够采取愤怒态度，更加可以理解的是妇女做出的引人关注的殴打行为，有时是针对她丈夫的，反对男人夺取她们寡妇母亲留下的遗产、他们农民的财物，或者夫的衬衫。妇女的愤怒并没有威胁到等级制度，而是维护家庭财产价值。这总体上深得人心。她们的杀人行为可以用她们配偶常常使用的同类故事予以辩护Ibidem.。

一般地说，商人为了获得扩展市场的权利向贵族经营支付高昂价格同时，正在关注应该不能进入市场范围的公共货物类型Laurence Fontaine， Le Marché…. op. cit chap.6.。随着商人算作中世纪社会的一部分，决定商品价值的任务就被赋予他们。但是，如果定价是决定“时价”的市场的首要之事，在欺诈和垄断情况下，换句话说，在商人中出现明目张胆地勾结或违背市场规则时，或发生饥荒，这样的价格威胁到穷人生存时，那么有时会由公共权威机关制定价格。由权威机关制定的价格、“公平价格”本身，只适用于基本食品商品：谷类食品、面包、肉、葡萄酒和啤酒Raymond de Roover， “The Concept of the Just Price： Theory and Economic Policy”， The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Vol. 18， No. 4，1958， pp. 418-434. Plus généralement， voir L. Fontaine， Le Marché …， op. cit.， chap.4.。18世纪仍然存在同样的观念：百科全书中由若古所写的“价格”词条，将“人性”观念放到了不受自由市场影响的商品类别。他将“合法价格”与“时价”进行比较，后者源自“在各签约方同意下，由个体做出的共同判断”，前者源自让人们支付的不可能性，“生活绝对必需品，其中有的充足，有的一些人急需但在其他地方又无法购买。因为当时，利用人这种贫穷状况是非人性的，要求他为了基本生活所需而支付高额价格也是非人性的。”L. Fontaine， Le Marché…， op. cit.， chap.6.这就是1775年小麦高昂价格引起骚乱的原因，犯罪者馈赠穷人以此证明他们行为的正当性，而委员会同样建议赦免他们。正是雅克·拉博德闯进一个农场，“在几个晚上拿走了6份燕麦”。他解释说：“正是极度贫穷迫使他这样做”，因为他“非常贫穷，当失业时不知道到哪里赚钱来买面包”。委员会接受了他的观点并建议赦免他：“我们认为这起偷窃的原因是，拉博德极度贫穷，不能养活他的妻子和孩子”。类似的是，桑丽思附近发生的面粉骚乱中被抓的弗朗索瓦·吉略特解释说：“他极度贪困，因为他要供养五个孩子和妻子”。D. Cohen， art. cit.， pp.107-108.因而维持生存，还有人性观念，允许那些逆来顺受者超越他们的社会角色，表达对政治家的愤怒。这些政治家在1775年宁愿让市场决定与小麦一样为基本生活所需的商品价格，而不是制定一个“公平价格”。这就是权威机构让最贫穷的人生存的惯常做法。

结 论

以上分析使我们得出结论，情感不是表达能够为所有人共享的愉悦和痛苦。近代欧洲，贪婪和浪费这些随市场而发展起来的情感，反映了彼此共存、冲突与合并的竞争性经济政策。因而情感是相当于法律一样的武器，因为是情感规定了好的与坏的情感的内容。但是，情感也是建构何者为正义，何者为道德的武器。情感的力量更加强大，因为情感的规范被强加于人们的感受能力，所以，被个体内在化于他们内心深处。情感进入了现代时期在贵族政治经济和市场之间的战斗。贪婪与利益之间战斗的重要性不言而喻。贪婪的目标在于通过禁止资本积累抑制市场，而另一方面，利益的目标在于通过将利益合法化使利益最大化。

在面对不公正行为和不良行为时，愤怒允许一个人表达他的不同见解。但是，并不是所有人、也并不是无论男女都平等地享有愤怒这种情感权利的。因为在社会交往过程中，只有那些权利被合法化的阶层允许使用这种情感权利：贵族对第三等级，主人对仆人，男人对妻子和孩子。尽管禁止有息借贷，对出身高贵者的威胁有助于确定商人的作用，以保持社会等级秩序。权威机构尽力控制市场并制定规则，包括确定基本商品价格以防止垄断并保证人们能买到他们的必需品，因而保证他们的生存。生存权由人性体现并反映在“公平价格”中。在发生饥荒时，穷人也获得了愤怒的权利。所以，人性的感情悬于荣耀之上，荣耀在贵族社会和家长制社会中巩固了权力关系。而贪婪被看作潜伏在市场经济中心的魔鬼。

[参 考 文 献]

[1]Max Weber， La ville， Paris， Aubier， 1982 [1921].

[2]Cité par Giacomo Todeschini， “ Usury in Christian Middle Ages. A reconsideration of the Historiographical Tradition （1949-2010） ”， XLIII Settimana di Studi Religione e istitutioni religiose nelleconomia europea 1000-1800， Prato， mai 2011， Florence university Press，2012.

[3]Giacomo Todeschini， Richesse franciscaine. De la pauvreté volontaire à la société de march， Paris， Verdier poche， 2008 [2004].

[4]Albert O. Hirschman， The passions and the Interest. Political Arguments for Capitalism before Its Triumph，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77.

[5]Jacques Savary， Le Parfait Négociant， ou Instruction générale de tout ce qui regarde le commerce， Paris， 1675， édition de 1713， p.1. Italics in the original. Quoted by A. Hirschman.

[6]Quoted by Menna Prestwich， Cranfield ： Politics and Profits under the Early Stuarts ： The Carreer of Lionel Cranfield， Earl of Middlessex，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66， p.14.

[7]Coppélia Kahn， “‘Magic of bounty … ” art. cit.， pp.55-6.

[8]Saint Simon， Mémoires （1691-1701）， Paris， Gallimard， 1983， 5 tomes， t.1.

[9]H. Montgomery Hyde， John Law. A History of an Honest Adventurer， London， W. H ； Allen， 1969， pp.141-2.

[10]Louis Sébastien Mercier，Tableau de Paris， chap. CCCXL， Fournisseurs， pp. 921-922.

[11]Cited by Deborah Cohen， “Lordre public La procédure de gr？ce au XVIIIe siècle ： restaurer un ordre ou reconna？tre linnocence ”， RHMC， 2007/2， no.52-4， pp. 91-116 （105）.

[12]Natalie Zemon Davis， Fictions in the Archives， Pardon Tales and Their Tellers in Sixteenth Century France，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7， p.79.

[13]Florence Magnots presentation in the 2009 Flammarion edition pp.95-98.

[14]Julie Hardwick， Family Business： Litigation and the Political Economies of Daily Life in Early Modern Franc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9， p.120.

（勞伦斯·方丹：巴黎高等师范学院、法国高等社会科学研究院历史学资深研究员，近代欧洲研究专家；译者张作成：哈尔滨师范大学副教授，历史学博士）

[责任编辑 张晓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