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菊芳

民国以来的词学乃至词选研究，已成为词学界的热门话题。其中关于民国时期的词学研究尤其成为研究的重心。而建国后，尤其是建国后三十年的词学成就，常常被作为一段学术的空白予以一笔带过。但任何事物的发展绝不会有必然的历史断裂。看似断裂的背后，必然还有着藕断丝连的东西存在，探求这些断裂层下面的关联，对于我们全面地认识词学史，有着更为重要的意义。

建国三十年中，词学研究整体呈现出衰退的面貌。据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古典文学教研室编《词学研究论文集（1949-1979）》①统计，三十年间，全国报刊杂志上发表的词学研究方面的论文，包括词作欣赏的文章在内，仅600多篇，平均一年20多篇。而且在不同年份的分布也极不平衡，据马兴荣先生《建国三十年来的词学研究》②统计，从1949年到1955年，词学研究论文七年间不足20篇。1956年提出“双百”方针后，第二年的文章数量即增至109篇；此后连续三年篇数急遽下降；1961年重提“双百方针”，刺激了当年和次年词学研究的活跃，出现了86篇和131篇论文，但之后逐步衰落，文革十年则基本为零，直至1978、1979年才见复苏迹象。

在这种时代环境下，唐宋词集的整理及词选编撰的成果也十分稀少。翻检《全国总书目》可见，从1949-1979年这三十年中，唐宋词选方面的论著极少。建国后五年中无唐宋词选，自1955年开始，才出现文学古籍出版社整理出版的赵崇祚《花间集》，1956年有龙榆生的《唐宋名家词选》和《近三百年名家词选》，同时古典文学出版社还出版了黄叔明校《绝妙好词笺》，另外林大椿《唐五代词》由文学古籍刊行社整理出版。1957年万树《词律》、张惠言《词选》、舒梦兰辑、谢朝徵笺《白香词谱笺》重新出版，个别词人别集经龙榆生、王仲闻等人重新点校出版；1958年是建国后词选成就最丰富的一年，主要成绩有：人民文学出版社版李一氓《花间集校》、湖南人民出版社版谭蔚《唐宋词百首浅释》、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版黄昇《花庵词选》、中华书局版《草堂诗余》、成都新民书局版朱祖谋《宋词三百首》、中华书局版唐圭璋《宋词三百首笺注》、作家出版社版黄公渚编《欧阳修词选释》、古典文学出版社版周济《宋四家词选》等。1959年有夏承焘、盛静霞编《唐宋词选》、陈迩冬编《苏轼词选》等。60年代以后主要都为综合型的作品选了，代表性的有朱东润《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到70年代末最后两年又出现一个复苏期，各种作品选以及诗词选注著作开始涌现，部分词选是在原先所编词选基础上的重新出版。由此可见，建国后三十年中，唐宋词选不仅数量少，而且时间分布很不均匀，其成果丰富的主要在1956-1963年以及1978-1979年这两个阶段，其他时段成果基本为零。

从建国后三十年中唐宋词选的主要特征来看，在主流意识形态话语的影响之下，唐宋词选坛整体表现出选本数量少，类型上以注释普及型词选为主，选心上偏重于思想性和人民性，选域上偏向于豪放词和民间词的特点。

一、选心上偏重于思想性与人民性

金性尧曾说：“选本的时间性，也就是选本的历史性。”③在特定的时代环境下，选本的历史性表现尤为明显。在“左”倾时代思潮影响和渗透下，学术研究领域整体呈现出“重思想轻艺术”的倾向，文化普及层面的大部分诗词选本也开始逐步向时代主流思潮靠拢。因此，建国后大部分诗词选本都顺应了时代潮流，表现出对思想性和人民性的推崇。其选心体现出迥别于民国词选的多样性，趋向于同一性，即以思想性和人民性为根本宗旨，以实现古典诗词的普及为根本目的。这主要体现在建国后选本的前言、后记以及选词的主要倾向上。

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由上海古籍出版社所组编的《中国古典文学作品选读》丛书，是一套普及性读物，它选录历代具有一定代表性的优秀作品，包括诗词、散文、小说、曲目、书信、日记等各种体裁，采用选注选译等方式分册出版。其中包括《唐诗一百首》、《宋诗一百首》、《唐宋词一百首》等，这部丛书的多部著作出版后大受欢迎，多次重印，其中赵浩如的《诗经选译》和《楚辞释注》已经再版了十多次。作为一部以普及为根本目的的丛书，《中国古典文学作品选读》的《出版说明》中明确地表现出鲜明的时代主题，它说：

向广大工农兵读者介绍一部分优秀的古代文学作品，……这套丛书，我们力求选择历史上有进步意义、思想性和艺术性比较统一，而为广大群众所喜闻乐见的作品。但是，由于作者绝大多数是封建士大夫，即使是比较优秀的篇章，也不可避免地杂有这样那样的消极因素，我们将区别不同情况作些必要的分析说明。为了便于广大读者阅读，我们按照作品的体裁和内容，分别采取选注、选译等方式编辑、出版。注释和译文尽量通俗浅显，使中等文化程度的读者能读懂原作。④

可见，从普及的目的出发，其所选作品要求思想上有进步意义，而为广大群众所喜闻乐见。并且，对于一些优秀篇章中思想上所夹杂的消极因素，注释中明确地予以分析说明。因此，这部丛书，无论从选作上还是注释翻译中，都明确体现出偏重于思想性和人民性的特点。

胡云翼《唐宋词一百首》1978年版即系“中国古典文学作品选读”丛书书目之一，关于其选心胡氏也在前言中明确表示：

古代词人多数是上层社会的知识分子，他们用词来写的不是吟风弄月，就是愁苦之音，这是应当批判的一面。另外一面，从唐、五代、宋词发展的主流看来，反映当时的社会生活仍然是广阔而且丰富多彩的，具有爱国思想的篇章固然照耀着词坛，民间词和写爱情、风景的词也都是比较出色的作品。⑤

这与丛书的宗旨是基本一致的，该选本对唐宋词中消极的因素采取批判的态度，同时推崇其反映广阔社会生活的优秀篇章，尤其着重选录反映爱国思想和人民情感的词作。除《唐宋词一百首》外，胡云翼编的《宋词选》更鲜明地体现出对思想性和人民性的推崇。他说：“高举爱国主义的旗帜在词里形成一支波澜壮阔的主流，这是一面，已如上述。与此相反，代表南宋士大夫的消极思想和个人享乐思想，在词坛里形成另外一支逃避现实、偏重格律的逆流，这又是一面。”⑥因此在选词中，以苏轼、辛弃疾为首的豪放派作为骨干，重点选录南宋爱国词，同时选录部分反映人民生活的民间词。

夏承焘、盛静霞编《唐宋词选》的选心同样也是从思想性和人民性出发的，其《凡例》表达了编者的两种意图：一是选代表古典文学传统的作品，二是选过去未受到重视的部分词作。不过在选词方面，夏先生的初衷是兼顾思想性和艺术性，以梳理词史的发展脉络。此外，建国三十年中的其他词选如谭蔚《唐宋词百首浅释》、徐荣街《唐宋词百首译注》等选心都有这样的倾向性。

从俞平伯《唐宋词选释》出版的曲折历程中更可窥视建国后词选选心的趋同性。在《〈唐宋词选释〉前言》中俞先生即说：“这个选本是提供古典文学研究工作者作为参考用的。”⑦这一潜在读者定位的不合时流违反了选本普及的宗旨，因此它在审查出版的过程中遇到了较大障碍，1962年成书之后未能及时出版，最终推迟到1979年才正式出版。而另外一些传统学者所编写的选本如刘永济《唐五代两宋词简析》、《微睇室说词》只能作为讲义在大学校园的小范围内通行，直到80年代才相继出版，这都从反面说明建国后词选选心的统一性。

二、选域上偏重于豪放词和民间词

肖鹏先生曾对选域定义说：“选域是词选成书之后的内部覆盖范围，它包括所选词人的时代跨度和社会身份覆盖面，也包括所选作品的内容丰富程度，题材广阔程度，以及风格样式的多少。”⑧因此从选域角度探究建国后三十年中唐宋词选是有重要意义的。这一时期唐宋词选选域的典型特点是狭窄。其选词在内容方面着重表现爱国主义、民生疾苦、劳动人民形象等，许多技巧纯熟、内容空泛的咏物词、节序词、寿词等都不予选录。因此这一时期的词选在题材上局限于爱国、咏史、怀古、农村风光等方面，而爱情、咏物、节序、酬唱等题材的作品则多不被重视；风格上则偏重豪放，轻视婉约。

据胡云翼《〈宋词选〉前言》可知：“这个选本是以苏轼、辛弃疾为首的豪放派作为骨干，重点选录南宋爱国词人的优秀作品”，另外就是选录一些民间词，并“适当地选择若干思想内容虽然没有什么积极意义，而这些词在艺术上却达到一定水平的作品”。⑨其《唐宋词一百首》也认为“具有爱国思想的篇章固然照耀着词坛，民间词和写爱情、风景的词也都是比较出色的作品”⑩，故而重点选录的也是爱国词和民间词。

夏承焘等编《〈唐宋词选〉前言》也明确表明：“首先是选取具有比较高的思想性和艺术性的作品。因此，对于反映南宋时代民族矛盾的词，具有强烈的爱国精神的，是我们着重选录的对象。”“我们所选录的，除了以苏辛一派词为重点外，其次注意选取唐宋的民间词。”（11）可见其在兼顾词史的基础上重点选录爱国词，其次是民间词。龙榆生《唐宋名家词选》在1956年新一版中将苏轼词由28首增加到42首，将辛弃疾词由19首增加到44首，明显表现出将苏辛一派豪放词作为重点的倾向。俞平伯《唐宋词选释》虽然并未刻意追随时代潮流，却也不期而然地表现出时代共识的特征。其选词中，苏轼词19首，辛弃疾词17首，也在选本中占突出位置。而且它更突出的特征是选民间词，如欧阳炯《南乡子》三首、李珣《南乡子》五首、孙光宪《浣溪沙》、苏轼《浣溪沙》五首、辛弃疾《清平乐》、《西江月》等，这些都是描绘地域风光的民间词代表作，它们的入选正是时代精神的生动体现。

三、选型上以普及为目的的注释型词选为主导

建国后三十年中，文艺普及成为文化建设的首要任务。这不仅表现在高校的教材编订和现代文学作品的创作上，而且在古典文学研究中始终贯穿着这一思想，诗词选本则更主动适应了这种需要。从普及的目的出发，选本的题目、体例以及内容都打上了鲜明的时代印记。

从选本题目来看，建国后仅有的十多部选本的题目都带有“选注”、“笺注”、“选释”、“简释”、“选读”、“译注”、“浅释”等字样，如《唐宋词百首浅释》、《唐宋词简释》、《欧阳修词选释》、《唐宋词百首译注》、《辛弃疾词文选读》等。而对前代已经出现的选本也多做校注，如李一氓校《花间集校》是50年代对《花间集》整理较好的本子，虽然没有作注释，但对普通读者的阅读给予了很大帮助。唐圭璋先生在《宋词三百首笺》的基础上加以注释，编成《宋词三百首笺注》，这成为《宋词三百首》最为经典的笺注本。部分题目中未标明注释字样的选本如胡云翼《唐宋词一百首》等其体例也基本涉及到词人介绍和注释，纯粹的只选不注的选钞型选本已经基本不见了。

从选本体例来看，建国后三十年中唐宋词选的体例基本都为词人小传、选词、注释等，部分词选还有赏析或简要的说明。词人小传一般介绍词人的生平籍贯、著述情况以及文坛地位，部分还涉及到历代总评。注释内容一般涉及面较宽，包括注音、文字训诂、典故梳理、历史史实考证、名物介绍、风景名胜介绍、词意疏通等。词意说明或赏析则是对词句意义的梳理和解读，思想意义的阐发。这方面最具代表性的是胡云翼《宋词选》，此选体例为词人介绍、选词、注释、说明等。虽然这部词选出版以后在80年代以来曾遭受不同程度的批判，尤其是万云骏先生曾三次著长文与之商榷书中注释问题，但其作为普及型词选的典范却是不容否认的。此选词人介绍部分主要集中于词学方面，有词人生平籍贯，著述版本、词作内容风格特色以及词史地位等，针对性很强。注释上细致详尽，浅近通俗，对风俗、名物、字词音义、典故等都解释详细，很适合具有一般文化水平的普通读者阅读。简要说明部分就词作内容或相关写作背景作有简要交代，或对词作价值进行评析，观点鲜明，指引性很强。整体来看，这部词选不仅适合一般文化水平的读者阅读，而且适合词学研究者参考，是一部深入浅出、雅俗共赏的普及型词选。

因此，从总体来看，建国后三十年中，由于对“政治标准第一，艺术标准第二”的片面理解，文艺研究陷入“左”倾路线当中，与此相应的词学观念也转向了“重思想轻艺术，重豪放轻婉约”的一面。这导致了词学研究的整体衰落，与此相关的唐宋词选坛也表现出选本数量少、类型单一、选心上偏重于思想性和人民性、选域上偏重于豪放词和民间词等特点。

但对于建国后三十年的唐宋词选坛，我们也应辩证地来看。一方面，它延续了民国时期开创的新文艺思想，将进化论、词学起源于民间的发展史观、白话文学观念等予以继承，并且在文艺普及的思想指导下，词选的注释和赏析方面的工作做得更好了。正是建国后三十年中编撰的这些通俗浅易的唐宋词选，普及了唐宋词的基本知识，展现了唐宋词的艺术魅力，延续了民国时期的文化传统。另一方面，由于在强大的政治话语中，它们为求生存不得不顺应时代的需要，将传统观念运用唯物史观重新包装，并将唐宋词赋予与诗歌同等的属性，因而走向了“左”倾路线，适应了普及的需要却忽视了文艺提高的要求。因此，建国后三十年中唐宋词选的整体面貌呈现出衰退的局面。

四、建国三十年中的选坛别调

在建国三十年中选坛整体趋向一致的情况下，我们也应看到其延续传统的一面，这便是当时的选坛别调。如刘永济的两部词选《唐五代两宋词简析》、《微睇室说词》，以及推迟出版的俞平伯《唐宋词选释》等，正是这些词学研究者坚持延续着传统词学的思想，词学的生命才得以生生不息。其中刘永济《微睇室说词》一选是为应教学之需，以南宋婉约派词作为入选对象，重点解读了吴文英的79首词作。解析中，刘永济着重分析了词作高超的艺术技巧，从而体悟作品的思想感情，以期为现代文学创作提供借鉴。这部词选的编撰是与刘永济的词学渊源有密切关系的。刘永济(1887—1966)字弘度，号诵帚，晚年号知秋翁，室名易简斋，晚年更名微睇室、诵帚庵，湖南省新宁县人。从词学渊源上来看，刘永济曾师从朱祖谋、况周颐等学词，其在词学领域的贡献可谓卓著，不仅有系统的词论著作《词论》、《宋词声律探源大纲》，而且还编选有《唐五代两宋词简析》、《微睇室说词》，创作有《诵帚庵词》，可以说是理论、创作和普及并举的一位重要词学家。建国后，虽然面对巨大的时代洪流，他仍坚持在词学园地里辛勤耕作，其研究保持了自己一贯的风格。

从具体内容来看，《微睇室说词》是刘永济为应教学之需而编的一部以鉴赏吴文英等为代表的婉约词人词作的赏析型词选。其录词103首，体例为小引、原词、解说等。全书主要以吴文英词为主，除赏析吴文英词79首外，还包括周邦彦词6首、姜夔词6首、史达祖词2首、周密词1首、王沂孙词5首、张炎词2首、史达祖词1首、吴潜词1首等。在解说中，刘永济采用了传统“以意逆志”的方法，借用陈洵《海绡翁说词》的传统说词形式，通过对吴文英等人词作用典、用律、用字、词调结构等的梳理和解说，解析了南宋婉约词的风格特色，疏通了婉约词派的发展脉络。在重豪放轻婉约的时代环境下，这部词选超脱于时代主流思潮之外，是建国三十年中选坛的别调，因此尤其显得难能可贵。

俞平伯《唐宋词选释》也是一部背离时代主流的词选。这部选本是继承民国时期白话词选的观念而来的，是民国词学思想的延续。但仅由于俞平伯先生将编选宗旨定位为“为古典文学研究者提供参考”，违背了文艺普及的时代主流，便大大影响了其出版。

建国三十年的唐宋词选坛上，正是有着代表时代主流的应时之选和超脱于时代之上的别调之作，才延续和发展了词学的传统，为建国三十年词学的普及与发展做出了无可替代的贡献。如此时代特征鲜明的主流风格，虽不免显得单调，但有了延续传统之作的点缀，才丰富了唐宋词选的百花园，成功连接了新时期词学与民国时期的传统。所以，在我们无法超越时代之时，正确地认识一个时代显得尤为重要。

①华东师大中文系古典文学教研室编《词学研究论文集（1949-1979）》，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第496-543页。

②马兴荣《建国三十年来的词学研究》，《词学》第一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31-32页。

③金性尧《选本的时间性》，《闭关录》，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第177页。

④《中国古典文学作品选读·出版说明》，胡云翼《唐宋词一百首》，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第1页。

⑤胡云翼《〈唐宋词一百首〉前言》，《唐宋词一百首》，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第3-4页。

⑥胡云翼《宋词选》，刘永翔等《胡云翼选词》，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41页。

⑦俞平伯《〈唐宋词选释〉前言》，《唐宋词选释》，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1页。

⑧肖鹏《群体的选择——唐宋人词选与词人群通论》，凤凰出版社2009年版，第16-17页。

⑨胡云翼《〈宋词选〉前言》，刘永翔等《胡云翼选词》，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42页。

⑩胡云翼《〈唐宋词一百首〉前言》，《唐宋词一百首》，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第3页。

（11）《〈唐宋词选〉前言》，夏承焘、盛弢青《唐宋词选》，中国青年出版社1959年版，第18-1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