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正为

（聊城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 山东 聊城 252059）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利益观的形成，是一个长期发展的过程。尽管如此，由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的指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理论体系和制度体系均已基本形成，因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利益观也随之基本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利益观，是马克思主义国家利益观与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的必然结果，既有成功的经验，也有曲折的教训，值得好好总结和思考。

一、历史地位:承前启后，继往开来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利益观，是马克思主义国家利益观的新阶段和新成果。随着马克思主义的形成发展，也形成了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利益观。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利益观，在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马克思恩格斯那里，就开始具备了自己的基本内核和基本原则，即:人们所追求的一切都与利益有关，因而任何国家行为都必须考虑人们的切身利益;阶级斗争的本质是利益的争夺，只有进行利益的分析才能掌握阶级分析的根本方法;国家是谋取私利的暴力工具，但也必然具备维护公共利益的职能;等等。但是由于当时还处于自由资本主义时期，仅有的无产阶级专政的伟大尝试——巴黎公社也很快失败，因而马克思恩格斯的国家利益观也就仅仅是一种理论构想。随着资本主义进入帝国主义时代和十月革命的成功，列宁的国家利益观不仅是一种理论和方法，也成为了切切实实的实践和探索。列宁的国家利益观，使马克思主义国家利益观的基本框架开始显现，即:国家利益是经济政治文化等利益的相互渗透，是个人利益与公共利益的彼此交织，是阶级利益与民族利益的紧密结合，是国家利益与世界利益的有机统一，是近期利益与长期利益的协调会同。由此可见，列宁的国家利益观，不仅包括了国内利益，也包括国际利益。斯大林的国家利益观，同他的马克思主义观和社会主义观一样，尽管也继承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但也走向了极端，即“二者必居其一”:政治经济文化等利益相互渗透但又强调政治利益，个人利益与公共利益彼此交织但又突出公共利益，阶级利益与民族利益紧密结合但又偏重阶级利益，国家利益与世界利益有机统一但又倾向国家利益，近期利益与长期利益协调会同但又凸显近期利益。毛泽东的国家利益观，尽管其基本框架仍是传统社会主义的国家利益观，但开始进行“以苏为鉴”、具有“中国特点”的可贵探索，形成了国家安全利益观、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利益观、国家经济利益观、国家政治利益观、国家文化利益观、国家发展环境观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利益观，将马克思主义国家利益观的基本原则同中国的具体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使马克思主义国家利益观进入了一个新阶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利益观，以人民的根本利益为出发点和落脚点，照顾到政治经济文化、近期与长远、个人与集体、中央与地方、国家与社会、发展与生态、中国与世界等各方面的利益，形成了社会和谐、世界和谐、党际和谐的新型国家利益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利益观，既具有“社会主义”性，也具有“中国特色”，因而是马克思主义国家利益观发展的新境界、新成果。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利益观，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和核心内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在内的科学理论体系，自然也就包涵了邓小平的国家利益观、江泽民的国家利益观、胡锦涛的国家利益观等。邓小平的国家利益观，包括国家利益至上，不以意识形态社会制度划线;主权利益第一，坚决维护国家主权领土完整;人民利益为重，切实解决人民切身利益问题;经济利益为核，综合各种利益平衡协调发展;长远利益为本，局部全部目标速度高度统一;世界利益为辅，爱国主义国际主义有机结合;等等。而这些内容，都是贯穿于邓小平理论之中的。江泽民的国家利益观，包括代表人民的根本利益，必须解决人民的切实利益;维护国家的全局利益，必须注意利益的综合发展;顺应世界的多样发展，必须寻求利益的合作共赢;打破传统的冷战思维，必须确立新的安全利益观;等等。而这些内容，都是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的。胡锦涛的国家利益观，包括坚持人民利益为上，实行亲民政策;坚持经济建设中心，实现科学发展;坚持综合利益协调，构建和谐社会;坚持互利合作共赢，建设和谐世界;等等。而这些内容，都是以科学发展观为统领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在新的时代条件下系统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等重大理论实际问题，科学阐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思想路线、发展道路、发展阶段、根本任务、发展动力、发展战略、依靠力量、国际战略、领导力量等重大问题，是贯通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等领域，覆盖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国防、外交、统一战线、祖国统一、党的建设等方面的系统的科学理论体系。而这些内容，都涉及到利益问题，并以利益为核心的。因为，社会主义的建设、党的建设、经济社会的发展，都必须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并以此为指导寻求实现的正确方法、方式、途径、步骤和路线。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等之所以共同构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除了它们具有共同的思想精髓、理论主题和基本观点，而最根本的还在于都坚持“人民利益至上”和“切身利益为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利益观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关系，正如邓小平国家利益观与邓小平理论、江泽民国家利益观与“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胡锦涛国家利益观与科学发展观的关系一样，前者都是后者的基本内容和重要组成，并且居于核心地位。

二、成功经验:综合协调，稳步发展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利益观发展的成功经验。国家利益，是各种利益的综合体，从不同的层面可以分为政治利益、经济利益和文化利益，近期利益与长远利益，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中央利益与地方利益，国家利益与社会利益，发展利益与生态利益，国内利益与世界利益，等等。由于国家和社会的发展，是个整体推进、全面发展的过程，因而需要各种利益的综合协调发展、稳步前进。当然，在特殊时间、特殊环境和特殊条件下，各种利益的发展不会齐头并进，因而各种利益的关系也就不那么协调。但是这种状况不能持续太久，一旦特殊时间、特殊环境和特殊条件改变，就要及时结束这种特殊的利益政策，并适时适地实行新的利益政策，以协调利益关系，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各种利益的综合协调、稳步发展，符合“历史合力论”，正如恩格斯所言:“我们自己创造着我们的历史，但是第一，我们是在十分确定的前提和条件下进行创造的。其中经济的前提和条件归根到底是决定性的。但是政治等的前提和条件，甚至那些存在于人们头脑中的传统，也起着一定的作用，虽然不是决定性的作用。……第二，历史是这样创造的:最终的结果总是从许多单个的意志的相互冲突中产生出来的，而其中每一个意志，又是由于许多特殊的生活条件，才成为它所成为的那样。这样就有无数互相交错的力量，有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形，而由此就产生出一个总的结果，即历史事变，这个结果又可以看作一个作为整体的、不自觉地和不自主地起着作用的力量的产物。因为任何一个人的愿望都会受到任何另一个人的妨碍，而最后出现的结果就是谁都没有出现过的事物。所以以往的历史总是像一种自然过程一样的进行，而且实质上也是服从于同一运动规律的。但是，各个人的意志——其中的每一个都希望得到他的体质和外部的、终归是经济的情况（或是他个人的、或是一般社会性的）使他向往的东西——虽然都达不到自己的愿望，而是融合为一个总的平均数，一个总的合力，然而从这一事实中决不应做出结论说，这些意志等于零。相反地，每个意志都对合力有所贡献，因而是包括在这个合力里面的。”［1］邓小平更为明确地指出:“现代化建设的任务是多方面的，各个方面需要综合平衡，不能单打一。”［2］只有坚持各种利益的综合协调、稳步发展，并灵活地处理特殊时间、特殊环境和特殊条件下的利益政策，才能克服“经济决定论”、“政治决定论”、“文化决定论”以及“环境决定论”、“英雄决定论”等等错误思想，推动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利益观对中国的积极影响。新中国一建立，就确定了“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的经济建设方针。在1956年4月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发表了《论十大关系》的报告，论述了重工业、轻工业、农业，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国家、生产单位和生产者个人，中央和地方，汉族和少数民族，党和非党，革命和反革命，是和非，中国和外国等十个方面的关系，目的是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与之相联系，这次会议还提出在科学文化工作中实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9月召开的中共八大则指出，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党和全国人民当前的主要任务，就是要集中力量解决这个矛盾。大会确定了经济、政治、文化和外交工作的方针，即在经济建设方面，坚持既反保守又反冒进即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的方针;在管理体制方面，要求适当扩大地方权限，并调整一些经济体制，肯定了陈云提出的“三个主体，三个补充”思想;在政治关系方面，扩大民主，健全法制，共产党和党外人士实行“长期共存，互相监督”;在科学文化方面，确认“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在党的建设上，坚持群众路线，发扬党内民主，反对个人崇拜;在对外政策方面，坚持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基础的外交政策。正是在这些正确方针的指导下，十年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就，中国不仅建立了相对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而且使科学文化等事业得到迅速发展，人民生活得到极大改善，从而为新时期建设奠定了坚实基础。改革开放以后，中国更加注重全面发展。邓小平指出:“搞四个现代化一定要有两手，只有一手是不行的。”［3］即:一手抓民主建设，一手抓法制建设;一手抓改革开放，一手抓打击经济犯罪;一手抓改革开放，一手抓惩治腐败;一手抓经济建设，一手抓教育特别是思想政治教育;一手抓物质文明建设，一手抓精神文明建设;一手抓先富，一手抓共同富裕;等等。在此基础上，江泽民提出了“三个文明”建设，即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同时提出了实现可持续发展、建设全面小康社会等，最终形成了以维护“最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为核心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胡锦涛则提出了科学发展、包容增长、和谐社会、和谐世界等重要理念，使综合平衡、协调发展进入一个崭新的发展阶段。正是在此指引下，中国的改革开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建设均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繁荣局面，不仅改变了传统社会主义“政治强大”背后的经济困境，而且避免了资本主义“经济繁荣”背后的各种危机，形成了“中国模式”、“北京共识”。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利益观对世界的积极影响。新中国建立后，尽管面对险恶的外部环境，但仍表示“愿意按照平等的原则同一切国家建立外交关系”，［4］“联合世界上一切爱好和平、自由的国家和人民”，“以保障世界的持久和平”。在对待外国的态度上，毛泽东提出了一个重要原则，即“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都要学，政治、经济、科学、技术、文学、艺术的一切真正好的东西都要学。但是，必须有分析有批判地学，不能肓目地学，不能一切照抄，机械搬用。”［5］此后，在关于世界格局和世界发展问题上，毛泽东又提出了“中间地带”、“三个世界”等重要战略思想。正是在此指导下，新中国很快打破了外交上的孤立局面，不但与社会主义国家和民族独立国家，而且与西方一些国家开展了经济文化往来。特别是，中国对广大发展中国家进行了大量的无私的援助，与这些国家同舟共济、相互支持、相互帮助、共同发展、共同进步，尤其可贵的是中国以自己的行动昭示各国:要走自己的道路。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坚持和平发展的道路，并采取了灵活的政策策略。对发达国家，坚持国家利益至上、独立自主、合作斗争的原则，实行了“反对霸权、绝不结盟”、“韬光养晦、有所作为”、“全方位”的外交政策;对发展中国家，坚持友好合作、互利互惠、持续发展的原则，实行“不称霸、不当头”、“永远站在第三世界一方”的政策;对周边国家，坚持睦邻友好、和平共处原则，实行“与邻为善、以邻为伴”与“睦邻、安邻、富邻”政策;对国际组织，坚持维护共同利益、合作共赢原则，实行“广泛参加”、“全面介入”、“和谐世界”政策。并且在与世界资产阶级政党、无产阶级政党、社会民主党的关系上，坚持超越意识形态、维护国家利益的原则，实行求同存异、共同发展的政策。正是在此指导下，中国政府在新时期不但顶住了苏东剧变、八九风波、南联盟大使馆事件、金融危机等的严峻挑战，而且使“广交朋友”、“合作发展”、“互利共赢”的政策得到很大程度的落实，促进了国际形势的好转和世界各国的共同进步，充分展现了新时期中国“负责任大国”的形象，因而也赢得了世界的普遍赞誉。

三、教训鉴戒:执其一端，不及其余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利益观发展的教训鉴戒。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是前无古人的是事业，因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利益观的发展也经历了难以避免的曲折和偏差。其中，最大的教训鉴戒就是:执其一端，不及其余。改革开放前30年，由于特殊的国内外环境和革命运动的惯性思维，尽管也提出了恢复国民经济和发展生产力，但很大程度上还是注重和倾向于政治利益或以政治运动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建立国营经济，是靠没收四大家族官僚资本和帝国主义在华企业;将私有变为公有和确立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制度，是靠三大改造;进行社会主义全面建设，则出现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是靠“政治挂帅”;“文革”中少许的经济发展，也是靠“抓革命、促生产”;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是靠批斗和“关牛棚”;等等。这些政策，有的的确是必要措施，但有的却是盲目的“左倾”，后果自然不堪设想。改革开放后，基于时代主题由“战争与革命”转向“和平与发展”，也鉴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开始改变“阶级斗争为纲”和政治斗争、群众运动的方式，实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但是，由于受到传统发展观的影响，同时出于改变落后局面和奋起直追的急迫心情，中国一度程度上也出现了单纯经济增长的倾向。传统发展观，其最大的特点就是非全面性和非协调性，即把发展等同于单纯的经济增长，把经济增长建立在对资源的掠夺式开发上，而不顾及人的全面进步和生态环境的良性发展;过度强调了“先富”和“效率”，很大程度上忽视和遮蔽了“共同富裕”和“公平正义”;等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利益观这种非此即彼的偏向，有主客观方面的多种因素的影响，而最大的弊病应该是急功近利、大哄大嗡，因而也造成了顾此失彼的不良影响。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利益观对中国的消极影响。改革开放前30年，由于推行“政治中心论”、“精神万能论”和“政治决定一切”、“政治冲击一切”，乃至于“阶级斗争为纲”“高于一切，重于一切，大于一切，先于一切”，因而使“左”倾错误走向极致，也使政治、经济、文化等均受到冲击。政治上，高度集权，党政不分，以党代政，个人崇拜流行，民主法制遭到破坏，大批干部受到排挤、冲击。经济上，实行单一的公有制和计划经济体制，政企不分，以高度集权、行政命令管理经济，优先发展重工业和军工企业。文化上，教条主义盛行，强化意识形态和革命精神，实行文化管制和文化清洗，要求文化思想的整齐划一。社会上，生活简朴单调，谨小慎微与激进冲动、狂热崇拜与病态恐惧、固执自大与消极保守、幼稚盲从与扭曲逆反等矛盾心理普遍存在。尽管在此期间，中国的经济增长获得了很大成就，但是实际上是一种高速低效的粗放式增长。正如美国学者G·罗兹曼所言:“中国共产党政府在配置更多的资源以增加工农业生产方面，是成功的。但中国政府在做到这一点的时候，人民吃了很大的苦头，同时也造成惊人的资源浪费。”［6］改革开放后，实行了拨乱反正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但是也出现了过犹不及的偏向。如1980年代出现了“经济过热”现象，1978－1986年工农业总产值就翻了一番，远远超过预定计划，许多地区还喊出了“五年翻一番”、“二十年翻三番”等口号，以致出现了几度信贷失控、投资过热、通货膨胀、物价上涨、经济波动等，甚至出现了“原料大战”、“首长项目”、“条子工程”等的泛滥。如1990年代出现了通货膨胀现象，时任国家计委主任的陈锦华曾把当时的混乱概括为四个方面，即总量失控、结构失调、金融秩序混乱、内外经济失衡，其中金融秩序混乱又表现为“两热三乱”，即房地产热、开发热、乱集资、乱拆借、乱设金融机构。尽管在此期间，中国经济取得了巨大成就，但仍然存在很多问题，传统发展的观念远未改变，科学发展、社会和谐仍然任重而道远。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利益观对世界的消极影响。改革开放前，中国的对外政策基本上也是服从于政治的需要。与西方国家，基本上处于政治对抗、经济隔绝状态。与社会主义国家，则组成一个阵营、集体对外，尽管也有国家利益的矛盾和冲突。与发展中国家，政治上相互支持、经济上大力援助。中国的这种对外政策，尽管有国际形势的影响，但也有自己主观认识的偏差，因而也产生了许多不好的影响。如与西方的对抗，推动了冷战的持续发展，许多外交举动违背国际原则，影响到中国的国际形象，也影响到世界局势的僵化、分化和动荡不安。如与社会主义国家的结盟，刻意追求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高度统一性，而掩盖和扼杀适合本国道路的探索，以牺牲国家利益迎合无产阶级的世界利益，结果埋下了许多隐患。如对发展中国家无私的大量援助，虽推动了这些国家的发展，但这种不计成本的资源输出，自然影响到中国本身的建设，也助长了这些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依赖性，使其缺乏发展的独立性、创造性。改革开放后，开始改变过去的政治标准而更注重“经济建设为中心”。但是，在引进外资的同时，却出现了民族工业、中国金融等受制于人，而外资企业却具有“超国民待遇”的现象;在引进外国技术的同时，却出现了引进的仅是低端技术、外围技术、被淘汰技术，中国在技术上受制于人，沦为“世界工厂”的现象;在引进外国的管理经验和文化理念的同时，却面临着西方价值观念、生活方式等的“文化渗透”与“和平演变”;在与外国的物质交流上，中国的大量资源、资产向外流失，而自己却成了外国的“垃圾场”;等等。尽管中国在对外展示“负责任大国”形象方面获得了世界的普遍赞誉，但其中的代价也是巨大的，要实现维护国家利益与履行国际责任的有机统一，还需要进一步努力探索实践和总结经验。

四、未来启示:实事求是，与时俱进

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利益观的继续发展，必须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国家利益观，是国家视域下对于利益的基本观点和行为，因而其最基本的出发点就是国情，最基本的原则就是实事求是、一切出实际出发。建国后，中国最大的国情就是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毛泽东曾经讲过:我们的缺点，也是优点，“我们一为‘穷’，二为‘白’。‘穷’，就是没有多少工业，农业也不发达。‘白’，就是一张白纸，文化水平、科学水平都不高。从发展的观点看，这并不坏。穷就要革命，……我们是一张白纸，正好写字。”［7］为此，中国最大的国家利益就应该是发展工业农业，发展文化科技。抓住了这一点，也就抓住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核心，也就能够掌握正确的前进方向和取得较大成就，否则就会出现曲折和失误，造成不应有的损失和危害。这也已经为历史所证明。而进行经济文化建设，还必须从群众的切身利益和实际需要出发。邓小平指出:“不讲多劳多得，不重视物质利益，对少数先进分子可以，对广大群众不行，一段时间可以，长期不行。革命精神是非常宝贵的，没有革命精神就没有革命行动。但是，革命是在物质利益的基础上产生的，如果只讲牺牲精神，不讲物质利益，那就是唯心论。”［8］这是对历史经验和教训的深刻总结。改革开放前，强调“政治立场”、“革命精神”、“奉献精神”的确起到了很大作用，但是时间一长就出现了问题。既让马儿跑得好，又让马儿不吃草，只会挫伤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因而，改革开放的最大特点，就是让老百姓得到实惠，首先让他们从生活上得到改善。人民群众是改革开放的推动主体，也是发展成果的享受主体，这是最大的实事求是，自然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利益观的根本所在，是中国共产党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是中国所有内政外交的立足点。当然，实事求是，不是僵化和教条，需要解放思想，根据新的形势变化以适应新的实际情况，从而维护和满足人民群众不断增长的利益需求。

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利益观的继续发展，必须坚持与时俱进的原则。国家利益观，随着国家和利益的变化而变化，因而是一个动态发展的过程。新中国建立初期，中国最大的国家利益应该是维护国家独立、巩固新生政权、确立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因而，此时中国继续进行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开展了抗美援朝、土地改革和镇压反革命的三大运动，并采取了“一化三改”的过渡时期总路线。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中国的最大国家利益应该变为满足人民群众建设现代化工业国家的要求和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因而，此时中国进行了社会主义全面建设，提出了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的方针。尽管如此，综而言之，改革开放前的国家利益观，带有浓厚的意识形态的色彩。改革开放后，则更加突出国家利益至上和经济发展在国家利益中的核心地位。即使同样在“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总指针下，国家利益观仍处于方针之中。如邓小平时代，较为突出强调独立自主和大胆改革开放、快速发展，而江泽民时代则开始注重世界的多元化和利益的多样性、发展的可持续性。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世界在变化，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在前进，人民群众的伟大实践在发展，迫切要求我们党以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勇气，总结实践的新经验，借鉴当代人类文明的有益成果，在理论上不断扩展新视野，作出新概括。”［9］而“坚持党的思想路线，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是我们党坚持先进性和增强创造力的决定性因素。与时俱进，就是党的全部理论和工作要体现时代性，把握规律性，富于创造性。能否始终做到这一点，决定着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10］因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利益观的内容必须根据时代的变化而变化。在新世纪新阶段，随着国内外形势的新变化，中国开始步入发展的“黄金期”和矛盾的“凸显期”相交错的关键时期。为此，中国共产党开始明确界定国家的核心利益。2010年12月13日，国务委员戴秉国发表《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长篇文章，第一次比较系统地阐述了中国核心利益的概念:“什么是我们的核心利益?我个人理解，一是中国的国体、政体和政治稳定，即共产党的领导、社会主义制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二是中国的主权安全、领土完整、国家统一;三是中国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基本保障。这些利益是不容侵犯和破坏的。”［11］2011年《中国的和平发展》白皮书首次明确将中国核心利益界定为:国家主权，国家安全，领土完整，国家统一，中国宪法确立的国家政治制度和社会大局稳定，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基本保障。［12］白皮书称，中国充分尊重各国维护本国利益的正当权利，在积极实现本国发展的同时，充分顾及他国正当关切和利益，绝不做损人利己、以邻为壑的事情。中国把中国人民的利益同世界各国人民的共同利益结合起来，扩大同各方利益的汇合点，同各国各地区建立并发展不同领域不同层次的利益共同体，推动实现全人类共同利益，共享人类文明进步成果。这种界定，反映了中国共产党对新形势下国内外局势的清醒认识和对各种利益关系的深刻分析。胡锦涛指出:“新时期最突出的标志是与时俱进。”［13］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利益观的形成发展，就是与时俱进的结果，也必将在实现对内构建和谐社会、对外构建和谐世界的过程中继续发展。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697.

［2］［8］邓小平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250、146.

［3］邓小平文选: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154.

［4］毛泽东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1435.

［5］［7］毛泽东文集:第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41、41.

［6］［美］G·罗兹曼.中国的现代化［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88.433.

［9］［10］江泽民文选:第3卷［M］.北京: 人民出版社，2006.537、537.

［11］戴秉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N］.人民日报，2010－12－13.

［12］中国的和平发展［EB/OL］.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1 － 09/06/c_121982103.htm.

［13］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