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嘉佑

（黄山学院 文学院，安徽 黄山 245041）

屠格涅夫是个天生的多梦者，他一生做了无数个梦，用他自己的话来说，他几乎天天夜里做梦，简直可以说无梦不成寐。世上多梦者比比皆是，但问题是，作为一个无神论者，屠格涅夫恰恰特别相信梦，把梦紧紧与现实生活密切联系起来，把梦中所见当作未知世事的预示，甚至把梦当作创作的源泉之一。在友人圈里他常常绘声绘色地、津津乐道地讲述他在梦中所见所闻，有的梦听来甚至令人毛骨悚然。随着年龄的增长和暮年的到来，加之重病缠身和困扰，晚年的屠格涅夫更是夜夜有梦，就连白天只要闭上眼睛便有梦，而且常常是死亡之梦和末日之梦，他的散文诗《老婆子》和《世界末日》就是典型的梦之所得。显然，他的梦大多给人以强烈的悲观主义之感。

纵观屠格涅夫一生的整体文学创作，他把诸多美梦和恶梦都写进自己的文学作品，他的每一部大作无不有梦，简直就是无梦不成书。据俄罗斯屠格涅夫研究专家В·Н·托波罗夫的统计，屠格涅夫的文学创作中共写有六十余个梦之作[1]。细心的读者不会忘记，《前夜》中叶莲娜梦见英萨罗夫的死亡；《父与子》中巴扎洛夫梦见自己的死亡；他的《幽灵》几乎就是梦幻作品，通篇充斥着梦幻色彩；他的短篇小说《梦》干脆赤裸裸地大谈梦之己见，他这样写道：“我几乎夜夜做梦，……有些梦还不断重复，让我觉得奇怪和诧异……我忘不了这些梦，并赋予它们某种意义，极力猜想它们的神秘之处，并认为它们是某种预兆”[2]。俄国文学批评家Б·К·扎伊采夫深中肯綮地指出：“还是很久以前，年轻而又幸福的屠格涅夫在库尔塔维涅时就体验着神秘且又可怕的感受，他仿佛透过平常的世界来认知自我和另一个奥秘而又不祥的世界。他一会儿在星空中，一会儿在夜声中，一会儿在睡梦中感悟这个世界，梦在他一生中永远都意义非凡。他对待梦真可谓非同一般”（转引自托波罗夫《奇特的屠格涅夫》，莫斯科，俄罗斯国立人文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127页）。

毋庸置疑，屠格涅夫晚年更是频频地把自己的梦写进他的《散文诗》，其中除了两首（《世界末日》和《奇遇》）标有“梦”的副标题以外，还有很多名篇显然也都是梦幻之作，只不过在他的生前好友安年科夫的建议下删去了“梦”这一副标题。或许，安年科夫提得对，否则，他的《散文诗》接二连三地拿梦说事，这就不可避免地给人以虚幻之感，其结果必然是，《散文诗》的思想性和艺术性都将大打折扣。

显然，梦不仅在屠格涅夫的一生中，而且在他的文学创作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他的收笔之作《散文诗》也不例外。不过，好在《散文诗》中诗人不再仅仅说梦，而是通过夜间所梦来折射白天所思所想的人生哲理，诗中故事本身虽不可信，但人生奥秘及个中道理却寓于其中。聪慧的读者不仅能够从中欣赏到他作为艺术家的艺术魅力，更能领略到他作为思想家的哲理启迪。然而，长期以来，无论在俄罗斯，还是在俄罗斯境外，尤其在我国，研究者们对《散文诗》的探讨大多停留在诗学和艺术层面上，即便是对其哲理性探讨也只是停留在少数篇目上。这无疑是个不小的缺憾。既然《散文诗》中存有诸多梦幻诗篇，而且诗人又如此看重其中的“某种意义”和“某种预兆”，我们是否应该加以认真阅读并在可能的情形下对其加以解析，以便准确地感悟这位天才梦者的人生哲理。为便于理解和驾驭起见，笔者精心选出《老婆子》《大自然》《对手》《世界末日》《昆虫》《基督》《奇遇》和《蔚蓝的王国》（《门槛》当然也是其经典之作，但因于《门槛》之我见已单独发表而略去，参见《俄罗斯文艺》2013年第1期《朦胧的〈门槛〉，尴尬的误读——重读〈门槛〉》）等，并逐一加以解析和鉴赏，以飨读者。

《老婆子》写于1878年2月，时值屠格涅夫步入花甲之年。这年二月他开始创作散文诗，一连写了9首散文诗，《老婆子》就是其中一首。暮年时分，老朽已至，屠格涅夫对此心知肚明，大作未敢构想，只以散文诗渐渐收笔，并以“暮年”命题。“暮年”对他来说意味着死亡的逼近，那个梦中缠绕他多年的老年“妇女”（屠氏经常谈到的梦中女人）又一次造访他，所不同的是这次“她”决意带他走。好在这仅仅是场梦，现实中的屠格涅夫并没有随“她”而去，他离大限还有五年之久。

说是梦，但读者未见“梦”这一副标题，原来是首次刊出时诗人采纳П·В·安年科夫的建议删去了这一副标题。显然，这里以“梦”为题无异于“画蛇添足”，因为这样的场景只有梦中才能见到，况且它的确是真梦，诗人生前好友德国批评家路德维希·皮奇亲耳聆听过屠氏的讲述，他后来回忆道：“有一年夏天，在柏林，晚上他和尤里安·施密德和我呆在一起时，给我们讲述了这个梦。我们出了一身冷汗。当时，我把我所听到的这个故事记录下来，并以《梦》为题把它发表在《西里西亚报》的小品栏内”[3]。

这真是一个叫人无奈的、耐人寻味的梦，诗人用它来告诉我们一个真理：死亡的必然性，无论你怎么逃跑，无论你如何欺骗都逃脱不了死神的追踪，大限已至，坟墓在即；耐人寻味的是，在诗人笔下死神居然是个子矮小，弯腰驼背，满脸皱纹，脸色蜡黄的老婆子。这不禁让我们想起他的《NE⁃CESSITAS，VIS，LIBERTAS》（拉丁语：必然、力量、自由）和《大自然》两首诗篇中的老婆子，前者中的“NECESSITAS”是位个子高高，瘦骨嶙峋的老婆子，后者中的女人就是大自然本身。细心的读者大概不会忘记，也就是在同年四月他还写就了《最后的会见》一诗，诗中刻画了“一个高大、文静的白衣女人——死神”。可见，他笔下这些“女人”个个都握有生杀大权，掌控着人的命运，她们都是些命运之神，死亡之神。

《大自然》与《老婆子》同出一辙，诗人在全诗开篇就写自己梦见神殿中央坐着一位神态庄重的女人，这个女人不是别人，恰恰是大自然本身，她正在考虑的不是给予人类厚爱，而是给予跳蚤腿部力量。诗人对此难以理解，指责大自然对人类如此冷漠。这一主题思想无疑是受普希金的影响，而且时下欧洲一些诗人也正在讨论这一问题，如，意大利诗人贾·莱奥帕尔迪的诗歌对话，法国诗人的路·阿克曼的《大自然致人》和《人致大自然》两首诗等，屠格涅夫为回应他们重又表达了自己的这一思想[4]665。如果说，《老婆子》一诗对个人来说令人无可奈何，那么，《大自然》一诗对人类来说则令人大失所望。照屠格涅夫所见，人类原本造就于大自然，人类应当得到大自然的偏爱，但是，大自然却不这样认为，她把人类和其它生物作同等看待。屠氏这一见解是客观正确的，既然人类和所有生物都来自于大自然，那就应当受到同等待遇。不过，屠氏的自然观未免充斥着悲观主义色彩。

由此，我们不难发现，屠格涅夫的人生观和自然观始终充满矛盾，人生有限，自然无限，自然至高无上，在整个宇宙中占据绝对统治地位，而且她对万物一视同仁，没有高低之分。也莫想自然的特别恩赐，人生永远不可超越自然，由此，他构成人生与自然的精神“死结”，在哲学上，作为一个基本唯物主义者，他一方面清楚地认识到大自然是个物质实体，作为“万物之母”，大自然之所以不偏不倚地善待万物，是因为她不可能有意识地偏爱人类，另一方面，作为一个无神论者，在失去上帝的同时，他热爱大自然，崇拜大自然，把大自然奉为神灵，希冀大自然给予人类更多的关爱。他明知大自然不可为之，却偏偏梦寐以求，这是他的不幸，也是他的精神误区，正如他小时候得不到父爱时，希望得到更多的母爱，然而他的母亲却要比父亲更为严厉，从小到大被牢牢地掌控在母亲手中，甚至身心在外（在德国留学期间）也还是自由不得，正如他在《NECESSITAS，VIS，LIBERTAS》一诗中所写，自由（LIBERTAS，小女孩）永远无法摆脱必然（老婆子）的控制。在他看来，这无异于人类不可避免地受制于大自然。在他的哲学观念中始终成立一个等式：大自然=母亲=女人=命运。“女人”牵制他一辈子，使他终身未娶，这个“女人”早年是他母亲，后来则是他的苦恋大半辈子未果的维阿尔多。女人是他除了诗歌以外的最爱，也是他的灾星，他爱过许多女人，正果未成，反而连做梦都害怕她们。大自然、母亲、女人统统让他大失所望。

《对手》与《老婆子》写于同年同月，是这一时期9首诗篇当中的两首梦之作。《对手》虽未以“梦”标识，但梦幻形式不言自喻，非梦似梦。这是一首旷日持久的关于来世思想的宗教论争之诗，昔日的“对手”死在诗人之前，为了兑现诺言，生前失败的他一天夜里趁诗人不眠之时来讨个说法，要个答案，结果在诗人的反问下落败而逃。但“对手”究竟是谁？至今研究者们仍未给出准确答案，他应该是40年代屠氏的大学同学。其实，对手是谁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诗人的胜利，无论是地狱之苦还是天堂之乐都改变不了他的坚定信念。

《世界末日》写于1878年3月，时逢全欧洲都在流传和讨论“世界末日说”。19世纪中叶，俄罗斯思想界和文学界对此也是议论纷纷，各种见解频频出现，就连画家们也精心创作有关这一传说的油画，如，А·В·季莫菲耶夫的《末日》、В·С·毕巧林的长诗《死亡之歌》、赫尔岑的诗句等等，屠格涅夫当然不会充耳不闻，并且不止一次地大加欣赏名家的油画。其实，他早在1843年就写下《末日》一诗，只不过该诗写的是一个行将就木的老人回到故乡等待末日的到来。几乎在屠格涅夫创作《世界末日》的同时，А·А·费特也在加紧创作题为《永远》的同类主题诗。可见，屠格涅夫对此也是有感而发的。

从玛雅人到《圣经》，再到21世纪的今天一直在流传“世界末日说”，好在玛雅人计算出的这一天已经过去，而世界依然完好存在。然而，令人不可思议的是，屠格涅夫居然听信并鼓吹谬论。不过，既然是文学作品，更何况是梦幻（以“梦”为标题）之作，何尝不可另当别论。诗人写自己梦见世界毁灭的过程，表明他日有所思，他所思考的正是他所担心的，这又表明他对世界有否末日的关注。作为一个唯物论者，他的思考和担心并非多余，恰恰更值得世人思考：我们应该如何保护地球和自然。阅读和思考之余，我们是否应该从中受到启发：地球是唯一的，自然资源是有限的，当我们无视地球的承受力，无限开发其自然资源，世界末日将不可避免。切莫以为“世界末日说”是谬论，世人便可以肆意践踏自然与世界，两次世界大战的灾难，今天的核武器和化学武器仍在威胁着世界和平，没有和平和没有人类的世界将不成为真正的世界。这便是诗人潜移默化地告诉我们的真理。

《昆虫》一诗让屠格涅夫深感棘手，他将“梦”的副标题删了又加，加了又删，不知何难所在。明明是梦中所见，却偏偏以现身说法来加以描述和渲染，莫非诗人刻意要给世人以警示？答案还是让读者自己寻找吧。此处昆虫非虫也，原来是死神的化身，它蛰谁谁毙命，诗中那位白净的年轻人死于非命。全诗读来着实令人恐惧，不禁给人以悲观和绝望之感。小小昆虫不费吹灰之力便夺去一个年轻的生命，相比之下，生命如此脆弱，个人如此渺小，人生如梦，而梦又是如此令人生畏。然而，梦毕竟不是现实，人类代代相传，无论死神多么强大，终究不可灭绝人类。这也许是读者应该从中领悟的。

《基督》一诗写于1878年年底，也就是在这一年2月，巴黎举办了一场规模盛大的世界雕塑展览，屠格涅夫亲临这次展览，并对М·М·安托克利斯基的作品《人民法庭前的基督》大加赞赏，他在致安年科夫的信中这样写道：“很久以来，没有一件艺术作品使我受到如此强烈的震撼，这绝对是件天才之作”[4]664。安托克利斯基的雕像，用他自己的话说，力求使基督尽可能“朴素、随和、平民化”。也许，正是这一点深深打动了诗人，并且这一形象长期萦绕在诗人脑海里。

然而，作为一个无神论者，屠格涅夫对基督抱以极大关注，这似乎让人匪夷所思，不过，仔细想想也在情理之中，时下不仅俄罗斯，而且全世界的哲学家和历史学家都在热烈讨论基督，如，德国始作俑者大卫·施特劳斯的《基督传》、法国历史学家J·E·列南同名著作等一反传统观点，极力主张描写基督的真实传纪。在俄国，陀思妥耶夫斯基早些时候也写过基督，如，他的《圣诞树上基督身边的小男孩》（1876），步随其后的还有托尔斯泰和H·C·列斯科夫（《基督在农家做客》）等，屠格涅夫对他们笔下的基督形象十分熟悉，并深谙当时学界的争论，也正是在他们的影响下创作出我们今天所看到的他笔下的基督形象——平民基督：“我又似乎觉得，跟我站在一排的正是基督……直到这时我才明白，只有这样的脸——跟所有人的脸酷似的脸，才是基督的脸”[5]92。基督是上帝的使者，诗人将他平民化，并使之与人民大众打成一片。在诗人看来，只有这样的基督才会受到人民的欢迎和认同。由此可见，屠格涅夫的这一思想正是建立在他的唯物论和无神论的基础之上，他笔下的基督不是无形的，而是有血有肉的，他来自于人民，存在于百姓之中，俄国人民需要的正是这样的基督。

《基督》一诗原本在手稿中以“梦”作为副标题，只是在发表时听从安年科夫的建议删去这一副标题，删之有理，理在何处，读者自有独到见解。

《奇遇》写于1878年2月，它在屠格涅夫散文诗系列“梦”的构思草稿单中列为“梦之一”，誊稿时又在标题边上注上“用于中篇小说”，它就是发表于1883年元月的《克拉拉·密里奇》（又名《死后》[4]671）。一诗两用，可见作者“别有用心”。

全诗以叙事手法描述诗人梦中邂逅已故女友的亡灵，为了一睹她那迷人的双眸诗人紧追不舍，并在她的驱使下和她一起躺在墓石上动弹不得。几年之后（1882年）诗人稍加修改又把此梦写进《克拉拉·密里奇》中。如果单独从散文诗本身来看，活人与亡灵梦中相遇常见不过，但与中篇联系起来看，此梦意义则非同一般。在中篇里小说家借助此梦强调的是活人与亡灵的交流和某种神秘关系，并以此来证明爱情可以战胜死亡，阴阳两界的爱情与亲情关系永远藕断丝连，这让我们想起作家早些时候创作的中短篇小说《浮士德》与《梦》，它们在主题上的一致性或多或少说明晚年的屠格涅夫越来越关注这种神秘主义哲学，当然这与他早年的唯心主义思想根源有着密切关系。

《蔚蓝的王国》一诗草稿中以“梦”作副标题，同样在安年科夫的建议下被删去，其准确的写作时间应该是1879年6月，后在校稿时改为1878年6月[4]657，即使不是因于笔误，前后一年无关紧要。

无神论者屠格涅夫不信天国，但他有自己心目中的王国。作为一个宿命论者，他终于描绘出一派歌舞升平的极乐世界，这不能不令人刮目相看。这里充满了阳光和欢乐，洋溢着幸福与爱情，长尾鸟在天空中翱翔，花瓣在海面上飘荡，蔚蓝的天空，蔚蓝的大海，到处是莺歌燕舞，到处是欢声笑语，构成一个蔚蓝的王国。这里没有暮年，只有青春，没有苦难，只有幸福。展现在读者眼前的是，一叶轻舟满载着年轻人划向“理想王国”。

其实，这个梦正是年轻的屠格涅夫梦寐以求的，他早在1855年初发表的题为《雅科夫·帕森科夫》的中篇小说中就让主人公帕森科夫临终前以撒梦呓的形式描绘出自己的心中理想王国：“蔚蓝、光明、青春和幸福……你看，这是什么？大海……金黄色的大海，海上有蓝色的小岛，大理石砌成的庙宇，还有棕榈树、熏香……”[4]657无疑，两个梦同出一人，一脉相承，如此相似，如此美丽，无怪乎暮年的屠格涅夫旧梦难忘，又添新梦。

新梦何源？俄国历史学家И·М·格列夫斯认为，屠格涅夫的《蔚蓝的王国》一诗与但丁早年致吉多·卡瓦坎蒂的十四行诗遥相呼应[6]，诗中但丁所要表达的正是携同友人和恋人们荡起小船驶向蔚蓝的大海的愿望。格列夫斯这一猜想不无道理，因为屠格涅夫在全诗结尾处这样写道：“而她，我们每个人都爱着的那个女人，就在这儿……虽然看不见她，但她却近在身旁。再过片刻，她的双眸就会闪闪发光，她的微笑就会有如鲜花怒放……她的手就会拉着你的手，把你引入永恒的天堂!”[5]72她究竟是谁？当我们回忆起但丁的《神曲》结尾时，就会自然联想到那位受上帝派遣前来迎接诗人进入天堂的使者，也就是诗人的生前女友贝亚特里奇。然而，这里值得一提的是，屠氏笔下的天堂与但丁笔下的天堂不可相提并论，屠氏心目中的天堂无疑是指他向往已久的自由王国。

《蔚蓝的王国》是屠氏散文诗中的经典作品之一，后被收于各种诗集，在俄罗斯家喻户晓，妇孺皆知。1904年由俄国作曲家A·C·阿连斯基配乐，至今仍在各大场合以配乐诗朗诵的形式经久传颂。

屠格涅夫《散文诗》中的“梦”之作恰到好处地把内容与形式统一其起来，从内容上看，“梦”是其所思所想，是其深邃哲理思考的结晶；从形式上看，“梦”又是其擅长的艺术表现。“梦”的内容本身不可信，可信的是潜藏其间的点滴内在思想，而“梦”的形式本身则为散文诗增添诸多艺术魅力。

[1]托波罗夫.奇特的屠格涅夫[M].莫斯科：俄罗斯国立人文大学出版社，1998：138.

[2]屠格涅夫全集:第11卷[M].莫斯科—列宁格勒：科学出版社，1967：271.

[3]外国批评家论屠格涅夫[M].圣彼得堡，1884：178.

[4]屠格涅夫全集：第13卷[M].莫斯科—列宁格勒：科学出版社，1967.

[5]屠格涅夫散文诗集[M].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2002.

[6]格列夫斯.屠格涅夫与意大利[M].列宁格勒：列宁格勒出版社，1925：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