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德兵

（皖西学院 文化与传媒学院，安徽 六安 237012）

宇文所安，本名Stephen Owen（斯蒂芬·欧文），1972年获美国耶鲁大学东亚系博士学位，随即执教耶鲁大学。二十年后转至哈佛大学任教。他是美国学者中以汉学研究而获此殊荣的极少数“中国通”之一，本着自身极为丰厚的西方文化根基和对文学艺术独慧的理解力和鉴赏力，对中国传统文化与文学进行了深入细致的研究，其理论解析独妙、学问造诣高超，尤其是以西方文论为背景对中国文论的洞察和阐释，促进了彼此间的对话与交流。其汉学著述丰厚，如《初唐诗》《盛唐诗》《追忆》《迷楼》及《他山的石头记》等已被译介到中国。而《中国文论：英译与评论》①是一部集中国经典文论的英文翻译、详尽评述与精细注解于一体的中英文对照本，也是迄今为止域外汉学界为数不多的全面涉及中国文论最为集中的一本极具学术参考价值的综合性研究著作，在西方汉学界影响深远。国内学术界也给予了极大的关注，就像乐黛云先生在本书序言中所说的那样：他创造了既有别于刘若愚“按西方的框架”将中国文学理论分割为几大块“再选择若干原始文本分别举例加以说明”法和魏世德所著《论诗诗：元好问的文学批评》“从一个人的著作一直追溯到诗歌和文学讨论的源头”法，又不同于余宝琳所著《中国传统的意象阅读》“选择一个核心问题，广泛联系各种文论来进行深入讨论”法的第四种方法，即“通过文本来讲述文学思想”而“将貌似互不相关的文本连贯起来”。其讲述采用了“一段原文(中文)，一段译文(英文)，然后是对该段文字逐字逐句地解说(不是概说)和对所涉及问题的评述”的统一形式，“这就轻而易举地真正做到了从文本出发，根本改变了过去从文本‘抽取’观念，以至排除大量与‘观念’不完全吻合的极其生动丰富的文本现实的错漏，并使产生文本的语境，长期被遮蔽的某些文本的特殊内容，甚至作者试图弥缝的某些裂隙都生动地呈现在读者眼前。”[1]2可见，“此书本身就是一个中西文论双向阐发、互见、互识，互相照亮的极好范例。”[1]5

近年来，对宇文所安《中国文论：英译与评论》的研究，大多关注其中西诗学比较、文论翻译等宏观研究和《诗大序》《文心雕龙》以及《典论·论文》等微观研究。研究他的诗话，也是侧重于系统性较强的《沧浪诗话》和《原诗》研究等。①此研究成果相关的论文有：徐志啸《<中国文论:英译与评论>的比较诗学价值》，东方丛刊，2009年第1期。张秀仿《宇文所安<中国文论选读>的研究型翻译解析》，新西部，2008年第3期。邹涛《他者的视角:西方中国文论研究——以宇文所安的<中国文论:英译与评论>为例》，中外文化与文论，2009年第1期。李特夫、李国林《辨义·表达·风格——<诗大序>宇译本分析》，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学报，2004年第1期。朱军《宇文所安<文心雕龙>译文赏析》，经济研究导刊，2009年第18期。刘蓓蓓《以<典论·论文>为例看宇文所安中国文论的翻译局限》，商业文化，2007年第7期。宫水晶《阐释的差异：宇文所安与郭绍虞<沧浪诗话>研究之比较》，四川外语学院2011年硕士论文。在该著中，中国诗话研究尤为突出。总共十一章的文论选文，就有四章涉及诗话体裁，如欧阳修的《六一诗话》、严羽的《沧浪诗话》、王夫之的《夕堂永日绪论》和叶燮的《原诗》。其中北宋欧阳修的《六一诗话》是我国古代第一部以“诗话”为题的笔记体的诗歌批评著作，它开创了“诗话”这种“以资闲谈”式体裁的新纪元，为宋代及其后的诗话繁荣起到了很好的铺垫与垂范作用。“对于欧阳修的《诗话》，如果仅仅停留于详细的字词句的解说，则是对其真正旨趣的学术逃避。不论文本蕴涵着什么样的‘观念’(idem)，这些观念皆与每一文本的不同特性密不可分。正是出于这种考虑，我才选择了解说的形式，而不是概说式的论述形式。”[1]12可见宇文所安对第一部诗话的创造性解说，在诗话研究中具有广泛的代表性。

就国内学者对《六一诗话》的研究现状看，也只是涉及其诗学思想、比较研究、写作动机及考论等方面的内容②祝良文《论<六一诗话>的诗学思想》，齐齐哈尔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3期。宫臻祥《论<六一诗话>的贡献及特色》，湖北函授大学学报，2011年第6期。马金科《<六一诗话>与高丽诗话<破闲集>之比较》，延边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2年第4期。王海英《论诗话“闲谈”性与“零乱”性的真正意义——以<六一诗话>为例》，云梦学刊，2000年第6期。，很少关注宇文所安对中国第一部诗话的研究。在研究方法上，也缺乏西方汉学家所独有的文本精心分析与概念术语阐释相结合的研究思路，这也是中国学者文论研究方法论上的缺失所在。为此，笔者以《六一诗话》为例，从三个方面来探讨宇文所安从跨文化的视野对该诗话的创造性解说，即：一是在文类辨异中凸显其诗话的特征；二是在文本细读中品味其美学意蕴；三是在范畴阐释中挖掘其理论精髓。笔者试图透过宇文所安的“诗话”跨文化研究，窥见中西文论研究在概念范畴解析及理论阐释上的差异，从而拓展西方的中国文论研究“他者”视野，打通中西文论研究的对话与交流机制，以促进中西文论的跨文化对话交流与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转型。

一、在文类辨异中凸显诗话之特征

在《中国文论：英译与评论》中“第七章 诗话”开篇，宇文所安便站在中国文论史的制高点，鸟瞰具有中国特色的“诗话”形态产生与发展的整个历史变迁。他指出，“诗话”最初是一种口头社交的话语形式，后来才变成书面形式。它记录了口头创作与社交场合的情况，或者试图再现对这些场合的印象和情状。从八世纪晚期以来，文坛上出现了某种固定的社交盛会，文学家们聚在一起，探讨诗歌的妙处，谈论文章轶事，为诗人们提出建议并描述诗人的风格。这种文学聚会还蔓延到宋代更广阔的文学社会群体之中，并不断发展。许多早期诗话以及后来出现的一些最好的诗话皆以轶事和对诗歌的口头评论为基础，如欧阳修的《六一诗话》就回忆和记录了对诗歌的口头评论，往往带有一种和缓忧伤的语调。后世许多诗话中的那种感情用事的“文学争吵”也是从该传统中派生出来的。总之，最初的诗话追求直接的风格。然而随着诗话文类的确立及其发展，它的口头性和社交性大大降低，系统性逐渐加强，如《沧浪诗话》和《原诗》就是如此。

具体到《六一诗话》的定位问题，宇文所安首先进行分类，即把中国的文学理论与文学批评分为高级和低级两种形式，把“诗话”定位于“既不像诗歌技法手法那样‘低级’，也不像正式散文那样‘高级’”的一种以“非正式散文”为特征的文类。[1]395在此基础上，又把出自欧阳修之手的第一部《诗话》放在“非正式散文”这一特殊的位置上，描述其以“轶事、对诗歌的见解以及朋友之间的话旧与讨论”为主要内容的“与众不同的”“并带有精心安排的悠然自得、独一无二的魅力和权威性”的宋代出现的“非正式散文”文体形式。“正如其名称‘非正式’所暗示的，这类文论的轻松、非正式、即兴等特性正是它被赏识之处。”[1]9这是第一部诗话文类的特殊性；诗话第一人欧阳修也很特殊，他既是“非正式散文的第一位大师，也是当时创作‘高级’散文的主要代表”。宇文所安接着追问“为何不是《文心雕龙》而是欧阳修的《六一诗话》成为中国文学话语的主导模式”时，他把欧阳修与刘勰、严羽作了鲜明的对比：刘勰是因系统性和体系性都很强的“专题论文”《文心雕龙》而出名，严羽则只能在“大喊大叫”做低俗的表演，而早已是“大师”的欧阳修则因片言只语的《诗话》更能凸显其强烈的个性和“伟大的欧阳修的言语”。宇文所安还把《诗话》放在儒家经典《论语》的语境中显示其“在中国文学理论中占据了这么重要的位置”。所谓诗话的“非正式”性（即“只言片语”式的而又随意性的非体系化的），就在于它“以轶事和对诗歌的口头评论为基础”“追求直接的风格”，即“闲适之风”。这样既排除了像刘勰的《文心雕龙》和钟嵘的《诗品》一类的“正式”性批评话语，也划清了与严羽的《沧浪诗话》南宋一类较有体系化的不太“本色”诗话的界限，从而凸显了欧阳修式的诗话特征。这是作为一个学贯中西的汉学家宇文所安所独有的比较诗学的方法。西方文论家总是喜欢把一个术语或概念界定清楚，显示它严密的逻辑性。可是这种思维方式遇到中国的文论就为难了，但在宇文所安的眼里，总能以超乎寻常的智慧去实现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这是值得我们借鉴的。

二、在文本细读中品味其美学意蕴

宇文所安在翻译和解读《六一诗话》的时候，并非按照文本的顺序进行，而是根据自己对文本的解读作了一些必要调整。他认为：“《六一诗话》的条目编排顺序虽然表面看起来很随意，但也经常起到‘强化主题’的作用。在翻译的时候，我把原来的顺序做了一些调整”。他说的“主题”就是统论每则条目且与其他条目之间存在某种逻辑关系的关键词，如第七则主题即梅尧臣声名的毁誉与第四、五则梅尧臣声名确立的主题有因果关系。“确定的因果次序在汉语中本来是暗含的，而我却把它直白地展示在英译中”[1]5。他解释道：“这一条与前一条确立了梅尧臣的声名。梅尧臣下一次出现是在第七则(前文已经翻译过了)，在那里，梅尧臣的声名受到了损害。这样，第7条的主题即声名的毁与誉就照应了上面的条目。”原来他是“希望从‘诗话’这个文类中看到”所发现的“思想风格(style of thought)”，于是便按照自己的逻辑调整了顺序以照应主题，从中我们也可以看到宇文所安为什么从28则条目中只挑选了18则并重新排列为7、4、5、6、2、8、9、10、11、12、13、15、18、19、20、21、22、24的次序来显示“该文类最初的风格趣味”。

接着，宇文所安根据自己对文本的判断，采取不同的解读方式，对不同的文本进行阐释时他十分重视其关键词语与文本相结合，通过对词语内涵的多重阐释，来发掘文本内在的美学意蕴。比如：第七条“声名的毁与誉”和“文学作品的散失以及作家被彻底遗忘”；第四条“诗境”（即“诗景的构成原料与河豚羹的配料之间的关系”）与“率意”（即“他<梅尧臣>的‘率直’来自于长期对‘闲远古淡’的有‘意’追求。”）；第五条梅尧臣诗歌的“行远”与“流长”；第六条“琐碎的轶事”（如“有趣的笑话”）与“记忆的随机性”（即“偶然想到的”）相吻合。以上这四条构成了“嘲戏与评价（即“刘敞的戏言损害了梅尧臣的声名”）——评价得当问题（即梅尧臣的诗歌因“闲远古淡”“率意”而“行远”“流长”）——戏谑（即嘲笑、戏弄别人者反被对方戏弄、轻视而诗歌被遗忘）”这样看似随意散漫，实则“强化主题”的一个完整链条。

如果说上面几条是在进行诗歌评价的话，那么从第十条起便转入诗歌技法的话题，如“穷而后工”，宇文所安把它理解为“诗歌之工与诗人社会生活的困厄之间的联系”，并认为“是欧阳修的批评文章最喜欢的一个主题”。这基本上符合国内学者的看法。他在分析“过于雕琢”（如贾岛）与“即兴之作”（如梅尧臣），谁“在艺术上更胜一筹”的问题上，认为欧阳修更看重“梅尧臣的河豚诗”，其原因是梅诗虽“即兴之作”，但有隐藏不露的长期练成技法而使其诗歌“平淡自然”。这种看法是实事求是的。这也是欧阳修毕生所追求和倡导的诗歌风格。

对于这一点，欧洲学者也很赞同，如德国汉学家卜松山（Karl-Heinz Pohl）在他的新著《中国的美学和文学理论——从传统到现代》中就有专门的一章论述欧阳修的“平淡与贫穷”之诗歌主张。卜松山在文中写道：

欧阳修十分欣赏其好友梅尧臣的诗，因为他的诗措辞毫不花哨，题材也都取自日常生活，在欧阳修的支持下，这种新的风格逐渐在诗歌中流行起来。这是一种“平淡”的风格，但却因此成为充满美学魅力的表达方式。[2]190-191

卜松山和宇文所安的看法一样，也把这种风格称之为“平淡之美”，并通过梅尧臣的诗“作诗无古今，唯造平淡难”来体味其中含蓄的美学魅力。宇文所安在第十一条的分析中也精辟地指出：“欧阳修以其极高的威望，教育整整一代人重视梅尧臣那种‘古朴’与率真的自然主义风格。”“‘古朴’与率真”，这是他对“平淡”诗风的最好诠释。

再如第十二条，宇文所安以温庭筠“鸡声茅店月，人迹板桥霜”为例仔细分析该句的深刻内涵和深远的意境。

圣俞曰：“作者得于心，览者会以意，殆难指陈以言也。虽然，亦可略道其仿佛：若严维‘柳塘春水漫，花坞夕阳迟’，则天容时态，融和骀荡，岂不如在目前乎?又若温庭筠‘鸡声茅店月，人迹板桥霜’，贾岛‘怪禽啼旷野，落日恐行人’，则道路辛苦，羁愁旅思，岂不见于言外乎?”[3]9-10

首先，宇文所安抓住“场所”或“背景”以确定范围，然后在“远近”“高低”“上下”不同的视角捕捉句中的人和事。他认为这组对句的才气表现为：并列而视“茅店上的月光与板桥上的霜”“清冷的薄薄的”，“因旅人的出现而旅人被注意、被穿透”，“看不见鸡，但听见了鸡的叫声，诗人抬起头，只看见茅店上的月光。当然，声音没有在月光上留下痕迹；另外一些东西(比如鸡)也是短暂而不可见的。然后他朝下看，看见了行人在桥的薄霜上留下的痕迹——它证明，除了旅人以外，居然还有别人存在，在他前面。鸡叫声还将唤醒其他旅人。”“对句的趣味在于诗景的各个要素之间暗含着的联系以及这些联系如何暗示出‘言外’之意。”[1]416这些精彩的赏析，真是应了梅尧臣的精彩诗句“作者得于心，览者会以意”的“言外”审美效果，

三、在术语阐释中挖掘其理论精髓

“关键词的含义都是通过它们在人所共知的文本中的使用而被确定的，文学领域也是如此。”[1]3在文论批评实践中，宇文所安就是这样做的，他非常关注术语的隐喻含义，并对这含义进行深入的探究。这是因为“从许多方面看，一种文学思想传统是由一套词语即‘术语’(terms)构成的，这些词语有它们自己的悠久历史、复杂的回响(resonances)和影响力。”“每一术语在具体的理论文本中都有一个使用史，每一术语的功效都因其与文学文本中的具体现象的关系而不断被强化。”[1]2他所采取的方法是一般先列出词语的本义，然后结合具体语境，再从本义向其隐喻义引申，最后结合语境乃至全篇的主旨，把内涵揭示出来。宇文所安在翻译和解读作品时总是抓住最能体现欧阳修诗话思想风格的主题词语组成立体的话语网络。如看下面第十二条圣俞尝语余曰：

诗家虽率意，而造语亦难、若意新语工，得前人所未道者，斯为善也。必能状难写之景，如在目前，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然后为至矣。贾岛云：“竹笼拾山果，瓦瓶担石泉。”姚合云：“马随山鹿放，鸡逐野禽栖。”等是山邑荒僻，官况萧条，不如‘县古槐根出，官清马骨高’为工也。”余曰：“语之工者固如是。状难写之景，含不尽之意，何诗为然?”[3]9

在此，宇文所安仅仅扣住“率意”与“造语”的结合、“意新”与“语工”的配对，来仔细玩味“言外之意”。他认为“语工”“无疑是‘造语’的自然结果”，“‘意新’，它应当是‘率意’的必然结果”[1]414，且将这些中国文论的术语用西方的以“得前人所未道者”为价值标准的“原创性”概念来阐释，很好地实现了中国文论的现代转换。尤其他对“言”与“意”的理解很符合中国哲学、中国文论的要义。如：他说，“‘意’体现在‘言外’”就是以“有限的语言和通过语言传达最大限度的意义”，“只有通过限制景中的确定性因素，读者才得以思考其中的暗含联系，并把它内在化。我们永远也不知道读者在景中体会到的暗含联系是否与诗人想表达的是一回事；但是，既然被再现的景吸引了读者，他必然认为它就是那个同样吸引了作者的景。”“语言能够使‘意’显现，但很模糊，好像隔着面纱远远看去。”[1]416这些阐释，非常精到，很好地体现了中国诗论暗含着“言外之意”的复杂内涵。并且把这种所“强调某种心理的整体性”的“意”与康德和浪漫主义理论家的美学或诗学“ideas”（宇文所安注为：“形式”或译“理念”）联系起来，他甚至说，这个具有很宽泛的概念“意”，“既可以指巴罗克(Ba⁃roque)意义上的“概念”(concept)或“奇想”(conceit)，也可以指“美学观念”(aesthetic idea)。”[1]415-416当然宇文所安的这种理解也有失偏颇，他试图用西方意义上的逻辑性很强的“ideas”“concept”或“con⁃ceit”来界定中国文论那种富含“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模糊的、非概念的、很难确定的“意”，是不恰当的。“形象大于思想”“言外之意，象外之象”等中国文论思想与中国人的重感悟、重体验的思维方式是密不可分的。当然，作为研究中国文化的西方学者，能够理解到这一步已经是难能可贵的了。西方诗学中对诗学概念所下的定义，界定明确，用词严密、精准，概括程度高，较容易操作；而中国的诗学概念定义多偏重于“言外之意”，讲求含蓄、妙悟，可意会不可言传，界定不明确，语言模糊不确定，难以获得可靠、精确的定义，因而较西方的诗学批评更难以理解。因此，为了弥补西方读者更具体详细地理解文本的术语，宇文所安还在书后附了51个术语集解。他解释道“在解说具体文本的过程中，以及在最后的术语集解中，我始终在讨论重要术语的用法。我不得不承认，对这些语词在近三千年中的语义变化作一概括绝不是件容易的事。有了‘术语集解’中的简明概述，加之在解说中对术语的具体用法所作的更详细更具体的讨论，我希望它们多少有助于西方读者去理解这些术语何以成为看起来合情合理的文学范畴。”[1]4

同是西方汉学家，如果把宇文所安与卜松山对《六一诗话》的文论思想研究作比较的话。可以更清楚地看出国外学者对文本中术语阐释的差异。比如，对《诗话》中“穷而后工”的理解，卜松山认为“工”是指“诗人或艺术家的艺术能力”，“穷”意为“不幸、贫穷以及失意”，这比宇文所安分析的更为细致。他还在《梅圣愈诗集序》中进一步引述欧阳修“诗人少达而多穷”“愈穷愈工”“穷者而后工”的观点来拓展“穷”与“工”之间关系的研究，并且与屈原因遭受挫折而陷入穷困和孟子的“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联系起来，把他们的观点都纳入儒家“修身”的范畴，从而提高到哲学层次。[2]192-193

卜松山是在宇文所安的基础上，对“意与言”作了新的见解，如他所说：“欧阳修关于文学的论述中也可以找到一些我们在钟嵘、王昌龄和司空图那里已经熟识的美学观点，譬如诗的言外之意、象外之象的意思。”他还进一步分析道：“按照欧阳修的意思，一名优秀的诗人能够做到‘意新’、‘语工’，并能说出‘前人所未道’，而一位杰出的诗人不仅将‘难写之景’描述得‘如在目前’，而且他的诗句可以传达‘言外’的意境。”[2]194

宇文所安和卜松山在对《六一诗话》进行阐发时从文化学、心理学，从读者、作者，从文本，从文学史等不同层面对中国古典文论进行中西的对比阐发，以“他者”身份，从跨文化的视角介入，以比较诗学意识为指导，用诗意的解说方式为我们娓娓道来了不一样的欧阳修和不一样的《六一诗话》，从中得出的很多结论都极为发人深省。正如乐黛云教授所言：“在西方文论与中国文论多次双向阐释中，会产生一种互动，让我们发现或者‘生发’出过去未曾认识到的中西文论的许多新的特色。”[4]宇文所安的这种阐释有助于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研究。

[1][美]宇文所安．中国文论：英译与评论[M]．王柏华，陶庆梅，译.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3．

[2][德]卜松山．中国的美学和文学理论——从传统到现代[M]．向开，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

[3]欧阳修.六一诗话[M]．郑文，校点.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

[4][美]宇文所安．初唐诗·致中国读者[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4：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