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 琳

作为后殖民批评的重要理论家，斯皮瓦克(Gayatri Chakravorty Spivak)，面对二十一世纪的全球化趋势，对自己的理论进行了新的补充和阐释，从殖民话语研究转向跨国文化研究。对大都会中心的后殖民主义（metropolitan post-colonialism）进行批判：通过对后殖民主义的解构，揭示全球性背景下，南方的属下的生存现状，对其进行策略性地干预，谋求改变他们的地位与现状。“属下”（subaltern）这个词借用自葛兰西，主要用来指没有权力的人群和阶级。除了在政治上没有权力之外，属下的另一个特点是在文化上的顺从性和依附性。他们“在专制的情况下所养成的智力卑下和顺从遵守的习惯和品质”，①使他们不能自立，缺乏历史整体性和自我主体性。在全球化的国际公民社会中，斯皮瓦克所论述的属下，指的是那个沉默、被消音的中心，包括农村文盲、原住民、都市次普罗阶级的最底层的男男女女。他们是被主流社会排除在外的“他者”，是始终被排除在流通和社会化资本的可能利益之外的选民。他们不能说话，即不能被第一或第三世界的特权阶层听到。

一、全球性背景下的属下的主体意识

“属下不能发言”，是斯皮瓦克最常被引用和误用的陈述之一。通过这个论述，斯皮瓦克指出了一个知识分子必须正视的历史处境：在帝国主义时期，从属者生活在其殖民国家和本国的统治者的双重统治和压迫下。作为从属者，往往被提前取消了，被自然化了，因此也被非人化，被噤声了，被动或主动地被边缘化了，被帝国主义的实践利用、误解与罪行化了。

1.属下。在全球化时期，这些失去了向上层阶级流动的可能性的属下，不仅要面对来自本国的领导阶层的统治，还受到来自跨国公司的、发达国家的统治阶级的剥削和压迫。跨国公司正在把属下的人权问题变成贸易投资的议题。通过提倡联合抵抗政治的廉价善意以及帝国主义的不求甚解的残酷，致使属下的人身权利及劳动权利没有合法的保障。在跨国公司的真正老板和地方企业家之间的经济交易的背后，是二者的经济利益在主导。地方企业家本身受制于自己的贪婪，而且还有来自帝国主义的全球贸易的贪婪，导致在全球南方的“地方”，甚至没有一个像样的劳动法能够保障属下的合法权益。在这种情况下，发达国家以此为借口，持续以外援的方式干涉他国内政，这种做法取代了徒有形式的外表的正当性——发展中国家通过正当的法律程序解决问题。

在此一全球化过程中，“联合国”或“世界银行”等组织以“发展”为名对“地方”（南方）资源——包括当地的人们和动物，甚至他们的DNA（成为西方科学家的“专利”）进行掠夺。南方当地与农村人民的传统知识被挪用、专利化，并卖回当地。而联合国会议提供了一种脱罪不在场的证明，去合理化这些努力的脱轨，使贫穷的南方为了达成他们（南方）所知之甚少的东西，如民主、自由等做出妥协。

虽然，针对上述情况，联合国有计划要成立一个组织，监督与保障当地人的知识财产权，但是，北方完全无意学习那南方本土知识所附带的生命韵律（biorhythms），因此，这种保护完全出自一种侵犯原住民的原初共产主义的暴力，试图用缰绳把他／她们套住，使其沦为帝国主义保护的客体。

2.女人。在关注男权制社会的男性属下的同时，斯皮瓦克始终关注性别化的属下。相比较于这些男性属下，女性属下是他者中的他者,是更加弱势的群体，深受帝国主义与本国男性的双重压迫。

斯皮瓦克与亚洲内部的此类妇女进行了长达10年的对话，并且在苏联解体后，与亚美尼亚的妇女开始了同样的对话。随着全球化的深入，这些妇女发现，她们与她们的母亲那一代人很难沟通。而在与这些妇女的沟通与对话中，斯皮瓦克认识到，“殖民话语和后殖民研究并不善于处理语言问题”。②

女性属下主要生活在经济不发达的全球的南方,这些南方女人在帝国主义—资本主义体系中所扮演的是“能动者—工具”的角色，一个被全球化的主体，一个在政治语词中享有特权的意符，却有着艰难的现实处境。伴随着全球化脚步的，是劳动力的国际分工，其实质，是对第三世界劳动力的超级剥削，尤其是对第三世界女性劳动力的超级剥削。

在对女性的不公正处境与待遇进行批评的时候，联合国风格的普遍主义的女性主义就模拟出一个女人的集体性，在不自觉中，利用贫苦大众的需要去满足少数贪得无厌的人。性别化的“后殖民”在此扮演了相当重要的角色。

以印度妇女的发展研究为例，非组织的、无土地的第三世界女性劳动者，乃是最饱受剥削的一个靶子，在此交汇了地方的、全国的以及国际的资本各层次的剥削。透过超级剥削的运作，这些女人被带入资本的逻辑，进入危机和抵抗的可能性。她们并不归属于任何统一的“第三世界女性抵抗”，此乃立基于资本逻辑的观念。女性超级剥削的族裔化不仅仅是一个国家的问题,更是一个全球的故事，一个更大规模故事里的情节。应运而生的是知识分子对这种现象进行研究的跨文化主义，其中存在的问题是，这些知识分子罔顾这些女性的具体诉求，成为拉皮条的文化掮客:当代西方知识分子在“现在”的历史中追求“他者的文化”的过程中，遇到了另一个“前民族”团体，被掷入一个统计集体的可疑统一性：属下女性。因此，斯皮瓦克对当代文化研究中“文化主义的普遍主义的女性主义”(cultralist universalist feminism)提出了批判。以美国为主的联合国女性主义无疑是在为全球金融化，亦即发展的利益服务。这些高高在上的女性主义者反对生育工程的运动，由于已经将自身抵押给新世界经济秩序的强权，南方国家必须屈从于国际的人口控制。过度耗尽世界资源的罪过全被推卸到南方的人口爆炸。由此也就全怪到穷女人身上。然后，藉此反过来，把女人当作议题，正当化所谓的援助，转移大家的注意力，掩护北方的过度消费，这就是全球化的两面。

生活在大都市的北方的次普罗阶级的女性，除了无从接受消费主义的训练并且深受剥削的结构扣押，还必须同时承认父权的社会关系。要如何“让”当今全球电子资本主义的女人得以发声？而不只是“为”她们发声。

斯皮瓦克指出,大都市中心的女性主义和文化支配的传统脱不了关系，即使表面看来这种关系是一种敌对。当女性主义的批判所展露出来的观点复制了帝国主义的公理，堪称格外不幸。独尊欧洲与英美女性主体的文学，将帝国主义公理奉为女性主义的最高规范。以一种挖掘资讯的取向看待南方国家的逐渐兴起的文学，这种取向往往刻意运用一种“非理论性的”方法论，单纯仰赖自觉的正确性。

在《属下能够发言吗》的修订版中，斯皮瓦克探讨了一个以自己的身体去书写与发言的女子，一个太快被遗忘或从未被记取的女子。这篇文章触及了当代文化主义思维中意识形态核心—“让他们自己发言”之论。只是推卸了支配者和知识分子的责任，并将经济-政治的不均衡关系与深远影响化约到文化与认同的口角中。知识分子，无论是处于中心，还是处于边缘，所必须思考的是：如何在“为”和或“让”属下的两极中寻找一个不那么消极的可行办法。在这种思考中，知识分子与帝国主义强权的关系，与其说是共生的，不如说是共谋的。这种事不能只是要求废止，那将只是荒谬地漠视了历史。对此，斯皮瓦克认为，负责任的知识分子的态度，应该是“一种审慎，一种警觉，一种持续保持距离，切忌投入太深，一种对永久中场的欲望，这无非就是负责任的学院批评所能够期许的。”③

3.属下的主体意识的再现——从土著报导人到新移民。斯皮瓦克在《后殖民理性批判》中，回溯到十八世纪的现代西方论述场域——哲学，文学，历史，文化，去追踪一种“土著报导人”（the figure of the Native Formant）的形象，以及土著报导人被提前取消的历程。在全球化时期，这些土著报导人成为受过教育的本土信息提供人，是大都市文化多元主义的独特主体。

在斯皮瓦克的理论论述中，全球文化的渗透性被视为一种限制。在大量的世界各种异质（非均一性）属下文化之间缺乏交流，没有发展出有生产力的公共作用的属下文化的边界，没有相互渗透的渠道，所谓的次要国家面临的是官僚的和被监督的文化边界。在这里，问题不是被解决，而是以长期的方式，通过来自殖民主体的后裔的，南方基础上的，全球运动的杰出属下包含进来的方式——这些人物不再是一般意义上的属下阶层的代表，使问题更加的突出和严峻。斯皮瓦克认为，只要我们始终认识到，这是一个有问题的领域，我们就有希望。

斯皮瓦克以她在2000年参加的所谓的“生物多样性节日”所遇到的情况为例，说明了在实践的微积分方面，一条通向公共领域的想象的道路，一般性的理性代表，虽然被面对，但远没有被解决。来自“最不发达国家”乡村与村镇的观众，对来自两个相邻的民族—国家的生物多样性的歌曲，无法理解，因而大声地喊出他们的嘲笑。相反地，对美国m tv电视频道中，对宝莱坞歌舞的改编版的令人困惑的模仿，则报以热情的掌声。这些观众的表现，令那些有殖民主体的阶级背景的激进主义的领导者们困惑。而这些公共演讲，其意义被乡村观众通过自己的理解重新合成，被他们作为一套令人困惑的规则来遵循。

斯皮瓦克认为，历史的不连续性是导致这些事件的众多原因之一。例子是单一性的，但具有一般性的普遍意义。如果这些激进主义的领导者，为他者做事的意识，不是产自对作为最高权力的自我意识的呼唤，伴随着成为最合适的意识，会否认历史的破坏作用。

同样的状况也出现在曼谷的非政府组织的一份宣言中。这份宣言以“我们的声音”为标题，以将会是为了“一般意义上的本地人”的“他们的自我—决定权利”为目录，像很多的联合国声明一样，成为政治控制的完美工具。它将不触及亚洲原住民的全体范围。而问题的可怕之处在于，对于这种不触及，一般是不知不觉地，如同在生物多样性节日上的乡村观众。并没有人意识到问题产生的原因所在，不论是激进主义的领导者，还是身为他者的属下。

二、对属下的持续地干预

作为后殖民理论家，斯皮瓦克认为，对从属者的历史噤声，必须承认自己是这种噤声的共犯，才能更有效地、长远地反省这个问题。如果总是寻找这种替罪羊，那就不可能有任何进展，身为一个移居中心的后殖民研究者，已然接受了殖民的社会型构。

这种革命性的改变将不是由传统的革命引发，也不是知识分子试图代表被压迫的多数，或者更糟，只是假装让他们为自己说话。而是通过特殊的属下——葛兰西意义上的有机知识分子或团体的发言人来再现他们，如果属下们能够使他们自己被听到，那么他们作为属下的地位将彻底改变，将停止作属下，最受压迫的和看不到的属下选民，将因此而停止存在。

当一个从属者团体的成员与公民权或制度性的通路之间建立起一条沟通的线路，这个从属者也就被置入了一条通往文化主流的漫长道路。

来自国内底层的领导者，对属下来说是顶层，并没有意识到在他们自己和属下性之间历史地形成的不连续性。这些领导者以伟大的负责任的天真建议属下进行自我——帮助。斯皮瓦克认为，这些领导者应该记住，没有可持续的管理，属下明显没有能力进行自我—帮助，属下们需要的是持续地干预。

1.责任与权利。在权力的阵营，在欧洲自我的典型案例中，以责任为基础的文化体系的历史，一般被认定，是正在向以权力为基础的体系的发展的过程中，是社会进步的一部分，然而，在当今世界中，以责任为基础的文化被长期去合法化，没有为公共领域做好准备；以权力为基础的文化正不断被委任给慈善机构中的社团主义。因而两者都需要补充。斯皮瓦克认为，对于前者，应以进入民主的本能反应作为补充；对于后者，则需要以对他者的呼唤作为补充。对此，人文学科可以发挥作用。否则，人权只能孕育阶级隔离。

而“对他者的呼唤，并没有有助于剩余价值的产生和分配。为协商留空间和在生态生物群的节奏中生活，也不会导致自然的剥削和征服。”④与此同时，对他者的奴役却是被提倡的和规范化的。为了打破这种标准和规范，需要对他者进行训练。整个操练的重点，就是教给他们与理论上的民主共存的、公共领域的直觉，这种直觉使“我们应该记得将各种各样的无条件的慷慨作为正义的法则”。⑤

对属下的公共领域的直觉进行教育的方式，是通过文学训练的方法。“这种特有的文学训练的方法，一个缓慢的思想改变的过程，能够被用来打开这种思维模式的想象。”⑥能够训练我们的想象，在最初的旅程之后，重新想象遗失的对责任的迫切需要。使受教育的属下，能够在实践中进入古老的文化习惯，来缝合现在与过去。在乡村的教育方面，这种“对责任的迫切需要”的伦理冲动，能推动社会正义，永远以即将到来的模式，因为永远要依靠对年轻人的有质量的教育。

来自国内底层的领导者，对属下来说是顶层，并没有意识到在他们自己和属下性之间历史地形成的不连续性。这些领导者以伟大的负责任的天真建议属下进行自我——帮助。斯皮瓦克认为教育者应该记住，没有可持续的管理，属下明显没有能力进行自我—帮助，属下们需要的是持续地干预。

2.对属下的民主训练。为什么要缝合权利的思考进入责任的可能性的文化织物中？这是斯皮瓦克一直在思考的问题。将权利缝合进入责任的可能性的破旧的织物中，是为了接近被抹去的伦理剧本，或接近归属于某群体的某物——属下，虽然这种接近只是“一直以即将到来的模式”在无限的地进行，且属下没有公共领域的直觉可与其他群体分享。

斯皮瓦克指出，当联合国在解决发展中国家的社会问题时，经常会提供的两个选择，即胡萝卜或者大棒。而对发展中国家来说，这些选择是不现实的。联合国的态度是建立在另一种相关的错误——未经检验的普遍主义（这种预设是在所有情况下的一个真实选择）的基础上的，它将很快会导致以纠正错误为名义的军事干预，在地理政治的独特地区。为了从国家资本主义和它们的殖民转向被合理化的全球金融化的支流经济的政治的重构，“民主”，不仅仅是一个编码名字，它经常被应用于实践。如果这种民主包括了全球南方的最广大区域的选民——贫困线以下的乡村人口，就需要放弃几个世纪以来的压迫，在乡村属下的常态方面，以教育来进行“缝合”，补充暴力犯罪和灾难政治的可耻旅程。在印度，大都会激进主义者反对警察对部落的粗鲁对待的斗争中，激进主义者取得了斗争的法律胜利。这些激进主义者来自一般的民族文化中的受过制度性教育的阶级。他们试着将这种胜利转化为民族水平上的法律意识斗争。印度的执政党在联邦的水平上支持激进主义者。而地方水平的执政党无法精确地回应联邦，由于他们与草根阶层的不连续性。这种斗争，缺乏长远考虑的重新调整的缺席，使属下仍然是属下，使激进主义的本地精英成为“封建的失败者”——只有制度上的胜利，没有实质的效果。在地方水平上，执政党的警察却不断地伺机对这种胜利进行报复，来重新书写女性的矛盾为政党矛盾，分化部落共同体来反对它自身。

地方执政党的警察利用部落妇女之间的偶然争吵——关于偷自行车的贼。鼓励一方来控诉另一方。防守的一派被反对党争取并取得胜利。暴力矛盾的情况已经形成，并升级为执政党与反对党之间的斗争。警察有了凌驾于每个人的直接优势，因为法律胜利的取得是在遥远的加尔各答，警察的报复采取了更进一步地恐怖行为的形式。由于在选举的民主训练方面的缺失，原住民团体接受了警察的恐怖行为，作为政党精神的一部分。这就是受过良好教育的激进主义者的直接成果。激进主义者的好心来自上面的努力，主要集中在制度的修整方面，并没有在草根层面进行，它就只能被政党和警察理解为“失败”。在乡村水平上的，印度占统治地位的相对同质的文化，通过偏见，使部落文化孤立；同质的乡村文化与部落文化一般都缺少政治上的民主训练。这是导致已经民族性地存在的贫穷和阶级歧视的原因。因此，在这些地区，选票可以买卖。选举矛盾一般通过乡村社会来通过暴力斗争来处理，就像暴力是合法化的竞争运动一样。当地方的、国家的或国际的人权任务，右翼联邦恐怖主义，警察的暴虐行为，或性别暴力，在这些地区的艰难的胜利，是在相对遥远的法院的法律方面。通过对上述例证的分析，斯皮瓦克认为,联邦的干预也能成为一种残酷的忽视。等级政治，性别政治和阶级政治，在细节上缠绕在一起。这些细节是典型的。没有任何支配者群体关注这些细节。因此，“最傲慢的法律概念诞生了，通过特定群体之间的交流，在决定阶级的预设的轻松中，通过特定暴行的创伤，以沉默和被驱逐为代价，作为无权者的胜利。”⑦在胜利的余波中，除非有持续的警惕，否则恐怖、粗鲁或暴力的特有力量，承受了公共失败的痛苦，经常会回来更深地分裂和压迫共同体。

如果属下的共同体通过旧的暴力规则回击，正义的分配，错误的纠正，人权的恢复就会被减损到无知复仇和爱打官司的勒索精神。如果受助的属下组织与地区人权机构或地区代表大会之间有很强的联系，情况就会一直如此。

法律意识研讨班，虽然是有益的，如果没有为了儿童和对于被剥夺了权利的文化的、责任的权利主体的辛苦的基础教育，会使问题恶化。如果激进主义者离开人权的属地，如果发展中国家的政府是恐怖行为的机构，而欧美国家是拯救者，后果将变得尤其残酷。

只要通过恢复和训练长期被忽视的想像力来实现的乡村穷人(在他们的自己阶段的次无产阶级的所有种类)的真正的平等化，不是将到来的日程的一部分，他/她就没有机会成为人权的主体。属下，作为民族集体性的一部分，必须永远保持它的天真的客体性，从地方到全球。当他们被留下管理他们自己时，他们怎样无法成功做到,并且，以最令人困惑的社会达尔文主义为基础的新帝国主义将得到它的永久批准，永远在这些发展中国家大行其道。

通过对这个具体事例的分析与阐释，斯皮瓦克指出，在责任为基础的从属文化中，责任的易变空间能够被抓住。权力和责任，知识分子与属下，需要在补充的蹒跚关系中相关。

联合国秘书长曾说：“最终，全球社会将被评价,将依靠它对待弱势者和贫穷者做地多么好,或多么差。对全球人口的十分之一的生活在生存边缘的人来说，……我们必须改变它。我们必须正确地，果断地带来这种改变。”⑧

为了缝合被加强的阶级—属下化：当没有为了想象力的训练，没有智力活动方面的训练，对于那些被安排的手工劳动——充其量，穷富划分在这里停顿。在服从的语言方面，对沿着道路前行的训练者来说，有更多的工作可做，非强制性地减少服从的习惯。

为了实现上述短期目标，应该通过教育——将民主习惯与早期的文化形式缝合的教育，来补充。斯皮瓦克通过她在印度乡村8年的教育实践，来验证其可行性。斯皮瓦克是参与教育实践的激进主义团体中的唯一一个人，认为真实的努力应该是接受与激活部落的原始民主结构，使其过渡到议会民主，通过耐心、持久的努力，学习向底层学习。

对于教育者来说,实践这种教育需要学习一种属下的语言。如果单单是为了纠正西方民主实践中的错误，对于这种基本的，可能的工作，伟大的欧洲语言是足够的。但为了进入属下的知识来设计一种缝合的教育，就必须要考虑属下语言的多元性。放弃胜利者的优越性的看法，这就是文化缝合，向下层学习来补充人权主体的可能性。

对于受教育者——属下以及他们的孩子来说,斯皮瓦克希望孩子们学到“统治的无心，如果没有短期的抵抗对话。”⑨认识到这一点,对于属下来说尤其重要。如果没有短期的抵抗对话，美国捐款人的慷慨之举将成为“楔子的锋利末端”，产生“为了属下的”剥削的一般意愿。因此，发展属下的批判的智慧要比为他们提供直接的物质舒适更重要。虽然前者可能不会有直接的结果。

在斯皮瓦克看来，这种可以做得更多的工作，就是教育。即将到来的人文学科的确定工作，是为了人权服务，持续地放弃统治者与属下之间的不对称，通过通往民主的可能性的道路的想象性劳动，实现对属下的愿望进行非强制性的重新安排。具体地说，就是通过教育关注，学习属下文化——以出人意料方式编织的破旧结构，打开通往民主的可能性的道路。“尽管有偏离轨道的所有的模糊的帮助，为了乡村穷人的孩子的基础教育的实践是我的主要武器之一，不论多么微小。”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