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新娣

摘要：广义的文化即人化，它映现着历史过程中人类物质和精神力量所达到的程度和方式；发展的概念及理论，是映现当代人类经济社会发展实践状况的具体文化形式；“文化发展”，就是映现特定阶段上经济社会发展实践的具体文化形式——经济社会发展理论的更新与重构。当代西方学者基于整体性视角，对于自亚当·斯密学说诞生以来西方经济社会发展理论的更新与重构过程进行了全面探究及阐述，进而，阐明了自身关于文化发展整体性的思想。

关键词：当代西方；文化发展；整体性视角；内涵

中图分类号：G11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5833（2015）05-0037-08

全球化背景下文化发展的意义和作用日益凸显。进入21世纪以后，中国共产党的一系列重大会议及其精神，显示出我们党对于文化发展在国家整体发展战略中的地位和意义认识得愈益深刻，同时也意味着有关“文化发展”的概念以及相关理论的研究成为更加重要紧迫的任务。而要完成这项使命，首先就需要吸收借鉴古今中外一切合理的思想资源，无疑，当代西方有关文化发展的理论观点应是我们吸收借鉴的主要思想来源之一。20世纪中叶，特别是60-70年代以后，西方学界包括来自经济学、文化学、哲学等多学科领域的一批学者，从文化发展视角对于两个多世纪以来西方经济社会发展理论嬗变过程进行了跨学科的前沿性探究，深入挖掘并阐述了其中的整体性意涵，进而阐明了自身关于文化发展的整体性思想。本文在对“文化发展”概念内涵给予明确界定基础上，对这种思想加以探讨，以期对于当前我国文化发展问题的研究有所裨益。

一、相关概念厘定及当代西方关于文化发展研究的视角廓清

文化发展的界定，同文化的理解密不可分，关于文化的界定多达上百种，而如何理解文化的内涵，直接影响着对文化发展的界定。这里所说的文化涉及以下三层意思：第一，文化是以专属人的方式作用于自然界并打下自己意志烙印的实践本身，是人类改造世界、创造所有物质和精神成果的活动。这里的“自然界”包括先在于人的纯粹自然界、人类社会和人的思维等全部领域。这是最宽泛意义上的“文化”，是和人有关的一切，也就是自然的人化；第二，文化是人的本质力量对象化以及这种对象化本质力量的符号表征系统，也就是以符号表征系统所映射的人类实践的展开过程及结果亦即人类自身存在，包括生产工具及技术系统、社会交往中介（如货币、语言）、服饰、饮食、建筑等等，是“人从自身及其世界中创造出来的，是他们思考和谈论的东西”。通过它反映出人类历史的可理解过程，因而具有特定的社会历史内涵和意义；第三，在上述符号系统中，有一些更加专门化、文化密度更高、文化内涵更多的符号表达形式，包括教育、文学艺术、节日庆典及各类仪式（如祭祖、宗教仪式）等。教育（包括科技培训）具有使人提高自己关于意义理解的自觉性和能力的功能，文学艺术、节日庆典及各类仪式则是人关于意义理解的明确表达诸形式，从这个意义上讲，文化也就是人学习和运用符号表达关于意义理解的形式，即，文化表达。

笔者比较赞同国内马克思主义哲学界的这样一种理解，即，在广义上，“文化即人化，它映现的是历史发展过程中人类的物质和精神力量所达到的程度和方式”，由于这种程度与方式根源于社会实践状况，因而，从根本上讲，文化是关于社会实践的映现，它既关涉“自然人化”，又凸显“本质力量对象化”的意义，同时，外现为“文化表达”的形式。

文化与人的产生、发展是同一过程的两个方面，文化的产生与发展是“人发现人自身的过程”，而人的发展也是自身创建和完善“语言符号、各种逻辑解释系统、科学的方法规范等等”专属人的文化现象的过程，这些文化现象包括各种各类具体文化形式。从表现方式来讲，包括文学艺术、政治法律、道德、宗教、哲学、科学等形式；从信仰性质来讲，包括有神论（典型的如宗教）的信仰和无神论的信仰；从发生层次来讲，包括社会心理、情绪等低层形式和思想、理论等高层形式。当然，从其它角度划分，还有另外诸多形式。因此，文化是人运用各种具体文化形式对社会实践状况的映现。人的发展伴随着语言符号、逻辑解释系统、科学的方法规范等等文化现象及其具体形式的不断丰富、完善、更新或重构，文化发展也是人运用这些文化形式对社会实践状况的映现。换句话说，文化发展是人类通过不断丰富、完善、更新或重构语言符号、逻辑解释系统、科学的方法规范等等，促使自身物质和精神力量进一步提升并达到更高的程度或更优的方式，以此推动和加速社会发展。值得强调的是，作为严格遵循科学方法规范、具有严密逻辑性及解释功能的一种语言符号系统，理论是从深层次上映现社会实践活动过程及结果的具体文化形式，因此，从深层的根本性意义上讲，文化发展就是人运用不断丰富、完善、更新或重构的理论对社会实践的映现。

文化及其具体形式是特定历史阶段上的存在，文化发展须在具体的社会历史阶段上展开，要“以不同地域、民族、时代为转移”，因而，现实中的文化发展究其根本，是在特定社会背景下，人们运用某种更新或重构的理论对于特定社会实践的映现。在这种意义上，本文所谓“文化发展”意思是，特定社会历史阶段上的人们运用某种经过更新或重构的理论映现特定社会实践的文化现象，那么，“当代西方关于文化发展的整体性思想”就是当代西方学者运用整体性思想方法对这种文化现象所进行的探讨及阐述；由于理论的存在与其所映现的社会实践有密切关联，包含经济、政治、文化（表达意义上的）、社会等各个领域，那么，文化发展就是深层地映现经济、政治、文化等各领域发展实践更新与重构的具体文化形式，即经济、政治、文化等各领域的社会发展理论。

同样，现实中所谓的“发展”与其提出的特定社会背景密切相关。20世纪40-50年代，在美国为使欧洲经济复兴而制订并成功实施了马歇尔计划之后，欠发达国家和地区贫困问题吸引了西方国家越来越多的注意力，通过发展来改变这种贫困成为西方理论家和政客们感兴趣的事情。杜鲁门总统于1949年1月就职演说中所宣告的构想“一个以民主的公平交易的概念为基础的发展计划”和联合国社会与经济事务部于1951年在所制定的《欠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措施》中建议通过价值体系、社会制度等的调整和改变促进欠发达国家经济快速发展，就是具有典型意义的事例，也是当代西方“发展”概念及理论产生的一个滥觞。这就是说，“发展”成为映现西欧发达国家经济振兴、特别是欠发达国家摆脱贫困并实现经济增长和繁荣这种实践的具体文化形式。此后，“从50年代的经济发展理论到70年代的‘人类基本需求战略……寻求一种可解决世界上这些地区的经济和社会问题的发展战略是理论家和政客们的燃眉之急”，于是，“发展”逐渐“在社会的想象力中获得了稳固的地位”。

由上可见，发展概念的提出及发展理论的形成，实际上是对“二战”前后欧洲发达国家和广大的发展中国家经济社会领域发展实践的映现。换句话说，发展概念及理论就是映现当时世界上普遍存在的经济社会发展实践状况的具体文化形式，正如有学者所言：“发展理论中的‘发展也主要是指经济意义上的发展。”当然，经济社会发展研究“推动了政治、社会发展等多方面问题的研究”，这使得“发展理论从单一学科走向跨学科研究”而成为更具综合性或整体性的研究，因而，80年代后期，人们普遍“把发展看作是涉及社会结构、人的态度和国家制度以及加速经济增长、减少不平等和根除绝对贫困等主要变化的多方面过程”。但无论怎样，有一点是毋庸置疑的，即，经济社会发展实践乃是发展概念所映现的主要对象，经济社会发展理论也仍然是其它各方面发展研究的一种“元话语”，因而，本文所说的发展“是一个具有浓重经济学含义的概念”。在这个意义上的“文化发展”，就是映现西方特定历史阶段上经济社会发展实践的具体文化形式——经济社会发展理论的丰富、完善、更新与重构过程。

二、当代西方经济社会发展理论嬗变中的整体性思想

恩格斯指出：“当我们通过思维考察自然界或人类历史或我们自己的精神活动的时候，首先呈现在我们眼前的，是一幅由种种联系和相互作用无穷无尽地交织起来的画面。”就是说，事物是普遍联系的“辨证图景”，而人类只有形成和运用与之相适应的视角及思维方式才能“看到”并理解这幅图景。换句话说，要想科学正确地认识联系广泛且复杂的客观事物，就必须用普遍联系的综合性或整体性思想方法去认识它。同样，由各部分和各层面构成的、具有广泛且复杂联系的经济社会发展实践，也需要运用整体性思想方法才能形成全面、系统、深刻的认识，或者说，对于这种经济社会发展实践产生自觉意识并予以深入研究的，应当是一种整体性思想方法。从当代西方学界的研究来看，许多学者已经自觉意识到自亚当·斯密学说诞生以来经济社会发展理论所映现的那种实践的整体性或综合性，并基于整体性视角，对于这一经济社会发展理论的更新或重构过程进行了全面、系统的探究及阐述。

所谓“当代西方学者关于文化发展的整体性思想”，就是说，他们不是将经济发展看作与人无关的绝对独立的存在，而是以人的福利不断增加为目的的综合性发展过程，并非运用专门化方式将各部分割裂开分别论述，而是将经济发展所涉及到的各个部分或方面视为一种相互联系的综合整体，并从整体性文化视角出发，对于自亚当·斯密以来的经济社会发展理论嬗变过程进行深入探讨，进而阐发了自身关于文化发展的整体性思想。

第一，对包含于近现代西方经济社会发展理论中经济发展与人自身发展密切联系思想的深入挖掘

当代西方学者从生产和创造财富的目的、源泉和市场运行的关键等三个层面探讨和阐述了这个思想，尤其是对以亚当·斯密学说为代表的古典理论重视经济与人之间的关系普遍给予了高度赞赏和认同。

首先，生产和创造财富的目的是为了提高人类的福利。以亚当·斯密学说为代表的古典理论坚持财富是生活必需品和便利的观点，提出了一个一般的通用法则，即，如果经济增长，特别是超过人口增长速度，生活必需品和便利就增长，人民就是富裕的，反之，如果经济萎缩，社会必需品和便利减少，人民生活就贫困。

其次，生产和创造财富的一个主要条件是人的劳动。古典学说提出“劳动价值理论”看到了财富创造在很大程度上源于劳动，特别是劳动专业化或分工，认为市场规模越大，分工越有可能，因此，应当尽可能把市场规模迅速扩张至最大化。而其关键又在于政府对市场干预的最小化。

再次，市场经济顺利运行的关键是人的行为方式。当代西方学者认为，在古典学说中，“市场”并不是一个实物或“东西”，而是用来“描述人们的行为方式”的概念。市场中的行为人具有自利动机并以自我改进欲望作用于市场，使其形成市场运行秩序以防止欺诈行为，因而市场机制具备了一种自我恢复性力量。同时，市场行为人还有利润动机并以改良愿望作用于市场运行过程，它鼓励每个生产商扩展业务以增加利润，乃至整个社会产出的增加。就是说，市场机制为人的自利动机和利润动机的产生提供了良性展现的必要激励。在当代西方学者看来，亚当·斯密第一次阐明了人的行为方式在市场运行中的重要作用，成为人行为方式与市场运行机制相联结的首次系统构建。

第二，对近现代西方经济社会发展理论嬗变中具有突出转承意义的学说及其观点被纳入到经济社会发展范畴的过程进行了具体探讨

首先，从古典学说到马克思学说转承当中被纳入的观点。当代西方学者充分肯定了古典学说对社会发展动力、机制的阐释，认为它初次解开了如何理解市场社会的运行方式这个谜团，成为“合理解释这种社会如何纽结在一起、如何‘运行”的哲学，且如何使经济保持增长趋势的理论。按照当代西方学者的观点，古典理论看到了劳动者、资本家和地主三个阶级各以不同比例贡献着自己的生产要素，并且都会随财富增加而获益，但对于谁是财富创造者和最大受益者问题却并未论及，而随着工业革命和生产工厂制度化之后迅速改变了的社会所有阶级的生存状况，特别是劳工阶级的状况急剧恶化，“许多人所处的经济、社会、政治状况压抑得人透不过气来”，社会转型中出现了严重的分裂、混乱状况。对此，不仅需要研究发展数量问题，重视科学技术、产业发展，而且需要研究发展质量问题，注重人的生存状况和社会财富分配的公平正义。在这个问题上，当代西方学者对马克思的学说尤为推崇，认为马克思明确将发展与人——主要是无产阶级及其他劳动者的生存发展相联系，把注意力放在“谁是财富创造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最大受益者”问题上，突出强调与生产密切相关的分配问题，深刻指出只有当财富并未在奢靡之风及其生活方式影响或支配下被浪费掉而是被用于生产性投入，剩余产品才能变成资本，财富生产也才会转化为实际增长。因此，依照当代西方学者的理解，马克思的学说就将经济社会发展范畴南生产扩增到分配，并使“公平公正地分配”观点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理论中一个有机组成部分。

其次，从古典学说到新古典学说转承中被纳入的观点。当代西方学者认为，出于对斯密所主张的“市场规模扩大是财富增长关键”这种思想局限性的纠正，新古典学说把“市场价格是如何决定的”作为理解市场如何运行的关键问题，普遍把注意力从对财富生产和供给的关注转向了对财富需求和消费问题的关注，并使市场需求及财富消费理论被纳入到经济社会发展范畴而成为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他们还看到，英国经济学家马歇尔进一步提出了一种基于供给和需求、生产成本或效用的价值和价格理论，并将这两种截然不同的方式或途径结合应用于价值和价格决定因素的研究，而正是在需求和供给相交汇这点上，马歇尔称之为产品的“均衡价格”得以确立。据此观点，在市场经济中，当出现与均衡偏离的情况时，生产商和消费者便会调整自己的行为和规则，以利于价格的恢复性修正。因此，关于消费者行为及其与生产商共同作用的观点就进入了经济社会发展的理论视野。

再次，从新古典学说到凯恩斯经济学说转承中被纳入的观点。当代西方学者认为，古典和新古典学说所主张的“经济和市场具有自我调整功能和自我纠正机制、且这些调整不需要政府对经济和市场干预”的观点，虽然曾经对引领和推动时代发展做出了贡献，但却不符合变化了的现实。有学者特别强调，到目前为止对新古典学派最具毁灭性打击的是，20世纪20-30年代早期的实践证明，一旦出现与均衡之间的重大偏离，在经济和市场中并不存在能够发挥作用的调整和纠正机制能使之在充分就业或接近充分就业的情况下趋于恢复平衡，“事实上，情况与此可能恰恰相反”。而这一打击在客观上推动了经济学领域又一次重大更新，即凯恩斯经济学的诞生。按照当代西方学者的解释，凯恩斯经济学派不仅把货币视为交换媒介，同时还视为有着价值存储功能的形式，并揭明了商品生产交换中所产生的生产者和消费者的流动性偏好。具体而言，消费者利用货币的存储功能储蓄自己的收入，以努力抗争不断增加的失业、收入终止以及生活标准的降低。这使货币更多以储蓄形式从收入流中被拿走，而不是以消费和投资形式返回到收入流中，从而导致国民收入下降而非增长。一旦这一过程开始，国民收入就会累积性下降，这义将导致收入、储蓄、投资、消费进一步下降，同时带来更多失业和就业不足。因而，尽管出现利率大幅度下降，但投资仍无法得到实质性增长，原因就是所有储蓄在螺旋式下降期间，一直处于“被挤出经济”状态。如果不采取措施，这一过程将无限期延续，国民收入搁浅在某个最低水平原地不动。这就是说，市场不能发挥自我调整和纠正机制作用，这时就需要政府介入，并以政府资金促进经济发展。凯恩斯经济学使人们更深入地弄清了存在于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之间的链环或连接，更广泛地了解了消费者、储蓄人、投资人、公司、政府等主体的态度以及消费、投资、储蓄、政府支出和整体经济所具有的复杂性，着重阐明了经济增长的真正火车头，即商品和服务的累积总需求（关键成份包括消费、储蓄、投资和政府支出），进而描绘出一幅经济实际运行原理的说明图。这样，凯恩斯经济学说就从经济社会发展的微观理论转向宏观理论，将国家干预的观点纳入到经济社会发展范畴中并成为一种有机构成。

最后，从凯恩斯经济学说到发展经济学转承中被纳入的观点。20世纪40年代，尤其是二战以后，产生了世界范围内的发展问题，特别是广大发展中国家须在与发达国家殊相迥异的条件下去改变传统落后状况的发展难题，发展经济学应运而生。在此，当代西方学者高度重视发展中国家学者提出的观点，诸如“发展依附论”以及同一时期产生的类似结构调整理论。按照上述理论的解释，发展中国家之所以贫困是因为形成了一种“依赖怪圈”，其形成的原因及其影响涉及到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心理、制度、历史等各方面，形成了“不发达的发达”。就是说，历经数世纪的盘剥殖民化、帝国主义压迫以及对贫穷经济结构的塑造，发展中国家已经完成了这种令富有国家获利的系统性培育，并且因依赖时间太长以至于没能力打破。而要改变不发达的现状，就必须从整体性社会文化视角切人，从根本上改变发展中国家经济体的结构，改变与发达同家之间的关系，以最终实现有利于发展中国家人民文化素质提高以及文明水平提升的、真正意义上的发展。由上可见，发展经济学将关于欠发达国家历史和现实中的经济、政治、社会、文化（表达意义上的）、心理、制度等各方面研究观点纳入到经济社会发展范畴中来。1987年发布的《我们共同的未来》强调了在所有未来的经济规划和决策中，致力于“可持续发展”的必要性，这就把自然环境和未来子孙利益也纳入到经济社会发展的范畴中来了。

三、当代西方学者自身关于文化发展整体性的思想

第一，着重强调了文化及其发展的整体性内涵

爱德华·泰勒对文化所作的那个影响深远的定义中，第一次把文化界定为包含了人的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习俗以及其他一切能力和习惯的“复合整体”，后又有学者将“实物”（也就是人类生活的物质方面或经济生活）补充进这个整体中。当代西方学者特别注重挖掘这种整体性，强调文化作为一个有机整体而存在的内涵及特征，认为，作为一个整体，文化本身不等同于文化构成部分的意义，包括物质方面或经济社会领域，反之，无论哪一个部分或方面，都不能凌驾于文化之上，甚至取代文化本身。这就是说，人类社会的物质方面或经济活动只能作为整体性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前者并没有高于文化的地位、不应比文化的作用更重要，经济社会发展不能脱离整体性文化的发展。

当代西方学者认为，当今社会存在的最显著标志和最重要内涵及指标就是文化，文化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主要驱动力。文化发展以整体性为基本特征，整体性文化发展映现着当代社会实践进展的整体性或综合性趋势，为后者提出目标、规制程序、导向共识，并通过澄析发展条件，引领这个社会整体性发展的进程。同样，为当代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导向的也是整体性文化，其集中体现即是经济展开于其中的文化价值体系。进而言之，整体性文化引领整体性社会的发展，整体性社会发展中呈现出整体性文化发展的当下现实性存在，文化发展与社会发展是一体两面的同义词。因而，作为整体性文化一部分的经济领域也就是整体性社会中的一部分。

第二，全面阐述了经济嵌含于社会文化大系统的思想观点

卡尔·波兰尼认为，人类的经济活动总是要被“嵌含”于社会关系之中，经济发展和社会变迁所影响的乃是社会整体而非仅限于经济面，经济上的改变，也远超其字面意义。因此，市场应被视为广义经济体的一部分，经济体又是广义社会体的一部分。经济运行规律的所谓“中立性”本身就是包含一定道德、文化和社会作用的客观状态，是在特定文化环境之中呈现的，是伴随着复杂的人类选择及其观念展开的，经济目的的实现必定受到某种适应性文化的引领或制约。进而，卡尔·波兰尼明确肯定经济发展的根本价值目标是人以及人的幸福，是人摆脱贫困、增加就业、减少暴力及消除不安全感或无力感，而市场经济并非终极目标，只是达到终极目标的手段。

当代西方学界普遍赞同波兰尼“经济嵌含于社会”的理论，并对“脱嵌”（即，将经济从社会总系统中分离出来的观点及行为）的观点予以激烈的抨击，认为它是导致经济功能与社会整体要求和目标、现代社会经济与文化冲突的基本原因。进而主张从人类社会角度而不是从动物角度寻求经济行为之动机的起源，确定社会思想演进想要达到的目标，并由对社会实体之认识而达到其人类意识之改造，以最终把经济发展重新整合到人的世界中去。

同时，当代西方学界从学科研究角度探讨了经济学与伦理学、文化哲学等文化价值学科之间的关系。他们将经济学视为一种行为理论，认为“在文化哲学与社会哲学概念上，经济属于文化领域”，它要研究那些理性的、有关自我利益的行为，并进一步明确了文化价值学科描述对经济有效的总体价值规范、为社会成员的行为指向服务的功能。当代西方学者还批判了那种把经济学从文化价值学科中孤立出来的类似“脱嵌”现象，揭露了近代以来的经济学研究将机械论世界观模式移植过来而导致经济——技术范式形成的哲学基础，反思了由这种范式所带来的经济社会发展的理论和实践难题，进而，大力倡导文化价值学科的研究，以便能深入把握生产劳动中智力因素提高、符号及意义决定生产效率和产品价值产出及其附加值的特征，适应于当代经济社会的发展要求，戮力实现从物的产品生产及生产的量到服务型经济及生产的质这一重心和观念转向，在完成经济重新伦理化或文化化的实践转向的同时，完成哲学世界观和研究范式的转变，即，从机械论到文化与经济相互作用和有机统一的哲学世界观转向、从经济一技术到意义一文化的研究范式转向，最终构建“经济与文化创造、劳动与生活世界之间的一种新统一”。

第三，深刻阐明了整体性文化发展的重大现实意义

首先，消除经济片面性发展的弊端。当代西方学者认为，自斯密以来，一切都被纳入到“经济世界观”的概念框架中，一切物品都被赋予货币的价值，以致形成了单一经济衡量标准以及追求高度物质化的生活方式。在他们看来，这种经济增长和发展破坏了社会有机的共同性和群体性，也破坏了人们在灾难和困境下相互信任和互相依赖的能力，最终将侵蚀社会存在的文化纽带，危害人类自身长期和谐的生存发展。其片面性弊端亟需纠正，而整体性文化发展的理论和实践对于消除片面性经济发展的弊端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进而言之，在整体性文化发展的背景下，人们以一种全新观点和方法来看待世界，并形成全新的行为及评价方式。这种方式的基础是使创造力、想象力、合作、关怀和共享等这些转变人类生存状况和世界体系所必需的文化力量以一种和平的而不是暴力的途径释放出来，其最佳实现方法是结合经济时代的优势提供一个更加广泛、深刻、也更加根本的方法来看待生命、生活、现实、历史和人类生存状况，而不是排斥经济时代。它集中强调的是“‘整体优先权而不是‘整体中一部分的优先权”。

其次，促进社会各方面力量的整合与协调。按照当代西方学者的看法，文化的意义，不在于区分不同人群及其社会，而在于使不同社会群体及其成员的力量能够被整合起来。这就是说，要充分重视文化发展对于社会各方面力量的整合意义，避免以文化拉开社会差距、产生对不同文化敌视的恶果。这就要求人们寻求正确的文化意义及其支配下的规范，这种规范既为最大限度地发挥人的创造性提供可能，又以保证社会生活的一定秩序为前提，既是包含宽容的规范，也构成宽容得以形成的条件，从而促使各方面力量通过相互广泛而顺畅的文化交流而被整合进社会之中。甚至连成功的企业都不仅是一个生产工场，而且是企业文化氛围浓厚和人们相互交流的场所。就是说，在整体性文化发展视野中，规范概念是在刻板、严格的生活模式及抽象道德说教和对一切生活秩序都持无所谓态度的观点之间保持一种合理的中庸方式，在放任自流和统得太死之间寻求一条中间道路，亦即寻求各种社会力量得以协调之路径。而只有当文化建立在规范的共同相关性、责任整体性基础上，建立在既具可分性、又有共同生活意义及其基本信念基础上，文化才可能永远有生命力，也才能起到整合和协调各方面社会力量的作用。

再次，提升作为主体的每个人的文化需求层次。当代西方学者认为，整体性文化发展以满足作为主体的每个人享受与创造文化的需求为根本目标，文化建设不仅要提供丰富的文化产品供人们享用，而且要为每个人创造性潜能的发挥提供条件或平台，最终提高整个社会的文化创造力。因而，人的文化需求不再满足于简单享用被供给的文化产品，而必将普遍提升为创造文化产品的阶段，在此过程中，“世界的形式被意象化，同时被创造性地再现”，从而，认识超越了单纯的接受而进入到精神性的运作，“把知识的学习和文化，精确的专业知识和艺术、哲学想象力结合起来”，进一步构想新内容、新形态，使人的高层次文化需求——文化创造性得到满足。

最后，达臻人类对于劳动意义不断提高的自觉意识。当代西方学者深刻认识到，人类劳动正从无意义向有意义、从体力为主向文化创造为主转变，把劳动视为“人与现实之间的最强有力的纽带”，认为适当强度与时间的劳动是人的文化参与能力得到培育和增强的基本途径，强调只有在劳动中创造出有意义的世界，满足人的理性对于列维·斯特劳斯所提出的“符号及文化情境的世界”的意义诉求，不断消除没有文化涵义、无意义的世界，才能不断获得人的解放，并充分肯定，正是当代经济状况，提供了人类真正解放的条件或际遇，即，“真正的人的活动解放”——劳动意义的自觉意识及其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