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国和［湖北科技学院人文与传媒学院，湖北咸宁437005］

从《四书》看阎连科的创伤书写

⊙陈国和［湖北科技学院人文与传媒学院，湖北咸宁437005］

阎连科《四书》正视了1950年代末至1960年代初三年饥荒时期我们民族疼痛的创伤，以及人们面对创伤所进行的无望救赎，见证了荒诞的历史。小说具有寓言性。

《四书》阎连科创伤

新时期以来，许多作家为创伤书写做出了不懈努力，如王蒙、莫言、贾平凹、余华等。随着时间流逝和艺术更新，创伤书写已经扬弃了伤痕文学那种简单、急切的政治性言说，深入至文化心理的反思、渗透到人性层面进行探析。阎连科的长篇小说《四书》就是这样的作品。这部小说的封面有“献给那被忘却的历史和成千上万死去与活着的读书人”等字样，喻示着作者继《风雅颂》之后，再次关注知识分子题材，探索人类历史、生死和人性等重大命题，小说保持了惯有的寓言性和疼痛的绝望感。

一、创伤与饥饿

创伤主要指生理、心理上遭受了突然的、未曾预料的伤害，“一种经验如果在一个很短暂的时期内，使心灵受到一种最高度的刺激，以致不能用正常的方法谋求适应，从而使心灵有效能力的分配受到永久的扰乱，我们便称这种经验为创伤”①。显然，创伤与身体、心理和记忆关系密切。值得注意的是，即便是同一段历史记忆，如“文革”创伤书写，不同立场的作家也会表现出迥异的创作诉求和书写个性。作为党员知识分子的王蒙总是站在党和国家的高度，以新体制代言人的身份重构历史，将历史的劫难归结为领导决策失误或权力纷争；而作为党的“同路人”的张贤亮，虽然身在党外，却能积极回应国家号召，以传统的进取、济世精神振奋个体、安抚创伤、超度苦难；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王小波则毫不掩饰历史对个体生命残酷而又荒唐的愚弄，秉笔直入人性本能在特定历史时期的种种活动。②尽管创作诉求不同，但这些作家在书写历史时向我们展示了深受伤害的个体与创伤制造者之间艰难激烈的搏斗过程。不过当代文学中直面三年自然灾害历史的作品不多，不同于以往伤痕小说、反思小说如《犯人李铜钟的故事》注重于“大跃进”政策表层的控诉，也不同于《墓碑——中国六十年代大饥荒纪实》（杨继绳）、《夹皮沟记事》（杨显惠）等纪实流于饥荒的现实显影，阎连科创造了一种可以承载丰富意象与奇情幻想的语言，呼应着国际文坛浪潮，不断琢磨、实验自己的“发现小说”理论，在历史暴力赋予身体难以忘怀的疤痕处、在心灵不能释怀的纠结处，探索人性的幽微以及历史的不确定性。之所以我们在这里讨论阎连科、谈论《四书》，就是因为作者以知识分子的良知直面了1950年代末至1960年代初中国那段被遮蔽的血淋淋的历史，见证了饥荒对人类造成的各种创伤。

阎连科从涉足文坛开始就进行了创伤书写，着眼于生理饥饿状态的描述，并以此窥探历史观照现实。阎连科的短篇小说《在冬日》刻画了农民宽林在饥荒时节的艰窘处境。小说没有直接给出故事发生的时间，但是我们从一些富有时代感的词汇，如队长、水利工地、抓革命、促生产、批斗、梯田等可以看出故事发生在三年饥荒时期。冬天村里要抽一个批斗对象，全村人都趋之若鹜地争取这一机会。因为批斗对象“在别人修梯田时，到各处挂着牌子游行游行，检查检查，仍然是到饭时和众人一样，要去工地食堂打菜吃馍的。仍然是每顿都可吃饱肚子的”。生死时刻底层农民强烈的求生欲望比尊严的丧失重要得多、实在得多。宽林根本不愿意或者来不及思考不堪的遭遇将给他的生活带来多大麻烦。

《年月日》中饥饿的村民与鼠争食、与狼搏斗等场面的极致书写将人在特殊环境下的生命激情渲染得叹为观止，同时也让人唏嘘不已。在《日光流年》中的“奶与蜜”一章，阎连科将处于饥馑时三姓村人的生理和心理状态描写得入木三分，那种惨绝人寰的书写方式让人毛骨悚然。人鸦大战，彼此相食，最后演变为人人相食，这场面让人不忍卒读。阎连科采取以暴制暴的祛魅书写策略，再现特定历史时期的生理饥馑、文化饥荒和精神创伤所造成的无可名状的心理冲击和震撼。“他所描写的土地，其实是以万物为刍狗的‘无物之阵’，他所铺陈的嘉年华气氛，就是‘死亡之舞’的门面。”③

而《四书》④则是阎连科“不为出版而肆无忌惮的尝试”，是“真正地、彻底地获得词语和叙述的自由和解放”，而“建立一种新的叙述秩序”。⑤这部长篇小说在内容上由作者虚构的四部著作摘抄而成，四部著作因内容的不同而采取不同的文体：《天的孩子》采取的是圣经体，《故道》以独白体展开，《罪人录》使用的是政治报告体，而《新西绪弗神话》则是神话叙事体。《四书》的开篇《天的孩子》以简单、舒缓的语言，安详地叙述世界的产生，从历史的开端来讲述故事。作者是否借鉴了日本作家芥川龙之介的《竹林》我们不得而知，但显然，《四书》有更大的历史包容性和现实穿透力。小说中的人物都没有名字，只是按他们之前的工作获得称呼：作家、学者、音乐、宗教和实验等。五湖四海的知识分子云集于黄河南岸育新区，接受劳动改造和灵魂育新，重新锻造精神和肉体。而管理这些“罪人”的是“天的孩子”。上帝被赋予绝对的创世权力，小孩同样被赋予了绝对权力管理育新区，训诫、改造这些知识分子。福柯认为人类从古代社会进入现代社会，“惩罚的仪式因素逐渐式微，只是作为新的法律实践或行政实践而残存下来”⑥。因此，孩子开始的立戒就具有了不容置疑的主宰地位，并钳制着人们的思想和行动。如《坚硬如水》一样，人们的日常生活已成为政治活动的主要内容，被各种政治程序所规范。《四书》中孩子要求作家贬低自己的劳动，自我否定；孩子威胁向圣母像撒尿时，宗教吓得脸色苍白连声说：“我是流氓、我是流氓……”不久宗教因饥饿难忍意欲获得一捧面时，将以前珍视的圣母像“铺在脚下边，用脚去跺圣母的头，去踩圣母脸。还特地，用脚尖，去圣母的眼上踩着拧一下，把那眼珠拧碎了。眼给拧瞎了。拧成黑洞了”。后来，宗教对孩子表忠心说：“你给我一把黄豆吃，我不仅可以把圣母的像放在脚下踩，可以把圣母的眼珠抠出来，把圣母的鼻子和嘴撕烂嚼嚼吞进我的肚子里，让圣母在我的肚里变成粪，我还可以听你的，对着圣母的脸上撒泡尿。”阿Q式的自轻自贱跃然纸上，为完成“大跃进”目标不得不虚报亩产六百斤小麦时，这些知识分子彻底地自暴自弃：“科学就是一泡尿。是尿踩着都嫌脏，最好把它埋在田地里。”在饥饿威胁的生死面前，作家、宗教以及其他知识分子都蔑视、践踏自己的信仰和尊严。这是抽空自己灵魂的过程：从一开始的被迫到后来的自愿，最后甚至通过作践自己来获得他人的信任。在饥饿和死亡面前，人性和尊严显得如此的卑微和不屑。他们因知识而获罪，因饥饿而异化。创伤个体的精神病态和饥饿肉体，由内而外地反映了国体已经病入膏肓。

二、创伤与救赎

小说的核心部分是《罪人录》和《故道》。前者为作家以罪人身份记录、监督育新区“罪人”的言行。后者是作家以知识分子的良知见证历史。《故道》被作家称为一部“真正善良的书”，“不为孩子，不为国家，也不为这个民族和读者，仅仅为了我自己”，是为了安顿自己不安的灵魂。“故道”出自黄河故道之意。历史上黄河水灾泛滥，河床多次改道。这里“故道”隐喻了历史的变化无常。世事多变，只有黄河默默无言，见证历史。同时，“故道”也含有人的灵魂内人性与兽性不断博弈之意。富有讽刺意味的是，作家写《故道》使用的纸笔、墨水需要他创作告密性质的《罪人录》来换取。良心的发现依赖于伦理的背叛。这种悖论的依附关系本身就表明了历史的荒诞。但是这种深层的追问被作家悬置了，“我不知道哪个对我更重要，就像不知道一个作家的生命和他的作品生命哪个更为重要一样。横竖可以写作了”。艺术创作的诱惑冲淡了灵魂的拷问，而这种追问的放弃或回避自然导致了作家与现实的共谋。事实上，作家既是历史的罪人，是历史的承担者，同时也是历史的书写者。这种身份的混乱隐喻着历史的荒谬。

群众监督群众、群众揭发群众是历次政治运动屡试不爽的有效方法之一。这种工作方法也许有某种合理性，但是不容忽视的是这种工作方式也造成了撕裂人伦关系、离间群众情感的不良后果，某种意义上说是对人性的摧残与伤害。“育新的规定是一个罪人举报另一个罪人有逃逸之嫌奖励他探亲休假一个月，抓住一个正在逃跑的奖励你探亲休假三个月。抓住三个逃跑者，你就可以获释回到你原来的城市和你的工作单位去。在这育新区，每个人都在等待着检举另外一个人，等待着抓到一个逃跑者立功去。”作家为了早日成为“新人”与家人团聚，不断地揭发、检举他人。因作家告密导致学者、音乐俩人也不能回家，为此作家一直接受心灵的谴责。为了自我救赎治疗创伤，“给自己一丝轻松和舒适”，作家在自己的身上割下来肉，煮好，一块祭奠音乐，一块哄骗学者吃掉。“借着日光和火光，再看这屋里时，我不再觉得这屋和坟墓一样了。我已经把梗在我脑里的那根尖刺快要拔将出来了，犹如把那带血的骨刺放在盆里煮着般。”“到这时，我知道我脑里的那根刺彻底拔下了，明白我这样并不是为了学者和音乐，而是为了借着他们拔掉那根梗在我脑里的刺。我对他们开始有了一种感激和温暖，觉得是他们救了我一样。”“那种复仇后的轻快和精疲力竭让我无力地重又把盖子盖上去，擦了一把脸上的汗，瘫着把头仰在墙壁上，我觉得我终于可以面对这个世界了。”作家试图通过肉身的创伤来救赎行将崩溃的知识分子的灵魂，试图以身体的创伤来拯救精神和文化的创伤。

但是，这种救赎的意义有多大呢？作家的自我觉醒不能拯救历史和现实。他甚至只是为“吃人”的现实创造更为便利的条件。作家割肉供奉学者和音乐，使得最具有知识分子操守的学者也步入了吃人的行列。就像作家为提高亩产不惜以自己的血浇灌麦苗的激情壮举一样，只会让更多的人加入到以身献祭的行列，从而加重吃人历史的罪孽。在荒诞的历史时期，连救赎都是一种奢望。良好的愿望往往与残酷的现实、惨烈的结果相背离。而阎连科书写创伤、救赎无望，以及逃遁无门，源于对历史和现实的绝望。当学者得知自己吃了人肉时，先是一愣，他“沉默了许久后，对着天空和狂野”，大声地哭着唤着说：“读书人呀……读书人……”这种“神实”现实与阎连科以往的小说就保持了一致性，《年月日》《日光流年》《受活》《风雅颂》概莫能外。

鲁迅也表达过救赎与抗争的无望，但是他会给人“无所希望中得救”的希望，在生死轮回的悲剧宿命中感受到“微笑”的温暖（《野草·墓碣文》）。余华在《活着》《许三官卖血记》的平淡克制叙述中，让人看到机智与豁达。而莫言在《生死疲劳》灰暗惨烈的表层故事下，让人看见缕缕火光。但是阎连科总是以绝望的眼光打量这个世界，他的小说到处充盈着鬼火闪烁的光影，凸显世界的荒凉和历史的虚无。即便是像《我与父辈》这样书写亲情的文字，阎连科的创作基调也是沉重的，让人透不过气来。阎连科的创作总是被一种蚀骨的绝望氛围所笼罩。育新区“人已经开始偷吃人肉了。落日带着东（冬）寒在旷野微暖一会后，红亮被阴云遮盖着，风从北边灰呜吱吱地吹过来”。同类相食，人性彻底堕落为兽性。“日色已将尽去，最后的一抹红光像浸在地上的血。”“统共五十二具尸，已经没有一具完整的了。”饥荒而引发的尸骨遍野、人人相食的惨烈荒芜景象喻指历史的废墟，同时也是一则国家寓言。“红亮”的人性被荒诞的历史“阴云”所遮蔽，人们只能像吹过的北风一样哭泣，看不到太阳的光辉。阎连科大胆而叛逆的书写达到了中国当代文学新的高度。正如小说的封底所说：“鲁迅的狂人发现中国自古以来仁义道德就是人吃人的盛宴，阎连科呼应了鲁迅，二人都对彼时彼地中国的病理做出一番审视。”《四书》显然与《狂人日记》这一现代文学高峰进行了直接对话，而这种创作诉求本身就显示出作者伟大的雄心和勇敢的担当。

三、创伤与历史

小说最后，孩子拒绝被“上边”收编，查禁的书也被他分发给大家。他私放“罪人”逃亡，自己却被钉在十字架上，永远留在了荒无人烟的育新区。天真与残酷彻底割裂，英雄梦碎与人性回归粘连纠结，孩子以自己的殉道擦拭历史的荒诞。而学者拒绝逃亡，表层原因是因为通行证“红角星”数量不够，深层原因或许源于对创伤苦难的自觉担当。学者唯一的奢望就是自己那部思考数年、没有写完的哲学随笔《新西绪弗神话》能见天日。他在育新区做孩子的信徒，默默守候着音乐的坟冢，在佛禅的典籍中寻找出路。可“人类社会生存与精神的颠覆和混乱”会给人出路吗？荒诞现实中人们能找到自我救赎之路吗？作家试图带领大家逃离人间地狱，冲破历史的坟阵，终结非人的育新故事。这次赎罪的回家之旅能否给大家带来救赎？困境如逃不出的牢，新的创痛和绝望在等待这些奔向新生的知识分子。早先回家了的实验不是又带领家人重新来到育新区避难吗？历史的荒诞由此而生，创伤的命运得以继续。

中国知识分子由于历史的重负和自身的软弱总是习惯于承受历史的荒诞、苦难和惩罚，并将这种习惯的承受视为人类破解现实与迎向现实的钥匙，在被惩处的往复中，发现新的存在意义。与鲁迅的“救救孩子”不同，阎连科似乎从“单纯、透明、天真、对世界和荣誉充满了好奇”的孩子身上看到希望。在“山下的禅院和俗世炊烟图”中找到生存智慧和应对创伤的力量。“人一旦对惩处结果出的苦难、变化、无聊、荒诞、死亡等有了协调与从适，惩处就失去意义了。惩处就不再是一种鞭刑和力量，而从适会从无奈和不得已中转化出美和意义来。这是人类一方面在进化过程中发展的无奈与惰性。另一面，惰性的无奈也在这时成了有意义的抵抗和力量。惰性产生从适，从适蕴含力量。”面对生存的困境，重要的不是逃遁或弃绝，更重要的是生活在其中，并从其中寻找希望和力量。在从适的表象中改变罪与罚中的力量、冷酷、荒诞乃至死亡和油尽灯枯的沉寂与绝望。这是否就是阎连科所追求的神实主义呢？所谓神实主义，即“在创作中摒弃固有真实生活的表面逻辑关系，去探求一种‘不存在’的真实，看不见的真实，被真实掩盖的真实”⑦。但是，阎连科在小说的开篇就否定了这种幻想，孩子淳朴的童贞、英雄的梦想被“上边”利用，孩子成为政治的帮凶。孩子通过自我学习和顿悟试图依靠宗教救赎自我、拯救大地。可是罪人宗教在荒诞的现实面前早已低下了高傲的头颅并客死在黄河古道，尸体成为他人的充饥之物。显然，阎连科虽对“孩子救我”（刘剑梅语）心存幻想，但难能可贵的是他对未来有着清醒的认识，对结果不存妄念。这种彻底的绝望源于历史不断给人的教训，是一代人的集体记忆。

阎连科一再强调饥饿的深切体验、吃饱肚子的卑微渴求，以及对阶层不同生活的强烈对比导致的心理创伤。杨继绳经过调研和综合他人研究成就得出如下统计数据：“在大饥荒期间，全国非正式死亡人数大约3600万人，应出生而没有出生的人数大约4000万人。大饥荒使中国人口损失大约7600万。”⑧

“童年，其实是作家最珍贵的文学记忆库藏。可对我这一代人来说，最深刻的记忆就是童年的饥饿，从有记忆开始，我就一直拉着母亲的手，拉着母亲的衣襟叫饿啊！饿啊！总是向母亲要吃的东西。贫困与饥饿，占据了我童年记忆库藏的重要位置。”“那时，虽是‘文革’，可对我、对农民说来，重要的不是革命，而是生存。”“从小我就渴望吃饱肚子，离开土地。我家住的那个村庄当年是人民公社所在地，每天放学我都能看到公社的干部特别舒服，他们中午饭、早上饭和晚饭都是拿个搪瓷缸，拿个调羹，唱着社会主义的歌曲，到食堂用饭票买饭。用饭票买饭是我那时人生的理想，是个难以实现的梦想。”⑨可以说这种创伤记忆一直伴随着阎连科后来的小说创作，并且这种创伤记忆成为那一代作家特殊的文化伤痕。

现代作家鲁迅、沈从文、萧红等人也写过饥饿和创伤。但是某种意义上说那种创伤书写是个人化的。对于阎连科这代作家来说：“饥饿是我们整整一代人的记忆，到了20世纪80年代这种记忆才慢慢被除掉，才慢慢被淡忘。”因此，阎连科的创伤书写具有更强的普遍意义和家国寓言意味。“到了我们这一代人笔下，你会发现，这个记忆是和国家和民族紧紧连起来的。到了现在，饥饿已经从很多人的记忆中消失掉了。”拒绝遗忘、还原历史真相是阎连科这一代富有良知的知识分子义不容辞的责任。“我想更年轻的一代人去关注这些问题的时候，会觉得这是一个遥远的、非常个人的东西。整个的饥饿是和我们整个民族的命运、民族的记忆、民族的历史联系起来的，完全不是个人的。它让我们这一代人的文学和思考会和下一代人，甚至和更上一代人完全不同。”⑩当然，阎连科也写过在饥饿面前人性美好的一面，《我与父辈》就表现了在饥饿状态中亲情的美好。但是，“仓廪足而知礼节”，人只有在温饱解决了之后，才能想到人性、良知、责任等形而上的问题。而一旦饥饿超出了生理的忍受极限，那就是你死我活的战争。在绝对的饥饿面前人性是低贱的，甚至是泯灭的。生理创伤、精神创伤和文化创伤一直伴随着民族的成长和国家的发展，成为我们历史上的一个个疤痕。

伤痕文学等虽然对“土改”“反右”“三年自然灾害”“文革”等题材都有所涉及，但是诸多作品在审美品质上往往流于粗糙和肤浅。显然这种文学现象的产生源于这些作品术语对意识形态的依附，或者说意识形态对文学的规训。部分这类作品常常不能从人性的角度反思历史，缺乏我们作为一个民族的一分子，作为历史存在的一分子对这种非人的历史应该承担的勇气和责任。人们往往将这种反思背后的罪感悬置。即使像巴金的《随想录》那样能诚恳反省自身、思考历史的作品也不多。阎连科总是能够直面惨烈的苦难现实，介入当下，使得小说具有强烈的现实感。他往往将小说丰富的内容置入逼仄的历史时空，让人物在独立自足的时空里激情上演各种人生悲喜剧，让深重的小说意义依附在这些看似极不相称的生命上，通过人物荒诞不经的命运折射复杂的历史。环境的独立、人物的变形、情节的荒诞、语言的奇崛，使得他的小说始终具有一种寓言色彩。而《四书》穿越了时空，在历史的沉默与激荡处极端地书写历史暴力，见证历史的喧嚣与创伤，在拒绝遗忘中寻找新的可能。

①[奥]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引论》，高觉敷译，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216页。

②蔡丽：《“文革”叙述中的暴力、情爱与历史认知》，见王德威主编：《想象的本邦——现代文学十五论》，台北麦田出版社、城邦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5年版，第231—232页。

③王德威：《革命时代的爱与死——论阎连科的小说》，《当代作家评论》2007年第5期。

④阎连科：《四书》，台北麦田出版社2011年版。

⑤阎连科：《发现小说》，《当代作家评论》2011年第2期。

⑥[法]米歇尔·福柯：《规训与惩罚》，刘北成、杨远婴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年版，第8页。

⑦阎连科：《发现小说》，《当代作家评论》2011年第2期。

⑧杨继绳：《墓碑——中国六十年代大饥荒纪实》（下），（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2008年版，第904页。

⑨阎连科、学昕：《写作，是对土地与民间的信仰》，见阎连科：《阎连科文集——感谢祈祷》，人民日报出版社2007年版，第364页。

⑩阎连科：《饥饿是我们一代人的记忆》，http://www.bjnews. com.cn/book/2012/12/01/236749.html.

作者：陈国和，文学博士，美国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访问学者，湖北科技学院人文与传媒学院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现当代文学与文化。

编辑：郭子君E-mail:guozijun0823@163.com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乡村小说视域下的当代农村土地制度变迁书写研究（编号为11YJC751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