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当·沙夫历史唯物主义观概论*

2014-02-02许恒兵

中共南京市委党校学报 2014年3期

许恒兵

（南京政治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江苏南京 210003）

亚当·沙夫是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的重要代表人物，波兰著名哲学家。其一生著述颇丰，其中与本文主题有关的主要著作有《人的哲学》、《马克思主义与个体》、《结构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作为社会现象的异化》、《论共产主义运动的若干问题》等。沙夫的理论研究可谓涉猎广泛，其著述包含着各种不同的问题，但总体上来看，在实现了自身的理论转向后的沙夫主要关注的中心是对社会现实进行批判的人道主义问题，具体包括人的生存问题、人的地位、人的异化等问题的探讨。通过回答这些问题，沙夫架构起了具有独特性的人道主义批判理论体系。而在这个体系中，无疑包含了沙夫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多维度的理解。可以说，对历史唯物主义的较为系统的阐释构成了沙夫构筑独特的人道主义批判理论的重要方面。换句话说，这种阐释在很大程度上剔除了人道主义批判理论一般具有的抽象性或乌托邦性质。从这个角度来看，从总体上理解和把握沙夫对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多维度阐释，对于更为准确地把握沙夫的人道主义批判理论，并进而理解和把握历史唯物主义本身的特质具有重要的意义和作用。

一、理解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前提

从沙夫的相关论述可以看出，青年马克思的异化理论是理解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前提。此种内在相关性源自于沙夫对青年马克思与成熟马克思思想连贯性的基本判断。正如他所明确指出的:“马克思是一个完整的人，无论是从心理学上说还是从科学上说，任何将他分文两个不同的和独立的人格的努力都是愚蠢的。青年马克思提出的思想，既是成熟的马克思所坚持的思想核心，也是推动马克思思想发展的动力。作为《资本论》和进行全面研究的作者，成熟马克思所提出的某些思想植根于其早期思想，认真阅读马克思的后期著作就可以在马克思的某些思想和语言中明确地看到这一点。”［1］进一步来看，沙夫认为，构成青年马克思和成熟马克思之间内在关联的思想观念主要有:“人道主要以及马克思关于人的思想，异化理论和克服异化的方式，历史主义等。”［2］毋庸置疑，沙夫的上述论述无疑包含了合理性的成分，即基于人的解放主题把捉到了青年马克思和成熟马克思之间的内在关联，并由此有力地反驳了作为对人本主义“意识形态”极度厌烦而兴起的以阿尔都塞、科莱蒂为典型代表的科学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对此，西方马克思学的重要代表人物费彻尔也曾指出:“与大多数伟大的思想家一样，马克思的著作也由一个独一无二的核心认识、一个根本问题一以贯之，而所有认识上的努力与行动上的指导最终都是为之服务的。这个核心问题就是，为什么资产阶级革命没有达到它所宣布的理想目标，为什么在现代基于分工的、被市场机制所统治的社会中，个人尽管有法律上的自由，却仍然陷入到对独立于他们、妨碍他们（每个个人）发展自己的人性的种种规律性的依赖之中。”［3］

当然，这种单向度地强调连贯性本身的做法无疑也忽略了马克思思想演进过程中的诸多根本性的东西。的确，追求人的解放或者说消除人的异化无疑是贯穿于马克思思想演进过程始终的问题，但无论就异化发生的原因抑或异化的消除，无疑在青年马克思与成熟马克思之间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概括来说，在《1844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并未给予资产阶级社会历史条件下人的异化提供有效的解释，而是通过设置理想型的人的存在状态即“自由自觉的活动”对其进行激进的批判。同时，马克思同时未能找到消除异化的有效路径，而只是提供了一种带有浓烈的乌托邦色彩理想性解决方案，即宣称“共产主义，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等于人道主义，而作为完成了的人道主义，等于自然主义，它是人和自然界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是存在和本质、对象化和自我确证、自由和必然、个体和类之间的斗争的真正解决。它是历史之谜的解答，而且知道自己就是这种解答。”［4］但是，在随后所实现的哲学革命中，或者说，在历史唯物主义的语境中，异化的解释和消除都被牢牢地奠基在对现实的把握和理解之中。例如，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基于“生产”视角的确立，从分工或者私有制的角度对异化的发生根源作了科学的分析，并基于对共产主义革命现实条件的分析而初步确立了实现人的解放的科学社会主义学说。同样，在《资本论》及其手稿中，马克思基于资本和雇佣劳动者之间特定的生产关系的分析为基础，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所造成的异化和拜物教进行了科学的分析和阐释，并相应地指出了富有强烈的历史感的解决路径。

虽然没有看到青年马克思和成熟马克思在对待人的异化问题上的实质性差异，但沙夫却基于历史唯物主义的语境对异化作了不同于青年马克思异化理论的“拓展性”理解。沙夫正确的指出:“马克思的概念，由于年轻时的观点的演变以及对社会的看法的成熟，是有变化的”。［5］但由于其对青年马克思和成熟马克思思想连贯性的强调，他的这一论断并未产生实质性的理论意义。其具体表现是，沙夫并未对青年马克思的异化理论的特质作出符合实际的说明，而是在打破任何界限的前提下，对异化作了建基于历史唯物主义语境基础上的理解。那么，沙夫对“异化”到底作了何种理解呢?

首先，沙夫作了一个界分，即要把异化与自我异化区别开来。在他看来，“马克思在其青年时代到成熟时期所有著作中，总是把‘异化’和‘自我异化’这两个概念区别开来”，“前者是指人与其产物的关系”，“后者是指认与其他人的关系，以及与自己的关系”。［6］简单来说，前者实际上就是人与其产品的异化，后者是指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异化。需要指出的是，这一区分无疑不符合马克思的思想。即便是青年马克思在《手稿》当中也未作此区分，在那里，无论是人与劳动产品的异化抑或人与人的异化，都隶属于“异化”本身。沙夫的划分无疑缩小了“异化”的内涵。不仅如此，沙夫对“自我异化”亦即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异化本身也作了不恰当的解释。在马克思那里，人与人的关系的异化主要是指人在生产过程中所结成的生产关系和社会关系的异化，而沙夫却将其理解为“发生在任何感情、经历和态度之中”的“一种主观的关系”。在作此区分的前提下，沙夫对异化作了明确的界定，即其所指的是“一种特定的关系，即建立在人及其活动产物之间的一种异化。”［7］而沙夫对异化的无界限的拓展性理解突出地表现在以下论断中，即“人类的各种不同产物却在一定的社会条件下发挥作用并受到各种支配社会条件的规律的制约，而这些规律的作用往往是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的。”［8］但是，这一思想恰恰不是青年马克思的，而是创立了历史唯物主义之后的马克思对“异化”的阐释。其典型的论断体现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即“受分工制约的不同的个人的共同活动产生了一种社会力量，即成倍增长的生产力。因为共同活动本身不是自愿地而是自然形成的，所以这种社会力量在这些个人看来就不是他们自身的联合力量，而是某种异己的、在他们之外的强制力量。关于这种力量的起源和发展趋向，他们一点也不了解;因为他们不再能驾驭这种力量，相反，这种力量现在却经历着一系列独特的、不仅不依赖于人们的意志和行为反而支配者人们的意志和行为的发展阶段。”［9］不仅如此，如果说“共同活动”所体现的实质上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那么，沙夫对“异化”和“自我异化”的无疑与马克思的原初理解相违背。归根结底而言，沙夫实际上撇开了青年马克思的“异化理论”，而对异化作了历史唯物主义语境基础上的理解和阐释。

撇开沙夫在思想史问题上的缺陷不谈，其对异化的其它诸多阐释恰恰抓住了成熟马克思的异化观的实质，并由此构成了其理解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前提。首先，沙夫对异化和对象化作了明确的区分。在他看来，“对象化是指认的思想在行动中变为物质的和精神的产物的过程，这些产物不依赖于意志和人的意识而客观独立地存在。这种对象化过程，无论就满足人之不同需要和彼此交往来说，或者就以之达到人类共存的目的来说，乃是人们生活的基础和条件。”［10］而如果说对象化是任何社会生产活动的共有的“超历史”的一般特征，那么，沙夫对对象化的理解恰恰间接地论述了历史唯物主义的一个核心理论，即物质生产是人类历史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在此基础上，沙夫就对象化和异化的关系作了较为准确的说明，其基本的论断是对象化是异化的基础，其中，“对象化是人类生活过程的必然的征象”，而“异化则不是人类生活过程之必然的征象”，“而仅仅是可能的征象”。［11］不仅如此，沙夫还敏锐地指出了从必然性的对象化到异化的转变是在一定的历史条件的前提下发生的。他明确指出:“还必须有另外一些条件，人类活动的产物才成为同人对立并控制人的独立力量。”［12］更为可贵的是，沙夫还认识到异化的发生是以“现存的”或“一定的”社会关系为条件的。最后，基于上述认识，沙夫认为，“异化具有一种历史特点，取决于一定的社会条件并随着这些条件的消失而消失。”［13］这就有效地批判了存在主义者乃至某些以马克思主义者自居的理论家将异化视为人类本身所固有的现象的非法认识。

正是基于对异化理论的上述阐释，沙夫确立了自己理论的中心，即如何消除人的异化，实现人的解放。异化所造成的结果就是，原来作为人的劳动产物从而本属于人的体现人的本质性力量的对象性存在畸变为操控人的纯粹客观性存在，即取得了“自发的”形式。那么，到底是何种原因造成了这种异化，或者说个人所生存于其中的社会现实到底遵循着何种机制才造成了人的异化，由此必然牵涉到对人所生存于其中的社会现实的分析，并在此种分析的基础上寻求消除异化的具体路径。正是循着着种思路，沙夫对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进行了多维度的阐释。

二、历史唯物主义的多维度阐释

上文的论述表明，沙夫理论上敏锐的突出表现之一是他认识到人的异化并非黑格尔式的纯粹概念的外在化，而应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和特定的社会关系下所产生的一种“社会现象”，而为了消除异化，就必须消除造成异化的社会条件和社会现象。对此，沙夫明确指出:“异化是由特定的社会条件所孕育的，正如只有客观化是每一种社会形式里的必然现象，所以在消除这些条件以后消灭异化是能够实现的”，“只要超越导致异化的社会条件，消灭异化就是可能的了。”［14］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对异化的社会进行理论上的分析和把握，切实找寻到异化发生现实根由。在沙夫看来，这恰恰构成了历史唯物主义的真正任务所在。由此便涉及到沙夫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出发点或研究对象的理解。在他看来，现实的人的生存恰恰构成了历史唯物主义的真正出发点，“把人在真实世界中的活动作为观察人的出发点，就意味着站在唯物主义的经验主义的立场上。……我们在这里就是从对人的存在的研究出发。那么，如此理解的存在，对唯物主义者而言，是研究人的最好的出发点。”［15］值得一提的是，沙夫的上述界定是符合马克思恩格斯的本意的，正如他们在《德意志意识形态》所明确指出的，“我们开始要谈的前提不是任意提出的，不是教条，而是一些只有在臆想中才能撇开的现实的前提。这是一些现实的个人，是他们的活动和他们的物质生活条件，包括他们已有的和由他们自己的活动创造出来的物质生活条件。”［16］但是，与一般性的理解不同的地方在于，沙夫并没有将人的问题的研究直接归之于历史唯物主义，而是将其界定为“马克思主义的人的哲学”，在此基础上，沙夫对历史唯物主义和“人的哲学”作了明确的划分，即认为两者并不直接等同，而是前者构成了后者的基础和前提。正如他自己所说:“历史唯物主义是这种人的哲学的基础，是它的必要前提，但并不就是这种哲学。……这是两种有联系的研究，而不是相同的研究。”［17］

进一步来看，沙夫在确立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出发点及其地位之后，紧接着又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对象作了具体的界说。他说道:“历史唯物主义自然而然地给这种哲学（意指马克思主义人的哲学——笔者按）提供着理论基础;它让我们对个人作社会的解释，它教我们把人放在他的社会关系中，既不放弃他的个人的东西，同时又保持其社会性。”［18］从这段话可以看出，沙夫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研究对象既可以说是个人，同时也可以是社会，或者综合起来说就是个人与社会的关系，尤其是研究社会影响和制约人的机制。就问题本身来看，沙夫的观点是正确的，即深刻地洞悉到个人与社会的内在相关性。一方面，基于对马克思关于人的本质在其现实性上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的论断的深刻领会，沙夫明确指出:“个人，从生到死，甚至于在他的完全的内心的生活经验中，都是和别人极密切的联系着的，从根本上说，他是‘社会人’，是受社会制约的，是每一步都受社会规定的”;［19］另一方面，沙夫又强调了个人对于社会的生产性或能动性作用，“个人是产品，但同时也是生产者，他是终点，同时又是出发点。”［20］毋庸置疑，突出个人问题本身彰显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原初精神，因为正如马克思所明确指出的，“在社会中进行生产的个人，——因而，这些个人的一定的社会性质的生产，当然是出发点。”［21］当是，在迄今为止的以阶级斗争为直接动力的社会中，个人本身又必定隶属于一定的阶级，从而其历史性作用的发挥只有置于阶级的层面上才能获得科学的理解。这个环节的缺失构成了沙夫历史唯物主义观的重大缺陷，并同时体现了东欧新马克思主义在这个问题上的一般性意见。

在上述理解的基础上，沙夫赋予历史唯物主义在整个马克思主义中的重要地位。他指出:“我还要提到马克思主义的精髓，即作为社会科学方法论的历史唯物主义”［22］在他看来，无论是谁，在历史研究中如果不借助于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论工具，就会在历史研究中不会取得任何成就，并呼吁“那些把运用历史唯物主义这个分析工具视为社会科学中不言而喻的事情的人，那些与这个工具密不可分的人，不要忘记或排斥这种理论的马克思主义来源。”［23］沙夫的上述见解无疑凸显了历史唯物主义在史学研究中的基础性意义，具有极强的时代穿透力和理论警醒作用。那么，历史唯物主义作为一种方法，其总体上的特征到底何在呢?如果先行说出结论的话，就是历史唯物主义实现了结构分析方法与历史性分析方法的统一，而其核心无疑是历史性的分析方法。沙夫对基于极度厌恶人本主义意识形态的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极力彰显结构分析方法，否定历史性分析方法的根本缺陷作了非常到位的说明，但是，他并不否定结构分析方法的应有的地位和作用，在他看来，“对系统的结构分析（即对系统的结构的、同时性存在规律的分析）作为对系统的动态分析（即对动态规律的分析）的补充，构成了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的成分。”［24］在此基础上，沙夫重点突出了历史分析方法对于历史唯物主义的重要性。基于对马克思恩格斯相关论断的分析，沙夫总结指出:“马克思和恩格斯明确地宣称他们赞同历史主义”，“他们借助于历史主义表述了这样的观点，即世界是变化的，世界的变化服从于特定的规律，这些规律反映在科学的动态规律之中。”［25］沙夫的分析无疑抓住了问题的关键。对此，一个富有说服力的例子在于，当考夫曼评论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的核心在于研究“由一种形式过渡到另一种形式，由一种联系秩序过渡到另一种联系秩序的规律”［26］时，得到了马克思本人的认可。

沙夫在理论上的另一大突出贡献就是澄明了历史唯物主义的时代性或当代性。我们都知道，无论是马克思还是恩格斯，都曾多次澄明历史唯物主义的时代性特质，即历史唯物主义绝非提供解决一切问题的药方或公式，它也不是任何人借以推出问题解决方案的那个抽象的黑格尔式的“无”，不仅是其理论发展本身，而且是其功能的发挥，都要建立在对变化了社会现实研究的基础之上。而沙夫无疑深谙这一道理。他明确指出:“当社会生活发生了深刻变化，而这种变化又同生产方式的变化和随之而来的社会阶级结构和社会观念的变化密切相关时，那么这一时期在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观念也必然随之发生变化。这一观点看来是天经地义的事。可以这样说，这是马克思主义观察社会生活的方法。”［27］正是基于对历史唯物主义时代性品质的深刻领会，以及对于时代发展的深刻关切，沙夫强调必须基于对新的社会现实的研究来探寻未来的新社会主义。他指出:“真正的革命（即使这一革命是通过民主和改良的方法完成的）已出色地表明，历史唯物主义关于社会基础的根本变化必然要引起上层建筑的变革这一基本论点的正确性。”［28］基于这一认识，沙夫立足于自动化机器体系的普遍运用所带来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阶级构成的新变化，对未来社会主义的走向进行了积极的探索。而如果我们熟悉马克思在《资本论》及其手稿中所遇见的自动化的运用与资本主义社会形态的终结内在相关性的细致分析，那么，我们无疑能够感受到沙夫在把握时代问题上的敏锐性。虽然他在很多问题上——限于文章篇幅的限制，这里不可能对这些问题进行详细的分析——存在着在笔者看来背离了马克思的解释，但究其基于时代变化的现实要求而积极探求新的社会主义纲领的要求无疑是符合马克思主义精神的。正如恩格斯曾经指出的。“所谓‘社会主义社会’不是一种一成不变的东西，而应当和任何其他社会制度一样，把它看成是经常变化和改革的社会。”［29］更为可贵的是，虽然沙夫基于历史唯物主义时代感、社会现实的变化对“新社会主义”探求的理论所指无疑是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并基于此种模式对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异化问题作了系统的说明，但是，他并没有在这个问题上陷入历史虚无主义的泥坑。在他看来，“这条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没有经受住重大历史经验的检验，它走进了死胡同。这次伟大的冒险给我们留下的主要教训是不能重返这种制度，社会主义必须探索新的路径，但与此同时，不要放弃历史上的正面经验。”［30］

三、人本主义马克思主义者?

基于上文的梳理和分析，我们可以看出，虽然沙夫基于一些共有的理论前提而隶属于东欧新马克思主义对马克思主义的人本主义理解路径——这些前提包括彰显异化理论的首要的突出意义和价值，强调青年马克思与老年马克思思想的连贯性，尤其是将实现人的解放问题作为马克思主义的中心问题等——但是，细致分析沙夫的历史唯物主义观，我们无疑发现，沙夫实际上已经逸出了以东欧新马克思主义为代表的人本主义马克思主义者的一般理论阐释路径的范围。为了方便起见，我们援引著名的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研究专家衣俊卿教授对人本主义马克思主义的刻画作为评判标准，来具体审查一下沙夫理解马克思主义的具体特质。

按照衣俊卿教授的概括，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的内在理论框架表现在内在相关的三个方面，“第一，这一理论的基础部分是它的人本学或本体论维度，其核心是一种世界图景或理想的人之形象;第二，以这一世界图景或人之形象同世界现状或人类历史困境的反差和冲突为基础，建立起一种历史和社会评判理论;第三，摆脱人类历史困境以实现理想的人之形象的社会改造纲领。”［31］虽然，从表面上来，人的中心地位的确立、一种历史和社会评判理论、社会改造纲领无疑也出现在沙夫的马克思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观之中，但仔细甄别可以发现，无论哪一个方面，沙夫都表现出与此种一般性不同的倾向。

首先，就第一个方面而言，沙夫并未建立一种世界图景或理想的人之形象，恰恰相反，在他看来，马克思主义所追求的人道主义的实现必须建立在现实发展的基础之上。他明确指出:“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认为，除去别的因素之外，社会经济基础的发展制约着人类个体的发展。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的结论是从对于事实的经验观察得出的，而不是从抽象的道德规范和与之相关的对于社会生活的要求得出的。”［32］

其次，就第二个方面而言，既然沙夫并未建立一种理想的人之形象，那么，其对社会现实所展开的批判并未借助于现实与理想之间的一种比照。实际情形是，沙夫总是强调历史唯物主义的批判性是建立在对现实的深入分析和把握的基础之上的。正如本文在第一部分所指出的，沙夫虽然是从青年马克思的异化出发的，但却将对它的分析建基于历史唯物主义的语境基础上。在他看来，“在马克思的观点中，异化指的不仅仅是那种被剥夺了一切的、不幸的、颓唐的、甚至是病态的个人。这里研究的是社会发展的方式问题。”［33］也就是说，异化的分析归根结底源自于对社会发展方式问题的分析。循此理解往前走，其结论必定是，特定的社会发展方式之中蕴藏着超越现实的特定可能性，而这恰恰充分彰显了马克思对待历史的历史唯物主义态度，即“如果说所特定社会形态的未来历史走向在其现在中有其根源，那么，马克思的这个态度必将从根本上决定其对于社会主义道路的理解，即其必须匹配于特定的历史环境来考察。”［34］

最后，就第三个方面而言，沙夫也强调提供使人摆脱历史困境的人道主义纲领的重要性，但与上述两者密切相关，他始终强调人道主义的社会主义不是一种对历史未来的“先验可能性”的设想，而是要以现实的历史条件为坚实的基础。他指出:把马克思的“社会主义人道主义同其他人道主义区别开来，要根据含有人道主义的那种社会运动的性质。根据促进这种社会运动的社会力量、根据为全人类的解放而为工人阶级的解放创造条件的历史条件。”［35］沙夫进一步用“具体性”概念来解说人道主义社会主义的对历史条件的依赖性，即“所谓它的具体性，我首先指的是社会主义人道主义并不是同抽象的人有关，而是同生活在现实社会条件和历史条件中的人有关，同这些条件中所引起的发挥需要和可能性有关。”［36］

［1］［2］［24］［25］［32］沙夫.结构主义与马克思主义［M］.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09.108、108、85、90、103.

［3］费彻尔.马克思与马克思主义［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学报，2009.36.

［4］［9］［16］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185 －186、537 －538、516 －519.

［5］［10］［11］沙夫.异化和社会行动［J］.哲学译丛，1981，（5）.

［6］［7］［8］［12］［13］［14］［33］沙夫.马克思异化理论的概念系统:上［J］.哲学译丛，1979，（1）.

［15］［17］［18］［19］［20］袁贵仁，杨耕.东欧和苏联学者卷:下卷［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44、44、42、23、25.

［21］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5.

［22］［23］俞可平.全球化时代的“马克思主义”［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63、63.

［26］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20.

［27］沙夫.做马克思主义者，不做教条主义者［J］.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1999，（2）.

［28］中央编译局国际发展与合作研究所.未来的社会主义［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4.84.

［29］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5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