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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自然观和社会发展观的生态学发展新路向

2015-03-02衡彩霞

关键词:自然观科学发展生态文明

衡彩霞

(信阳师范学院 政法学院,河南 信阳 464000)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自然观和社会发展观的生态学发展新路向

衡彩霞

(信阳师范学院 政法学院,河南 信阳 464000)

摘要:我国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赶超式”发展和“粗放式”增长模式在给我国带来经济发展的同时,也使我们付出了沉重的环境代价,造成了人与自然的疏离与对立。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自然观经历了“注重环境保护”“破坏资源环境就是破坏生产力”“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生命共同体”的创新与发展,推动了中国社会发展观由以经济为中心的单维发展观向“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转变,人与自然和谐、可持续发展、生态文明成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自然观和社会发展观的生态学发展新路向。

关键词: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自然观;科学发展;生态文明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是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自然观是这一理论体系的重要范畴之一。由于历史的原因,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自然观在形成与发展的历程中也曾经出现过教条化和非生态化倾向,给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和社会主义建设实践带来了极大的危害。新时期,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自然观发生了新变革,被赋予了时代内容,重新恢复并发展了马克思主义自然观的生态内涵。自然观的变革推动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观的变革。由此,人与自然和谐、可持续发展就成为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的主导价值观。在此基础上提出的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社会理想,是对马克思主义自然观和社会发展观认识的进一步深化与发展。

一、“赶超式”发展和粗放式增长模式加剧了人与自然之间的矛盾

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所提出的社会发展理念无疑是正确的。但是随着社会主义改造的完成,这种发展观被一种“左”倾冒进式的“赶超”发展观所取代,给社会的正常生产、人民的生活以及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造成了极大的破坏。

1.“赶超式”发展和粗放式增长模式致使环境破坏严重

新中国成立之初,我国处于西方国家封锁包围之中,国内生产力水平又极为落后,经济凋敝,百废待兴。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在科学分析了国际国内形势的基础上,做出了将工作重心转移到社会主义建设上、集中力量发展生产力的英明决策,提出要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的社会主义国家”[1]760,使我国从一个落后的农业国迅速发展成富强的工业化国家。事实证明,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基于当时的国情和国际环境所确立的发展战略是正确的。

遗憾的是,甩掉贫穷落后帽子的强烈愿望酝酿出急躁的情绪,我国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早期适合国情的发展观很快被一种“左”倾冒进的“赶超式”发展观所取代。我国的社会经济建设工作开始出现“左”倾冒进倾向,对社会主义的认识也出现了很大的偏差。1957年,中央提出中国要用15年左右的时间,在钢铁和其他重要工业产品产量等方面赶上或者超过英国的口号。到了1958年,我国进一步确立了“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社会经济发展总路线,由此进入了“大跃进”时代。“赶超式”发展模式的确立,人们加快经济发展热情的不断高涨,使“改造自然”“人定胜天”“改天换地”“愚公移山”等口号深入人心,并逐步成为人们处理人与自然关系的社会理想和行动指南。毛泽东对全国这种改造自然的热情和意志十分赞赏,曾满怀激情地说:“我看到报纸上有‘要高山低头,要河水让路’的话,很好。……我们不是狂人,我们是马克思主义者。革命精神和实际精神的统一,把俄国的革命热情和美国的实际精神统一起来。”[2]253“人定胜天”等激进观念在后来近20年时间的实践中,对我国经济社会、生态环境产生了重大影响,它在调动广大人民群众战天斗地、进行经济建设积极性的同时,也带来了包括对自然造成极大破坏在内的许多难以弥补的损失。许多地方大量砍伐树木,开垦草场,围湖造田,对野生动植物资源进行掠夺性开发,人口也急剧膨胀。由于缺乏科学规划、科学技术手段和科学调控机制,这些改造自然、征服自然的活动带有极大的盲目性、片面性、粗放性甚至是破坏性,不仅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严重的经济失调、惊人的资源消耗,同时也造成了我国人民生存和发展所依赖的自然环境的严重破坏。

进入20世纪80年代,中国共产党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在对社会主义建设经验和教训进行总结,尤其是对“赶超式”发展模式进行反思的基础上,将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并确定了渐进式改革的经济发展模式。邓小平指出:“可能我们经济发展规律还是波浪式前进,过几年有一个飞跃,跳一个台阶,跳了以后,发现问题及时调整一下,再前进。”[3]368这对于纠正极“左”错误、恢复国民经济起到了关键的作用。但是,由于我国的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没有现成的经验可资借鉴,在现代化建设过程中一度阶段性地出现了以经济发展为目的的经济过热的现象。 一些地区和部门的人们把“发展是硬道理”片面地理解为“经济发展才是硬道理”,在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关系中以牺牲环境换取经济发展,忽视了环境在经济持续发展中的作用。掠夺式的发展虽然使社会经济总量得到了快速增长,但造成的自然资源浪费、生态系统的破坏是惊人的。这主要是因为,作为一个后发现代化国家,中国工业化的快速发展与资源能源消耗及环境承载力限制之间的矛盾突出,同时,由于处于国际分工不利地位,开放后的中国成为世界工厂,许多高消耗、高污染企业涌入中国,中国在得到投资和经济发展的同时也使环境遭到巨大破坏,人与自然关系失衡较为严重。

2.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发展面临重大挑战

中国是一个拥有13亿人口的大国,必须以巨大的工农业产能来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生活需要。但中国又是一个资源相对匮乏的国家,自然资源总量和人均占有率的先天不足性,使人与自然的矛盾愈加突出,生态环境承载力的限制日益成为约束生产发展的瓶颈。有调查显示,目前我国水资源普遍受到污染,地表水与地下水源均出现不同程度的污染。全国大气环境状况堪忧,特别是城市地区空气污染严重,许多地区连续出现雾霾锁城的现象,给人与自然和谐关系带来巨大挑战。

生态危机已经成为新世纪中国发展的严重障碍。我国工农业生产和经济发展面临更加严重的“资源瓶颈”和“环境容量制约”。《1999年中国环境状况公报》的结论是“我国环境形势仍相当严峻”[4]。公报显示, 中国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造成的损失巨大,整个区域生态系统呈现出从结构性破坏向功能性紊乱转化的危险态势。美国学者荷尔曼·格林认为,中国的发展创造了“经济奇迹”,但同时中国的增长也导致了生态灾难。格林指出:中国已经超越美国一跃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温室气体排放国,在全世界20个污染最严重城市中,中国居然有16个之多[5]。面对不容忽视的环境压力,我们需要重新审视人与自然的关系,反思我们的自然观念和发展理念,以便于从理论层面和实践路径上寻找出一条解决生态问题的合理路径。

二、新时期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自然观的创新发展

历史和现实提醒着我们:过去那种割裂主体与客体之间有机联系并造成了人与自然疏离与对立的自然观是根本错误的,社会发展必须建构人与自然和谐统一的基本观念。进入新时期新阶段,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自然观发生了一系列新变革,这种变革深化了对马克思主义自然观的认识,为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前提。

1.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深化了对人与自然辩证关系的认识

早在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就对保持人与自然之间的平衡关系有所认识,根据我国人口众多、资源相对匮乏的实际情况,党和政府提出并确立了实行人口计划生育和加强环境保护的基本国策。实行人口计划生育政策,是对马克思主义关于人口生产理论的运用,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对现实发展中人口规模与社会发展相协调规律认识的深化,有助于在经济社会发展相对不发达阶段维持人与自然之间的平衡。在领导经济社会建设工作的具体实践中,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逐渐形成了“加快经济发展、保护生态环境”的工作思路,确立了“综合治理”“注重保护”的基本思想。1982年,邓小平发出 “植树造林,绿化祖国,造福后代”[3]21的号召,并多次强调“自然环境保护等,都很重要” 。鉴于历史经验,邓小平反对把发展仅仅看作是经济的单一发展,强调现代化建设的任务是多方面的,各方面需要综合平衡,决不能单打一。强调我国制定发展战略和各项政策要从国情出发,而中国的国情要求我们必须注意经济建设与人口、资源、环境的协调性,并将此提升到我国发展战略的高度。1990 年,邓小平与中央负责同志谈话,就制定新的五年计划和十年规划做出指示,要求把生态环境保护与国民经济发展放到同等重要的地位做一体性考虑,他说:“对这次统一思想,定出新的五年计划和十年规划,我完全赞成。……这是个发展战略问题。核电站我们还要发展,油气田开发、铁路公路建设、自然环境保护等,都很重要。”[3]363这表明,在以邓小平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第二代领导集体的视域中,发展不仅包含经济、社会、文化、教育、道德等全面发展的内容,而且发展必须注意保护环境,造福后代。

2.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对人与自然关系认识的新发展

20世纪90年代以后,中国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着人口剧增、自然环境日趋恶化的严峻生态现实。如何协调好环境保护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成为经济社会能否实现良性发展的关键。面对国内生态环境实际以及可持续发展的呼声,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自然观为指导,确立了一系列与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程相符合的生态发展新观点、新举措。中国共产党第三代领导集体进一步深化了关于环境保护对于生产力发展的重要意义的认识,形成并确立了一系列关于经济社会发展与生态保护关系的新理念。江泽民指出:“破坏资源环境就是破坏生产力,保护资源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资源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6]534他还强调,中国未来的发展就是要进一步“促进人和自然的协调与和谐,努力开创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6]534。

1992年,中国政府代表团参加了“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在会上中国代表团向世界郑重表明中国保护环境、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关系的决心。1994年,中国政府发布了《中国21世纪议程》白皮书,向世界宣布“走可持续发展之路”是中国未来发展的必然选择。1995年,中国共产党十四届五中全会召开,在会议报告中江泽民指出,“在现代化建设中,必须把实现可持续发展作为一个重大战略”,我们要“切实保护资源和环境,不仅要安排好当前的发展,还要为子孙后代着想,决不能吃祖宗饭、断子孙路,走浪费资源和先污染、后治理的路子”[6]464。2002年,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会议把“可持续发展能力不断增强,生态环境得到改善,资源利用效率显著提高,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推动整个社会走上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7]确定为未来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四大主要目标之一。在中共十六届六中全会会上,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的领导集体提出了新的发展战略,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要问题的决定》,决定把“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作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基本要求,并进一步强调必须下大力气“加强环境治理保护,促进人与自然相和谐”,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自然观发展的生态化方向更加凸显。

3.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对马克思主义自然观的创新

面对新时期新阶段发展与环境之间严峻的矛盾现实,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中国共产党新一届领导集体用宏观整体思维重新思考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之路。2013年,习近平在谈到健全国家自然资源资产管理体制和完善自然资源监管体制时,提出了建设山、水、林、田、湖“生命共同体”的新观念。习近平指出:“山水林田湖是一个生命共同体,人的命脉在田,田的命脉在水,水的命脉在山,山的命脉在土,土的命脉在树。”[8]对于“生命共同体”的保护一定要按照自然规律进行,我们决不能“种树的只管种树,治水的只管治水,护田的单纯护田”[8],如果那样的话就会造成“顾此失彼,最终造成生态系统性的破坏”[8]。要在宏观、整体和系统的高度上进行决策,切实保证“对山水林田湖进行统一保护、统一修复”[8]。“生命共同体”思想,教育引导人们以珍爱生命般的人性关怀善待自然,同时要以“一体同心”的理性手段对待社会发展与环境的关系。这一思想集中体现了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对人类存在与发展意义的深刻思考,突显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者高度的文明自觉、生态自觉和历史责任感。

三、社会发展观的新变革与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社会理想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自然观的变革推动了中国社会发展观的变革。中国共产党确立的科学发展观和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战略构想,既是对当代人类社会从工业文明向生态文明转型重大历史规律的科学把握,也是运用马克思主义自然观、发展观指导我国新时期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的重大理论创新。

1.科学发展观的确立与实施

进入21世纪,面对经济和社会多方面严峻挑战,党和政府以高度的责任心和坚定的决心积极推进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型。2003年8月至9月,胡锦涛在江西考察时明确使用了“科学发展观”的概念。在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报告中,胡锦涛对科学发展观做了阐述,形成了“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的完整表述。2007年10月,胡锦涛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深刻地阐述了科学发展观的时代背景、科学内涵和精神实质,他指出:“科学发展观,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9]

科学发展观与传统发展观的区别在于,传统发展观范畴中的发展仅仅把国民生产总值作为衡量一个国家生产力发展水平的标准,这个标准因不能反映自然资源的消耗与环境破坏的情况而具有很大的局限性。科学发展观反对以资源浪费、环境破坏为代价危及子孙后代的“竭泽而渔”式的经济增长模式,其范畴中的发展,是以人为核心的发展,既考虑人的发展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关系,也考虑资源、生态与发展的关系。这种发展观从生态大系统出发,坚持协调发展,追求保证整个地球生命系统的最优化演进,主张实行绿色增长、可持续增长战略,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科学发展观是对我国人口剧增、资源短缺、环境恶化的国情进行深刻反思后的一种科学选择。

2.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社会理想

环境问题和可持续发展在新时期愈来愈受到党和国家领导的关注。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中央领导集体面对新的国内国际环境,以马克思主义自然观为指导,适时地提出了文明转型的问题。党的十七大报告将“建设生态文明”确立为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目标之一。会议报告明确指出:“必须把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放在工业化、现代化发展战略的突出位置,落实到每个单位、每个家庭。”[9]“要建设生态文明,基本形成节约能源资源和保护环境的产业结构、增长方式、消费模式。循环经济形成较大规模,可再生能源比重显著上升。主要污染物排放得到有效控制,生态环境质量明显改善。生态文明观念在全社会牢固树立”[9]。在2010年召开的“博鳌亚洲论坛”会议上,习近平对中国发展模式的转型进行了阐述:“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来,充分发挥比较优势,实现了年均9.8%的持续快速增长,与此同时,环境和资源对发展的瓶颈制约也日益突出。”[10]如何打破中国发展的瓶颈制约、破解发展中的难题,习近平指出我们应该“以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及时总结经验,创新发展理念,推动中国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在实践中不断完善”[10]。中国共产党决心要走出一条符合国情和世情的绿色发展和可持续发展之路。绿色发展和可持续发展,为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理论赋予了新内涵,标志着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模式理论的进一步深化。

2012年,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十八大报告提出了社会主义事业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生态文明建设被进一步提升为新时期治国理政指导思想的重要内容。报告指出,我们国家正“面对资源约束趋紧、环境污染严重、生态系统退化的严峻形势,必须树立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生态文明理念,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突出地位,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努力建设美丽中国,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11]。2013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召开,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的新一届领导集体确立了“加快生态文明制度建设”的战略构想。十八届三中全会强调指出,“必须建立系统完整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用生态文明制度约束人们的行为,增强人们履行环境伦理和生态责任的自觉性,从根本上规范人与自然之间的各种关系,努力促进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走上制度化轨道,助推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新时代的来临。生态文明视域中的发展,是融入了生态文化元素的新型发展,是既要金山银山、又要青山绿水的协调可持续发展,是当代人与后代人共享文明的永续发展。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提出,是中国共产党执政兴国理念在新时期新阶段的创新,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自然观和社会发展观新路向的鲜活体现,为当代中国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关系的实践提供了科学的思想指导。

参考文献:

[1]毛泽东.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

[2]陈晋.独领风骚:毛泽东心路解读[M].沈阳:万卷出版公司,2004.

[3]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4]国家环境保护总局.1999年中国环境状况公报[J].环境保护,2000,(7):3-9.

[5][美]荷尔曼·格林.人类并不注定要失败[J].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1):64-66.

[6]江泽民.江泽民文选(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7]江泽民.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J].求是,2002,(22):3-19.

[8]习近平.关于《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说明[N].中国教育报,2013-11-16(05)

[9]胡锦涛.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J],求是.2007,(21):3-22.

[10]习近平.携手推进亚洲绿色发展和和平发展——在博鳌亚洲论坛2010年年会开幕式上的演讲[N].人民日报,2010-04-11(01).

[11]胡锦涛.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N].中国教育报,2012-11-18(03).

(责任编辑:蔡宇宏)

·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

The New Ecological Approach of Chinese Marxist View of Nature

and Social Development

HENG Caixia

(School of Politics and Law, Xinyang Normal University, Xinyang 464000, China)

Abstract:After the completion of socialist transformation in China, the mode of catch-up development and extensive growth brings economical development to our country, but also a heavy environmental cost, resulting in alienation and opposition between man and nature. In the new era of reform and opening-up, the conception of nature of Marxist in China has undergone innovation and development from "focusing on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destruction of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 equals to the destruction of productivity", "harmony between man and nature" to "community of life", the view of social development in China has changed from one-dimensional concept of development of taking economical development as center to the scientific concept of development of "people-oriented", 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an and nature has developed harmoniously and sustainably, thus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has become a new direction of ecological development of view of nature and social development of Marxism in China.

Key words:Chinese Marxism; the viewpoint of nature; scientific development; conservation culture

作者简介:衡彩霞(1957-),女,河南南阳人,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人学和生态文明建设研究。

基金项目:河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2013BKS012);河南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2012-JD-029);河南省软科学项目(132400410399)

收稿日期:2015-01-16;收修日期:2015-04-25

中图分类号:D6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3-0964(2015)04-000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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