踪凡

摘要：《辞赋标义》的编者俞王言，应该是明万历年间徽州府休宁县（今属安徽省）人，有学者以为系广东海阳或安徽歙县人，均不确。该书在明末清初流传甚广，至今尚有十余部传世，主要有两种印本形态：一是明万历二十九年（1601）金溥参订、休宁金氏浑朴居刻本，一是崇祯年间郑之榘据金溥本修订、重印之本。该书既是一部版式独特、备受欢迎的辞赋总集，也是一部重要的赋学理论著作，它反映了编者较为通达的文体观念，以及辞赋并重、屈马同尊、崇尚楚汉、贬抑六朝的赋学思想。

关键词：《辞赋标义》；俞王言；休宁县；版本；赋学观

中图分类号：I207. 2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5833（2015）05-0169-07

《辞赋标义》是明末万历年间出现的一部很有特色的辞赋总集。该书凡18卷，选录先唐辞赋120篇，表现出十分鲜明的复古倾向。由于该书版式独特，眉目清晰，正文、注释、批点互相参照，颇便初学，因而在明末清初刊印不衰，影响甚大。下面即对其编者、版本和赋学观略作考论。

《辞赋标义》的编者俞王言，字皋如，大约出生于明末嘉靖年间，活动于万历年间。生平不详，主要以教授为业，本书参订者金溥即是他的弟子。对于俞王言的里籍，各书所题不一。《辞赋标义》俞氏自序署“海阳俞王言皋如著”，该书金溥参订本卷首题“海阳俞王言皋如标义”，可知其为海阳人。有先生以为系“今广东海阳”，非是；又有学者以为“俞王言应为歙县人”，亦不确。其实，此处“海阳”是安徽省休宁县的古称。宋乐史（930-1007）《太平寰宇记》卷一百四《江南西道二·歙州》载：

休宁县，（歙县）西六十六里，元一十一乡，本吴孙权所置也。按《邑图》云：吴割歙县西北，分置休阳县，在此县之西二里杨村东三里灵鸟山上。吴避孙休名，改为海阳县，仍移于万岁山上。晋平吴之后，改为海宁县新安郡，晋宋齐梁陈不改。隋平陈，并省黟、歙二县，百姓总属海阳，改隶东阳郡。开皇十年，东阳郡去邑遥远，即于黟县割置新安郡，以黟、歙、海宁三县属焉，仍复改海宁县为休宁县，以邑城因立郡，仍隶焉。唐武德初，复移于万岁山旧城理，天宝九载移于旧邑西三十里，即今理也。……废海阳县，在今县东十三里东。旧名休阳，在灵鸟山上，避孙休之讳，改为海阳县，仍移于万岁山上。至晋武帝平吴，又改为海宁也。宋罗愿（1136-1184）《新安志》卷四《休宁沿革》记载与此略同，而有所补充。综合二书所记，可知海阳县本为“歙县之西乡”，三国吴孙权时从歙县分出，初名休阳县，治灵鸟山：后因避吴主孙休之名讳，更名为海阳县，治万岁山（万安山）。晋武帝时更名海宁县。隋文帝开皇十年（590，一说大业中）置新安郡，下领黟、歙、海宁三县，郡治海宁，又改海宁县为休宁县；义宁中，郡治迁至歙县。唐天宝九年（750），海宁县县治西迁十三里（从罗愿《新安志》）。

不难看出，由于历史沿革，海阳县先后被称为休阳县、海阳县、海宁县、休宁县等，但从隋代以后一直名为休宁县，直到今天。尽管该县被称为海阳县的时间不长，大致从吴孙休永安元年（258）到晋武帝太康元年（280），只有23年的时间，但作为休宁县的古称，却印在该县人民的记忆中。休宁县文人自称海阳人，也在情理之中。俞王言、金溥皆自称海阳人，即是一例。

另外，《辞赋标义》郑之槃参订本卷端题“新安俞王言皋如标义”，而俞王言《刻楞严经标指序》亦署“新安俞王言皋如著”，又可知其为新安人。考新安为古代郡名，旧称歙州、新都郡，晋武帝太康元年改称新安郡，沿至唐代，又名歙州（一度亦称新安郡），宋徽宗时改称徽州。此后“徽州”、“新安”二名并行不悖，官方文书多称徽州，而文人学士则追求古雅，习称新安。所以，歙州、新都、新安、徽州，其实一也。据《晋书》卷十五《地理志下》和谭其骧《中国历史地图集》（三国西晋时期），西晋时新安郡下领海宁（休宁）、歙县、黟县、黎阳、始新、遂安6县，郡治始新。隋时治休宁，后移至歙县。因而不仅始新、休宁、歙县人可以自称新安人，即便其他各县的文人亦可自称为新安人。当然，新安郡在明代称为徽州府，所以，准确地说，俞王言是明徽州府休宁县（今属安徽省）人。

徽州有黄山，黄山西南有天都峰，是一著名景点，不少徽州人引为自豪，甚至自称为天都人。如涨潮自称“天都涨潮”，汪道昆自称“天都外臣”等。《楞严经证疏广解》卷一《姓氏·会译》栏又称俞王言是“天都居士”，原因即在于此。但这是文人（或礼佛者）雅称，并非严格的里籍或者出生地。

需要指出的是，《辞赋标义》的参订者、刊印者为金溥，字次公，亦为徽州府休宁县人，曾经师事俞王言。金溥《刻辞赋标义跋》云：“溥自束发，从皋如先生游。其弹射古人，往往破的。”对其师颇为敬仰、钦佩，因而为其刊刻此书，并撰写跋文。跋末署“海阳金溥次公著”，可知其为休宁县（古称海阳县）人。查《休宁金氏族谱》，金溥为休宁金氏第二十五世孙，父金璋，弟金汶。金溥娶妻吴氏，妾朱氏，生有三子，余不详。金溥深受其师俞王言影响，雅好古文辞，亦钟情于佛教典籍。

《辞赋标义》的另一参订者郑之槃，字逸少，徽州（古称新安）人，生平不详，很可能是位出版家。曾校订、刊刻《石丈斋集》4卷（明葛应秋撰）、《辞赋标义》18卷。

另外，俞王言《辞赋标义序》末刻有小字“新安剞劂氏黄鋑”，金溥《刻辞赋标义跋》末又有小字“黄一桂刻”。查《中国古籍版刻辞典》，黄鋑、黄一桂皆为歙县人，是明代黄氏刻书的第二十五、二十七代传人。黄鋑（1553-1620），字君佩，号秀野，碹子，嘉靖间歙县虬村人，刻字兼版刻工人。参与刊刻过《张氏统宗世谱》、《徽州府志》、《筹海图编》、《辞赋标义》等书。黄一桂（1570-？），字子芳，号樵夫，明万历间歙县人，刻字工人兼刻书家。参刻过《医说》、《海岳山房存稿》等书。歙县在休宁县东66里，两县紧邻，同属徽州府。

俞王言是明代著名评点家，除编集并批点《辞赋标义》外，还曾评点汪道昆所辑之《秦汉六朝文》十卷，现藏于清华大学图书馆与浙江省图书馆（参《中国古籍善本书目》），国家图书馆藏有胶卷。又据《明史·艺文志》和《千顷堂书目》，他还评点过佛经四种，合称《佛经标指》，包括《金刚标指》1卷、《心经标指》1卷、《楞严标指》12卷、《圆觉标指》1卷。此书尚存，国家图书馆普通古籍阅览室藏。俞氏有较高的儒学与佛学修养，他以佛学的眼光来评点文学作品，因而观点独到。金溥《辞赋标义跋》称其“尝解《南华》矣，兼以《阴符》、《道德》、《文始》、《冲墟》，名《玄圣五宗》，直剖混元之窍；又解《楞严》矣，兼以《般若》、《金刚》、《圆觉》、《维摩》、《楞伽》、《华严》，名《西天七曜》，直蹑须弥之巅；义解《楚辞》矣，兼以汉魏晋宋齐梁诸赋，直扣文人之间奥”，可知其在道教、佛教与古代辞赋研究等方面皆有建树。

《千顷堂书目》卷三十一《骚赋类》、《明史》卷九十九《艺文志四》、《中国古籍善本书目·集部》皆著录：“俞王言《辞赋标义》十八卷。”该书现存十余部，海内外多家图书馆皆有收藏，甚至美国、加拿大、日本亦有藏本，可见其流传之广。现将其版本状况介绍如下：

1.金溥参订本，明万历二十九年辛丑（1601）休宁金氏浑朴居刻本

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本，索书号SB/811. 3/8010。此本1函8册，书高28.4cm，内封B面镌： “休宁县新刻/辞赋标义/浑朴居藏版”。首俞王言《刻辞赋标义序》5叶，序末刻有小字“新安剞劂氏黄鋑”；次《辞赋标义凡例》2叶凡4条；次《辞赋标义目录》6叶（页码：3-8）；下为正文。卷端题“辞赋标义卷之一”，顶格；第二、三行署“海阳俞王言皋如标义，金溥次公参订”；四行起“离骚经第一屈原”。篇题之后有题注，低三格，双行小字；正文大字，顶格。书末有海阳金溥次公跋4叶，跋尾有“黄一桂刻”4字。此本四周单边，白口，单白鱼尾，版心刻卷数和页码。每半叶6大行，行17字，只刻正文，读之畅通无碍；大行之间又别有小行，刻单行小字注释，辅助理解之用，每行约50字。正文与注释随处可以参照，设计颇为巧妙。文中偶有注音、析字，小字夹注；眉栏镌有评语，论析章句结构。版框高24.3厘米（其中正文栏高20.4厘米，眉批栏高3.9厘米），宽14.8厘米。此本版框最高，估计为初印之本。书中有朱笔圈点。钤有“诵芬书屋”、“曹荧黼印”、“云樵”、“北京大学文学院图书室藏书印”、“北京大学图书馆藏印”等篆文朱印。

又清华大学图书馆藏本，2函10册。此本亦完整，版式同北大本。但第6册第1l卷（扬雄《羽猎赋》）的第21、22页次序颠倒，系装订之误。

又浙江省图书馆藏本。笔者未见原书，国家图书馆普通古籍阅览室有该本之缩微胶卷2卷，索书号：S1424。卷端有简介，如下：“原件收藏：浙江省图书馆；原件书号：3738；原件状况：原件有部分虫蛀，原件有部分有污迹。《辞赋标义》十八卷，（明）俞王言撰，金溥参订。明万历二十九年休宁金氏浑朴居刻本。清梅一枝校跋。十六册。”此本卷首阙序言、凡例及部分目录，凡6叶。卷端“辞赋标义卷之一”之右侧小行内以墨笔书写：“光绪十年岁次甲申六月之下浣，慈溪梅一枝自修重读。”（今按：此即所谓“梅一枝校跋”。慈溪，今属浙江省。）又于“离骚经第一”两侧小行内墨书：“离，犹隔也；骚，动扰有声之谓。盖遭谗放逐，幽忧而有言，故以‘离骚名篇。王逸《楚辞章句》作‘离骚经，洪兴祖云：‘古人引《离骚》，未有言经者。盖后世之士祖述其辞，尊之为经耳，非屈原意也。…（卷一，la）钤有“浙江公立图书馆之钤记”、“浙江图书馆珍藏善本”两枚小篆方章和楷书“民国五年藏”，可知该书于1916年人藏浙江图书馆。

又美国普林斯顿大学葛思德东方学院图书馆藏本。《普林斯顿大学葛思德东方学院图书馆中文善本书志》著录此书，如下：“《辞赋标义》十八卷，十四册，二函，明俞王言撰。明万历二十九年（ 1601）刊本。六行十七字。板匡高20.2公分，宽14.2公分，上栏高3.9公分。是编取《文选》中辞赋，更增益三十余篇，而为之训解。字句之义，标注于正文之旁；章段之义，标注于书眉：为便初学也。其训解，以取于张凤翼纂注者为多。《四库全书总目》未著录。有万历二十九年王言自序；序后有题识云：‘新安剞劂氏黄鋑。卷内钤‘环山楼藏书印等印记。”其版框高度不含眉批栏，版框宽度亦不包括版心，所以数字互有出入。但其版本信息与北大藏本接近，很可能系金溥参订本。

2.郑之槃参订本，明崇祯年间据休宁金氏浑朴居刻本重印本

中国人民大学图书馆藏本，索书号：417/415。此本1函10册，书高27.5厘米，书衣贴有蛋清色书签，刻“辞赋标义”4字，钤“中国人民大学图书馆藏书”章。首俞王言《刻辞赋标义序》5叶，次《辞赋标义凡例》2叶，次《辞赋标义目录》（第3-8叶），以下为正文，书末亦附有金溥《刻辞赋标义跋》，顺序与北大藏本同。比对《离骚》首页书影，其版式、文字、笔划等亦皆与北大藏本同，当然是同一版本。但也有差异：第一，人大本版框高23.9厘米（其中正文栏高20厘米，眉批栏高3.9厘米），比北大本（24.3厘米）显然缩小了一些，估计是书版长期存放、干燥萎缩所致。第二，此本卷端题“辞赋标义卷之一，新安俞王言皋如标义，郑之槃逸少参订”，俞王言的里籍和参订者姓名有了变化。至于郑之槃在本书文字上的修订，则由于书藏两馆，比对不便，未能详知。可以肯定，该本是据休宁金氏浑朴居刻本修订、重印之本。因郑之槃校订、刊印的《石丈斋集》4卷刻于明末崇祯年间，故将此《辞赋标义》的印行时间也暂定为明末崇祯年间（1628-1644），

又浙江大学西溪校区（原杭州大学）图书馆藏本。姜亮夫先生《楚辞书目五种》中据此著录：“《辞赋标义》十八卷，楚辞部分六卷。明新安俞王言皋如标义，郑之槃逸少参订。……大体旨义多本王、朱旧说，而特为简要，去取谨严。凡注皆在本字旁。字音、字形，则注本字下；篇章大意，则在书眉；探词底之意蕴，则旁注而上下括之。分段处则乙之。音有直音与叶音二者。……万历海阳金溥刻本。杭大藏。前有俞氏《自序》及《凡例》四则。《自序》后有‘新安剞劂氏黄鋑七字，则刻家姓氏也。书凡十八卷，前六卷为《楚词》。自七卷起，录《两都》《两京》《三都》等赋续之，下及江淹、陶潜诸人之作。卷十八又别加‘附字，则录者为《七发》《七启》《七命》《封禅》《剧秦美新》《典引》六篇也。《目录》凡六页也。正文起‘辞赋标义卷之一，下署‘新安俞王言皋如标义，‘郑之槃逸少参订二行。下接‘离骚经第一屈原。每篇之下有篇题说明。正文皆全录内文，其注释皆在文旁。文中偶及字音及字形，眉语皆举篇章大义，《凡例》言之详矣。正文每半页六行，行十七字，行间义别有小行，小行中即注文。乌丝栏，上眉双层。白口，口心记卷数及页数。自卷匕之后，眉语甚少。书末有‘海阳金溥次公跋，四页，最末跋尾有‘黄一桂刻四字。”其著录情况与人大藏本同。因《楚辞书目五种》主要是介绍与楚辞相关的书籍，故在介绍《辞赋标义》时以该书楚辞部分为主。

又加拿大多伦多大学东亚图书馆藏本。《加拿大多伦多大学东亚图书馆藏中文古籍善本提要》称：“《辞赋标义》十八卷，明俞王言辑，明万历二十九年刻本。十册。半叶六行十七字，行间有夹注，眉栏镌评。四周单边，白口，无鱼尾。版心中镌卷次。匡高24厘米，宽14.3厘米，前有万历二十九年俞王言序，凡例，目录。”据该书插图，实为郑之槃逸少参订本。但人大藏本版框宽14.8厘米，似与此异，盖此本著录者未计版心之故也。

据《中国古籍善本书目·集部》，国内尚有中共中央党校图书馆、陕西省博物馆、甘肃师范大学图书馆、天一阁文物保管所、四川大学图书馆藏有此书，皆著录为明万历辛丑（二十九年，1601）休宁金氏浑朴居刻本。对于天一阁本，崔富章先生《楚辞书录解题》有著录：“天一阁藏本，六册。每半叶六行，行十七字。白口，四周单边。上设增格，刻有眉批。行间有小直格，刻夹注。钤有‘沈邦基、‘莱山、‘趣园伏老等明印。”不知系何人参订本。又，日本东洋文献连络协议会《汉籍分类目录·集部（东洋文库之部）》著录：“《辞赋标义》十八卷，明俞王言标义，明万历二十九年序，刊本。小一〇Ⅺ3-A-d-64。”亦不知参订者姓名。

《辞赋标义》既是一部版式独特、备受欢迎的辞赋总集，也是一部重要的赋学理论著作。该书凡18卷，卷一至卷六为楚辞部分，卷七至卷十七为汉魏六朝赋，卷十八另加“附”字以收录类赋之作。《凡例》云：“是编所选，恢拓昭明，收其逸也；旁及《七发》《封禅》等篇，聚其类也。”可见是对《文选》加以增补而成的。

卷一至卷六收录楚辞和拟骚之作41篇，约占全书的三分之一。其编纂顺序大体依照王逸《楚辞章句》。其中卷一至卷四收录屈原作品25篇，依次为《离骚》《九歌》《天问》《九章》《远游》《卜居》《渔父》；卷五收录宋玉、景差的作品11篇：《九辩》《招魂》《大招》；卷六为汉代拟骚之作，包括贾谊《惜誓》《吊屈原》、淮南小山《招隐士》、严忌《哀时命》、扬雄《反离骚》，凡5篇。总数为41篇（其中《九辩》计9篇），比《文选》（18篇）多出23篇。

卷七至卷十七收录汉魏六朝赋73篇，比《文选》增补19篇。这是全书的主体部分，所收皆为以“赋”名篇的作品，按其题材和内容分类编次，但不标类目，依次为：京都、宫殿、郊祀、耕藉、仙、畋猎、纪行、游览、江海、物色、鸟兽、志、哀伤、论文、音乐、草木、情。其类别及次序都与《文选》大致相同，但亦有调整：1.《文选》把宫殿赋置于游览赋之后，而《辞赋标义》则提前到第二位，置于京都赋之下，可见编者对宫殿赋价值与地位的重视。2.新增仙、草木两类赋，其中仙类只收司马相如《大人赋》1篇，草木类收录刘胜《文木赋》、庾信《枯树赋》、夏侯湛《浮萍赋》凡3篇。“游仙”与“草木”是先唐赋的两大题材，不乏名作，而《文选》阙之。《辞赋标义》对其加以增补，反映了俞王言对赋之题材多样性的认识。3.尽管该书不标类目，但从其具体编录情况可以看出，俞王言的分类比《文选》更为细致。例如在哀伤类之下，先是描写官怨题材的司马相如《长门赋》、班婕妤《自悼赋》《捣素赋》，接下是抒发个人情怀的江淹《恨赋》《别赋》，哀悼题材的司马相如《哀二世赋》、汉武帝《悼李夫人赋》，怀旧题材的向秀《思旧赋》、陆机《叹逝赋》、潘岳《怀旧赋》《寡妇赋》。这种类别之下又分细目的方法对清代的赋集编纂有一定影响。

卷十八加一“附”字，收录七、符命两种接近赋的作品，凡6篇。其中七体3篇（《七发》《七启》《七命》），符命3篇（《封禅》《剧秦美新》和《典引》），与《文选》同。

不难看出，俞王言将先唐辞赋划分为三大板块：楚辞体、赋体、类赋之作，而以赋体部分为核心，前为赋源，后为赋流。俞氏一方面辞、赋并重，甚至将楚辞置于赋前，显然有为赋体文学溯源的意味，认识到楚辞在文体形式上对赋的影响；另一方面，他又说“辞则屈子从容于骚坛，赋则马卿神化于文苑”（《刻辞赋标义序》），将两种文体分而论之，则又体悟到了二者之间的差异。这种观点看似模棱两可，其实能够客观地反映辞、赋二体既彼此互异又血肉相连的关系。在中国古代，辞、赋关系问题一直含混不清。汉代人持有广义的赋体观，除了以“赋”名篇者外，楚辞、颂、七、对问、连珠、隐语、成相杂辞等皆可称“赋”。自从《文选》将骚（楚辞）、赋分立，不少学者认同了辞、赋二体论，于是产生了狭义的赋文体观，各类赋集一般只选录以“赋”名篇的作品，如《唐文粹·赋》、《文苑英华·赋》、《赋苑》、《赋略》、《历代赋汇》等。但是，广义赋体观并未消失，仍有一些学者在赋集中辞、赋并选，在论赋时亦兼论楚辞，如元祝尧所编之《古赋辩体》、今人马积高所著之《赋史》等。这两种观点都有道理，但又各执一端，皆有偏颇。狭义的赋体观将楚辞体排除在赋外，看不到辞、赋之间的密切关系；而广义的赋体观则又将辞、赋混同，抹煞了二者之间的区别。惟有俞王言虽然将辞、赋视为两种文体，但又共同选人一部书中，先辞后赋，以直观的方式揭示两种文体的渊源承继关系，这比狭义赋体观与广义赋体观都更为稳妥。尤为可贵的是，俞王言是第一个在书名中使用“辞赋”一词的赋学家，这在古代似乎是绝无仅有的。直到1927年，陈去病出版《辞赋学纲要》一书，学术界才渐渐认同“辞赋”连称的做法，而大量的辞赋学研究著作则是在1980年之后出现的。尽管“辞赋”一词早在《史记》中就已经出现，但是真正将其视为两种文体、明确地认识到二者之间的辩证关系，并且用来作为书名的，则以明代俞王言为肇始。值得一提的是，俞王言几乎将所能见到的全部楚辞作品都纳入书中，可见他对楚辞文学的高度推崇。其门生金溥认为“域中有三奇，则《南华》《楞严》《楚词》是也”，即受此影响。至于七、符命，《文选》曾将其与赋、骚、辞并列，视为不同的文体形式。但自明代以来，学者多认为七体实为赋之一种，枚乘《七发》即是汉代散体大赋的滥觞；而符命一体，学者皆斥之赋外，惟有俞王言将之纳入赋集。其实俞王言并未真正视之为赋，他在卷十八下加一“附”字，旨在考察赋体文学对其他文体的渗透与旁衍，为读赋、治赋者提供参考。这与张溥在《司马文园集题辞》中评价相如《难蜀父老》《封禅文》等“皆赋流也”如出一辙，都是在努力揭示一种重要的文学现象：在赋体文学鼎盛的汉代，七、符命、吊文、对问等相关文体无不受其影响。可见，俞王言既对楚辞与赋的关系有着辩证的公允的认识，同时又注意到了赋对其他文体的影响与沾概，其文体观念是比较通达的。

其次，对于古代各体文学，俞王言独尊辞赋，具有十分浓厚的复古倾向。俞氏《刻辞赋标义序》开篇即云：“艺林之技，首推辞赋。辞则屈子从容于骚坛，赋则马卿神化于文苑。屈子发愤于忠肝，存君兴国之外，无他肠焉。而篇各异轴，语各殊制，触意成声，矢口成响，譬之橐钥，虚而不屈，动而愈出，其天行者乎！马卿藻思渊涵，才情霞起，立乎四虚之地，游乎万有之途；有境必穷，无象不肖；譬之大壑，舟焉者浮，饮焉者饱，其泉涌者乎！……故侪马卿于屈平，兄弟也。”认为司马相如在赋坛上的地位与屈原在楚辞领域中的地位相当，二人堪称伯仲。这种观点或许受到王世贞（1526-1590）“屈氏之骚，骚之圣也；长卿之赋，赋之圣也”（《艺苑卮言》卷二）的影响，显示了明代学者对于屈、马文学成就的高度推崇。其对二人艺术风格的比较，亦卓有见地。屈马并尊之外，俞氏对六朝赋有所贬低，而对于唐赋的对仗精工，宋赋的淡泊闲远，皆以其违背古赋的精神实质而不屑置评。《序》云：“侪马卿于屈平，兄弟也；宋、景、杨、贾，父子也；班、张、潘、左、曹、陆辈，祖孙也；其余皆曾玄耳。后之作者如林，然唐以绮偶，宋以淡泊，古道衰矣。”该书《凡例》亦明言：“赋以雄浑典丽为主，故虽两汉六朝诸名家，亦时有采择焉。至骈偶靡曼之音，则一概不录。”显然推崇“雄浑典丽”的先秦两汉辞赋，而排斥对仗雕琢的骈赋、律赋。该书专选唐以前辞赋，唐宋以后赋只篇未取，便是这种复古观念的具体实践。当然，这种复古思想并非俞王言独有，而是元明以来赋学家们的共识。元祝尧《古赋辩体》卷一云：“《离骚》为词赋祖。……自汉以来，赋家体制，大抵皆祖原意”，对楚辞体、两汉体辞赋（古赋）极为推崇，而对后代的三国六朝体（俳赋）、唐体（律赋）、宋体（文赋）则颇有微词。明初吴讷《文章辨体》继承了祝尧的赋学思想，亦尊古轻律。而“前七子”领袖李梦阳更是提出了“汉无骚”、“唐无赋”的著名论断：“已问唐所无，日：唐无赋哉。问汉，日：无骚哉！山人于是则又究心赋骚于汉唐之上。”这种复古思想尽管有其偏颇之处，但对明代末年的赋学批评和赋集编纂都产生了巨大影响。明末编纂的赋体文学总集中，李鸿《赋苑》、俞王言《辞赋标义》都专门辑录先唐赋，只不过《赋苑》按照时间先后顺序编排，而《辞赋标义》则依照内容分类编排而已。周履靖《赋海补遗》虽然选录历代赋，但也以先唐赋为主，唐宋赋仅寥寥数篇。倘若究其根本，元明时期复古思想的盛行无疑是这种观念产生的现实土壤。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