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丽军［韩山师范学院中文系，广东潮州521041］

“骗子”的功用
——也谈《皇帝的新装》对民间故事的继承与创新

⊙冯丽军［韩山师范学院中文系，广东潮州521041］

安徒生的童话作品中，很多是借用和改写民间故事而形成的，这些来自民间的故事和童话，经过安徒生富有创造性的改写，无论是在思想深度上，还是在艺术技巧上，都更具有了生命力。本文试图从分析《皇帝的新装》中“骗子”的性格特征入手，分析安徒生对民间故事的继承与创新。

《皇帝的新装》民间故事“骗子”

安徒生的童话作品中，很多是借用和改写民间故事而形成的，如《打火匣》《小克劳斯与大克劳斯》《豌豆上的公主》《旅伴》《皇帝的新装》《野天鹅》《飞箱》等。这些来自民间的故事和童话，经过安徒生富有创造性的改写，无论是在思想深度上，还是在艺术技巧上，都更具有了生命力。安徒生对民间故事的这种借用也引起了研究者们的注意，如丹麦的奔特·霍尔伯克发表了《安徒生对民间故事的运用》一文，我国的陈宜安发表了《〈野天鹅〉对民间故事的继承与超越》《从〈皇帝的新装〉看安徒生童话对民间故事的继承与创新》，唐池子发表了《重新寻找安徒生童话的源头——〈海的女儿〉来自对〈温婷娜〉的传承和创新》等文章。但这些研究由于受“AT分类法“的影响，研究者会更多地关注故事内容本身，而对故事中的人物特征则关注不够。民间文艺理论家刘魁立先生认为，对民间故事的研究“固然都不可能脱离开情节而单独地、抽象地存在，但是关于情节的研究绝不应该、也绝不能代替对于蕴含于情节之中的其他因素的分析和研究”。因此，本文试图从分析《皇帝的新装》中“骗子”的性格特征入手，分析安徒生对民间故事的继承与创新。

一、对民间故事的继承

安徒生在1837年出版的第二本童话集的序言中谈到了《皇帝的新装》的材料来源：“《皇帝的新装》原是一个西班牙的故事，我们得有这篇里那些有趣的概念，不得不感谢满诺尔公爵。”满诺尔公爵编辑的西班牙故事集《卢堪尔诺伯爵》中的第七篇记载了国王被三个骗子所骗的故事，安徒生承认受此故事的启发创作了《皇帝的新装》。由此可见，安徒生是对民间故事有所继承的。与《皇帝的新装》故事类型相似的民间故事在世界其他国家和民族也是普遍存在的，如美国的《两个老妇打赌》、印度的《上帝的织工》中也都写到了“骗子”用织“莫须有”的布来骗别人的情节。但就《皇帝的新装》中两个“骗子”活灵活现的描写来看，我认为，安徒生只是借用了西班牙民间故事的外壳，而真正吸收的却是法国民间故事的精髓。

众所周知，安徒生是在吸收德国的格林童话、法国佩洛的民间童话基础上开始从事自己的童话创作的。但有研究表明，德国的格林童话实际上也是带着法国血缘的。这也就是说,安徒生的童话创作归根到底是受法国民间童话影响的。从事比较民间故事的研究者认为，民间故事的传播方向通常是由文化较高者向较低者传播的。而自从民间故事产生的中世纪以来，法国文化在欧洲一直处于领风气之先的地位，作为强势文化，它对欧洲其他各国文化的渗透和影响是不言而喻的。法国民间故事的特点是不说教，也不归纳道德命题，而是展露这个世界的无情与危险。法国版本的故事会暗示人们：欺骗在人生的旅途上自有其妙用。所以，在法国民间故事中，国王经常会成为小人物的笑料，比如在《关于猫、公鸡和镰刀的故事》中，三兄弟分别用一只猫、一只公鸡和一把镰刀就欺骗了国王，娶了三个国王的女儿；在《无花果篮》中，伯努瓦骗得国王自愿脱掉裤子，平白挨了一顿鞭打……有人曾经把具有相同组织结构，但版本不同的法国民间故事和德国民间故事进行比较发现，法国的故事倾向于写实、朴拙、黄腔与喜感，德国的故事则偏向超自然、诗意、离奇与暴力。从《皇帝的新装》所透露出来的写实性与幽默感来看，我认为，安徒生的《皇帝的新装》深得法国民间故事的精髓。

二、对民间故事的创新

首先，《皇帝的新装》强化和凸现了两个“骗子”的特征——“骗”。“骗子”抓住了被骗对象的虚荣心理，先是声称能“织出人类所能想到的最美丽的布”，吸引被骗对象的强烈关注。然后，他们抓住人们都有不愿承认自己愚蠢和不称职的普遍心理，用强大的心理压力震慑住了所有来看布的人，使得这场闹剧居然能够顺理成章地演下去。整个故事处处能显示出这两个“骗子”的聪明，他们就像这场戏的总导演一样，掌控着一切。

其次，在描写“骗子”时，安徒生紧紧地抓住了对他们语言和行动的描写。两个“骗子”开始“工作”了，他们一方面煞有介事地在织机上忙碌，另一方面又一再要一些最细的生丝和最好的金子，然后把这些东西都装进了自己的腰包。当皇帝派出老部长去考察织布的进展情况，而诚实的老部长因看不见布料正在进行激烈的思想斗争时，“骗子”开始主动出击了：“嗳，您一点意见也没有吗？”这种问法太聪明了。它是逼着老部长承认了布料的存在，而根本不是在问他能否看见布，这就先发制人地堵住了老部长的嘴，也为堵住后来人的嘴打开了一个缺口。所以，当另一位官员和皇帝相继再来考察织布的进展情况时，“骗子”只需故伎重演，就轻而易举地得到了“每人一个爵士的头衔和一枚可以挂在扣眼上的勋章”，并被封为“御聘织师”。在后面描写到“骗子”裁衣服和给皇帝穿衣服的情节时，安徒生也是着力强调“骗子”语言和行为的动作感，使得童话极具戏剧性和幽默感。

另外，最为重要的是，在“世界民间故事情节类型索引”的AT1620型故事中，西班牙和印度的这类民间故事都写到了“骗子”骗皇帝及大臣，美国的这类民间故事则是写妻子骗丈夫，而安徒生在对这类故事进行再创造时则是石破天惊，他竟然把除了那个说真话的孩子以外的所有成年人，包括老百姓，都囊括在了他的讽刺范围之内。这也就是说，安徒生在这里不仅是要批判皇帝及封建统治阶级，而是要批判整个成人社会。他把批判的矛头指向了普遍人性的弱点，这就使得他的童话具有了其他故事所无可比拟的深刻性和哲理性。

三、“骗子”的功用

其实，把“骗子”当成一个贬义词，反映的只是我们现代人的评判标准。在欧洲的前工业时代，由于受农业技术、战争、瘟疫、饥荒等因素的影响，大多数农民在农村的生活实际上就是一场生存竞争。面对困境，有些处于贫困线以下的农民不得不出外谋生。情况好的可能会成为学徒、工匠等，情况糟的可能就沦为乞丐、骗子。而所谓“骗子”、小偷等这些在社会底层挣扎的小人物，为了生存，他们所能依赖的唯一武器就是以智取胜。“骗”只是他们在那个险恶社会中的一种谋生手段。在《世界民间故事情节类型索引》中，AT1620型故事也被归纳为“关于男人（聪明人）的故事”，这里突出的是对聪明人的赞赏，并无对“骗”的行径的谴责。那么，安徒生在《皇帝的新装》中写“骗子”的真正功用是什么呢？

巴赫金在论述“骗子、小丑、傻瓜在小说中的功用”时曾说过：“这些人物的存在，本身便具有转义而不是直义：他们的外表、他们的所为所说，表现的不是直截了当的意思，而是转义，有时是相反的意思，不可照字面理解；他们是表里不一的……他们的全部功用就归结于外在化（自然不是把自己的生存外在化，而是把所反映的他人生存外在化；其实他们也不再有别样的生存了）。”所以，我认为，安徒生在童话里对“骗子”进行的创造性改写，就使得他笔下的“骗子”已经超越了一般民间故事中“骗子”的简单功用，而是具有了转义。这两个“骗子”的真正功用在于使“他人生存外在化”。在童话中，这个“他人”既包括了皇帝，又包括了那些大臣、骑士，还包括了普通百姓。那么，这些人的生存状态是什么样呢？皇帝昏庸荒唐，不把主要精力放在朝政上，而是虚荣心作怪，整天净想着穿漂亮的衣服去赢得别人的赞赏；大臣们阿谀逢迎，明哲保身，因不愿承认自己的愚蠢和不称职而不敢承认自己看不见布。等皇帝亲临现场去看织布的实际情况时，这些臣子们又推波助澜，随声附和，使得皇帝更坚定地以为有这种布的存在。更有深意的是，童话中还多次提到，“全城的人都听说这织品有一种多么神奇的力量。所以大家也都渴望借这个机会来测验一下：他们的邻人究竟有多么笨，或者有多么傻”，“城里所有的人都在谈论着这美丽的布料”。“站在街上和窗子里的人都说：‘乖乖！皇上的新装真是漂亮！他上衣下面的后裙是多么美丽！这件衣服真合他的身材！’”人们都不愿意承认自己是愚蠢的，同时又希冀看到别人的愚蠢；每个人都不敢相信自己的判断，同时又盲目相信别人，人云亦云，随波逐流。所以，安徒生所要批判的不仅是统治阶层，更是要批判普遍的人性。成年人已被社会这个大染缸浸染得虚伪、自私、盲从，这是人性的普遍弱点。也正因为安徒生作品的批评指向是针对普遍人性的，所以他的作品才能在问世百多年来跨越时空，而且使人们常读常新。

“骗子”形象的描写既抒发了作者对小人物的同情，表达了小人物的一种心理宣泄，更重要的是能使“他人生存外在化”，进而表现作者对人性弱点的批判。所以，“骗子”一角的妙用，使得安徒生的作品具有了比一般民间故事更深的哲理性和深刻性。

[1]刘魁立.世界各国民间故事类型索引述评[J].民间文学论坛（创刊号）.

[2]张友松译.安徒生童话的来源和系统[J].小说月报，1925（9）.

[3][美]斯蒂·汤普森.世界民间故事分类学[M].郑海译.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1：7.

[4]石琴娥.北欧文学史[M].南京：译林出版社，2005：190.

[5]叶君健译.安徒生童话和故事选[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72.

[6]巴赫金.小说理论[M].白春仁，晓河译.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354—355.

作者：冯丽军，韩山师范学院中文系副教授。

编辑：赵斌E-mail:mzxszb@126.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