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洲飞+唐健

摘 要： 《实践论》《矛盾论》是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经典之作，其丰富的理论内涵和实践价值历久弥新。概而言之，“两论”所彰显的哲学魅力主要体现在：它是一部中国风格的哲学论著，是一份中国革命经验的总结，更是一套中国气派的理论创新范式。

关键词： 毛泽东； 《实践论》； 《矛盾论》； 中国革命

中图分类号： A841 文献标识码： A DOI：10.13411/j.cnki.sxsx.2015.03.002

The Philosophy Glamour of On Practice and On Contradiction

PENG Zhou-fei ， TANG Jian

（Nanjing Political College， Marxist College， Nanjing 210003， China）

Abstract： The classical works of Mao Zedongs philosophy thoughts are on practice and on contradiction， which contain lots of theories and realities for guiding us. The glamour of practice and contradiction show： they are the typical theoretical works of Chinese style， the wisdom fruit of Chinese revolution， and the innovative theory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Key words： Mao Zedong； On Practice； On Contradiction； Chinese revolutionary

《实践论》《矛盾论》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星空中璀璨的双子星，是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性发挥的著名篇章。“两论”不仅阐释了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和辩证法，而且总结中国共产党人的革命经验和理论智慧，其所蕴涵的哲学魅力并未因时间流逝而过时，反而愈加彰显魅力。

一、中国风格的哲学表述

“任何一种哲学，只要是活的、有生命力，就一定要用现代的语言来陈述…… 古今、中西学术上的语境不同，你越是自觉到你在做什么，你越能顾及到各种不同的语境，你所讨论的层次就可能越高。”[1] 哲学是时代精神的精华，是与时俱进的时代脉搏，是人们反映实践并作用实践的思想争鸣。真正的哲学是接地气、关乎社会发展、人民幸福的理念。马克思主义哲学品格就是与广大人民群众息息相关的哲学，是活着的、现实的，有生命力的哲学，它总是切合时代发展、符合现实运动和社会发展的实践哲学。而毛泽东正是以融合和转化的路径出色地发挥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指向，创造出极具中国风格的哲学篇目《实践论》《矛盾论》，即“两论”不仅在在理论特质上继承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原则，而且在言语表述上闪耀着中国风格的述说方式。

（一）提出辩证唯物论的“知行统一观”

辩证唯物论的知行统一观是毛泽东创造性的拓展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中国特色话语表述。毛泽东坚持从辩证的、联系的、发展的观点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认为“知行统一观”理念，做到了实践和理论的具体地、现实地、与时俱进的统一，是典型马克思主义认识论思维模式，即遵照知行并进、知行一致、知行统一的认知模式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实践论》的副标题，即论认识和实践的关系——知和行的关系，充分彰显了毛泽东哲学思想的中国术语表达范式。在毛泽东看来，感性和理性认识指的就是知行关系中的“知”；而社会实践指的就是知行关系的中“行”，即付诸行动，亲身躬行。毛泽东用中国式的俗语讲道，所谓“失败乃成功之母”，“吃一堑长一智”表达的意思是，人们只有经过亲身躬行才能获得认知的正确性。融合中国风格的表述话语在《实践论》中比比皆是：在解释何谓认识的感性方面，毛泽东阐释到，那些从外地来到延安考察的人，走上街头看看延安的地形地貌，串串延安的街道巷宇，参加所谓的宴会，报告会，听到零碎的谈话，阅读零散的文件，都是从现象层面了解延安，只能算是感性的认识；在如何获知真理性认知方面，毛泽东用传统文化解说， “不入虎穴，焉得虎子”；《三国演义》中所谓“眉头一皱计上心来”等言语都可以说明如何获得理性“知”。毛泽东还强调，没有社会实践（行）是不可能获得真知，要想认知和获得事物的本真面目，唯有亲身参加实践活动、参与改革实践，才能掌握事物变化发展的规律。人的认识离不开人的社会实践活动，这是因为在人的社会实践（行）中才能深入、全面、客观地了解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人的关系以及人与社会的关系。一旦离开人的社会实践（行），一切认识、认知和社会运转的关系都无从得知。社会实践（行）的人类社会历史得以形成和发展的基础性、根本性的社会活动。人类的物质生产活动是人类社会活动顺利运转和发展永续不断的活水源泉。因而，社会实践是判断认识真理性的标准。“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的实践。实践观点是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之第一和基本的观点。”[2]284 人们只有经过且只能经过实践活动才能获知认识的真理性，这是马克思主义基本观点。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阐明到人们认识真理性的实践判断标杆：“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真理性，这不是一个理论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即自己思维的现实性和力量，自己思维的此岸性。”[3] 列宁也强调，实践（行）高于知识性的认知，主要得益于实践（行）不仅具备认知的普世性价值和品格，而且还具有针对性、具体性和现实的真实品格。毛泽东继承和发扬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论断，强调理论的东西是否符合于客观真理性这个问题，若是脱离实践（行）就要得到解决，这是不可能的。要想彻底地解决理论符合实践、主观符合客观、知符合行的问题，唯有把理论的认识和认知落实到社会活动、社会实践（行）中，应用到人类发展社会的具体事宜中，才能检验理论的指向能否能够实现预想的目标。

（二）提出唯物辩证法的科学“宇宙观”

“宇宙观”，即世界观，是毛泽东为了帮助中国人更好地认知和接受外来思想而启用的中国特色词汇。毛泽东指出，马克思主义的宇宙观是完备的理论、是科学的理论。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吸收、批判和建构的路径上创造性拓展了人类认识的优秀成果，他们积极扬弃了黑格尔辩证法的思想，建构了人类认识世界、认识社会和认识思维的伟大理论——唯物辩证论科学“宇宙观”。毛泽东在“两论”主要阐述了科学“宇宙观”的主题：一是两种对立宇宙观的差别；二是唯物辩证法的核心法则——矛盾法则，即对立统一规律。

1. 重点探讨了两种宇宙观的基本特征。毛泽东强调，自古以来人们的“宇宙观”就存在两种截然不同的呈现方式。一种呈现方式，是唯物辩证法的“宇宙观”；一种是形而上学的“宇宙观”。毛泽东把形而上学概念解读为“玄学”，还认为无论在中国内地，还是在西方国家，形而上学宇宙观（玄学）在人们心中占据很长的统治地位。毛泽东指出形而上学（玄学）宇宙观主要观点有：它用孤立的、静止的、片面的思维审视世界，即使有变化和发展也是数量、位置或方向的变化；事物的外部动力是事物运转和发展的根本动力，社会的变化和发展都是外部的推力所导致。此外，毛泽东还对错误的形而上学宇宙观给予严厉的批判，他指出，古人曰“天不变，道亦不变”就是典型的形而上学的宇宙观，这种静止的、孤立的、永恒不变的宇宙观长期为封建统治阶级服务。

2. 唯物辩证法的核心法则：矛盾法则，即对立统一规律。毛泽东在《矛盾论》中指出，矛盾法则是事物运动、变化、发展的基本法则，而矛盾法则即对立统一法则也是唯物辩证法的核心法则，理解了这个根本法则就等于理解了唯物辩证法的实质和核心。毛泽东指出，一切事物中包含的矛盾方面的相互依赖和相互斗争，决定一切事物的生命，推动一切事物的发展。没有生命事物是不包含矛盾的，没有矛盾就没有世界。这就意味着任何事物都包含着矛盾，矛盾是事物得以存在、变化和发展的根源。世界就是矛盾的世界，事物就是矛盾的事物，没有不含矛盾的事物，也没有不含矛盾的世界，没有矛盾就没有世界。自然界如此、人类社会如此，同样，阶级斗争如此，思想认识也如此，必须以对立统一的矛盾观审视世界，把矛盾史的观念贯穿于人类的发展史中。另一方面，毛泽东强调，我们要注意矛盾的特殊性问题：任何事物都含有自身独有的特殊的矛盾，这种特殊性造就了一事物不同于另一事物的本质区别。世界上的事物之所以千差万别，其根源在于事物本身的特殊属性和本质。矛盾的特殊性在我们认识事物中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人们唯有通过了解，认识事物自身特有的属性，才能把握事物的本质，进而全面认识和了解诸多相关事物的区别和联系。

二、中国革命的经验智慧

《实践论》《矛盾论》是中国革命斗争经验的集萃，它具有鲜明的实践性和应用性，“两论”在实践方面，“总结了中国革命的经验，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中国的具体的日常实例结合起来”。[4] 这种实践性和应用性，体现在它直接服务于当时中国革命斗争的形势和状况，体现在灵活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普遍真理，直接现实地指导中国革命面临的难题和挑战。“两论”总结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时期的路线、方针和政策，为正确指导革命运动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和实践基础。毛泽东经常强调，要活学活用哲学，万不可“死学死用”哲学，要把哲学贯穿于实际工作，实际革命和实际斗争。毛泽东在“两论”中所凝练的哲学智慧主要体现在两大方面：一方面猛烈批判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的错误认识；另一方面正确认识和分析中国革命时期所面临的斗争问题。

（一）《实践论》《矛盾论》对中国共产党内“左”、右倾错误进行了批判总结

毛泽东“两论”的题注中指出，《实践论》写作的目的，就是为了纠正党内严重的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错误思想路线，尤其是批判那些盲目崇拜理论而轻视实践的教条主义思想认识误区，学会运用马克思主义认识论辨析、认知复杂的斗争形势，掌握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的精髓和要义。同样，《矛盾论》也是为了帮助中国共产党辩证、全面认识党内存在的错误的主观主义，尤其是教条主义的错误路线而写作的哲学篇目。历史和经验不断地警示我们，中国共产党内所犯下“左”、右倾错误对中国革命造成了极为严重的后果。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错误指导思想，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统治全党长达4年之久，曾将中国革命前途带入濒临绝望的境地；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投降主义错误思想，迫使轰轰烈烈的大革命运动陷于失败局面。为了及时遏制和纠正这种错误思想路线的蔓延，为了正确指导中国革命发展，1935年，中共中央红军抵达陕西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不得不总结中国革命经验、批判错误教训，在思想和理论上澄清误区，用正确的理论和经验智慧迎接新的革命形势和挑战。正如毛泽东回忆道：“在第二次国内战争末期和抗战初期写了《实践论》、《矛盾论》，这些都是适应于当时的需要而不能不写的。” [5]

毛泽东指出，党内“左”或右的错误路线完全违背了理论和实践相统一的原则，党内一些人遵循本本主义，僵化地认识和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原则和理论论断，盲目地将共产国际的指令“圣旨化”，将苏联经验神圣化。这些做法不是从中国的具体实际、具体的情况出发，而是从马克思主义著作的个别词句、个人狭隘经验出发，错误地指导中国革命斗争。为此，毛泽东痛斥到，那些教条主义分子就是典型的懒汉主义，他们拒绝对中国革命工作做具体的分析和考察，他们拒绝对中国实际斗争情况做深入的调查，而是一厢情愿地把真理看成“秘诀”。毛泽东具体指出，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和王明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之处在于，他们的思想方法和认识路线割裂了对立与统一、斗争性与同一性的辩证关系；他们不懂得客观事物在对立中存在同一，在同一中又有斗争，不懂得有条件的融合和无条件的对立的辩证关系。毛泽东从哲学高度批判“左”、右倾错误思想，科学总结了土地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人的武装斗争经验，不仅在军事路线上撇清王明“左”倾错误路线，而且在思想路线上对“左”、右倾错误问题进行了彻底的清算。

（二）《实践论》《矛盾论》对当时的中国革命斗争、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进行了科学的概括总结

毛泽东在《实践论》指出，正确的理论若不和革命实践相统一，就会成为无对象的理论，成为空洞的理论。同样，现实的革命实践若不和革命理论相统一，就成为盲目的实践，错误的实践。中国革命斗争是世界无产阶级革命斗争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国共产党需要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共产国际的指示，需要苏联的帮助，这是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普遍道路。但是中国革命斗争有中国特有的国情和实际，中国共产党人必须将马克思主义指导、共产国际的指示和苏联的帮助进行历史、具体和有机的结合。十月革命一声炮响送来了革命的理论、革命的指导，但是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十月革命没有送来符合中国实际的革命道路、革命武装和革命组织。毛泽东在实际的斗争中，科学地总结出中国共产党的思想路线和革命道路，提出正确的观点和经验，“党支部建在连队上”、“政权是从枪杆子里取得的”、“工农武装割据，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等正确的路线。在《矛盾论》中，毛泽东也指出，中国的革命斗争形势是特殊的斗争形势，这种斗争形势需要运用唯物辩证的思维审视和定性。他时刻强调，中国同志必须了解中国情况，在历史重要时刻，更是如此。写作“两论”时正是中华民族处于转折的凝重时刻，国内外局势复杂，共产党和国民党的关系，中华民族和入侵民族的关系，苏联和共产党以及国民党的关系错综复杂。毛泽东是处理矛盾的“高手”，他辩证地运用事物对立统一的原则，告诉我们：共产党员要学会全面辩证地看待问题。在毛泽东的指导下，中国共产党人不仅了解无产阶级情况，而且了解了地主阶级情况，审时度势顺利地发动国内土地革命，有力地推动无产阶级革命运动；不仅了解共产党的情况，而且要了解国民党的情况，最终促成“国共第二次合作”，牢固抗日统一战线；不仅了解中国的情况，还了解日本的情况，对比分析战争态势，写出了《论持久战》著名篇章等等。

三、中国气派的理论创新

《实践论》《矛盾论》充分体现了“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6] 前苏联《真理报》也评论到，毛泽东哲学思想是“对复杂哲学问题的深刻的马克思主义分析与叙述形象性和鲜明性结合在一起”[7]的理论发挥。毛泽东强调，理论和实践的辩证统一，是知行合一的统一，是改造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的相统一的结合。他指出，教条主义式地吸收外国的东西，在中国过去是吃过大亏的。马克思主义必须扎根中国土壤，融合中国文化，浸染中华民族气息，和中国具体的革命实践运动结合起来，才能顺利地指导中国革命，而那些生搬硬套公式化的马克思主义必定在实践中遭到失败。

（一）《实践论》《矛盾论》的写作风格摒弃了常规的引介性、认知性的著述风格，鲜明凸显中国本土理论创新的气派

回顾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史，中国共产党人学习马克思主义著作，不是阅读原著文本，就是学习苏联学者的编著文本，或者一般性的著述文本，特别缺乏从中国革命实践角度、中国文化探讨的理论著述。而毛泽东在“两论”中，提炼了中国革命的哲学逻辑，描绘了现代中国革命的哲学蓝图，确立了中国革命的正确道路，奠定了中国共产党人坚实的理论和思想基础。我们发现，毛泽东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唯物辩证法，不是为了纯粹的思辨探索；而是具有鲜明的实践指向性，紧贴中国严峻的斗争形势，创造出中国人自己的理论思想。建国后，毛泽东还一直强调，马克思、列宁这些革命导师的思想和著作要认真学习，他们的基本原理必须遵守，但是仅仅依靠老祖宗是行不通的，任何一个国家的共产党和思想家更要创造出民族特色的新理论，撰写民族气息的著作，产生新的理论家，唯有此，才能为当前的政治服务，为无产阶级解放贡献力量和智慧。在《实践论》中，毛泽东告诫中国共产党人要坚持理论与实践、主观与客观、知与行的具体的历史的有机的统一原则。毛泽东深刻地意识到，实践与理论的统一是历史辩证发展的统一，它本身包含着中国革命乃至世界革命的时代内涵和理论逻辑，包含着中国人民和无产阶级解放的实践指向。从《矛盾论》中可以发现，毛泽东批判党内的教条主义者盲目地遵照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的只言片语，甚至还用他们“所谓的马克思主义”到处吓唬人，却不愿意深入基层了解中国实际，不愿意了解中国革命的特殊规律，理论和实践是相互脱离的，主观和客观是隔离的。因而，毛泽东“两论”的理论诉求和理论创新，植根于中国社会的矛盾态势，着眼于中国革命实践经验和智慧，努力把中国革命经验上升为哲学理论形态。这些理论创新不仅在中国哲学史上，而且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上的贡献也极富影响力。

（二）《实践论》《矛盾论》是毛泽东结合长期的中国革命实践经历，汲取人民大众思想营养而著的理论文章

自从毛泽东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转变为马克思主义后，坚定地提出：“唯物史观是吾党哲学的根据。”[8] 从此毛泽东便扎根中国土地，深入广大劳动群众，了解人民群众的疾苦，为人民和民族的解放事业奋斗一生。正如列宁所强调，东方各民族所担负的无产阶级解放事业和共产主义运动事业，会面临全新的挑战和问题，这就要求东方各民族要善于把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和革命斗争实践充分结合起来，发动广大人民群众，汲取人民的力量，汇集人民的智慧，遵照人民的先创精神，积极地为无产阶级解放事业注入新的理论。毛泽东也强调，中国共产党要善于拜人民为师，做人民群众的学生，学习人民的经验智慧。也正是在总结中国革命经验，汇集人民群众智慧的基础上，毛泽东撰写了马克思主义的创新论著《实践论》《矛盾论》。

参考文献：

[1]杜维明.儒家传统的现代转化[M].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

社，1992：216.

[2]毛泽东选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284.

[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500.

[4]裘克安.斯诺在中国[M].北京：三联书店，1982：285.

[5]毛泽东文集：第八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109.

[6]毛泽东选集：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534.

[7]论毛泽东的著作《实践论》[N].前苏联：真理报，1950-12-23.

[8]毛泽东书信选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15.

[责任编辑：任山庆；校对：党 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