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　浩　董　晓

(1.北京语言大学 汉语学院，北京 100083；2.中国海洋大学 艺术系，山东 青岛 266003)



创伤记忆与成长叙事
——论当代女作家的“文革”题材小说*

张浩1董晓2

(1.北京语言大学 汉语学院，北京 100083；2.中国海洋大学 艺术系，山东 青岛 266003)

摘要：“文革”视阈下的成长叙事是经由诸多当代女作家不断开掘的文学主题。在王安忆、铁凝、严歌苓、虹影等女作家的创作中，成长叙事呈现出不同层面的形态，无论是女作家对成长的追寻与反思、对苦难成长的追溯，还是对成长中人性扭曲的揭示，都融入了她们“创伤性”的个人成长记忆，共同构成了成长叙事在精神层面的深刻内涵。正是由于当代女作家们在这三个方面的努力，“文革”背景下的成长叙事才为当代文学增添了璀璨的色调。 [4] 李洁非.评论[A].虹影.饥饿的女儿·附录[C].桂林：漓江出版社，2001.

关键词：女作家；“文革”题材小说；成长书写

从80年代末开始，以“文革”为背景的女性成长小说不断出现并且方兴未艾，当代文坛的主要女作家如王安忆、铁凝、池莉、严歌苓等几乎都参与了“文革”背景的成长小说的写作，其中王安忆的《启蒙时代》、严歌苓的《穗子物语》、虹影的《饥饿的女儿》、铁凝的《大浴女》和《玫瑰门》、池莉的《怀念声名狼藉的日子》等都是这一题材与形式的卓有影响的作品。对这些出生于50年代末到60年代之间的女作家来说，“文革”经验是无法规避的生命体验和叙事资源，正因为处于“文革”时代背景之下个体的成长历程与生命体验，才显得更加丰富与复杂，也更加具有文学效果。虽然女作家成长历程和精神背景不同，对人的成长以及对个体生命价值理解的不同，写作诉求也迥然有异，但都不约而同地将大时代的历史与个体成长的历史融合在一起，在成长路径和叙事结构上呈现为成长叙事与“文革”叙事的并置叙事。这批以“文革”期间身心成长历程为主要内容的小说，获得了文坛以及社会的关注，成为继伤痕文学、反思文学之后“文革”书写的富有影响力的小说形式。

成长叙事作为当代女作家“文革”题材小说中重要的叙事类型，从整体上呈现三种基本叙事形态:其一是以对自我的追寻与反思为主旨的体验型成长叙事，其二是以成长的苦难追溯为主旨并走向失败的异化型成长，其三是通过对人性扭曲的揭示而展示出的边缘型成长，女作家成长叙事中所呈现出的三种叙事形态都融入了女作家“创伤性”的个人记忆，显示了女作家借助于成长书写来表现“文革”历史的努力和尝试。

一、体验型成长：对自我的追寻与反思

成长小说是讲述年轻的主人公经过生理、心理、认知和情感的多重变奏后摆脱了童年的天真，稳健地进入真实而复杂的成人世界的故事类型。当代女作家成长题材小说中的体验型成长一般是指个体在“文革”的背景下面对生理与心理的剧变，开始思考自我与外在环境的矛盾与冲突，对生命感到迷茫，对爱情有所憧憬，进而探索自我，透过个体的亲身体验与感悟，完成特定历史情境下个体的成长历程及身心变化。从这一点来看王安忆的《启蒙的年代》及铁凝的《大浴女》等作品是体验型成长的典型演绎。

《启蒙时代》以红卫兵与上山下乡运动之间的上海为背景，讲述了南昌及他周围的小伙伴们在家庭、社会和爱情等各个方面的体验中逐渐成长成熟起来，从幼稚的少年历经情感挫折长大成人的历程。从成长路径上来看，南昌、海鸥以及嘉宝都是积极向上的成长主人公，是苦难现实面前的强者，他们的成长旅途中有成长导师的引导与朋友的支持和鼓励，虽然一路坎坷，但是在社会人生的磨砺中渐趋成熟，形成了较明确的自我意识，能够协调个人意愿与社会规范之间的冲突，从而在心理和精神层面上得到完善，并最终达到了理想的成人状态。

青春期和性是个体成长过程中首先要面临的困惑，南昌首先经历的是身体的启蒙，也就是关于性和爱情的启蒙。南昌与嘉宝在青春的懵懂和异性的吸引下，由身体的游戏开始偷尝了禁果，南昌追求爱情却还不懂什么是爱情，也远没有承担爱情责任和后果的能力。在嘉宝怀孕堕胎之后，南昌陷入了痛苦与疼痛纠缠不清的困惑中，他为嘉宝身体上的疼痛而难过，也为自己思想上的痛苦而感到震惊，在痛苦伴随下南昌和嘉宝共同完成了对青春期身体和性的探索。如果说嘉宝对南昌意味着性与爱的启蒙，那么小老大对南昌则意味着体验式的生活启蒙。南昌从小生活在刻板的寄宿学校，缺乏对世俗人情的体悟与感受，虽然他能熟练背诵一些空洞的革命理论和教条，却在嘉宝意外怀孕和母亲自杀时束手无策。小老大精致的生活和浪漫的情调，他生活圈子里形色各异的少男少女们，这些新鲜而丰富的世俗生活底蕴深深地吸引着他。在小老大的引导下，南昌开始反省自己脱离现实生活的幼稚和不成熟，逐渐感受到为生计而奔波的普通人的辛劳与喜悦，体会着平凡生活中的厚重与深刻。在经历了嘉宝的身体启蒙和小老大的生活启蒙之后，南昌在陈卓然的影响下最后完成了思想的启蒙。在南昌急于走出情爱的幻灭以及过分沉溺于感性生活而偏离理性轨道之际，陈卓然以他的才华和革命热情引领南昌完成了思想的启蒙。陈卓然博览群书，热衷哲理思辨，在他的影响下南昌走出自我封闭的小空间，逐步摆脱青春的盲目与躁动，开始形成理性成熟的价值观和目标，执着于理想、不放弃思考成为南昌成长中收获的最动人的品质。“《启蒙时代》以文革为反思对象，重新唤起启蒙的精神诉求，标志着王安忆恢复了攀登精神之塔的自信。”[1]

王安忆的《启蒙时代》演绎了由身体到生活直至思想的三重启蒙的成长模式，而铁凝的《大浴女》则表现了年轻人寻找心灵救赎并最终皈依了现实主流话语的成长历程。“文革”时作为小学生的尹小跳只是政治运动的边缘人和旁观者，真正将历史境遇与个人命运联系在一起的是母亲的婚外情和妹妹尹小荃的失足丧命。因怀疑妹妹尹小荃的私生子身份，在妹妹失足掉进下水管道时，尹小跳内心的嫉妒和怨恨使她亲眼看着妹妹尹小荃掉进污水井，却没有上前施以援手，因为小跳对小荃早已恨之入骨，在小荃落井之前，其实就已经被小跳在心中谋杀过无数次了。面对道德的审问和心灵的煎熬，她自知罪孽深重，这一罪恶感构成了她进行自我审视和救赎的重要契机。妹妹去世之后，命运不断地给小跳制造着苦难，小跳踏上了自我救赎的漫漫征途。面对尹小帆对妹妹死亡罪责的推脱和对自己爱情的无理干涉，面对爱情和婚姻中的坎坷和失败，面对好友在欲望的漩涡中挣扎和堕落，小跳对自我精神进行救赎的意识愈加强烈，并把它转化为主动的忏悔和承担。尹小跳经历了生活的挫折和心灵的忏悔后终于走向了救赎，她逐渐懂得了宽容和理解，不再尖刻和冷漠地对待他人，不再对生活充满怨恨和敌意，也不再在原罪的体验中纠缠，历经挣扎、矛盾与苦痛的尹小跳最终理解到人生的真谛与意义，回归到精神的仁爱包容与豁然明朗。

王安忆和铁凝等女作家所要描写的正是在这个极端非理性的时代中，成长中的个体如何在日常生活的启发下，通过感性与理性的不断汇集，经历身体上的疼痛和思想上的痛苦，曲折而缓慢地接近真理的过程，以南昌和尹小跳为代表的这群未成熟的孩子，在成长的旅途中摸爬滚打，依靠身体和灵魂上的指引逐渐成长起来，寻找着真理的方向。王安忆通过书写“文革”背景下一代少年成长中的身体启蒙、生活启蒙和思想启蒙，进而展示那一代人的精神成长史。

二、异化型成长：对成长苦难的追溯

如果说体验性成长是关于成长者在“文革”背景下被磨练出健康正常的人格，并走向精神和人性的成熟的话，那么异化型成长则是基于“文革”所带来的成长之痛而“拒绝长大”、走向成长的反面并最终导致成长失败的过程。青少年在个体认同过程中不可避免地要面临种种成长的磨难，“文革”的介入不但使这种磨难更加坎坷，而且使预期的成长路径扭曲变形并最终导致成长的失败与异化。“更多的时候，成长小说是拒绝成长的表征，以伤感或愤怒的情绪，成长小说成为献给逝去的美好时光的一束枯萎的花。”[2](P85)虹影《饥饿的女儿》和铁凝的《玫瑰门》等作品是这一主题层面的代表性作品。

对出生于上世纪50年代末至60年代的女作家来说，她们虽然没有亲历“文革”风暴，但是“文革”依旧作为她们对这个世界最初的印迹留在记忆深处，虹影《饥饿的女儿》中的六六就是这样一个挣扎在城市最底层、每天被饥饿困扰、梦想摆脱贫穷的女孩，六六成长中经历了生理的饥饿、精神的饥饿和性的饥饿等三重饥饿，她扭曲的成长历程显示了黑暗的“文革”岁月对女性青春和成长所造成的苦难。六六成长历程上面临的第一个苦难就是饥饿和贫穷。对一个出生于自然灾害时期的孩子来说，饥饿是六六获得的对生命的原初感受。三年自然灾害时期人们不得不靠吃野菜、观音土和树皮度日，六六的家人也因这场灾难相继得病或者死去。六六一出生就被饥饿牢牢地控制着，使她对食物的味道非常敏感，看见别人的蛋炒饭就口水长流，幻想着哪天能吃上顿肉，甚至在梦中“为了吃着香喷喷的红烧肉，我肯朝那些欺辱过我的人跪着作揖。”[3](P33)十八岁生日时她用父亲给她的五角钱买了包子，对她来说食物是最好的生日礼物，六六对饥饿的感受是刻骨铭心的，也使她更加绝望和早熟。

六六对“文革”的创伤记忆不仅伴随着身体的饥饿，还伴随着精神的磨难。对六六来说，成长记忆是满大街的游行示威，张贴得横七竖八的大字报，血流成河的批斗会现场，还有那被“文革”折磨得精神失常的受害群众，以及与这一系列血雨腥风的场面紧密相连的打斗、流血还有残杀，诸如此类的暴力场景充满了少女六六苦涩的成长记忆。外界的腥风血雨已经使幼小的六六生活在恐惧和煎熬中，而私生子的身世又让她成为全家人的耻辱，她从小要忍受母亲的严厉、养父的冷漠、哥哥姐姐的欺负辱骂、同学的冷眼嘲笑。在寻找缺失的父爱和青春期性意识萌发的双重作用下，六六爱上了愿意听她诉说的历史老师，与历史老师的心灵沟通让她体验到了人间的温情和幸福，并冲动地与之发生了性关系。和历史老师的隐秘的爱，实际上是六六的一次自我救赎，六六对爱的渴望通过这种畸变的方式得到了短期的满足，但这种爱情从一开始就注定是种错误，历史老师迫于压力怯懦地自杀了，六六独自承受着未婚怀孕以及流产带来的创痛，并在爱情幻想破灭后选择了逃离。“《饥饿的女儿》让我重温了我们这代人那真实的成长经验。在书中，我第一次感到作为一个60年代出生者的生命质地的复原—是‘复原’，而非遮蔽、涂抹或变形。”[4](P286)在《饥饿的女儿》中，对于成长的追忆是女作家虹影进入“文革”历史的独特方式，对饥饿主题的描写则最终完成了这种方式。六六所经历的成长悲剧不仅意味着她成长记忆的撕裂和成长之梦的破碎，也将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她对世界和人性的看法，六六选择了逃离和沉沦，自我放逐于正常的人性和生活之外，并在苦难和沉沦的道路上渐行渐远，成为一个彻头彻尾的失败者。

如果说虹影《饥饿的女儿》通过六六苦难重重的成长历程，真实地记录了饥饿和贫穷所带来的生理和心理的匮乏，那么铁凝的《玫瑰门》则展示了暴力和扭曲的人性给女性成长造成的精神灾难。铁凝的《玫瑰门》通过小女孩苏眉的目光来揭示“文革”暴力的残酷，大旗二旗兄弟为了一块被猫叼走的猪肉，就以狠抓阶级斗争新动向为借口，把大黄猫吊打肢解而杀害。司绮纹的儿子为划清界限带头抄了自己家、抢走家里祖传的值钱物，为了向造反派表忠心，甚至丧失人性地用开水烫掉母亲曾经喂养过自己的乳头。孤身一人的半老女人姑爸经历了造反派们打骂、罚跪及脖子挂砖的折磨之后含恨死去，“眉眉拉着竹西的手。她们出了南屋走近西屋，趁着天还没全黑，一眼就看见了躺在床上的姑爸。她赤着全身，仰面朝天，两腿之间有一根手指粗的通条直挺挺的戳在那里。”[5](P138)这些暴行的实施者都不是杀人越货的暴徒，而是生活中的普通人，他们对亲朋好友、邻居师长们施暴，这已经足以令人震惊，更令人震惊的是他们在施虐时的残忍、冷漠甚至兴奋，铁凝将暴力行为对人的戕害揭示得淋漓尽致而又惊心动魄。那些扭曲异化的灵魂，那些荒唐龌龊的卑劣行径，深深地影响了幼小的苏眉对世界的理解，并导致了她成长的异化。

虹影和铁凝分别以六六和苏眉的视角展示了时代的荒诞、社会的病态以及由此对人性的摧残和扭曲，通过“文革”时期童年记忆的回溯，来揭示“文革”政治及意识形态对正常人性的侵害，表达出女作家对“文革”历史反思的深化。成长主体在感知并体验现实世界的过程中，免不了发生矛盾与冲突，这是人类无法挣脱的宿命。虹影和铁凝等女作家通过六六和苏眉这一代人经历了成长的苦难与创痛，她们在混乱的岁月中，无法找到自身成长的正确指向，而陷入了人性扭曲和毁灭的漩涡中无力自拔，她们的躁动和压抑、梦想和创痛、晦暗和激扬，爱情和死亡等汇成了一个时代少年的失败的成长史。

三、边缘型成长：对人性扭曲的揭示

从成长路径上看，边缘型成长既不同于以身心成熟为标志的体验式成长，也不同于因重重磨难而导致成长失败的异化型成长，边缘型成长则介于两者之间，在小说形式上表现为个体在经历磨难与冲突之后陷入异化与失败的挣扎之中不能自拔。当代女作家通过边缘型成长展示的是在“文革”缺乏启蒙与信仰的时代图景下，个体在“文革”荒诞的氛围中不断成长、不断受到外界和内心的伤害、又不断在伤害中忘记疼痛而继续前行，这一主题层面的代表性作品是严歌苓的《穗子物语》和池莉的《怀念声名狼藉的日子》。

作为50年代末出生的作家，“文革”给严歌苓造成了精神上的创伤，但是也给她提供了创作的动力。严歌苓描写了穗子等“问题”少年的成长故事，因为是孩子，她们没有受到“文革”暴力的直接波及，父母因政治的原因暂时在家庭中缺席，学校也因为闹革命而停课，她们缺少家庭、学校和社会的关爱而又拥有绝对的自由，成为一群被社会所边缘化的群体。因为“文革”的到来，穗子所住的作协大院里一切都乱了套，大人们成了反动文人和牛鬼蛇神，被批斗，被关进牛棚。穗子喜欢的李叔叔跳楼自杀了，穗子也被革命小将剪掉了辫子，她们无所事事地游荡在作协大院和那座空荡荡的“凹”字型大楼里。严歌苓异化的成长故事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展开的，“穗子”童年记忆里留下的只是人与人的背叛伤害和人性的扭曲。《老人鱼》里小穗子出生后就寄养在外婆家，由外婆外公来照顾。外公是穗子妈妈的继父，外婆去世后穗子和外公相依为命，老人对穗子很疼爱。后来外公为保护家人的生活而暴露了自己不光彩的身世，在阶级斗争盛行的极端年代，作为儿童的穗子未能幸免这种时代氛围与政治意识的渗透，她清楚这样的外公会让自己无地自容甚至倒霉。老人的晚景很凄凉，被扣发了残废津贴和薪水，被撵到了一间破屋里无人管问，甚至老人得了骨癌临死前，穗子也没有回去看望过。老人毫无保留的爱换来的却是被最疼爱的孙女穗子的嫌弃，最后孤独无依地死去，穗子体验到了亲情的脆弱以及亲人间的背叛和伤害。对外公的背叛和伤害是令穗子终生无法直面的情感“郁结”，成为伴随她从童年到青少年时期乃至影响其一生的魔障与梦魇。

在那个年代此类人性扭曲的悲剧几乎每天都在上演，并在心灵中烙下了残忍的印记。《灰舞鞋》讲述的是情窦初开的小穗子给恋人邵东骏写了几十封表达痴情暗恋的情书，而邵东骏出于私欲和种种庸俗的算计，权衡之后就把穗子的这些情书公开上交了，穗子因而受到军纪处分和责罚。她不但当众朗读情书和悔过书，遭受了集体性示众的批斗和羞辱，而且还为这封情书付出了惨重的代价，战友们像躲瘟疫一样回避她、孤立她，穗子从此失去了人的纯真和热情，她再也无法感受爱与被爱的幸福。人性扭曲的主题在《拖鞋大队》中得到了深化。穗子和其他境遇相同的黑五类分子子女，结成了一个小团体“拖鞋大队”。军长的女儿耿荻是唯一与这些右派子女们平等相处的朋友，在物质上接济她们，维系着小集体的团结，耿荻变成了“拖鞋大队”精神上的支柱和物质上的救星。在耿荻的帮助下，女孩子们获得了探望父亲的机会，并给父亲带去了精心准备的礼物，然而蔻蔻的父亲却把女儿的礼物主动上交了，“看来她们的父亲被改造得相当好，不但善于叛卖别人，更善于叛卖自己。”[6](P114)当蔻蔻由于父亲的背叛而被“拖鞋大队”开除时，穗子虽然同情蔻蔻，但是为了自我保护和得到群体的认同不得不选择了缄默。严歌苓把“文革”时代在成人世界中司空见惯的这种群众暴力和人性扭曲放大到了穗子们这些纯真的少女们身上，那种震撼便具有了惊人的力度。

与严歌苓不同的是，池莉擅长在书写成长的过程中审视自己的生活和心路历程，一方面以书写成长来审视“文革”时代的荒唐，一方面通过书写成长历史来完成对自身的审视，并探寻人性永恒的主题。池莉的《怀念声名狼藉的日子》中女主人公豆芽菜是个具有反叛性格的知青，在选择知青关山还是小瓦之间犹豫不定，虽然豆芽菜与关山产生了性爱关系，但是豆芽菜却意识到自己真正爱的是小瓦。豆芽菜的暖昧态度导致了关山的支持者和小瓦的支持者之间的大规模械斗，这场知青聚众斗殴事件据说甚至惊动了中央。后来关山、小瓦分别去了上海、北京读书，最终都离开了豆芽菜。“只有豆芽菜，成了一个声名狼藉的女孩，是小妖精的代名词，对她真情永不变的只有马想福的狗。”[7](P141)池莉对豆芽菜、关山和小瓦等成长形象的塑造，对个体成长的不同生命层面进行了揭示，表现了一代人在特殊岁月里的成长历程，呈现了一种传统意义上的退化的成长。池莉以“文革”历史作为舞台或背景，在宏大而暴戾的历史境遇中书写充满危机、恐惧、骚动的童年和成长，凸显个体在时代夹缝下的心灵鬼魅和成长危机。

面对成长的磨难与困惑，如何确立自身存在的立场，如何面对历史带来的伤痛、如何带着伤痛继续前行是严歌苓和池莉成长叙事想要表达的内容和主题。严歌苓和池莉等女作家在小说中，展示了穗子和豆芽菜那一代喝着“狼奶”长大的少年劣迹斑斑的成长历程和真实的成长图景。这群女孩在社会的集体压抑中挣扎着成长，在被人排挤中学会排挤他人，在他人的背叛中学会背叛他人，她们本身是受害者，背过身去却又成了加害别人的施暴者，而她们由背叛和伤害而构成的成长的异化反过来也印证了一个时代的荒芜，从而达到了对人性开掘的深入，这便构成了严歌苓和池莉等女作家“文革”边缘型成长叙事的独特性。

结语

一个作家艺术特性的形成，必然来自他独特的人格建构历程，这样的人格建构历程不仅来自作家所经历的时代思潮熏染，更重要的是来自作家个人独特的人生体验。女作家“文革”成长叙事的集束式书写并获得关注，一个重要的原因是这些女作家大部分是在“文革”中度过青少年或童年时代的，“文革”是这代女作家一生中所经历的最为重大的公共事件，也是她们重要的创作资源。“我认为中国最好的作家是‘文革’中成长起来的这批作家，血腥的时代，无情的时代，给了作家永远用不完的财富。”[8]成长记忆是个体生命中最重要的记忆，当一个人进行生命溯源的时候，就会一次次地返回童年和成长的历程。虽然女作家之间价值观念各异，艺术追求和叙事趣味差别也很大，但在成长叙事这一点上却是相同的，“文革”视阈下的成长叙事无疑将青春与成长过程中的痛楚与思考放大得更加清晰透彻，也更便于在成长的思考中展露时代的冲击与走向。

其次促成这一文学现象的原因还在于成长小说的叙事形式。女作家的“文革”成长叙事通常是以“文革”作为表现对象，从童年或童年记忆的书写着笔，在个体的成长历史中揉进时代的宏大内容，形成大历史与个人的小历史的并置叙事，这种叙事结构既是女作家一种有效的叙事策略，同时也是她们生存体验与成长遭遇所决定的独特的价值取向。“重大的公共事件在直接参与者的心灵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记，特别是在他们还处于成年身份的早期阶段，在他们还是年轻人的时候。”[9](P52)从社会心理角度来看，一个人的成长意味着他与自我、家庭、环境所进行的艰难而又勇敢的双向对话，成长小说通常采用童年与成人双重叙事视角，以个人的成长经验为叙事框架，对于女作家来说，这种叙事方式不但为她们找到了打开新的“文革”记忆空间及思考“文革”的新角度，而且有效地容纳了成长记忆中的生命记忆、历史记忆和政治记忆等多层面的叙述空间，因此成了极受女作家青睐的形式。

以成长小说的结构叙述“文革”题材在当代文学中已渐成一种风尚。在“文革”视阈下，当代女作家聚焦于体验型成长、异化型成长和边缘型成长等三种类型的成长模式，王安忆的“文革”是日常生活化的，她把对成长的反思融入到日常生活的描摹中；铁凝笔下的“文革”是悲情的，她用轻灵的笔触展现着成长的苦难和痛楚；严歌苓的“文革”是残酷和温情相互交错的，她喜欢在这交错中展现人性的善与恶；虹影的“文革”是寓言式的，所有关于“文革”的记忆都在怪异的叙事氛围中被展现得淋漓尽致。女作家“文革”题材小说的成长叙事，特别是女作家对成长的精神世界和心灵世界的展示与挖掘，无疑为当代文学增添了璀璨的色调。

(感谢北京语言大学校级项目“当代女作家文革叙事”(13YBG22)的资助)

参考文献：

[1] 陈思和.读《启蒙时代》[J].当代作家评论，2007，( 3).

[2] 李敬泽.玻璃透明石头坚硬[A].李敬泽著.纸现场[C].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

[3] 虹影.饥饿的女儿[M].桂林：漓江出版社,2001.

[5] 铁凝.玫瑰门[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

[6] 严歌苓. 穗子物语[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

[7] 池莉.怀念声名狼藉的日子[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1.

[8] 谢有顺.应该恢复被迫失去的记忆——著名作家虹影专访[N].羊城晚报，2004-10-12(23).

[9] (法)莫里斯·哈布瓦赫著，毕然，郭金华译.论集体记忆[M].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2.

责任编辑：高雪

Fictions by Contemporary Female Writers

as Bildungsroman Against a Background of Cultural Revolution

Zhang Hao1Dong Xiao2

(1. College of Chinese Studies, Beijing Language and Culture University, Beijing 100083, China;

2. Department of Arts,Ocean University of China, Qingdao 266003, China)

Abstract:The Bildungsroman against a background of Cultural Revolution has been a literary genre explored by quite a number of contemporary female writers, such as Wang Anyi, Tie Ning, Yan Geling, and Hong Ying. All their novels, whatever a typical reflection of maturation, or retrospection of the hardship of growing up, or the exposition of the twisted human nature experienced when growing up, are all marked by these female writers' traumatic memory of their personal life. Thanks to their efforts in these three aspects, the Bildungsroman against a background of Cultural Revolution has demonstrated a real value and added luster to contemporary literature.

Key words:female writers; novels of Cultural Revolution; Bildungsroman

中图分类号：I206.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35X(2015)01-0119-05

作者简介：张浩(1967-)，女，河南西平人，北京语言大学汉语学院副教授，博士，主要从事现当代文学研究。

收稿日期：*2014-06-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