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依依［云南大学文化产业研究院，昆明650091］

现实的逃亡和精神的返乡
——《风雅颂》主人公杨科形象论

⊙周依依［云南大学文化产业研究院，昆明650091］

阎连科的小说《风雅颂》是当代知识分子题材的优秀之作。小说对大学校园里的“官本位”、权色交易、学术抄袭、学术市场化等严峻现实进行了刻画，塑造了知识分子杨科的典型形象，揭露了知识分子面临的身份认同危机以及在表层危机下体现出的自我缺失和心灵挣扎的历程。根据身份认同理论，杨科认同危机的根源是外在环境对个体的不认同而产生的自我意义和价值感的丧失，导致了杨科从现实逃向遥远的家园，因此杨科寻找家园就是寻求认同，其逃亡之路的实质是精神返乡。

《风雅颂》知识分子认同危机多余人家园

近年来描述知识分子在社会转型过程中身份、位置、精神状况的小说很多，如《桃李》《沧浪之水》《所谓教授》《教授横飞》等。这类小说在不同层面揭示了知识分子面临的生存、精神困境。《风雅颂》把关注点放在主人公精神困境与突围的张力中，以大学副教授杨科的生活情感遭遇为情节，以他现实逃亡和精神返乡为并行交叉的主线，刻画出知识分子面临的身份认同危机以及在寻找认同过程中对家园之路的探寻，对知识分子的精神返乡做出了沉重的思考和追问。

一、认同危机的表现

身份认同是西方文化研究的重要概念,“它是人们在社会互动过程中对自身角色以及与他者关系的一种动态评估与判定，它以人的自我为轴心，并围绕着各种差异轴（譬如性别、年龄、阶级、种族和国家等）展开和运转，其中每个差异轴都有一个力量的向度，人们通过彼此间的力量差异而获得自我的社会差异，从而对自我身份和社会身份进行识别”①。认同首先是“同”，是交往中的共鸣和谐状态。其次是认可，是他者视界对自我的反观。杨科是一个存在着严重认同危机的知识分子。他的社会身份是清燕大学的副教授，但他并没有感受到这个身份应有的价值。他得不到周围人的认可，更难以和所处的环境产生共鸣，处处隔膜。其实，人类对自我身份的观照远在该定义出现之前。身份认同问题伴随着后现代社会的来临和信仰危机的产生深入人们视野。“当代认同危机是人的自我身份感的丧失，也可说是自我价值感、意义感的丧失。”②认同问题的产生源于自我意识的全面觉醒。在各类人群中，知识分子的自我意识最为强烈，更敏感于社会和环境施加于他们的一切。

小说从杨科写完《风雅之颂》开始。但认同危机早在五年前就产生了：“姓杨的，我真的不希望有一天我是教授了，我的丈夫还是副教授……难道你就不能想想办法，让人对你另眼相看一回吗？”③这是妻子眼中的杨科，充满了不认同的挖苦和对他身份的质疑。从此之后，杨科开始了寻找身份认同和知识分子尊严的漫漫长路。他认为解决认同危机的法宝就是卧薪尝胆写出的学术专著。没想到这本专著是其人生悲剧的开始。当历经五年辛苦提着书稿回到家时，映入眼帘的是妻子和副校长躺在床上的景象。随后，他在学生抗击沙尘暴的行动中，成为替罪羊，被集体表决送进精神病院。从精神病院逃出后，杨科回到了耙耧山老家，并发现了天堂街这个妓女活动的场所。在家乡和天堂街的来回往返中，杨科寻找着失落的尊严感和价值感。直到最后离开天堂街找到了诗经古城，可又在一个白雪皑皑的日子里走得人单影只……整部小说是杨科为寻找身份认同经历的一场场不断置换处所的身体逃亡之旅。没有一个处所能天荒地老地待下去，他的肉身不得不背负着沉重的精神再次逃亡。

杨科的认同危机首先是丈夫身份的危机。妻子茹萍与人通奸被他发现后，没有内疚和解释，反而是他下跪求他们下不为例。其次是教师身份的危机。杨科精心准备的《诗经》讲解课无人问津，妻子的影视课高朋满座。杨科一身的知识无处安放。学生对他课堂的“背弃”使得他作为老师的身份产生危机。辛苦写成的《风雅之颂》没有经费不能出版是他作为学者的危机。带领学生抵抗沙尘暴，却被学校当作替罪羊送进了精神病院，此刻的杨科连作为正常人的身份都受到了质疑。

作为社会人，每个人都拥有多重身份。杨科危机的多重性源于他身份的多重性。多重身份的全面危机（丧失）让他不得不逃，又无处可逃，最终导致全面崩溃。身为人夫不被妻子认可；作为老师不受学生欢迎；跻身于学者之列，引为自豪的专著是一堆废纸；作为最低限度的人，在精神病院，因为“不听话”，要遭电疗对待。这已不只是知识分子遭遇的困境，更是人的困境；不只是知识分子身份的合法性危机，更是人面对异化世界的危机。

身份危机本质上是“我”的危机，是“我”面对外部世界的压迫产生的存在焦虑。对存在的叩问势必上升到对生命意义的质疑。“我”的危机伴随主人公命运始终，是他现实逃亡的根源，对自我身份的找寻和确认也成为他精神返乡的终极追求。

认同危机在杨科身上表现为无所不在的“多余人”意识，无家可归的漂泊之感和无可排遣的被弃之殇。小说这样描述：“我在这个世界上闲余而无趣，像多余在路边的一棵草……我在哪待都是一个闲余人。”

小说里多次答非所问的对话设计表现的人与人之间的隔膜也是杨科身份危机的重要表征。“我说风确实大得没法说。他说你大概还不知道你们的举动在国际上给政府造成的负面影响吧？”“我说鸡蛋似的石头在半空就像龙卷风吹着乒乓球。”自我和他者在同一空间，却不在同一对话的层面上。杨科以自己的逻辑提问或回答，他者亦无法进入杨科的语言逻辑。语言的意义在于交流，而在此交流的目的已无法达到。语言的隔膜是人与人之间陌生的开始，是人孤独感的体现，意味着存在之家的丧失。

二、认同危机的产生原因

马克思指出，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杨科身份认同危机产生的原因是外部因素和自身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就外部因素来说，脱离了前现代社会相对单纯的社会关系和经济关系，现代社会和后现代社会的人们早已被更加完备的社会制度、权力结构精准地控制。杨科是农民的孩子，通过努力进入城市，可城市并没有完全接纳他。职称、声誉、头衔像紧箍咒一样套在他头上。他的大学充斥着权色交易、职称评审机制的不公、“官本位”造成的知识分子话语权被剥夺等现象。

危机的另一外因在于知识分子身份的复杂性。“知识分子”的概念可对应古代的“士”阶层。“士”阶层的传统要求他们追求自由，独立不移，但实际的状况却是知识阶层不得不著书都为稻粱谋。杨科流着传统的骨血，又活跃着现代的基因。他想入体制而不得，想做奴隶而不甘。自己《诗经》课的无人问津和妻子影视课的高朋满座，自己作为古文学专家的暗淡无光和副校长作为留洋博士的春风得意，种种矛盾的聚焦使杨科身体和灵魂产生了激烈的碰撞和挣扎，终于被迫逃亡。

就自身因素而言，杨科的性格颇为复杂。多重身份赋予他多重面具，主体真实消失在复杂的面具之下。刘再复在《性格组合论》的扉页援引狄德罗的话说：“人是一种力量与软弱、光明与盲目、渺小与伟大的复合物，这并不是责难人，而是为人下定义。”④见到玲珍后，他本想对玲珍说出他的苦楚，可一张嘴竟说出：“我没想到茹萍会那样往死里爱着我，因为爱我就容不得我和别的女人多说一句话。”他的虚伪难以让人愤怒，因为他用虚伪保护着自己所剩无几的尊严，保护着自己被侵犯了太多的权利。

杨科是懦弱的。看到妻子和李广智在床上的情景，他以知识分子的名义下跪。村里人拿他家里的东西，他明明愤慨，依然由着他们。矛盾和懦弱使他难以做到真诚的坚守和彻底的反抗。他想占有精神的高贵，又没法通过强大的内心建立起自我确认。他渴求外界的认可来安顿脆弱的心，所以他必将被制度、他人、潜规则等驱遣着放下尊严，退到隐忍的底线。

三、寻找认同之路

自我是社会性自我，自我的实现也必须借助于与其他人的关系。“自我从本质上说是一种社会结构，是从社会经验中产生的。当一个自我产生以后，它就从某种意义上为它自己提供了它的各种社会经验。因此我们才能够设想一个绝对离群索居的自我，但是人们不可能设想自我是在社会经验之外产生的。”⑤“人的认同危机必然是一种双向的危机。一方面，认同是一种向内的自我深度感，是一种自我价值和自我意义的发现和肯定。另一方面，认同是人的自然属性、社会属性和精神属性的集中反映，人的自我感来自外界、他者，最终也必然回到外界、他者。”⑥这意味着认同的实现和完成必然是自我认同与他者认同的同一实现。

杨科从对他者认同的找寻开始了回归体制的尝试。耗时五年写作《风雅之颂》以晋升教授，自愿而无奈地接受集体表决进精神病院，都是为了让他者认同对体制做的妥协。像我们远古的先人过着群居生活一样，现代人依然害怕离群索居，怕和别人的差异太大显出自己的另类，求同成为集体无意识。因为求同才会减少生存的危机感，才能降低自我承担的风险。“认同中的同一性就是具有一种与他者保持同样性的感觉。”⑦知识分子与体制的关系就是在求同和求异中的游离。但杨科渴望向体制靠拢，被体制收编的努力还是以失败告终。

身份是社会场域下的建构，它面向深度的自我，是自我在不断经历到的社会环境中为自己下定义。杨科在不断地用经历着社会的自我来定位自己，心灵的内宇宙与他者的世界产生错位，建构失败，才使得他不断逃亡以借助新的他者环境来寻找新的认同模式。

普鲁斯特曾说，他是枕在童年的脸庞上写作。不管现实的童年如何，一个人成熟之后，童年对他便充满诱惑。从精神病院逃出后，杨科感到自己很久没有回过童年的家乡了。这是他寻求体制之外的社会关系认可的开始。家乡村人对他的膜拜、玲珍对他的爱使他从乡土和爱中得到认同。正如他在天堂街给姑娘们讲《诗经》课时说的：“《诗经》中所有的爱情诗，都是我们今天通往精神家园的路标和暗示，都在告诉我们只有爱和爱情，才能给精神危机的人类带来抚摸和安慰……我们是现代的弃婴，没有奶汁的孩子。”可是，杨科经由爱寻找的归家之路同样以失败告终。小说描述道：“——付玲珍——孙晓敏——我爱你们俩，可你们母女俩谁都没有把身子交给我。你死了，她嫁了。”

杨科一直把自我投入到他者的镜像中，自我变得卑微而屈从。“从知识分子到知道分子的文化演变过程是一个精神矮化和犬儒化的过程。”⑧杨科的精神矮化使他缺少自我认同的能力，导致杨科类的知识分子只能首先由外在认同的寻求开始，继而反观自身。杨科的认同之路是身体逃亡和精神返乡的变奏，是身体的不断转移和精神的不断成长，逃亡到与现实最远的地方恰是离精神之家最近的地方。两条线索并行不悖又相互交叉。

身体逃亡：和茹萍的家（清燕大学）→童年的家乡→天堂街→诗经古城→继续离家（依然无家）

精神返乡：有物质载体的家→精神的家（想象中的逃避之所）→在路上

小说有三组典型事例说明杨科自我认同和他者认同间的二律背反，自认为做了很伟大的抗沙事件（认同），却被送往精神病院（认同失败）。他的家乡人认为只要杨科摸一下孩子的头，孩子就能考好（认同）；孩子没考上大学后，村人们对杨科变得冷酷（认同失败）。《风雅之颂》得不到出版（认同在自我身份中失败），书稿被茹萍剽窃后，不仅出版而且获得国家特殊贡献荣誉奖（认同在他者身份上的成功）。

在天堂街他摆脱了受挫感，和天堂街的妓女们产生了同构认同。他心向往之的诗经古城也是带领妓女们建立的。可他对天堂街女子的拯救是以知识分子名义的施舍，是对他懦弱而善良的内心慰藉，是他为获得认同和尊重的又一次努力，最终成为他内心软弱的外化体现。天堂街不能真正拯救他。诗经古城，这个天堂街的延续之地亦无法成为杨科的心灵归所。

四、认同的最后归途

杨科寻找认同之路的物质形态是回家。阎连科想通过一路的寻找帮助杨科和自己回家，然而家园何在？

家园有两层含义：一是物质形态的家，一是精神的家。人类的童年时代家园意识就产生了。随着人类自我意识的觉醒和文化的发展，家园情结不断深化，衍生成普遍的文化现象。家园成为人类最切近、最本质的认同象征。有学者指出：“回家”是沉淀在人类潜意识中的原始诉求，一个人的寻家之路，归家之路、在路上所有的遭遇和精神历险，是一场生命的完成和精神的修炼。家园意识是一种集体无意识。小说写道：“《诗经》不仅是一本诗歌总汇，更是用诗歌的形式书写的中国人的《圣经》。”孔子说：“《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思无邪。”思无邪即心无邪，就是心灵回到纯真无邪的状态。《圣经》也是西方人追本溯源、寻根必究的经典，这里把《诗经》和《圣经》放在一起，有返归生命本真状态之意，有回家之意。

当杨科作为人的身份遭受质疑时，他意识到自己已经好几年没有回老家了。然而真正回到物质的家乡后，真实猝不及防地打碎了梦幻，故乡驱遣了他。他只好来到“天堂街”，寻找着妓女带给他的尊重和宾至如归之感。可最低层次的肉体满足和肤浅的尊重，怎能成为真正的归所呢？他只好把希望寄托在诗经古城，妄图用历史遗存建构诗意的乌托邦。可“就在那白皑皑的雪地中，我看见杏儿、桂芬那些我熟悉的姑娘……知道从她们来诗经古城的这一天，我的生活就将又如在天堂街上一模样。于是间……我朝着更为偏远的地方走去”。

杨科的逃亡最初是被迫的，最后是自愿的。从他决绝地走向更偏更远的地方时，他开始从群体走向个人，他者被摒弃。他主动地离群索居，并转向深度的、孤独的自我认同。从群体回归自我，从外界回到自身，从一个懦弱文人成长为一个精神斗士。他让自我的生命与远古和祖先相连，与遗产和丢掉的文明相连，与未被浸染的悠悠大地相连。那里牵引着他最终的足迹，也是最后的归途。

他慢慢明白要找寻的真正家园不是和茹萍的家，不是童年的故乡，亦不是天堂街和诗经古城。他还要继续流浪。但找不找得到呢？作者给出的回答是继续行走。也许家园只存在于精神的幻想中，但形而下的行走、对道路的向往、现实中的跋涉、对远方和未来的找寻和希望才能和着形而上的精神节拍，让人类的心灵有所寄托，精神永不坍塌。

①②王成兵：《当代认同危机的人学解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0页，第18页。

③阎连科：《风雅颂》，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以下引文均出自此版本，不再另注）

④刘再复：《性格组合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页。

⑤⑥[美]乔治·赫伯特·米德：《心灵、自我与社会》，赵月瑟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7年版，第106页，第19页。

⑦[美]埃里克·埃里克森：《同一性·青少年与危机》，孙名之译，浙江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150页。

⑧赵勇：《大众媒介与文化变迁》，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61页。

作者：周依依，云南大学文化产业研究院在读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民族文化产业研究。

编辑：郭子君E-mail:guozijun0823@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