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巧玲

(浙江万里学院 文化与传播学院，浙江 宁波 315100)



论海洋文化对道教东部起源的催化*

王巧玲

(浙江万里学院 文化与传播学院，浙江 宁波 315100)

摘要：在中国历史上，滨海地区一直就是宗教的发源地与传播地，这与海洋文化的催化和孕育有关。相比于内陆生产方式而言，海洋生产与生活风险性高，航行安全和渔业丰收的祈盼激发了民众强烈的宗教信仰需求。海洋浩瀚的景观与生物多样性，激发了原始海洋崇拜和海洋生物崇拜，并引起了有关海洋的哲思和海洋精怪故事的产生。沿海独特的海陆景观地貌和奇特的海洋天象气象景观，则催生了道教仙境理论，使神仙信仰更具有说服力。沿海地区悠久的祭祀活动带动了当地巫文化的发展，渔业生产的需要则为巫术、占卜等方术提供了生长的空间。海洋文化所孕育的巫、医、卜等文化成为后世道教法术产生的源头。

关键词：东部道教；起源；海洋文化

人类很早就开始与海洋打交道，产生并创造了与海洋相关的文明。宗教是社会发展到一定程度的产物，尤其是有固定的信仰、仪式、经典、信众的制度化宗教，其形成更是要稍微晚一点。作为一种宗教的产生，道教的起源势必受到中国海洋文化的影响。在中国历史上，滨海地区一直就是宗教的发源地与传播地。道教的起源与东部沿海地区和海洋文化有着密切的联系。

目前道教起源地有巴蜀地区、西北地区、古山东齐国地区或荆楚地区的争议。依据宗教的四个基本要素来看，东汉末张陵在川蜀地区创立的正一盟威道已经具备了神明信仰、崇拜神明的仪式、传达信仰的经典、宗教组织四个基本要素。学界大致认同张道陵创教时间为道教正式成立的时间，但是也认为在正式道教形成之前，必定有一个非常复杂的道教传统形成的准备时间，这些道教准备过程就是道教的源头。故探讨道教的起源需要向前追溯，扩大到道教的“史前史”，“包括道教传统本身起源于道教以前的或古代中国人的原始宗教的信仰之过程。”[1]这是因为道教的起源是非常复杂的，它既有原生性宗教的特质，也有创生性宗教的特质。虽然最初是由张道陵创教的，但道教之所以为道教的很多因素则早于此已经具备或者孕育了。故道教的产生、发展并不是张道陵一人之功，而是在一定前期基础上由多个点同时发展的，最终形成有组织的、制度化的道教。正因为道教是多地多元起源最后汇合而成的，我们可以在此基础上探讨道教在东部地区起源的可能，对海洋文化在道教信仰、仪式、方术等方面的影响和催化进行一定的探讨。

众所周知，人类在部分地进入农耕文化之前，最早的文化是渔猎文化。“早自旧石器时代以降，中国的沿海地区和岛屿地区居住的先民已经开始掌握了渡海技术，开发和利用了海洋蛋白资源。”[2](P46)中国沿海地区发现了很多的贝丘遗址，这些人类食用后所抛弃的贝壳和各种蚌类的遗迹堆积，有的厚度达到一米多，说明原始人已经一定程度上适应了滨海生存环境，能够利用滨海食用资源来生存了。由于海洋是东部沿海地区民众日常接触的事物，对民众的思想意识和行为势必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濒海居民更容易产生对海洋的崇信，原始海洋自然力量崇拜在沿海地区最早产生。大海浩瀚慷慨而又变化无常，人们对海洋又依赖又畏惧，这种复杂与微妙的感情促成了原始宗教的产生。随着人们逐渐地将海洋当做是一个有生命、意志和伟大能力的对象，海神信仰就产生了。夏商时已经出现了海神崇拜的迹象，也有了祭海的宗教仪式。奇特的海洋景观和海市蜃楼现象，使得沿海地区很早形成了仙境观念和神仙信仰。战国时燕齐濒海地区的方士宣称海上有仙山、海上有神人，直接刺激了历代统治者的出海访仙活动。海洋生产、生活的不确定性使得沿海地区鬼神崇拜盛行，祭祀活动频繁，产生了职业化的巫师。千百年的传承和浸润使得海洋社会普遍具有好鬼尚祀的传统，巫风大炽，其鬼神崇拜、占卜方法、祭祀仪式以及各种巫术都为后世道教所吸取，成为道教法术的源头。凡此种种，都说明海洋文化背景为道教的萌生提供了肥沃的土壤和必备的条件。21世纪是海洋的世纪，海洋文化综合交叉学科研究值得关注，从海洋文化学、人类学、社会学、地理学的角度来探讨道教的起源问题，对于丰富海洋文化内涵、加深道教起源问题研究、彰显中国海洋文化价值等都有重要的意义。

一、海洋生产生活激发了民众强烈的宗教信仰需求

从宗教发生学上来讲，生活在海洋文化氛围中的民众较内陆地区的民众有更为强烈的宗教信仰需求。虽然我国是一个农业文明的国家，但是在东部沿海地区，很早就开始了渔业生活，产生了东夷各族和古越族等以舟为车、以楫为马的航海民族。河姆渡文明和东夷海岱文明遗址中都出土了当时的船桨、船型陶器和大量鱼骨，说明当时能够制造和使用航行在海上的交通工具。原始人当时主要以采捞贝类和近海岸鱼类为生，但也能捕捉到深水中的鲸鱼、鲨鱼，初步具备了一定的远航能力。先秦古籍《山海经》中多处写到乘两龙、践两蛇的现象，这或许是古人当时使用独木舟或木筏往来海上的写照。《山海经》中多写近海一带与海外水土风物，其中鱼类和蛇类占有相当比重，人物也多半裸跣足，这些都与滨海生活环境、劳作方式、生存状况相符合。可知，中国古人很早就开始了与海洋的接触，创造了早期的海洋文明。

沿海地区原始人属于较富有冒险和探索精神的人群，处在原始时代，科学文化水平低下，认知能力有限，却不得不向险恶的海洋讨生活。他们所处的外部环境比内地居民更险恶、复杂。他们对海上出现的风暴和灾难无从预防。海洋捕获的丰歉也没有规律可循。他们对林林总总的海洋现象也无法得知其背后的原因和规律，无法作出科学合理的解释来降低自己的恐慌和畏惧。自然而然的，他们将其归因为人类本身无法达到的超自然神力，普遍认为冥冥之中有至高无上的神灵在操控着海洋的一切，包括人的生死祸福，以及海洋生产的安全与丰收，原始海洋自然崇拜因此产生。他们虔诚地向海洋祈求，希望海神能够保佑他们海洋生产与生活的平安、顺利。

现存位于珠江出海口西岸的珠海南水高栏岛风猛鹰山坡和宝镜湾海边等地的六幅摩崖石刻图象，表现的就是原始人(古越族人)航海前祈祷神灵、保佑海上航行平安的情景。石刻中“造型最清晰、形象最丰满、装饰最华丽的是独木舟船的形象。”[3]这个“石刻的独木舟船不仅凿刻清晰，且对船体装饰的描绘十分细腻，其装饰图案有波纹、水纹、云纹、雷纹，以及凤眼纹”[3]，“整幅崖画弥漫着一种飘渺、神奇、夸张的氛围，浮雕四沿由许多跟现实生活休戚攸关的花卉、藤叶、果实，蛇、猴、鹿及其他走兽，各种纹波以及不知名状的具有一定崇拜意识的图案、线条、符号，犹似鲜花簇拥于独木舟船的四周。”[3]画面以充满虚幻与神秘、象征意义的手法表现了一种宗教崇拜意识。图中“头人及宗教师形象突出，穿戴有型，头饰禽羽毛，身披法衣，手足表情有仪，举止、形态庄严传神。”[3]其他人物较小且“围住独木舟船，翩翩起舞，呈现一种送行、祭祀与向苍天祈求平安的造型。”[3]由此可知，在人类海洋文化早期，人与自然尚未完全分离，主要宗教祭祀形式是原始海洋自然崇拜。这种以独木舟船为主体的石刻与祭祀，实际上表达了原始人对旅途平安、渔捞丰收、繁衍昌盛的祈求。海洋、航行等意象虽然没有出现在画面中，但是实际上已经包含在内，独木舟只是原始人宗教祭祀情感诉求的寄托对象。

由此可知，最初的海洋崇拜是崇拜自然物或自然力本身，多以图腾和实物的形式为祭祀对象。后来崇奉对象神灵化，产生了海神信仰。夏商时已经出现了海神崇拜的迹象，也有了祭海的宗教仪式。不过，当时国家层面对于四海海神的祭祀，除了一般性的祈福之外，其目的在于禳解水旱之灾，对濒海地区人民的实际关怀较少。当时海神的职能也比较单一，主要的职掌是主管风雨，与出海航行者的基本需要并没有多少紧密的联系，海洋色彩比较淡薄。

随着人类拓展海洋的步伐加快，原始的、职能单一的海神已经不能满足沿海民众激增的需求。人们不仅需要海神作为一个祭祀膜拜的对象存在，还需要海神给予他们实质性的帮助，在航行平安、生产丰收等方面提供保障。海神的种类因此增加，形象也不断变化。除了践蛇珥蛇的原始海神外，还有抽象化的海神、龙蛇形的海神、大鱼或鲛龙面目的海神、海洋生物海神等多种。海洋神明体系日益庞杂，不同海神之间的职能也相互重合，适应了不同的海洋生产生活需求。海洋生产生活的的复杂性也决定了不同海神同时存在的必要性。

例如，不同类型的人群对海神的诉求不同，催生了不少行业神、地方神。海洋社会中的沿海渔民与岛民主要以海洋捕捞业为主，故崇奉能保证安全与丰收的海神、鱼神、网神、船神、礁神等神，其中龙王爷和菩萨娘娘最受关注。对进行海上贸易和运输的海商来说，他们最关注的则是航行的安全、贸易的盈利，故航海保护神妈祖和财神爷关帝最受重视。另外，海洋生活的不同时刻也需要有不同的神明来保驾护航。渔民渔汛期的渔获量多少与祭祀鱼神有关，出入港口的安全与否要靠港口神来保障，大雾天、风暴天的平安出行、返航则与岛礁神、领航神的指引有关。并且，在沿海不同地区还存在不同的地区性海神。如广东沿海地区崇奉马伏波将军，山东龙口屺坶岛地区崇奉狐仙太爷，山东荣成赤山石岛一带崇奉赤山明神、皇华大王、始皇老爷，宁波地区崇奉鲍盖、黄晟、罗清宗、观音、妈祖、姜毛二神、如意娘娘等海神。诸如此类，不胜枚举。几乎所有的海洋神明都是人们出于某种物质愿望或者精神需求而创造出来的。庞杂的海洋神明中既有天神，又有动物神，又有人神，他们的职能之间互有重合，能力的大小也有不同，但并不妨碍民众对他们的信仰。

事实上，沿海民众的海洋神灵信仰具有非常强的功利性和随意性，任何神只要被证明有过灵验的神迹，就有被供奉的可能。倘若没有显灵过的神迹，即使该神在神灵谱系中位置非常高，也不会受到民众的青睐。在民间，一些较高神格的、全国性的神明不一定受到重视，一些本土的、区域性的保护神、职业神却香火鼎盛，就是这个道理。更有趣的是，民众还认为神格高的神因为位高权重、祈求的人多，不一定能及时倾听自己的诉求，反倒不如普通的神明灵验。即使同一位海神，形象不同也会导致灵验与否的不同。例如都是信仰妈祖，东南沿海特别是福建沿海一带的民众以“披发跣足”的妈祖最为灵验。与“天妃”、“天后”、“天上圣母”形象相比较，沿海民众更认同平民形象的“妈祖”。他们认为若遇海难向神明呼救时，称“妈祖”，妈祖就会立刻不施脂粉火速来救人。若称“天妃”，则妈祖就盛装打扮后，才雍容华贵地来救人，所以会很晚才到。故海上都称“妈祖”，不敢称“天妃”，都是希望妈祖立刻来救海难中的渔船。这种希望神明立刻来救的心态是危险重重的海洋生活所独有的，也是海洋生活危机四伏的体现。正因为如此，沿海社会中有淫祀的传统，见神就拜，有灵就求。渔船上也常供奉多位神明，不分佛道还是民间信仰，哪个神灵都不能得罪，保不准哪个神灵会在关键时刻伸出援手。

可见，海洋生产生活的危险性和不确定性，激发了沿海民众强烈的宗教信仰需求。各种职业性海神、地区性海神、世界性海神的出现都是为了满足民众祈求航海安全、渔业丰收的功利性目的。普通大众生活艰辛，终岁操劳，平日盼望的无非是健康、平安、富裕，恐惧的莫过于疾病、灾祸、贫穷。民众希望通过虔诚的供奉祭祀取悦鬼神，获得福报、避免灾祸，这就是社会上尚鬼好祀的深层根源，只不过在沿海地区体现的更为明显。再加上中国神灵信仰体系中并没有一个唯一的、至高无上神，所有的神都有一定的职能与权限，神祗的神职高低与其能力的大小没有必然联系。所以道教海神的队伍越发庞大，各类海神也都能和谐共处，共同接受民众的香火和祭拜。到明清时期，即使妈祖已经成为全国性海神，能力超级广大，民众仍旧需要其他不同海神来履行不同的职能，满足自己切实的需求，并不是说有了超级海神后，其他的海洋神明就可以消失了。海洋文化所激发的民众宗教信仰需求是如此的强烈，以至从远古到今天，海洋神灵信仰都有其存在的土壤。对吉祥、平安、幸福的宗教需求是道教和其他民间信仰产生的前提和基础。这种祈求神灵保佑获得平安幸福的信念是如此的根深蒂固，它不会因为科技的发展而消亡，相反会更加强盛。如宋代时开始产生和传承于沿海民间的妈祖信仰，如今已经成为了海内外华人共同信奉的海洋保护神，其海神的职能不断扩展，成为信众心目中无所不能的神祗。信众遇到诸如航海安全、渔业丰歉、男女婚配、生儿育女、祛病消灾等问题都要来祈求海神妈祖保佑，其影响远远胜过其他海神。

海洋生产生活所激发出来的民众宗教信仰需求，是由独特的海洋环境所决定的，体现了海洋生产、生活的独特性。它主要作用于民众的心理和心灵层面。越是科技发展了，人类的力量增强了，人类就越感觉到自己的渺小，越能产生对海洋的敬畏之心，就越发需要神灵的保佑。这也是当今各类宗教愈演愈烈的深层原因。

二、海洋景观与生物景观激发了哲思与崇拜思想

首先是海洋本身的自然景观和海洋的神秘力量激发了原始海洋自然崇拜。

最初，人类生活在大自然环境中，感知到大自然的千姿百态与变化无穷，这些现象为原始人的感觉器官和心理所不能承受。这种超人的力量震撼着原始先民的心灵，从而便产生出了强烈的而又普遍的恐惧心理，从而产生了原始自然崇拜。诸如天、地、日、月、星、山、石、海、湖、河、水、火、风、雨、雷、雪、云、虹等天体万物及自然变迁现象，都被原始人认为是具有生命、意志和伟大能力的对象而加以崇拜。这是最原始的宗教形式，在世界文明中普遍存在。不过，生活环境不同的原始部落群体有不同的自然崇拜对象，通常是近山者拜山、靠水者敬水，生活在海洋地区的人们崇奉海洋。

海洋作为中国东部沿海地区人民主要接触的日常事物，与沿海居民的生产生活息息相关。原始人对海洋又依赖又畏惧，海洋一方面给赖以生存的人类提供一切物质资料和条件，另一方面又会给人类带来巨大的灾难。海洋这个矛盾体让原始人对其产生了复杂与微妙的感情，不由得将其想象成一个任意作为的、有人格的实体，认为海洋也是一个具有生命、意志和伟大能力的对象。从而原始人用自己极不发达的思维观念和微妙的实践经验去揣摩海洋的心理与意志，产生了一系列对海洋的崇奉行为，如顶礼膜拜，如献祭，等等。

广阔无垠的大海不仅激发了人类的敬畏之心，还激发了人类的探求之心。中国古人所日常接触的东部沿海地区，虽然只是海洋的一部分，但其浩瀚和宽广仍旧让人为之震撼。古人不仅把海洋看成一种自然现象，还以“天人合一”的宇宙观去审视海洋，从中探讨解悟天道、人道和政道的方法，从而建构起中国原初的哲学体系。《老子》曰：“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下母。”[4](P159)可知，“道”在时间上是无止境的，在万物产生之前就有了“道”，而在万物产生之后，“道”也不见减损，这种特性与浩瀚的海洋极其类似。天下之水，莫大于海，万川归之，春秋不变，水旱不知。从空间上来看，海洋是无止境的。天下的水面，没有什么比海更大的，千万条河川流归大海，不知道什么时候才会停歇而大海却从不会满溢；海底的尾闾泄漏海水，不知道什么时候才会停止而海水却从不曾减少；无论春天还是秋天不见有变化，无论水涝还是干旱不会有知觉。海洋在时空上的无限性与宇宙的无限性也是契合的，这种无限性也契合于“道”的特性。

人类宗教的演变历史表明，自然崇拜的对象最初是自然物质本身，而不是后来的动物化的神灵，或人物化的神灵，道教以虚无缥缈的哲学理念“道”为最高信仰，这样的宗教信仰在世界文明史上非常少见。倘若从海洋文化的角度出发，道教的信仰选择或许并不那么难以理解。海洋的存在启发了人类对永恒和无限的思考，海洋面积的浩瀚所呈现出的博大与神秘契合了古人对天道的想象，海洋的无限性与超越时空，与“道无终始”有诸多的相似之处。所以海洋某种程度上成了“道”的载体。

其次是海洋生物的多样性、丰富性、复杂性也激发了人们的海洋生物崇拜。

在古人看来，海洋生物数量繁多、奇形怪状、色彩斑斓，神秘异常。除了常见的鱼类外，没有人能说清海洋中的生物到底有多少种。据统计，如今有文字记载的海洋生物有五十万种之多，想当初在远古时期，海洋生物的种类一定更多。海洋生物的生活习性与内陆生物截然不同，产生了很多奇怪的海洋现象，为它们增添了无限的神秘色彩。如航行在黑夜的海上或伫立在黑夜的海滩，有时会突然发觉海面上有光亮闪烁，好像点点灯火，这种海发光现象常被沿海渔民认为是“鬼火”。这实际上是一种“海发光”现象，是海洋中一些会发光的生物造成的，在我国沿海地区有着广泛的分布。根据浮游生物的大小有火花型、闪耀型、弥漫型、闪光型的不同，但是古人却不了解其中的规律，面对各种类型的“海火”常心生畏惧，不由自主地膜拜起来，唯恐神灵降罪。又如，人们不了解海洋生物的生活习性，常造成一些误解。“雀入于海为蛤，雉入于淮为蜃。鼋鼍鱼鳖，莫不能化”。[5](P178)“有鱼偏枯，名曰鱼妇，颛顼死即复苏。风道北来，天乃大水泉，蛇乃化为鱼，是为鱼妇，颛顼死即复苏。”[6](P258)这种奇妙的现象也是古人细心观察所得。虽然我们如今知道，这是“雀”和“玄雉”这两种鸟类定时出没于水际的情况；海市蜃楼现象也不是“大蜃”、“大蛤”的吐气所致，而是一种光学现象。但在古人的观念中，海洋生物就是具有魔力，能相互转化，也能自身变化；食用海产品能使人健康长寿，甚至长生不死。这些观念蕴含了后来道教的异形转化、死后复生、长生不死的观念，为道教相关概念的提出做了前期铺垫。

宽阔的海洋养育了无数巨大的海洋生物，加深了人们对海洋生物的崇拜。古人认为海中的大鱼如鲸鱼、海豚、鲨鱼、海龟等都是有法力的，从而产生了鲸鱼崇拜、海龟崇拜、海豚崇拜、鲨鱼崇拜等生物崇拜。以鲸鱼崇拜为例，鲸鱼常被认为是鱼群的头领，被供奉为鱼神。旧时在舟山地区，渔民称鲸鱼为“乌耕将军”，渔民见鲸鱼游行于海中，往往焚香烧纸，遥望祝拜，视为吉兆。山东沿海渔民称鲸鱼为“赶鱼郎”，尾随其后捕鱼必获丰收。山东长岛地区的渔民将鲸鱼视同财神赵公元帅，山东桑岛的渔民则称鲸鱼为“老爷子”，诸如此类都是将海洋生物崇拜的体现，只不过将海洋生物神明与人格化神明之间进行了对接。此外，鲸鱼的喷气现象被生活在东南沿海的古越族人观察到，他们就认为大海中有一种“鱼虬”能喷浪降雨，还在建筑上增设了鸱吻以防止火灾。“海有鱼虬，尾似鸱，用以喷浪则降雨。汉柏梁台灾，越王上压胜之法，乃大起建章宫，遂设鸱鱼之像于屋脊，以压火灾，即今世之鸱吻是也。”[7](P85)这种比附是古人常见的思维方式，人们甚至还想象出与鲸鱼相生相克的其他生物。三国时吴人薛综《西京赋·注》载：“海中有大鱼曰鲸，海边又有兽名蒲牢。蒲牢素畏鲸，鲸鱼击蒲牢、(蒲牢)辄大鸣。(今)凡钟令声大者，故作蒲牢于上，所以，撞之者为鲸鱼。”[8](P74)后世据此传说常将钟磬的敲击器具做成鲸鱼的形状，以取其寓意。武当山南岩“天乙真庆宫”内至今还保存着古代的一件鲸鱼长木鱼，“全长106厘米，厚19厘米，高16厘米。鲸鱼嘴巴张开呈袭击嘶咬蒲牢状；嘴唇短平；眼、鳃、鳍、尾完备，整件鲸鱼雕制工艺简练，刻画了‘发鲸鱼铿华钟’的生动形象，是一件极为稀少的古文化物。”[9]可见，海洋生物崇拜不仅引发了人们对于海洋生物世界的无限想象，也在建筑、器物等领域产生了一些影响。

海中巨物具有美学上的“雄伟”意味，鲸鱼、大蛤、鲲鹏、巨鱼等具有巨大意象的海洋生物常常进入道教文学世界和神仙世界，成为承载道教思想的载体。如鲸鱼常常成为道教仙人的坐骑，鲸鱼发出来的声音也被称为“鲸音”。《庄子·逍遥游》中的鲲鹏，其翼若垂天之云；《庄子·外物》篇中任公子所钓的巨鱼需要用五十头肥壮的牛作为鱼饵；《神异经·北荒经》所描绘的北海大鸟其高千尺，其羽相切如风雷也；《玄中记》所列的北海之蟹，举一螯能加于山；《初学记》的大鳌能背负蓬莱山，周回千里；《太平广记》载的东海大鱼，从鱼头走到鱼尾处要花费七天时间，其生产时候流血三百里。这些巨大意象与海洋巨物崇拜密切相关，丰富了道教的精怪世界，使得道教文学充满了奇幻的想象。

其他常见的海洋生物则纷纷进入了民间传说故事。这也是海洋生物崇拜的体现，只不过大多以拟人化的形式出现。1987年出版的《中国海洋民间故事》一书中收录了全国各地的海洋传说。山东有《塌东京》、《龙王三女盗神鞭》、《扇贝姑娘》、《东海鳌鱼变鳌山》、《石老人》、《马祖庙的传说》等，浙江的有《海宁潮的由来》、《八仙闹东海》、《大蚌伏龙》、《观音泼水淹蓬莱》、《龙王输棋》、《虾兵蟹将》、《杨枝观音碑》等，南沙有《妖婆娘的风袋》、西沙有《白鲣鸟和海鸥》、福建有《高辛和龙王》、《姑嫂塔》、《洛阳桥》等，海南的《丹雅公主》，台湾的《猫鼻、鹅銮与澎湖列岛》等。这些故事都以朴实的语言，感人的情节，生动地刻画了性情古怪的海龙王、善良的救苦救难的观世音、勇敢机智的海渔郎，以及龟臣鳖相、虾兵蟹将、蛇婆龙女、海螺公主、飞鱼姑娘等形象。民间传说和故事很大程度上是民众自己想象出来的，具有各地的海洋文化特色。被道教吸收后，这些传说故事丰富了道教光怪陆离的精怪世界，使得道教的神明体系日益庞杂。古老的传说中体现了沿海人民的斗争精神，反映了远古生活的艰辛，也反映了沿海民众海洋信仰的坚定。其中深入人心的海洋故事如精卫填海、八仙过海、龙女牧羊、哪吒闹海、麻姑航海、徐福求仙、南海观世音等，都有浓厚的道教色彩，是海洋文化影响道教文学想象力和宗教想象力的佐证。

综上所述，海洋的存在不仅催生了海洋自然崇拜，也启发了人类对永恒和无限的思考。奇形怪状的海洋生物催生了海洋生物崇拜，是海洋文化的必然产物。早期人类对海中生物的理解虽然相对幼稚，却趣味盎然，激发了道教的想象力。沿海地区广泛流传的民间传说大多与海洋及海洋生物有关。民众赋予大海中的海水、岛礁、海中生物以拟人化的形象，将人类与海洋之间不断进行抗争的历史映射上去，这些故事和传说既增加了海洋的神秘色彩，又成为彰显道教法术神奇的有效方法。离开了海洋文化背景，这些崇拜观念就失去了存在的土壤。

三、海洋天象与海岛催生了仙境理论和神仙信仰

神仙信仰、仙境理论是道教的重要思想，它们的产生与流行也与海洋文化背景有关联。

首先，海市蜃楼等海洋天象气象景观让人们对海洋产生了一种异质空间的幻想。

在平静无风的海面上，向远方望去，有时能看到山峰、船舶、楼台、亭阁、集市、庙宇等出现在远方的空中，有时还有人物在其间走动。古人却不明白产生这种景象的原因，认为这是海中大蚌蜃吐出的气结成的，或者认为这就是传说中可望不可即的海中仙境。他们以为在飘渺的大海之上生活着另外一群人(神仙)，这些神仙不食人间烟火，摆脱了生与死的困扰，达到长生不死的境地。由于海市蜃楼景观经常在同一地点反复出现，长则几小时，短则十几分钟，甚至一瞬即逝。这种特点更加坚定了人们的仙境信念，误以为海市蜃楼就是神灵世界有规律的显现。据统计，山东省烟台市的长岛县是古往今来出现海市蜃楼现象最频繁的区域，特别是七八月间的雨后。也就是在这个地方，产生了最初的蓬莱仙岛传说，至今当地仍有蓬莱阁。当时流传蓬莱、瀛洲、方丈等神山的神话，这三座神山位于汪洋恣肆的东海之中，与大陆并无道路交通，只有神仙才能来往。“上有仙人宫室，皆以金玉为之，鸟兽尽白，望之如云，在渤海中也。”[10](P321)后来统治者曾多次组织人到海中寻仙，但没有一次成功。求仙失败并没有影响时人对海中仙境的信念，反而更加坚定了人们寻找仙境的决心。当时人相信神仙之地不是随随便便可以到达的，心不诚则不灵，凡人只能偶然进入到仙境，一旦有意识找寻，往往不得其门而入。

其次，沿海岛屿的独特地理形态也催生了道教海岛仙境观念。

海洋虽然是一览无余，但又是难以逾越的，滔天的巨浪阻隔了人们的前行。海洋中有一些特定的空间形态如岛屿、海岬等，由于海洋的环绕而成为一个清楚界定的区域，这些区域特别容易引发人们的遐想。由于生产力的限定，很多海岛上并未有人居住，甚至很难接近。海岛仙境的理念就源于航海技术尚不发达时期，人们遥望海中岛屿而产生的绮丽想象。人们想象着在这些海岛上或者更远处的海岛上，生活着另外一群人(神仙)，他们生活在乐园一般的岛上，也不用食人间烟火，更摆脱了生与死的困扰，甚至能够长生不死。《山海经》中就已经开始了将神仙与岛屿一一对应，列子的《渤海五山》、东方朔的《海内十洲记》则将神仙岛屿组成了庞大的群落，形成道教海上仙境的主体。随后，几乎所有的沿海岛屿都被纳入到道教的地上仙境体系中。地上仙境是道教仙境理论的组成部分之一，与天上的仙境一起共同构成道教仙境场所。道教的地上仙境又可分为海上仙境和陆上仙境两大板块，“大体可分为十洲三岛仙境、二十四治仙境和洞天仙境三种类型，前者属于海上仙境体系，后两类属于陆上仙境体系。十洲三岛是道教整合上古时期海上仙境信仰的产物，二十四治仙境是道教教区经过改造后产生的新型仙境，洞天仙境是对道教推崇的名山仙境的总结。”[11]可知，沿海及海岛的存在影响了道教的仙境理论的产生。独特的海陆景观地貌对于推动道教仙境观念的形成，丰富道教关于仙境的想象都功不可没。

第三，海洋仙境故事增加了神仙信仰的说服力。

古人观念中“神”和“仙”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古代“神”多指天神，《说文》云：“神，天神，引出万物者也，从示申声。”[12](P3)按二七字形声兼会意，金文中，“神”的本字“申”像一闪电，意味有关神事、祭祀，引申而有变化莫测之义。而“仙”的意蕴主要是长生不死，《释名·释老幼》说：“老而不死曰仙。”[13]神仙的主要特质就是能够长生不死。

《山海经》中就已经出现有不死国、不死民、不死山上取食的不死树，以及提炼不死药物的人的描述，这些是神仙思想的雏形。《山海经》中的神人属于早期的神仙，实际上可能是远古的巫祝。《庄子·逍遥游》中的神人已经化身为婉约的仙女，“藐姑射之山，有神人居焉，肌肤若冰雪，绰约如处子，不食五谷，吸风饮露；乘云气，御飞龙，而游乎四海之外。其神凝，使物不疵疠而年谷熟。”[14](P25)《列子·黄帝》的仙人已经达到了天人合一的境界，“列姑射山在海河洲中，山上有神人焉，吸风饮露，不食五谷；心如渊泉，形如处女；不偎不爱，仙圣为之臣；不畏不怒，愿悫为之使；不施不惠，而物自足；不聚不敛，而已无愆。”[14](P44-45)此时的神仙，外形上虽然与凡人无异，内在上具备了长生不死的特质。他们有随心所欲变化的本领，达到了逍遥自在的境界。

道教故事往往极尽夸张之能事来表述神仙的寿命长。例如《麻姑传》中载：“接待以来，已见东海三为桑田，向到蓬莱，水又浅於往昔，会时略半也，岂将复还为陵陆乎？方平笑曰，圣人皆言，海中行复扬尘也。”[15](P60)沧海桑田是地球地质变迁的自然现象，但却非凡人所能经历，变不可能为可能，是道教修炼及法术的终极追求，用夸张的艺术手法吸引人们的注意力也是传教的方式。诸如此类的例子在道教信仰、经书、传说故事中俯拾即是。

道教宣称凡人可以通过修炼得道成仙，或者通过服食仙丹仙药而成仙，这种操作的简便性和成仙的可能性增加了其宗教吸引力。很多海上遇仙故事，再加上海市蜃楼的奇妙变幻也增加了人们的这种印象，人们才会相信海外存在另外一个世界的说法。随着航海能力的提升，凡人偶然进入仙境的途径，又增加了遭遇海上风暴、遭遇其他海洋险象、偶遇海上仙境的可能，海上漂流也成为通往仙乡之路。故事中仙境的可遇而不可求，远航的艰险程度增加，益发衬托了仙境的神秘。这一点也可以从道教信仰、经书、传说故事中找到大量例证。

正是由于古人对海洋不了解，但又与海洋打交道，所以海上仙境观念和神仙理论比较容易被接受，滨海地区生活的人对神仙的想象有很多浪漫色彩，他们比较容易接受道教的蓬莱、瀛洲等仙话，也愿意传播这些故事，久而久之，产生了神仙信仰。不过，道教之所以最初能让人们相信神仙的存在，还在于其对神仙的虚化。大部分道教神仙故事中，神仙的起源、神迹等语焉不详，但其生活背景都是在人迹罕至的海外仙山或者飘渺的天上。距离产生美，海洋的隔绝性使人相信神仙存在的可能。

综上所述，海的广大和浩淼可以安放人们对于美好世界和永恒的生命的想象，与世隔绝的海岛成为寄托人们想象中乐土的载体。道教仙话故事中又将海岛与道教仙境、神仙紧密联系在一起，使得“海岛—神仙”的观念深入人心。沿海民众又愿意传播类似道教海岛仙话的故事，也愿意相信出海求仙访道、海上偶遇仙人的可能性，这些都为道教神仙信仰的产生、流行提供了条件。

四、海洋社会环境催生了道教巫医卜方术

道教在东部的起源与沿海地区尚鬼好祀的社会氛围有关，也与海洋社会浓厚的巫术氛围有关。

首先，海洋社会早期就有浓厚的祭祀氛围，沿海地区独特的地理位置，使它们成为理想的祭祀地点。

祭祀文化属于上层建筑范畴，我国古代很早就产生了祭祀活动和相应的仪式。但滨海地区的祭祀活动较内陆地区起源得早，发展得更为完善。例如，古老的宗教仪式“燎祭”是古人祭祀天神，祈求风调雨顺，五谷丰登的仪式。目前考古发现燎祭遗址最早的是新石器时期，大都分布在东部沿海地区，分别是辽宁省喀左具东山嘴、山东长岛县陀矶岛大口、上海青浦县福泉山、浙江余杭县瑶山以及海宁县大坟墩等遗址，“五处宗教遗迹均位于东经120°-121°地域附近，由南至北分布在狭长地带上，分别濒临渤海、黄海和东海。”[16]“这五处史前燎祭遗迹最早的为东山嘴祭坛，距今已有5000年左右，最晚的大口遗迹也不迟于4500年。而处于这个时限内的内陆地区诸原始文化遗存，迄今尚未发现大型宗教礼仪性建筑和燎祭遗迹。”[16]可知，在人类文明早期，沿海海洋文明较内陆文明发展程度较高。但后来内陆文明发展了以后，人类还是喜欢在滨海地区举行祭祀，如古时候皇帝封禅都选择东海之滨的泰山。这就说明，滨海地区是理想的祭祀地点。中国的地势西北高、东南低，辽阔的海岸线提供了非常宽阔的视野，是古人所谓天之尽头。滨海之处的山丘由于相对海拔较高，往往一览无余，很容易给人一种高高在上的神圣感，让人感觉离天及天神更近。从燎祭遗迹中火坑坑底及周壁烧成坚硬的红烧土、厚厚的介质层等情况来分析，火势当时一定很旺盛而且持续较长时间，甚至是多次举行燎祭仪式时形成的。这说明当时在沿海地区一定有较为频繁的祭祀活动。

另外，为了表示对上天的虔诚，人们往往把自己最好的食物献给上天。在原始采集和狩猎时代，肉食和海鲜是人们拼着性命猎来的，异常珍贵。在滨海地区建立神坛也方便采用海产品作为祭祀品。福泉山燎祭遗迹发现了“大量的介壳屑均为海洋生物，是祭神时所用的祭品。古时祀天祭品贵血腥，而人畜等血腥之物均属于特牲。因福泉山距古海岸较近，采用海生物充当祭品与当时的生态环境密切相关。”[16]

燎祭只是古代祭祀仪式的一种，但上述地区的燎祭遗址具有一定规模，且存在反复利用的可能。故可以推测滨海祭祀文化对于沿海地区的巫和宗教氛围可能有深刻的影响。

其次，祭祀活动的频繁开展，带动了沿海巫文化的发展，为方士、道士、道医的出现奠定了基础。

有祭祀活动就一定会有“巫”的参与。事实上确实如此，从文献的记载中可知，上述燎祭遗址地区恰好位于古燕、齐、荆境内，而这些地方素来巫风畅炽，这不能仅仅认为是一种巧合。

《国语·楚语》中记载山东土著居民东夷人有巫文化传统。当时甚至人人都具有与神沟通的能力，人神可直接对话，而不受身份社会地位的约束。所谓“及少皞之衰也，民神杂糅，不可方物。夫人作享，家为巫史。”[5](P204)后来，这种民神杂糅的情况不利于统治，颛顼“命南正重司天以属神，命火正黎司地以属民，使复旧常，无相侵渎，是谓绝地天通。”[5](P204)从此，宗教祭祀权力被统治者垄断，成为沟通天与地、人与神的唯一代表，专职化巫师开始出现。可知，在东部沿海地区“绝天地通”的政策催生了职业性巫师的出现。

燕齐地区某些统治者的政策也加速了巫的职业化。春秋时期齐襄公令国中民家长女不嫁，留家主祠，叫做巫儿，齐地“巫儿”的习俗就此形成。“始桓公兄襄公淫乱，姑姊妹不嫁。于是令国中民家长女不得嫁，名曰‘巫儿’，为家主祠，嫁者不利其家，民至今以为俗。”[17](P1661)从此齐地形成了女性在家主持祭祀的习俗，这个“巫儿”实际上就是职业性的“家巫”。家家都有“家巫”，从数量上是非常可观的。

无独有偶，沿海的荆楚地区也有职业性巫师的传统。当初被周成王封为子爵的熊绎建立楚国，需要对周王朝尽的义务就主要是宗教祭祀方面的：守燎以祭天；苞茅以缩酒；贡桃弧、棘矢以攘灾。《国语·晋语八》载叔向云:“昔成土盟诸侯于岐阳，楚为荆蛮，置茅范，设望表，与鲜卑守燎，故不与盟。”[5](P167)可知，一个国家把执行巫术祭祀活动当做应尽的义务，势必会影响到整个国家的文化氛围，甚至“熊绎这位国君实为酋长兼大巫。”[18](P20)楚国全盛时的最大辖地大致为现在的湖北、湖南全部，重庆、贵州、河南、安徽、江苏、江西、浙江的部分地方，毫无疑问这些地方都会弥漫着原始巫风的影响。

同样，东部沿海的吴越地区也巫风盛行。《淮南子》载：“荆人鬼，越人机。”[19]句吴族与于越族属于一个部族的两个分支[20]或者是一族两国,[21]他们都过着“水行而山处，以船为车，以楫为马”[22](P58)的生活，属于滨海文化模式。《越绝书》曾经两次提到它们“为邻同俗”、“同气共俗”指的就是句吴族与于越族都崇奉巫术，有非常浓厚的巫术占卜风气。《越绝书》载：“江东中巫葬者，越神巫无杜子孙也。死，句践于中江而葬之。巫神，欲使覆祸吴人船。去县三十里。”[22](P62-63)可知，越国的巫神则可能是无杜，他擅长蛊诅，是巫教中的事鬼派。《越绝书》载：“近门外欐溪椟中连乡大丘者，吴故神巫所葬也，去县十五里。”[22](P12)“虞山者，巫咸所出也。虞故神出奇怪，去县百五里。”[22](P14)可知，吴国尊奉的巫神是巫咸，他擅长的是占卜预测，传说黄帝要出战时，还要请巫咸作筮，战国时有托名星占著作《巫咸占》。

由上可知，虽然沿海各地的巫文化各有特色，但巫文化的发展与沿海的祭祀活动势必有密切的联系。因为巫是古代巫教和巫术活动的主持者，他们以占卜和祀神为业，用虚构的超自然力解释人们对于自然界的种种疑虑和迷惑，是最初的文化传播者。巫文化所催生的众多巫术也成为道教法术的源头。例如上述越国事鬼的方术后来演变为各种民间方术，影响了后世江湖术士的活动，如凤阳府江湖法术及《万法归宗》法术等。而吴地的巫术则偏于占卜，“巫咸派重于梦境之游，属于游仙派的巫，后或是发展为道教游仙派。唐玄宗曾请临邛道士鸿都观张通幽寻找杨贵妃的灵魂，道士张通幽或即属这一派别。”[23]

此外，道教有“巫医卜山相”之说，说明“巫”与“医”是道教方术的重要组成部分。“巫彭作醫，巫咸作筮。”[24](P12)“巫彭作醫”这一派也影响了道教医学的发展。道士沿袭巫医、方士医掌握的医药技术知识，成为道医的重要组成部分。道家、方士的源流皆可上溯于巫。

在原始社会时期，巫、医是混杂的，医生的职责最早由巫来承担。古时“巫”因此承担起了降神、预言、祈雨、医病等职责，成为古代社会生活中一种不可缺少的职业。《周礼》时将巫与医分别列于不同的职司体系，医、巫开始分化。战国秦汉时期，巫的变体方士阶层兴起，求仙寻药风气大兴，医学作为方技的一种，主要操于方士之手。此后黄老道家形成，《黄帝内经》是一部黄老道家著作，继承了黄老思想的道教也继承了黄老的医学理论和实践。道教最初学医是为了方便自己修炼长生不死之术和成仙得道。凡学仙者皆当知医，医不近仙者不能为医。随着研究的深入，道士对生命、健康和疾病等有较深的认识和体悟。医术就成为了道教救世、救人、救己的一种必备的技能。“治病救人”就成为早期道教产生的一个重要动力。

沿海地区即古代的江南地区素来为南蛮之地，《史记·货殖列传》说：“江南卑湿，丈夫早夭。”[25](P3268)此地日照水蒸，潮湿温热，自然环境非常恶劣，疫病丛生，民众求医问药的需求很迫切。这就使得道教在产生之初“治病救人”的主张切合时宜。道教经典中也有《素问》、《七步尘技》等医学著作。当时道士都会或多或少地掌握一些医药知识，强调“身国同治”。许多道医成为名医，药王孙思邈、葛洪、陶弘景等都既是道士又行医治病。东汉建安时期名医董奉，字君异(一说字君平)，就信奉道教。在其家村后山中，一面练功，一面行医。他医术高明，治病不取钱物，只要重病愈者在山中栽杏五株，轻病愈者栽杏一株。数年之后，有杏万株。可以设想，类似的道教医家众多，他们在东部沿海地区以其独特的医术和方法，给民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道教精湛的医术赢得了民众的信任，极有可能广纳信众，以医传教，在东部沿海地区兴起也就是水到渠成的事情。

第三，海洋生产与生活促进了巫术占卜的广泛使用，各种巫术的发展为道教后来继承巫术提供了丰富的资源。

“海洋社会作为一种独特的社会文化类型，包括他们的生产方式、组织制度、行为方式、经济模式、家庭结构、亲属关系、心理性格、技术工具、宗教艺术等，都有其不同于陆地社会的运作逻辑和文化规范。”[26]其中一个非常明显的方面，就是巫术占卜在沿海地区较为盛行。

原始民族对于事物的发展缺乏足够的认识，因而借由自然界的征兆来指示行动。但自然征兆并不常见，必须以人为的方式加以考验，占卜的方法便随之应运而生。古人常用龟壳、铜钱、竹签、纸牌或星象等手段和征兆来推断未来的吉凶祸福。海洋捕捞是人类最早的经济活动与产业之一，但却具有很大的偶然性，时而满舱而返，时而空载而归，给人一种在冥冥之中有神灵支配的感觉，故巫术和占卜活动几乎贯穿着海洋渔业生产的终始。

我国沿海渔民在先秦时期就已远航深海捕鱼，他们通过占卜来窥测神意来决断鱼讯的首航日。文献记载也表明，古人与海洋、航海有关的任何重大举动都讲究先占卜而后动，以免风涛之险，不得卜断则不敢轻易发船。如今，我国东南以及南部沿海地区渔民渔业仍旧延续了这一做法，很多重要时刻都需要请示神灵。福建惠安大蚱渔村的渔民信仰妈祖，出海前会通过占卜的形式来让妈祖做决定。“不仅举行仪式的时辰要由海神妈祖确定，而且仪式中一些事务的参与人选，如持油锅者、撒盐米者、倒用油者以及油中的黄裱纸球的数目等，都得到妈祖庙通过占卜请海神妈祖决定。渔民在祭海之后将要出航，但由哪一艘船开头只，则必须请海神妈祖决定。”[27]可知，占卜仍旧在当今的海洋生活中占据重要地位。

另外，巫术与海洋生活也有密切联系。巫术是企图借助超自然的神秘力量对某些人、某些事物施加影响或给予控制的方术。海洋是不以人类意志为转移的巨大客观存在，通常人们或者以宗教仪式的方式取悦大自然，或者以巫术的方式命令控制大自然，以此来建立自己应对海洋的信心。在海洋社会中渔业祭祀与巫术非常普遍，这是人类以自己的意志来揣摩海洋的意志的做法，试图用一定方式祈求自然力或鬼神来帮助自己实现某种目的。在海洋生活中使用巫术很多时候是为了应对已经或者未知的危险。“马林诺夫斯基在自己的研究中曾经提到，特洛布里恩人在泻湖作业时通常不会使用巫术，因为这里没有什么太大危险，但是一旦到了深海作业，他们就会使用各种巫术仪式来确保安全和渔业丰收。……约翰逊(Willard.I.Twig Johnson)在研究葡萄牙渔业时就发现，在动力机械船出现之前，葡萄牙渔民的生产和生活中到处都充满了巫术。普林斯(A.H.J.Prins)和渡边仁(Hitoshi Watanabe)对肯尼亚和日本阿伊努人(Ainu)的调查同样也发现，渔民在应对危险时会采用各种仪式。”[26]同样，中国渔民也会用巫术的方法应对海洋中的突发情况。例如，江浙闽粤台等滨海地区，渔民中间至今流传着“划水仙”的习俗。每当船遇到大风大浪困于水中时，就通过“划水仙”向水仙尊王求救。届时船员们要众口一起喊叫，模仿锣鼓声，每人手拿羹匙和筷子作划桨状，仿佛端午龙舟竞赛一般。不可思议的是，通常船就会以仿佛龙舟竞赛一般的速度顺利靠岸，仿佛水仙尊王们真的显灵了似的。这种“划水仙”仪式就是一种原始的模拟巫术。

总之，海洋巫术和占卜是为了适应海洋生活而产生的，对渔民的海洋生产和生活主要起到了精神慰藉的作用。道教的方术、占卜、斋醮、符箓、禁咒等，都带有明显的巫术特征，其驱鬼避邪，捉妖治蛊，呼风唤雨，招魂送亡等，大部分是对原始巫术的革新和再造，巫术某种程度上“就是道教的‘正宗’、‘嫡系’。”[28](P203)因此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沿海地区的海洋巫术文化是道教法术的源头。

总而言之，道教的起源与发展与东部沿海地区有密切的联系。陈寅恪的《天师道与滨海地域之关系》就已经提出了这个问题，其后学者们进行了一定的探讨，如任继愈认为“道教的主要源头，与古代荆楚文化、燕齐文化靠得更近一些，道家与神仙家这两大源泉主要存在于此两大文化区域中。”[29](P16)张从军认为道教起源于黄河下游“山东地区的龟灵祟拜、祖先鬼魂崇拜和河北地区的水、蛇祟拜，为道教的发生提供了深厚的物质和精神基础，而北方缺水的地理因素，是道教吸引和扩大信徒教团的重要手段。”[30]吴成国认为“从道教思想渊源中的鬼神崇拜、神仙信仰、黄老学说三个方面追溯道教的起源，这三方面或源自齐地，或与齐文化紧密相关，古代山东的齐国可以说是道教的发源地。”[31]吴成国《荆楚巫术与武当道教文化》中也论述了“荆楚巫术文化是武当道教的一大源头，也是道教的主要源头之一。”[32]刘屹认为我们“不应该否认或忽视在东方滨海地域还可能存在着不晚于汉末三张的早期道教的‘东部传统’。”[33](P190-191)由上可知，学者们所论述的道教的源头大多位于东部沿海地区，从侧面证明了东部道教形成的过程中，海洋文化的影响不容忽视，还值得更深入地探讨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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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高雪

On Marine Culture's Promotion of the Eastern Origin of Taoism

Wang Qiaoling

(School of Culture and Communication, Zhejiang Wanli University, Ningbo 315100, China)

Abstract:Coastal areas usually have been the birthplace and spread of religion in China's history, which is related to the promotion of marine culture. Compared with the inland mode of production, marine production has more risks. Praying for safe navigation and fishery harvest has stimulated a strong demand for religious beliefs. The landscape and biodiversity of the vast sea has inspired the primitive ocean worship and ocean creature worship, and also evoked philosophical thoughts on the sea and sea demon stories. The marine unique landscape and strange meteorological phenomena have given birth to the Taoist immortal concept. The coastal areas have a long history of sacrifice, which promotes the development of local witch culture such as witchcraft and divination. Therefore, marine culture provides rich soil for the later birth of Taoism.

Key words:Eastern Taoism; origin; marine culture

中图分类号：B95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35X(2015)01-0056-10

作者简介：王巧玲(1979-)，女，山东烟台人，浙江万里学院文化与传播学院讲师，主要从事道家道教研究。

基金项目：浙江省哲学社科规划重点项目“近现代浙江道教研究”(12JCZ01Z);浙江省教育厅科研项目“道教文化传播的现状与对策研究”(Y201329174)

收稿日期：*2014-09-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