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 城 张晓东

（南京大学哲学系 江苏 南京 210023）

一、引言

对一种美好社会的向往实属人之常情，尤其是生活在“坏社会”之中的人更倾向于构建一种完美的社会作为替代。然而正如德国伟大诗人荷尔德林所言:“总是使一个国家变成人间地狱的东西，恰恰是人们试图将其变成天堂。”20世纪发生的重大事件中，整体主义破坏力之强、造成灾难之深重，纵观历史无出其右者。而这样一种极端邪恶的政治实践恰恰出自于人们对一种完美乌托邦世界的狂热追逐，当这种狂热被野心家利用之后其结果更是让人难以想象，构成“我们近代社会的闻所未闻的事”（B.H.莱维语）。整体主义横行的同时，时代的敏感心灵，诸如卡尔·波普尔、汉娜·阿伦特、乔治·奥威尔等哲学家、文学家都从不同的方面对整体主义进行了深入探索，表现出思想者的良知以及对人类文明深刻的担忧。在这些伟大思想家中，卡尔·波普尔以其独特的眼光，天才的分析赢得了世人的称赞，本文将跟随着卡尔·波普尔的步伐并参考其他反对整体主义的思想家的理论一同探寻整体主义现象的秘密，并以此管窥现代政治的伦理维度。

二、幻想的天堂——人类知识的限度

对美好事物的向往似乎是人类的本性，从历史上来看，不同社会条件下的人都设想过一种美好的社会，例如中国历史上的“大同社会”、“小国寡民”、“桃花源”亦或是西方的“哲学王”统治下的完美城邦等等，很多人以一个完美社会为蓝本不断构建一个人间的天堂，大多数人也认为一种理性构建的完美社会模板是必要的。而波普尔却认为，正是这种完美主义的虚妄导致了整体主义灾难的产生。

众所周知，波普尔首先是一位杰出的科学哲学家，他认为人类不可能通过归纳法得到普遍、绝对的真理，在认识上必须坚持“证伪主义”的原则，即所有的科学知识首先都是假说，它要在不断地被反驳、被证伪以构成科学知识的不断积累和革命，因此在波普尔的科学划界标准中，只有能够被证伪的知识才是真正的科学知识。人们的认识就遵循这样的原则，通过不断地提出问题、不断地“试错”，不断地清除错误来无限逼近真理。“我可能错，你可能对，通过努力，我们可以更接近真理。”［1］人们各自掌握了一部分真理，所以，一个良好的社会（开放社会）需要听取批评才能不断地修正错误，向前发展。

波普尔的科学哲学方法论被用到他的社会政治哲学之中，构成了其对整体主义探索和批判的逻辑起点。基于此，用“历史决定论（历史主义）与乌托邦主义来组织波普（尔）为刻画整体主义事业的特征所运用的思想是可能的。”［2］人所谓历史决定论，波普尔认为是一种“假定历史预测是社会科学的主要目的，并且假定可以通过发现隐藏在历史演变下面的‘节律’或‘模式’，‘规律’或‘倾向’）来达到这个目的”［3］人的方法。乌托邦主义则是指:“以完全地改变社会以及以激进的活动主义为代价构建一种全新的秩序为目标的任何社会的理想化的描述。”［4］人

波普尔激烈地反对历史决定论，根据他的科学哲学的方法论，他认为根本不存在任何的历史规律，人类的理性或许能窥得片面的关于历史发展的趋势，但要把这种仅仅从经验中归纳出来的模糊趋势归纳为具有普遍有效性的历史规律未免就太狂妄了，在他看来，“历史的预言是一种江湖骗术。我不相信历史规律，特别不相信进步的规律这类东西。”［5］人波普尔也以其反历史决定论和试错法的观点反对乌托邦主义:因为人类认识具有局限性，人对社会的理性建构的材料都来源于经验，乌托邦主义者试图完全从理性出发构建一个完美社会，但理性的局限性难堪此大任，波普尔把这种乌托邦工程称为“唯美主义、完善主义、浪漫主义”，“这种唯美主义是一种非常可以理解的态度;实际上，我相信我们大多数人都有一点承受着这样的追求完美梦想之苦。”［6］人这种完美社会的构想往往能激发起人们的热情，但在实践上却会导致了与人们的美好设想相悖的结果。

三、从乌托邦到地狱——“完美世界”的破坏性

如果一种乌托邦幻想仅仅停留在幻想的界限内，那当然是无伤大雅，可怕的是它“无论在哪里，只要加以采用，就会导致采用暴力而不是采用理性。”［7］人因为“乌托邦主义者试图实现一种理想的国家，他使用作为一个整体的社会蓝图，这就要求一种少数人的强有力的极权统治，因而可能导致独裁。”［8］人波普尔把试图根据一种理性构建设想的“美丽新世界”建设纲领的实践称为乌托邦工程，乌托邦工程与整体主义在内在逻辑上有着一致的目的。正如整体主义（Totalitarianism）的原始意义表示一种全方位的、整体的、对社会各个方面进行控制的统治形式，乌托邦工程也强调从全面、整体的高度来建设“完美新世界”，但上文中已经说到在波普尔的观念中，理性无法完成这一项庞大的任务，同样地，“在实践方面，没有一个机构，如国家、政党，更不必说个人能够掌握一项全面变革的计划，也不能够控制这样一种抱负所包含的大量无秩序的关系与相互作用”。［9］人正如中国古话说的一样，“计划不如变化快”，现实的发展不会顺从计划的安排，乌托邦工程在社会进程的偶然性面前自然就“无可救药”。

如上文所言，乌托邦工程将人分为“金银铜铁”的不同等级，只有处于高等级的“先知”才能构建理想社会的蓝图，而“下等人”只能服从。面对统治者所统治的人民，自然也无法说服并取得他们的同意，这使统治者放弃了理性而诉诸于情感，只能通过“房顶的喇叭”不停地灌输和宣传，［10］人将“美好社会”的观念强行植入人们的头脑之中，此外，再辅以暴力、逼迫的形式，通过清除异己的方式来达到全民一致。此外，由于乌托邦主义者试图将社会视为一个整体，并且天真地认为发现了社会进步的规律，“找到了社会罪恶的真正的根源”，他就要“做把这个可恶的社会体制彻底消除的事情。”［11］人一位乌托邦主义者通过乌托邦工程建立一个“美丽新世界”前需要打碎就有的一切存在，清理所有被认为是旧的、不合时宜的观念、习惯和生活方式，［12］人甚至于清除阻碍“美丽新世界”前进道路的人和事。因此，伴随着乌托邦工程的前进，恐怖、破坏就不可避免，毕竟，乌托邦工程蓝图只有极少数所谓的“科学地发现了历史规律”的“先知”才能说出;不仅如此，这种思维模式的潜在危害还在于，如果一旦被“先知”认定为波普尔笔下“罪恶的根源”，那么他们将被无情地从肉体上成批地消灭。例如希特勒宣称犹太人使世界陷入战争中，因而要屠杀犹太人。［13］人

此外，乌托邦的“社会组织的预定计划的贯彻必须以一种绝对的社会控制为前提。”［14］人乌托邦工程师为了保障自己推动整体性社会变革的权力，个人的差异性必须被抹平，需要把固定标准强加给每个个人，以至于控制住几乎所有的社会位置，国家权力被无限扩大，直至囊括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这种否定个人自由的统治形式自然要被作为自由主义哲学家的波普尔严厉批判。乌托邦工程极权统治最不可令人接受的地方就在于它要求数代人的牺牲，在作为终极目的的乌托邦降临之前，一代代人不过是历史列车上的螺丝钉，除了顺应着“历史的潮流”，这些人没有任何价值与意义，他们仅仅因为出生的时代便被剥夺了任何受到尊重的权利。而且由于乌托邦工程旷日持久、非一日之功，乌托邦工程的管理者穷其一生都不可能实现其目的，“假如继任者们并不追求同一个理想，那么，其人民为这个理想而遭受的所有苦难将全都是徒然无功的。”［15］人

这样，波普尔就从实践方面也论证了乌托邦工程的巨大危害及其整体主义性质，这种极权性质至少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1、意识形态单一化（乌托邦工程框架）;2、一个信奉此种意识形态的独裁者或政党（乌托邦工程的管理者）;3、社会生活标准化（乌托邦思想的灌输）;4、统治恐怖化（清除异己力量）。可见，虽然研究的进路不同，但波普尔也得出了与其他思想家对整体主义考察的“家族相似性”的结论。［16］人用他自己的话来说，乌托邦工程“即使怀抱着建立人间天堂的最美好的愿望，但它只是成功地制造了人间地狱——人以其自身的力量为自己的同胞们准备的地狱。”［17］人我们谁又能想到头脑中完美的新天地竟会导致现实中整体主义的恶世界，波普尔无疑给政治“唯美主义、浪漫主义”者们振聋发聩的警告和提醒。

四、抑恶VS扬善——现代政治的伦理学维度

罗尔斯认为:“古代人的中心问题是善的学说，而现代人的中心问题是正义观念”，［18］人据此，我们可以粗略地区分以下两种政治观:古代政治的目的是为了追求一种特定的善，例如，亚里士多德指出:“一切社会团体的建立，其目的总是为了完成某些善业——所有人类的每一种作为，在他们自己看来，其本意总是在求取某一善果”，［19］人中国古代的政治观也是以追求一个至善目标为其目的，这种政治观有一整套的伦理基础，在人性论、政治治理的手段和目标等方面都充满乐观主义的精神，对人类的智性和德性都抱有极大的信任，寄希望于人类中全知全善的精英;与此相反，现代政治观反对追求一个统一的至善目标，政治生活中更重要的目的是避免恶和不幸，这种政治观对人类的智性和德性都持悲观态度，否认人在智性和德性上成为卓越的可能性。因此，这种政治观关注如何防范人性中的恶在政治实践中可能造成的恶，对现代人来说，追求一套合理的正义（正当）体系，其重要程度远超对善的寻求。

波普尔持后一种政治观，他认为与其设想、建设一个经验中不能证实也不能证伪“最大幸福”的完美社会，不如去建立一个“最小受苦”的社会。在波普尔看来，寻求“最大幸福原则”是错误的，因为没有一个统一坚实的善观念来评价个人的善观念，也无法量化何为“最大幸福”，倒不如去防止可以避免的痛苦，因为从否定的意义上来说，消除可避免的痛苦是可能的。［20］人上述波普尔的观念这反映了现代社会的一个基本事实:人们对于人性之善恶有着明显分歧，不同的人对幸福的理解不甚相似，并且，对于幸福究竟是什么这样的问题，我们不能从认知的意义上给出一个统一的答案，正如一个儒教徒的幸福不同于基督徒的幸福，但政府不能强制规定哪种幸福才是唯一值得欲求的，因为每个人的生活期望都是平等且不可侵犯的，于是政治生活不应该设定一种单一的幸福观和生活方式。套用托尔斯泰的名言可以这么总结，现代政治——尤其是对于自由主义政治哲学而言——持这样一种观念:不幸的人总是相似的，而幸福的人各有各的幸福，对政府而言，消除不幸（恶）远比制造幸福（善）重要。为此，波普尔提出了他的“零星社会工程”概念。“零星工程”旨在与社会上发生的恶做斗争，而不是去追求不能在经验中得到验证的最大善。因为“恶”是显而易见的，人类生活的经验能告诉我们有一些普遍的恶是大家都不愿意接受的，例如犯罪、疾病、奴役等，而这些恶都可以通过“试错法”不断地修正、不断地改善;而所谓的“最大幸福”、“最大善”往往因人而异，不可能做统一的规划，强行设定多元化的“最大幸福”、“最大善”往往是制造苦难。从经验上看，“零星社会工程”也比“乌托邦工程”更成功，波普尔举了一个例子:苏联在所谓“战时共产主义”的全盘改造行动导致了经济上的崩溃，列宁通过他的“新经济政策”恢复了改造行动之前的绝大部分特征，并且通过这种政策才开创了一个新的、行之有效的改革时期，“战时共产主义”可视为“乌托邦工程”、“新经济政策”实际上就是“零星工程”。［21］人“零星社会工程”能保障人民的民主权利，人民可以通过对话、协商的等温和的方式而不是采取激烈的社会对抗运动进行社会改良;更重要的在于，相比于“乌托邦工程”而言，“零星工程”更加温和、遇到的阻力更小、更能防止暴力流血事件的发生，更能保证社会的稳定有序和历史文化传统的延续。

五、还需要一种共同理想吗?

一部哲学著作读后若是没给人任何收获，无疑是哲学家的无能，波普尔爵士肯定不是这类无能的哲学家，尽管人们要么由衷赞赏、要么无比痛恨他的理论，他的社会政治哲学成为深刻反思人类文明的典范。超越意识形态的偏见和学术观点的斗争，波普尔爵士对人类生存境况的深刻担忧、对人类苦难深切的同情值得所有人尊敬，当然其对人类自身的反思也能超越时代的界限给人以启迪。

狄更斯在《双城记》的开头曾写到:这是一个最好的时代，这也是一个最坏的时代。业已进入新千年的21世纪莫不如此，20世纪的整体主义灾难造成的巨大阴影尚未从人们的心头消失，新世纪的众多致命问题又困扰着人类:生态危机、能源危机、伦理危机、宗教冲突、恐怖主义……无一不让人感到恐惧与焦虑，人类该往何处去?当启蒙思想家高举着“理性”的大旗向旧制度开火，建立起标榜着启蒙精神的“自由、平等、博爱”的理性王国时;当自然科学依靠理性取得突飞猛进的成就时，人们以为理性、知识就象征着人类永久幸福的生活。近代以来，理性杀死了上帝后，自己便成为了神殿中的至尊偶像，拥有理性的人激烈地扮演着上帝，寻找着历史演进的规律、安排着人类前往的未来。

这实际上涉及到了现代政治论争的关键问题:政府是否应该保持对道德、宗教和形而上学的中立。近代以来，人们日益放弃了对“自然正当”的追求，人们发现很难在伦理（价值）领域寻求和物理（自然）领域相同的“真理”，即我们在什么是“好”这一问题上，找不到一种坚实的伦理真理，我们能达到的仅仅是某些“权宜之计”式的共识，所以一个政治共同体的目标仅仅是保障这些共识，而不应该诉诸任何特定的宗教、伦理和哲学背景去寻求某种终极理想，因为只要该共同体中的某些成员不愿追求这种单一的理想所规定的“好”，这种理想就必然压制“某些成员”的个人自由。于是，政治和国家就不会给予政治共同体成员所认可的各种相互竞争的道德理想和政治理想的任何一种以特殊照顾，也不能预设其中的某种理想更为优越，在此意义上，“国家在这些理想之间应该保持中立”。［22］人现代政治持这样一种单薄的价值观，这与古代的政治理念大相径庭（古希腊、古中国），倘若今天再提“政治的目的就是培养公民德性，达到某一特定的理想社会”，这就显得有些奇怪了。

问题是，在一个价值多元的社会中，还需要一种共同理想吗?我们彼此的理想有着千差万别，但谁能证成理想A就一定比理想B更可欲呢?政府或国家设定一种共同理想可能压制个人自由，但没有一种共同理想的政治共同体又存在缺乏凝聚力、丧失社群的感情纽带、剥夺共同生活的意义等缺陷，更严重的是，缺乏坚实的伦理信念，而仅仅诉诸于契约共识，往往会走向虚无主义，在二者之间就只能进行非此即彼的选择吗?进一步探讨这个问题已经超出了本文的范围，但这问题的重要性不言而喻，这将持续激发着我们对人类政治生活与前途命运的思索和关心。

［1］［英］波普尔.开放社会及其敌人:第2卷［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342.

［2］［4］［9］［14］博杜安.卡尔·波普［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61、61、84、88.

［3］［英］波普.历史决定论的贫困［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2.

［5］［英］波普尔.猜想与反驳［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6.520.

［6］［7］［8］［11］［15］［17］［20］［21］［英］波普尔.开放社会及其敌人:第1卷［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309、294、295、308、297、315、293、143.

［10］［12］顾肃.论波普尔的开放社会［J］.开放时代，2002，（6）.

［13］［16］［美］汉娜·鄂兰（阿伦特）.极权主义的起源［M］.台北:时报文化出版公司，1996.492－493、493 －507.

［18］［美］约翰·罗尔斯:政治自由主义［M］.南京:译林出版社，2011.24.

［19］［古希腊］亚里士多德:政治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1965.3.

［22］载应奇编.自由主义中立性及其批评者［C］.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3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