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有健

（南京师范大学泰州学院法学院 江苏 泰州 225300）

第二次国内战争末期和抗战初期，为用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观点去揭露中国共产党内存在的主观主义特别是教条主义的错误，毛泽东写了《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其中第二章第十一节为“实践论”，1950年该节单独成篇以原题篇名在国内首次正式发表。《实践论》正式发表以来多次被党和国家领导人提及、论述、引用，多次被列为各级干部、群众学习的重要篇目，众多的理论工作者对其进行解读、宣传。

一、毛泽东与《实践论》重新发表、学习和宣传

毛泽东写成于1937年的《实践论》在革命战争年代没有正式出版，以油印和铅印本形式在革命者和进步青年中传阅。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第一次访苏期间接受了斯大林关于编辑出版其在战争年代写的著作的建议，同时毛泽东邀请苏联哲学家、理论家尤金来华协助毛泽东著作的编辑出版工作。在毛泽东著作编辑出版过程中尤金对《实践论》等几篇文章极为推崇，建议毛泽东把《实践论》等几篇文章寄送斯大林阅读以及把已定稿的《实践论》在苏联理论刊物上发表，毛泽东同意了尤金的建议，尤金将《实践论》译稿经苏联大使馆转送斯大林阅后交给苏共中央理论刊物《布尔什维克》杂志。1950年12月《布尔什维克》杂志第23期全文刊登了《实践论》，并转登了中文编辑部的题解。［1］《布尔什维克》杂志刊登《实践论》不久，1950年12月18日苏联《真理报》发表了《论毛泽东的著作＜实践论＞》的编辑部评论，向苏联读者介绍推荐毛泽东的《实践论》。《实践论》及《真理报》评论发表后，在苏联理论界、哲学界产生了很大的反响，胡乔木写信给毛泽东征询《真理报》关于《实践论》的编辑部评论能否在国内发表，1950年12月28日毛泽东回信胡乔木予以同意，同时毛泽东指出为了正确理解《真理报》关于《实践论》的编辑部评论，在发表《真理报》关于《实践论》的编辑部评论时先发表《实践论》原文，后发表《真理报》关于《实践论》的编辑部评论，并且分两天登报，毛泽东还要求原文和评论先在人民日报发表，然后新华社再用文字广播。［2］遵照毛泽东的要求1950年12月29日《人民日报》发表了《实践论》原文，这样毛泽东写成于1937年的“实践论”时隔13年后在国内正式重新发表。

《实践论》重新发表后，全国掀起了学习、宣传《实践论》的热潮，毛泽东对此密切关注。

（一）关注社论。1951年1月15日《学习》杂志第3卷第8期发表了《＜实践论＞——学习和工作的指南》社论，1951年1月23日毛泽东在关于撰写《实践论》文章给陈伯达的信中建议陈伯达在写介绍《实践论》的文章时翻阅一下《学习》杂志上的这篇社论。［3］

（二）关注解说。1951年李达写出《＜实践论＞解说》在《新建设》杂志发表后，毛泽东写信给李达对解说大加赞赏，说《＜实践论＞解说》极好，对于用通俗的语言宣传唯物论有很大的作用，嘱咐李达在《＜实践论＞解说》第三部分写完并发表之后，应当出一本单行本，以广流传，同时毛泽东还对《＜实践论＞解说》第二部分论帝国主义和教条主义经验主义的那两页上作了修改。修改点主要有:（1）在《解说》中谈到中国人民对列强作排外主义的自发斗争的地方，加写了这样一句话:“中国人民那时还不知道应当把外国的政府和人民、资本家和工人、地主和农民加以区别，我们应当反对侵略中国的外国地主资本家和政府官员，他们是帝国主义者，而在宣传上争取外国的人民，并不是一切外国人都是坏人，都要排斥。”（2）在《解说》中谈到孙中山当年所倡导的民族主义完全以清政府为对象，从未提起过反对帝国主义的地方，加写了这样一句话:“虽然辛亥革命实际上起了反对帝国主义的作用，因而引起了帝国主义对于辛亥革命的不满，不帮助孙中山而帮助袁世凯，但是当时革命党人的主观上并没有认识这一点”。（3）《解说》中谈到“唯物论的‘唯理论’是今日教条主义的来源，唯物论的‘经验论’是今日经验主义的来源”。毛泽东把这句话修改为:“唯物论的‘唯理论’与今日教条主义相象，唯物论的‘经验论’则与今日经验主义相象。”［4］

（三）关注方法。1959年毛泽东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时谈到任何国家的共产党以及思想家都要创造新理论、写出新著作等来为当前政治服务时指出:“我们在第二次国内战争末期和抗战初期写了《实践论》、《矛盾论》，这些都是适应当时需要而不能不写的。现在，我们已经进入社会主义时代，出现了一系列的新问题，如果单有《实践论》、《矛盾论》，不适应新的需要，写出新的著作，形成新的理论，也是不行的。”［5］这里，毛泽东提出了学习《实践论》的方法问题，即在学习《实践论》时不能搞教条，而应立足于客观实际的变化，创造出新的理论。

二、改革开放前《实践论》的学习和宣传

改革开放前《实践论》的学习、宣传经历了50、60和70年代三个时期，特别是50年代是《实践论》学习和宣传的高潮期。

（一）学习《实践论》的社论、决定和意见

《实践论》重新发表后，为推动《实践论》宣传和学习，报刊、杂志社纷纷发表社论，其中比较有影响的社论是《人民日报》社论、《学习》杂志社论、《新建设》杂志社论和《文艺报》社论。

1951年1月29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学习毛泽东同志的〈实践论〉》的社论。社论指出:“毛泽东同志的这个战斗的著作完整地分析了认识运动或认识过程的规律，是一部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杰出的逻辑学，是中国工人阶级长期战斗在思想上的结晶，是中国哲学界的一个全新的革命。”“我们现代的人和将来世代的人都将不断地从这个杰出的著作中吸取明晰的智慧。”

1951年2月16日《人民日报》再次发表了题为《〈实践论〉开辟了我们学术革命的思想道路》的社论。社论说:“毛泽东同志的《实践论》，正是我们宣传唯物论的伟大旗帜，它给我们指出了如何按照唯物论的道路去从事学术革命的工作。”“毛泽东同志的《实践论》的重新发表，应该引起我们学术革命的展开，在我们的学术界各方面，各部门，应该认真地讨论《实践论》，而把自己工作的检讨同这个讨论联系起来。”

1951年1月15日《学习》杂志第三卷第八期发表题为《＜实践论＞——学习和工作的指南》社论。社论指出毛泽东的《实践论》系统地发挥了并且在许多方面进一步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的理论——辩证法唯物论的认识论，它对于今天在全国各地从事保卫和建设我们国家的人们，以及一切参加各种研究工作和政治学习的人们，是一个指导意义的文献。任何人如果愿意提高自己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水平，愿意努力正确应用马克思列宁主义主义来把工作做好，就应该认真研究毛泽东同志的这篇论文，就应该努力用《实践论》作为自己的学习和工作的指南。

1951年《新建设》杂志第三期第五卷发表题为《学习＜实践论＞，提高新中国的学术水平!》的社论。社论号召全国学术工作者，来热烈开展《实践论》的学习运动，努力提高新中国的学术水平，共同推进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建设。

1951年《文艺报》第三卷第九期发表题为《在实践中不断开辟认识真理的道路——学习＜实践论＞，提高文学艺术的理论水平》的社论。社论指出毛泽东同志的《实践论》的重新发表，应当引起我们文学艺术工作者郑重的注意和认真地学习。我们文学艺术工作的各方面和各部门，应当认真地讨论和学习《实践论》。

在学习和宣传《实践论》的过程中，除报刊、杂志社的社论积极推动外，党和国家也适时发出学习《实践论》的决定、通知和意见。

1964年8月18日《中共中央关于县级以上干部学习毛主席哲学著作的决定》中要求从中央一级起到县（团）委一级，一切干部，特别是重要的负责干部，都应该读毛主席的《实践论》、《矛盾论》、《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这些哲学论文。《决定》认为，毛主席的这些哲学论文，是我国革命和国际无产阶级革命经验的总结，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新概括和新发展。这些哲学论文贯穿着马克思列宁主义唯物辩证法的红线，通晓毛主席这些哲学论文，对我们事业，具有极重大的意义。《决定》还指出对毛主席这些哲学论文的学习，应该联系实践，联系本地本单位的具体情况和具体工作。可以自学也可以集体地学习，不管采取哪种形式都应该做好笔记，按时组织适当的讨论和交换意见。［6］

1964年9月14日《中共中央宣传部、高等教育部党组、教育部临时党组关于改进高等学校、中等学校政治理论课的意见》指出今后高等学校共同政治理论课，除继续开设《形势与任务》课外，设置《中共党史》、《哲学》、《政治经济学》等课。《意见》规定《哲学》课程“以《实践论》、《矛盾论》、《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等为主要教材。”《意见》要求对于高、中等学校政治理论课的教学应该采用启发式而不应采用注入式教学方法。［7］

1970年11月6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高级干部学习问题的通知》，《通知》建议各单位干部读六本马、恩、列著作和五本毛泽东著作。毛泽东的五本著作是《实践论》、《矛盾论》、《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会议上的讲话》和《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通知》中建议阅读的五本毛泽东著作为周恩来所挑选，1970年9月18日周恩来等给毛泽东写报告说:“现送上主席在一九六四年关于选读马、恩、列、斯著作的三十二本书的批示和目录。我们从中选了九本，又在毛主席著作中选了五本”，“请予审批”。周恩来所选五本毛泽东著作即为《通知》中建议的五本毛泽东著作，毛泽东对周恩来等的报告阅后予以批准，后以中央《关于高级干部学习问题的通知》下发。［8］

（二）《实践论》的文本、介绍解读、辅导读物

文本是学习的第一手资料。为了满足学习和宣传《实践论》的需要，50、60和70年代《实践论》文本不断被出版，出版频率之高几乎超越了毛泽东的其他任何论著，且版本形式多样，有中文版、少数民族版、外文版、盲文版和注音版等。1950、1951、1952、1953、1956、1958、1960、1964、1965、1966、1967、1975年人民出版社出版中文版《实践论》。湖北人民出版社、甘肃人民出版社、广东人民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浙江人民出版社分别于1951、1951、1958、1967、1968年出版中文版《实践论》。民族出版社1957年出版藏文版、维吾尔文版《实践论》。外文出版社 1951、1952、1958、1960、1961、1965年出版英文版《实践论》，1952、1961、1967年出版俄文版《实践论》，1957、1966年出版法文版《实践论》，1959、1962年出版德文版《实践论》，1961年出版印尼文版《实践论》，1965年出版西班牙文版《实践论》，1968年出版日文版、阿拉伯文版《实践论》，1970年蒙文版《实践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51年出版中俄合集《实践论》。1961年中华全国世界语协会出版世界语版《实践论》。商务印书馆1965年出版汉英对照版《实践论》，1968年出版越南文版《实践论》。人民出版社1970年出版了盲文版《实践论》。文字改革出版社1958年、1977年出版注音版《实践论》。

在《实践论》文本不断出版的同时，理论工作者撰写了大量介绍、解读《实践论》的文章。如李达的《〈实践论〉——毛泽东思想的哲学基础》、《＜实践论＞解说》、《怎样学习〈实践论〉?》，艾思奇的《毛泽东同志发展了真理论》、《关于〈实践论〉和学习方法的一些问题》，沈志远的《〈实践论〉的意义及其基本观点》、《〈实践论〉解释》，顾前的《〈实践论〉学习与运用》，李凡夫的《学习〈实践论〉，克服经验主义》，王亚南的《〈实践论〉认识》，陈唯实的《〈实践论〉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的伟大贡献》，李钟英的《“感性”与“理性”的关系问题》，顾崇实的《〈实践论〉〈矛盾论〉学习提纲》，李琪的《〈实践论〉解释》，黎锦熙的《〈实践论〉语法图解》等等，其中最为有影响的是李达的《＜实践论＞解说》和李琪的《〈实践论〉解释》。

1951年李达在《新建设》杂志第3卷第6期，第4卷第1、2、3期连载《＜实践论＞解说》，李达依据自己深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造诣和广博的学识，联系社会发展史、哲学史、科技史、自然科学知识和实际斗争的经验，对原著进行逐段解说，同时还对原著的一些重要的观点作了发挥。《＜实践论＞解说》得到毛泽东的肯定，1951年《＜实践论＞解说》由三联书店首次刊印成书，1952年、1953年、1954年、1978年三联书店又多次出版《＜实践论＞解说》，该书成为改革开放前学习和宣传《实践论》的重要读物，贯穿于50、60和70年代《实践论》的学习和宣传中，对几代人产生了重要影响。

1953年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了李琪的《〈实践论〉解释》，该书通过各种具体问题比较系统地来说明《实践论》中所阐发的各种基本原理及其应用，解答学习《实践论》中的若干疑难问题，并批判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某些不正确的观点和认识，是学习《实践论》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入门读物。全书共四个部分:（一）《实践论》的精神和内容;（二）关于认识的来源问题;（三）关于认识的过程问题;（四）关于真理的问题。另有序言和附录。《〈实践论〉解释》一书出版后“不少读者反映，这本小册子对他们学习《实践论》很有帮助”，［8］中国青年出版社于1957年、1958年和1960年三次再版，1959年民族出版社出版维吾尔文《〈实践论〉解释》。李琪的《〈实践论〉解释》印数很多，仅1957年印数就近20万册。

50、60和70年代除了学习和宣传《实践论》的文本不断出版、理论工作者对《实践论》的介绍解读外，学习和宣传《实践论》的辅导读物、参考资料也纷纷出版。如1951年中南人民出版社徐懋庸《〈实践论〉——知己知彼百战百胜论》、1951年广西日报社印行《〈实践论〉学习资料》、1951年中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实践论〉学习文选》、1952年华东人民出版社出版《学习〈实践论〉与〈矛盾论〉》、1952年展望周刊出版《〈实践论〉与经济学及经济工作》、1952年东北人出版社出版《〈实践论〉学习参考资料》、1959年河北人出版社出版《学习〈实践论〉》、1960年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版《怎样学习〈实践论〉》、1960年安徽人民出版社出版《〈实践论〉〈矛盾论〉名词解释》、1960年延边人民出版社出版《〈实践论〉〈矛盾论〉名词解释》（朝鲜文）、1960年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怎样学习〈实践论〉与〈矛盾论〉》、1964年郑州大学印发《〈实践论〉述要》、1965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学习〈实践论〉》、1970年安徽人民出版社出版《学习〈实践论〉》、1973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学习〈实践论〉例选》、1975年北京出版社出版《〈实践论〉学习参考纲要》、1976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实践论〉浅说》、1976年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学习〈实践论〉》、1976年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学习〈实践论〉讲话》、1977年北京出版社出版《〈实践论〉辅导教材》、1977年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实践论〉教学参考资料》等等。

50、60和70年代是中国由新民主主义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转变、由社会主义革命向社会主义建设转变、社会主义建设在曲折中发展的历史时期，这样的历史时期使《实践论》的学习和宣传呈现出全民学习、举国学习的态势，带有浓郁的实用性、意识形态性特点。这一历史时期《实践论》的学习和宣传更多强调的是《实践论》意识形态意义，目的在于通过学习和宣传《实践论》，用马克思主义认识路线去克服非马克思主义认识路线和反马克思主义认识路线，达到学习者自我思想意识和政治意识的改造和完善，学习和宣传《实践论》没有太多学术化诉求，具有明显的工具理性特色，注重《实践论》理论精神与学习者具体工作的结合，以便用科学的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形成科学的工作方法论。

三、改革开放以来《实践论》的学习和宣传

改革开放后《实践论》依然是广大干部群众学习和研究的重要哲学著作，这一时期《实践论》的学习和宣传在两个层面进行:一是理论界对《实践论》的学习和宣传;二是党和国家领导人对《实践论》的提及和论述。

（一）理论界的学习和宣传

《实践论》作为马克思主义的一篇光辉哲学篇章，内涵丰富，意义深邃，改革开放以来众多的学者、理论工作者仍把《实践论》作为自己学术研究的兴趣点，结合改革开放新的实践对其进行解读、研究，产生了一批具有时代特色的新的理论成果。代表性的理论成果有汪澍白的《〈实践论〉〈矛盾论〉与中国传统哲学》（1987年《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周文彬的《毛泽东的〈实践论〉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1994年《上海大学学报》），冯国端的《〈实践论〉〈矛盾论〉的理论地位与当今启示》（1997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邢本思的《读懂〈实践论〉和〈矛盾论〉》（2007年《求是》），金羽、石重泉的《毛泽东〈实践论〉〈矛盾论〉新探》（1991年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刘敬东的《〈实践论〉〈矛盾论〉导读》（2012年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陈世珍的《方法与智慧:〈实践论〉、〈矛盾论〉新读》（2012年机械工业出版社），许全兴的《〈实践论〉〈矛盾论〉研究综论》（2013年中央党校出版社）等。这些理论成果从《实践论》与改革开放，《实践论》与毛泽东思想，《实践论》与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实践论》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实践论》与中国传统文化，《实践论》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大众化、时代化，《实践论》与社会主义现代化等关系视角对《实践论》进行全新的学习和研究，拓展了《实践论》学习研究的领域。

（二）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提及和论述

《实践论》作为阐述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理论，对于形成正确的思想路线和认识路线，完成改革开放的历史任务具有重要意义，在改革开放的实践中，不同时期的党和国家领导人多次提及和论述《实践论》。

1978年6月2日邓小平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阐释实事求是是毛泽东思想的出发点和根本点时提到了《实践论》的写作背景。邓小平说:“在战胜了使中国革命遭到严重失败的王明‘左’倾路线以后，毛泽东同志总结了这次斗争的教训，在一九三六年和一九三七年写下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实践论》、《矛盾论》等一系列不朽著作”。讲话中邓小平指出了《实践论》等著作写作的意义是“奠定了我们党的思想理论基础”。［9］

1981年3月陈云在和邓力群谈话时说延安时期认真学习包含《实践论》在内的毛泽东的哲学著作，受益很大，为此，陈云建议“要把《实践论》、《矛盾论》、《论持久战》、《战争和战略问题》等著作选编一下。”［10］1987年7月17日陈云在和中央负责同志谈话时又一次说到延安时期学习《实践论》等哲学著作，“我们从一九三八年开始学习，坚持了五年。先学哲学，再学《共产党宣言》，然后再学哲学和政治经济学。那时我们读的书，除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有关著作外，还有毛主席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实践论》、《矛盾论》、《论持久战》等。”［11］

1981年3月26日邓小平同《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起草小组负责同志谈话时说陈云对修改决议稿又提了两条建议，其中之一是建议中央提倡学习，主要是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重点学习毛泽东同志的哲学著作。在谈话中邓小平指出现在我们的干部中很多人不懂哲学，很需要从思想方法、工作方法上提高一步，为此，邓小平要求把毛泽东的《实践论》、《矛盾论》、《论持久战》、《论联合政府》等著作选编一下，供干部学习哲学之用。［12］

1981年3月27日邓小平同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负责同志谈话时再次提到陈云同志建议提倡学习，主要是学哲学，学习毛泽东同志的哲学著作，例如《实践论》、《矛盾论》，还有《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等等，邓小平对陈云的建议充分肯定，完全赞同，同时邓小平指出学习毛泽东的哲学著作必须联系中国革命的历史。［13］

1988年1月26日李瑞环在全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改革研讨会上就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由哪里入手这一问题结合个人学习哲学的经历谈了自己的体会。“就我个人的体会看，把‘两论’作为学习哲学的主要内容，是哲学入门的一个有效途径。《实践论》、《矛盾论》是毛主席的重要哲学著作。毛主席在理论上了不起的贡献之一，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主要内容概括为《实践论》、《矛盾论》，并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和事例表达出来了。”“‘两论’的许多段落，至今读起来仍然感到很亲切、很深刻。”在讲话中李瑞环还指出:“可以这样说，真正学懂了‘两论’，也就基本上掌握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主要观点。在‘两论’指导下中国革命和建设取得了成功的事实，是大家所熟悉的。大庆就是靠‘两论’起家的。”李瑞环认为:“当前学哲学仍然可以提倡从学‘两论’入手”，“在学习‘两论’时，还要注意同学习邓小平等老一辈革命家的论著结合起来，加深对我们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认识，加深对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理解。”［14］

1989年10月13日李瑞环在同出席全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与干部哲学教育研讨会全体代表座谈时分析了毛泽东《实践论》发表的原因，即“为了彻底消除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在党内的影响，毛泽东同志发表了《实践论》、《矛盾论》等哲学著作，从世界观和方法论上彻底批判了曾在我们党内造成极大危害的教条主义错误。”李瑞环还阐述了延安整风时期学习包括《实践论》在内的毛泽东哲学著作的意义:“延安学习哲学的深远意义，在于帮助我们党一批高级干部养成了学习哲学的习惯，使他们在尔后长期的革命和建设生涯中坚持不懈地学哲学、用哲学，许多人成长为治党治国治军的栋梁之才。”［15］

1993年江泽民在毛泽东诞辰一百周年纪念大会上的讲话中号召认真学习毛泽东的科学著作，从中汲取智慧和力量。1999年1月11日江泽民在《论加强和改进学习》一文中论述学习理论的重要性时指出:“毛泽东同志曾引用过列宁的一句话:‘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这一句话出自列宁《俄国社会民主党人的任务》以及《怎么办?》第一部分《教条主义和“批评自由”》，毛泽东在《实践论》等著作中予以引述。［16］

进入新世纪党和国家领导人同样重视对毛泽东著作的学习和宣传。2006年8月15日胡锦涛在学习《江泽民文选》报告会上指出《毛泽东选集》、《邓小平文选》和《江泽民文选》这三部著作，都是加强党的思想理论建设的最好教材，要把学习江泽民的著作同学习马列著作、毛泽东著作、邓小平著作结合起来。2011年习近平在中央党校春季学期第二批入学学员开学典礼上的讲话中要求领导干部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学习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要认真学习毛泽东的重要著作。习近平所讲“毛泽东的重要著作”理所当然的包括《实践论》。

纵观改革开放后《实践论》的学习和宣传，无论是理论工作者的学习研究还是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提及论述，都处于人们的思想不断解放的历史境遇中。在这样的历史境遇中理论工作者、党和国家领导人都注重从哲学本意上学习、宣传、论述《实践论》，使《实践论》的学习和宣传具有了改革开放前所不具有的时代性、哲学性特点。《实践论》的学习和宣传不再囿于《实践论》对具体工作指导意义的论述，而是更多地注重《实践论》哲学方法意义的探寻，把《实践论》所蕴含的哲学本真内涵与改革开放的时代精神融合起来去解读《实践论》、挖掘《实践论》的多维价值。

［1］李海闻.在历史巨人身边——师哲回忆录［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476－479.

［2］毛泽东.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 1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739.

［3］［4］毛泽东.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2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611、196.

［5］毛泽东.毛泽东文集:第8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109.

［6］［7］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9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151 －152、217 －219.

［8］李琪.实践论解释［M］.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53.130.

［9］［12］［13］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 2 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115、303、381.

［10］［11］陈云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285、361.

［14］［15］李瑞环.学哲学用哲学（上）［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10 －11、3 －4.

［16］江泽民.江泽民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2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