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殷旭辉王华［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思政部，陕西杨凌712100］

威廉斯的文化领导权思想

⊙殷旭辉王华［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思政部，陕西杨凌712100］

威廉斯提出了“文化是整个生活方式”的新文化观。威廉斯引进了葛兰西的领导权理论，并把它改造成为把握文化动态过程的核心观念，威廉斯提出“三种文化”的模式进一步说明了领导权的动态过程。

文化是整个生活方式领导权三种文化

雷蒙德·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1921—1988）是20世纪中后期英语世界最重要的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家和文学批评家，是英国文化研究的重要奠基人之一，被誉为“战后英国最有才华、读者面最广、最有影响的社会主义作家”①。在文化研究的早期代表人物中，威廉斯最早引进了葛兰西的领导权概念并把它改造成为文化研究理论建构的重要补充，为英国文化研究确立了新的研究范式。

一、威廉斯的新文化观

威廉斯“致力于研究和论述文化对象与社会的关系，这种努力也是他终生与马克思主义对话的核心”②。文化的概念几乎涵盖了威廉斯的全部著作，从他主要作品的书名——如《文化与社会》《漫长的革命》《马克思主义与文学》《写作、文化与政治》——就可以看出这一点。通过对文化的“语义历史学”的考察，威廉斯提出了“文化是整个生活方式”（culture is the whole way of life）的新观念，这是对文化研究的重大贡献。

威廉斯对“文化”一词的语义变化进行了详细的考察。从词源学的角度来看，英文中的文化（Culture）一词源于自然（Nature），其原始意义是“耕作”，表达的是对农作物的生长实施管理，正是从农业劳动和生产中派生出这样一些表达人类优雅活动的词汇。而从18世纪开始，伴随着工业革命这一人类历史上重大的社会变迁，文化的含义也逐渐发生了转变，演变成为脱离自然并具有多重含义的独立概念。在《文化与社会》一书中，威廉斯列举了五种含义：一是指“心灵的普遍状态或习惯”；二是指“整个社会里知识发展的普遍状态”；三是指“各种艺术的普遍状态”；四是指“文化是一种物质、知识和精神构成的整个生活方式”。此外，“文化”还有第五种含义：它成为一个经常引起敌意、或者令人困惑的字眼。③实际上，威廉斯所说的五种含义可以归纳为两种：一是代表人的精神、心灵等普遍状态的精神成果的文化观念；二是作为人类整体生活方式（由物质、知识和精神等要素构成）的文化观念。因此，文化不仅是某一社会群体对在历史进程中对于人类精神的社会建构，而且是新的生产方式、新的工业的反映，同时也是新的政治和社会发展的反映，涉及到各种新的人际关系和社会关系。所以，文化从原来指心灵状态或知识、道德、习俗，转而指涉整个日常生活的方式。于是，威廉斯提出了“文化是整个生活方式”的新文化观，威廉斯始终强调文化与社会经济、政治、制度、习俗等“整个”生活方式的紧密关联性。

威廉斯对文化的新界定表明：他拒绝传统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僵化的经济决定论，这是威廉斯与葛兰西隔空对话的思想基础。按照传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规定，文化是属于上层建筑的范畴，它受到经济基础的制约并且是后者的被动反映。但是根据威廉斯对文化的重新解读，作为“整个生活方式”的文化不再是被动地服从基础的支配的消极性力量，而是要在社会生活的建构中发挥积极的建设性作用。但是问题是：具有相对自主性的文化怎样发挥这种作用？威廉斯于是转向了葛兰西的领导权理论。

二、威廉斯对葛兰西领导权概念的改造

领导权概念是葛兰西政治哲学的核心概念。葛兰西根据他独特的方法论认识到，现代社会的统治阶级主要是通过两种方式来维持其统治地位的：一是“统治”的方式，其特征是暴力和强制；二是“领导权”的方式，葛兰西也称之为“知识和道德改革”，其特征是积极地同意和支持。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第一种方式往往在特殊危机时期才被求助。在大多数正常情况下，领导权比暴力更常运用并且占优势，后者已成为现代社会的主要控制方式。领导权的概念说明一个经济阶级对另一个经济阶级的宰制并不仅仅依赖经济和物质力量，而更主要的是凝结为文化上的优势，依靠说服被统治阶级接受统治阶级的信仰体系并接受他们的社会、文化和道德等价值观念。④因此，领导权也可以直接翻译为文化领导权。葛兰西的领导权理论带有浓厚的文化中心性，这恰好迎合了威廉斯的理论需求。因此，威廉斯转向葛兰西也就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了。

但是，威廉斯并不是完全照搬葛兰西的概念。威廉斯把葛兰西的领导权改造成为把握文化动态过程的核心概念。威廉斯指出：领导权传统的定义是“指政治上尤其是国际关系方面的统治或主导”。马克思主义将这种关于统治或主导的关系扩展到社会阶级关系上，特指统治阶级，而在葛兰西那里有了更进一层的含义。葛兰西的领导权概念是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一个重大转折点”。在威廉斯看来：作为一个新型概念的领导权，它涵盖并超越了“文化”和“意识形态”这两个此前颇有影响的概念。所谓领导权超越了文化，“是指领导权强调了那种‘整体的社会过程’同权力的分配状况及其影响密切相关。只有在抽象意义上才能说‘人’决定并造就其全部生活，在任何一种现实社会中都存在财产不平等，因而在实现这一过程中也存在能力地位的不平等。所以，葛兰西提出有必要确认主导方面和从属方面”，而“正是通过对这一过程的整体性的确认，领导权的概念才超越了意识形态，具有决定性意义的不仅是观念、信仰的意识体系，而且还有由种种特定的、主导的意义和价值实际组成的活生生的整体社会过程”⑤。威廉斯特别看重领导权概念中包含的“主导和从属的种种关系”，这些关系在形式上体现为实践意识，它们渗透了当下生活的整体过程。因此，领导权不仅指那些清晰表达出来的、较高层次的意识形态，也不仅指意识形态的那些通常被看作是“操纵”和“灌输”的控制方式，它指的是一种由实践和期望构成的整体，这种整体覆盖了我们的全部生活。因此，“领导权是一种活生生的意义和价值体系——既具有构成性又在构成之中——当它们作为实践被体验时，它们常常显现为互相加强。领导权因此为社会中的大多数人建构起一种现实感，一种绝对的意义——因为一旦越出经验事实，社会中的大多数成员在其生活的大多数领域内便难以行动。也就是说，领导权是最强意义上的一种‘文化’，而文化又必须被看作是特定阶级的活生生的主导和从属的关系”⑥。威廉斯指出：这种领导权概念相比于文化和意识形态来说有“两个现成的优点”：第一，它的这种主导和从属形式更接近发达社会通行的那些社会组织和社会控制过程。比如它可以涉及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现实的民主选举，也可以涉及“闲暇”和“私人生活”等有意义的现代生活领域。与那些旧有的主导观念相比，领导权的概念就显得具体的多、积极能动的多；第二，它提供了一种完全不同地看待文化活动（既作为文化传统又作为文化实践）的方式。

而当人们使用领导权概念时，把这一概念本身总体化的趋势变成一种抽象的总体化，领导权成了一个“单一、静止、抽象”的概念，而这样一来，领导权就与老气横秋的“上层建筑”或“意识形态”没有什么区别了。威廉斯认为：我们应该这样理解，“实际存在的领导权总是一种过程，而不是一种系统或结构。它是一种由经验、关系和活动构成的现实复合体，带有特定的、变化着的压力和限制。领导权绝不是单数的”。另外，“领导权绝不仅仅作为一种主导而消极存在着，它必须不断地得到更新、再造、防护和修订。同时它也不断地受到那些完全不是来自它自身压力的抵制、限定、改变和挑战”⑦。因此，威廉斯主张“某种领导权”的说法而不是单纯的“领导权”，主张“某种主导”的说法而不是单纯的“主导”。因为前一种概念是实践性的、具体的和不断变化的，而后一种概念则是凝固的、抽象的。任何一种现实的领导权在其扩展了的政治意义和文化意义上都是这样的，尽管根据定义它总是主导性的，但是绝对不是总体性的，也绝对不是排他性的。它从来不缺乏冲突，也就是说始终有抵制的存在。不管什么时候，在社会中总是存在着取代形式的以及直接对抗的政治和文化这样一些意义重大的因素。因此，我们有必要增加另外两个概念：“对抗性领导权”（counter-hegemony）和“取代性领导权”（alternative-hegemony），它们都是现实的、持续性的实践因素。也就是说，在任何一个时代和社会中，“领导权”总是占据主导地位的文化，但是与此同时还隐匿着丧失主导地位的“对抗性领导权”，孕育着试图占据新的主导地位的“替代性领导权”。那种由主导的“意识形态”的抽象总体化定义所标示出的静态的领导权，往往就忽视或隔离了这些取代和对抗。这些取代和对抗非常重要。为了领导权的持久成功，主导地位的领导权应该不断地遏制它们或转化它们，甚至使它们与自己合作。在这种动态的过程中，领导权绝不能仅仅被看作是对某种主导文化的单纯传播，应该特别注意那些怀疑和威胁领导权的主导地位的取代和对抗，并且时刻对它们做出反映。因此，威廉斯的领导权概念充满了斗争的色彩，领导权和对抗性领导权以及取代性领导权之间的互动构成了文化的复杂的动态过程。

三、三种文化：领导权的动态斗争过程

文化的复杂性不仅体现在它那多变的过程和社会性的定义之中，而且还体现在那些已经发生或将要发生历史变化的诸因素之间的动态关系中。威廉斯进一步提出了“三种文化”的模式来说明了领导权的动态过程。

第一种文化是“主导文化”（the dominant）——“在任何社会、任何特定阶段，总存在一个实践、意义和价值的核心系统”⑧。主导文化符合统治阶级的意志和利益，服务于巩固统治阶级政权的目的。这实际上领导权的体现和具体内容；而“残余文化”（the residual）是指“有效地形成于过去，但一直活跃在文化过程中的因素。它们不仅是过去的某种因素，同时也是现在的有效因素”⑨。残余文化包含着来自过去的合理因素，但是这些因素在当代文化过程中却没有固定的位置。一般而言，残余文化与主导文化总保持着一定的距离，但是主导文化不允许在自身之外有太多的残余的经验和实践，以免它们对自身造成威胁。因此，在大多数情况下，残余文化中的某些部分和某些表述会被主导文化收编（incorporate）。比如，宗教文化是残余性的，但是它其中的某些价值（如社会秩序）可以被现代社会收编而形成更大的整体；乡村社会的理念与工业资本主义对立，也主要是残余性的，但是其中的休闲功能可以被收编；君主制度中的残余部分也可以被收编为民主政体的一种特殊政治功能和文化功能。当然，主导文化对残余文化的收编不是完全的，残余文化中的一些对立性的意义和价值就可以抵制收编过程的压力而保持不变。这些对立性的因素“代表着那些体现人类的经验、渴望和成就的领域，而这一切曾经被主导文化所忽略、贬抑、反对、压制，甚至完全否决”⑩。它们可能在特定的时刻浮现出来而对主导文化构成一定威胁，甚至暗中消解主导文化。

而“新兴文化”（the emergent）则是指“总是被不断创造出来的新的意义和价值、新的实践、新的关系和关系类型”⑪。新兴文化有两个来源：“阶级和被排斥的社会领域”。某一新兴阶级形成了，新的阶级意识觉醒了，并且在这种形成和觉醒中，新的文化构形因素兴起了。新阶级通常是新兴文化的发源地，但当它作为一个阶级还处在相对从属的地位的时候，新文化总有一些不够完备的地方；此外，没有任何一种生产方式可以囊括所有的人类实践。新兴文化一出现，主导文化就开始了对它的收编。这可以从工人阶级作品的兴起及被收编的过程看出来。收编的结果是：主导文化能够接受的文学形式有效地占据了主导地位，也就是说，这是一种对新兴文化进行了制约和限制的收编，而彻底的收编是企图直接反对那些显然是取代性的和对立的阶级因素，如工会、工人阶级政党、工人阶层的生活方式等，比如把它们收编到通俗杂志、广告和商业性娱乐中去。在这种情况下，新兴过程于是成了一种不断的反复，成了一种总在进行更新的、超出了实际收编阶段的运动，这种收编看上去好像是承认和许可，似乎是一种接纳。但是，由于新兴文化是与新的阶级联系在一起的，代表了对立于统治阶级的利益和意志。因此，新兴文化与主导文化的可能暂时相安无事，甚至合作，但是从长远来看必然是对立和反抗，最终颠覆原来的主导文化使其成为残余文化，而使自己成为新的主导文化。

总之，三种文化之间始终存在着收编与反收编、压制与反压制的斗争，这种斗争对领导权起着消解和更替作用，这实质上也是领导权和反领导权的斗争过程。威廉斯用“三种文化”的理论更加充分地说明了领导权的动态斗争过程，这也是按照不同集团的利益进行重新耦合的过程。

①②戈尔曼：《新马克思主义研究词典》，中央编译局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89年版，第428页，第429页。

③威廉斯：《文化与社会》，吴松江译，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18页。

④领导权也可翻译为霸权。以上内容详见笔者的另一篇文章《葛兰西的霸权概念辨析》，载《东岳论丛》2010年第9期。

⑤⑥⑦⑨⑩⑪威廉斯：《马克思主义与文学》，王尔勃、周莉译，河南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16页，第118页，第121页，第131页，第132页，第132页。

⑧威廉斯：《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中的基础和上层建筑》，胡谱忠译，《外国文学》1999年第5期。

作者：殷旭辉，哲学博士，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思政部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国外马克思主义；王华，哲学硕士，西北农林科技大学人文学院教师，主要研究方向为管理思想和管理哲学。

编辑：郭子君E-mail:guozijun0823@163.com

本文系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思政基金资助项目：“英国文化马克思主义研究”（编号：SZ2013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