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君平

摘 要：市民社会理论问题是一个经典的哲学命题，对这个问题进行研究在理论和实践方面都很有必要，在西方哲学史上马克思之后，市民社会问题仍然被西方理论界和学者所关注。这其中，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葛兰西突出强调了市民社会的文化意义，对马克思市民社会理论发展作出了新贡献，推动了市民社会理论的新发展。本文对葛兰西市民社会概念进行分析，在对葛兰西的市民社会理论进行系统论述的基础上，进一步挖掘其中的意义。

关键词：葛兰西；市民社会理论；西方马克思主义

葛兰西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早期主要代表人物之一，他不仅在理论上富有创新，而且直接参与了当时的共产主义运动和无产阶级革命。作为一个社会活动家和理论家，葛兰西最有影响的理论是以市民社会和文化领导权为主要核心范畴的西方革命理论。其中市民社会理论作为现代社会结构和现代性研究经常借用的范畴，至今依旧是人们继续探讨的主题。

一、葛兰西的市民社会理论的基本内涵

市民社会的概念不是葛兰西最先提出的，它发源于西方国家，在不同的时代，因不同的时代背景，它的含义、构成、作用也不同。葛兰西作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他同马克思一样，把社会分为包括国家或者政府的政治社会和各种私人组织或者民间组织的市民社会两部分。葛兰西在1891年出生于意大利撒丁岛的一个小市镇，此时的意大利是一个刚刚完成统一30年的国家。在南北文化冲突的国家大背景下，葛兰西结合自身经历把对市民社会的研究从社会经济意义转移到文化意义中，认为在资本主义国家发展到“整体国家”的阶段，政治社会和市民社会已经融为一体，资产阶级的统治地位从原来的政治领域逐渐扩大到宗教、道德、文化、思想等方面，开始关注到“文化领导权”，并且指出工人阶级若要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仅仅把矛头指向政府即政治社会是远远不够的。工人阶级首先要把矛头对准市民社会，在市民社会中发起“阵地战”，通过市民社会的斗争夺得文化的“领导权”，进而夺得政治的“领导权。

二、葛兰西的市民社会理论的主要内容

（一）葛兰西对市民社会的界定

葛兰西首先针对在马克思之后关于市民社会和国家理论的谬误做出了纠正，指出将市民社会与经济关系的领域等同起来，把经济因素视为历史发展中惟一起作用的因素；将国家等同于专政机关或强制性的机器，只强调国家的暴力职能，都是片面的。

在对市民社会的界定中，受时代发展和自身经历的影响，葛兰西认为市民社会融合了意识形态，文化关系等诸多要素，其领域应该不在仅仅只是指向传统的经济领域，应扩展到更加广泛的领域。他将市民社会纳入了上层建筑，将批判的视角转向了文化角度，从文化的视角来对市民社会进行新的界定。他将包括文化、伦理、道德等在内的市民社会赋予了新的内在含义，认为市民社会对于国家的作用应该值得重视，指出市民社会是支撑政治社会统治稳定的机构保障，是统治阶级征求被统治阶级同意，取得政权稳定性、合法性的社会根源。

在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辩证关系中，葛兰西加入了市民社会的思想，这样他就把市民社会界定到同政治国家一样构成国家的组成部分。他用市民社会指代一些文化相关的机构实体，如教会、贸易联盟、学校等等，也包括传媒、工会之类的“私人性”的机构和组织，并且将市民社会称为这些机构的总和。从马克思研究市民社会的经济意义开始，市民社会就通过阶层来进行划分，社会成员依据社会形态关系以及自身需要自发出现、组成复杂的社会关系，每个社会个体在其中发挥自身身份的社会作用。葛兰西就通过个人在社会身份的认同把市民社会界定从原有的私人区域扩展到资产阶级的公共区域，并且通过各个身份的认同将市民社会应该发挥的作用从简单的私人领域扩展到公共领域，从原有的经济领域扩展到由“人”组成的更加广泛的领域，发挥更重要的作用。

（二）文化领导权的提出

“文化领导权”一词是与“政治领导权”相对提出的，又称“意识形态领导权”。“领导权”也称“霸权”这一概念最先由列宁提出的，是指无产阶级通过暴力夺取政权，实现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治领导权。在列宁的领导权的基础上，葛兰西提出了市民社会的领导权，即文化领导权。葛兰西从“国家=政治社会+市民社会”的国家结构理论出发，指出国家的权力统治中有两种领导权，一种是强制性的暴力的政治领导权，另一种是非强制性的意识形态的领导权，即某一社会集团在文化、思想、道德等意识形态方面所取得的非政治性的控制和支配权。

首先，葛兰西认为，随着时代的发展，在古代社会和现代的东方专制社会里，政治的绝对权力性是由于市民社会发育不成熟，统治阶级要依靠强制性的政治领导权来实现自己的统治，市民社会中的“人”，因为处于较低的发展阶段，简单的社会关系使得非政治性的文化领导权被长期忽略。在西方的发达资本主义社会中，经济不断发展，政治不断的进步，市民社会中的“人”也因为“完整国家”的发展被赋予更多的社会关系、社会身份，统治阶级不仅要通过国家机器从政治上和经济上压迫工人阶级，而且还通过对市民社会的文化领导权来说服被统治阶级接受、认可和赞同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和文化价值观念，自发地拥护资产阶级统治。

其次，葛兰西指出统治阶级在成为统治阶级之前和成为统治阶级之后都应该重视文化领导权，必须保持本阶级在意识形态上的领导权，失去这样的领导权国家的稳定和影响统治阶级的统治地位。统治阶级在市民社会中运用自己的经济势力、道德观念和政治谋略等影响社会的政治生活和文化生活，从而取得了文化意识形态的“领导权”。在获得政治领导权后，又通过不断的巩固文化领导权来达到对本阶级统治地位的巩固。资产阶级通过这种方式获得政权，当代资产阶级仍然通过各种教育、宗教、新闻大众媒体，影响工人阶级的价值取向，继续占据着文化和意识形态的领导权。因此，无想要推翻统治阶级建立自己的无产阶级政权，摆脱压迫。产阶级必须取得在文化、道德上的领导权，通过不断宣传无产阶级的思想文化意识，去培养工人阶级的阶级意识，建立起一个反对资产阶级的历史联合体。

（三）阵地战的革命新战略

葛兰西在对无产阶级革命的研究中发自按，随着现代国家政治现实的变化，资产阶级的统治方式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从原来的单一的政治统治逐渐发展为主要是依靠建立在市民社会之上的政治社会与市民社会之间的平衡来行使领导权。市民社会在现代国家中的重要地位在原有的革命中被忽略，忽视了其对国家政权的重要作用，基于此，葛兰西针对原有的运动战提出了阵地战的革命新战略，阵地战不同于运动战面对面地、直接地向敌人发动进攻，直接发动革命夺取资产阶级国家的领导权，阵地战不是坚守自己的阵地，并逐步扩大，以逐渐夺取敌人的阵地。在资产阶级政权未陷入危机的稳定时期无产阶级革命所采取的战略。

葛兰西通过十月革命的胜利和西方革命的失败对比发现了，不能照搬十月革命的战略，应该结合西方现代国家所处的时代背景和西方国家的社会结构，应该分析不同国家的市民社会，俄国的市民社会相对于发达的西方国家还是比较原始的状态，市民社会不成熟，国家的稳定很大程度要依靠统治阶级的强制手段，国家政权的取得依靠运动战，对敌人发动直接的进攻取得领导权是可行的。在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市民社会已经成熟，直接暴力夺取政权不能在这样的国家取得推翻资产阶级统治取得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的，应该先在市民社会中不断地渗透和颠覆传播敌对阶级的意识形态的机构，逐个地夺取新阵地，在掌握意识形态一文化领导权的基础上，最后夺取国家的领导权。

三、葛兰西市民社会理论的意义

随着历史的不断发展，葛兰西的市民社会理论也不断的发展，作为早起西方马克思主义者，葛兰西的市民社会理论也对以后的马克思主义者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一） 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影响

通过对葛兰西市民社会理论的梳理，我们不难看出，他突出强调的是市民社会的文化意义，而不是经济意义，他重视从文化角度从意识形态角度来界定社会，他认为在现代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仅仅只依靠政治领导权已经不能维持，国家和市民都应该开始重视意识形态领域，夺取文化领导权。葛兰西对于文化领导权的思想对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的理论产生了很大影响。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阵营的哲学家沿着葛兰西开拓的方向，提出了一系列的社会批判理论，作为法兰克福学派的代表人物哈贝马斯他沿着这个方向对市民社会理论进行深入的研究，为市民社会在当代的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

（二）唤起了人们对文化的重视

葛兰西的市民理论最大的现实意义就是引起了人们对于文化的重视。他并没有在严格意义上使用文化概念，但他把政治活动、意识形态及伦理道德等活动都看作是人的文化活动。他指出，“所有的东西都是政治，甚至哲学或种种哲学也是如此，而唯一的‘哲学则是行动中的历史，那就是说，是生活本身。”在他看来，哲学的功能在于进行文化批判与重建，文化是哲学的土壤和根基，哲学就是一种自觉的文化意识形态，是一种始终活动着的、具有强大生命力的意识形态，哲学批判是作为一种文化力量存在的，这种批判通过文化的反思、重建，重视其中的文化领导权，为发挥市民社会的现实意义，在新时期重视运用文化的力量。

（三）发挥公民意识作用，建立普遍有效的法治秩序

新时代的发展，使每个国家都开始注重在在经济、政治、思想文化和社会生活诸方面的发展，市民社会发展中出现的道德与法的关系处理中出现了种种矛盾，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社会秩序的失范和法律流于表面不能真正的达到规范社会治理社会的效果，严重阻碍国家发展。现代法治秩序是建立在市场经济发展基础上的是展现社会成员在市场经济中自主平等、自由竞争、互惠交换的利益纽带。现代市民社会的人，在市场经济发展的今天就更加需要这样的一自由平等的经济秩序和法治秩序。加快市场经济发展，建构和谐社会，推进民主法治建设，必须把公民意识培养纳入意识形态建设工程，并充分发挥其“文化领导权”作用。形成追求自由平等和理性自律，达到对制度进行内化的公民意识，建立普遍有效的法治秩序。（作者单位：重庆工商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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