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 辉，李翠霞

(东北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哈尔滨150030)

引言

我国正处在社会结构转型时期，市场经济尚有许多不完善之处，农民工就业歧视问题也一定程度存在。2012年我国农民工总量已达到26 261万人，是发展生产力、推动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的一支重要力量。社会网技术是西方社会学的一个重要分支，缘起于20世纪20年代，到20世纪70年代已经成为一个拥有专业的学术刊物、规范学术团体的新领域。社会网理论认为，一个人为了保证生活需要必须获得大量的社会支持，就必须与多种多样的人保持社会关系。这种社会支持既涉及个人的人格特征、家庭内外的供养与维系，也涉及各种正式与非正式的支持与帮助，不仅仅是一种单向的关怀或帮助，其在多数情形下是一种社会交换。

而新生代农民工作为我国改革开放后出生的“80后”以及“90后”农民工，主要是户籍在农村但进入城市工作的“80后”、“90后”农民，既包括从小在农村长大后进城务工的青年劳动力，也包括跟随打工的父母在城市中长大的青年劳动人口，这一群体平均年龄在25岁左右，初次外出务工岁数基本上为初中刚毕业年龄。这意味着新生代农民工一离开中学校门就走上了外出务工的道路，也意味着与传统农民工相比，他们普遍缺少离开校门后从事农业生产劳动的经历，其受教育和职业技能水平相对传统农民工有所提高;相对于传统农民工，新生代农民工显露出了行业倾向性，开始偏向于劳动环境和就业条件更好的行业;他们的成长经历开始趋同于城市同龄人，他们中的大部分对城市生活环境比对农村生活环境可能更熟悉、更适应。同时，他们所处的特殊的年龄阶段又使其表现出与城市同龄青年共有的人格特征，呈现出明显的市民化倾向，并对工作和生活有更高的、不同的要求。［1］客观而言，这些“80后”、“90后”的新生代农民工业已成为企业的用工主体，但他们要真正融入城市还存在诸多困难，主要是文化素质、经济生活和社会权利方面的融入困难，我们的研究主要关注的是新生代农民的文化、技能等素质上的融入和素质模型的建构问题。当前，知识结构低化，知识储备不足，知识技能缺乏，已经成为影响新生代农民工在城市就业的稳定性和高端性的主要因素。

一、国内外相关研究述评

(一)国外社会网、社会支持及素质模型相关研究述评

近些年来，国外研究者把重点放在社会网络构成及社会网络怎样为个人提供社会支持上。一个人要想保证生活需要的必备社会支持，不得不与各种各样的人保持相应社会联系。早期对社会网中社会支持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与人们的身体健康有关的社会联系，也就是将社会支持作为一个人的一般性资源，研究资源在网络中流动的方式及资源流回网络的状况。如范德普尔研究“个人支持网”，将社会支持划分为“情感支持”、“实际支持”和“社会交往支持”三个方面，对902人进行了社会支持网调查。研究发现，教育程度以及居住地与被调查者的社会支持网存在相关关系。沃克斯通过“社会支持资源”(SSR)问卷测量社会支持的情感支持、社会化支持、实践支持、资金支持以及信息支持。得出的结论是网络支持的满意程度与被调查者的心情和心境关系密切，而与网络资源多寡关系则不是很大。韦尔曼主要通过因子分析的方法，将社会支持分为感情支持、小宗服务、大宗服务、经济支持、陪伴支持等五大类展开分析，认为一个人的社会存在离不开五类社会支持。

总之，新生代农民工是我国特有的一个社会阶层，国外没有这一群体，国外的学者较少研究中国的新生代农民工的案例。但是我们可以利用国外学者的研究理论和方法去分析中国的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网中素质支持问题。

(二)国内新生代农民工素质提升方面的研究文献述评

国内学者近些年开始重视新生代农民工问题的研究，代表性的研究包括:滕杰(2011)指出新生代农民工要想实现发展的诉求不仅要依赖于国家和社会的支持，还需要不断提高新生代农民工自身素质。［2］钟在明(2012)提出新生代农民工作为特殊的劳动群体，其年轻易接受外来新鲜事物，幢憬着城市的生活，但在市民化进程中，新生代农民工的职业素养不仅阻碍着其步入市民化的进程，也限制了这一群体的发展和三农问题的解决。［3］杨学成等(2011)运用山东省17个地(市)136个县(市、区)1 502位农民工的调查数据研究发现农村转移的劳动力在知识、技能和工作经验等人力资本因素方面远远低于城镇劳动力，这直接导致他们在就业单位、就业行业、工作环境以及社会保障水平方面都存在着巨大差异。［4］汤秋芳、宋华明(2011)阐述了新生代农民工的素质现状，分析了解决现阶段新生代农民工有效转移的素质困境问题。［5］沈蓓绯等(2012)指出文化融入是新生代农民工真正融入城市的根本标志和重要切入口，为此必须发挥文化在新生代农民工市民意识养成、价值理念塑造、文明素质提升等方面的桥梁作用。［6］以上是近五年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围绕新生代农民工素质提升、市民化融入的比较常见，但将其置于社会网视阈的鲜见。

综上所述，从社会劳动力供需出发可以发现，健全职业素质培训机制，消除城乡二元体制，营造公平的就业环境，建立城乡一体的社会保障体系，提高覆盖面，拓展利益诉求渠道，将有效推进新生代农民工的素质提升和市民化进程。从总体上看，有关新生代农民工社会网视阈下的素质提升的研究尚处于初步阶段，纵观已有的研究，仍有以下几点不足:第一，新生代农民工是一个新生的概念，目前基于新生代农民工的特殊性对农民工的社会支持网络的研究，学者们往往笼统地将第一代农民工的相关经验直接“移植”在新生代农民工群体上，忽略了代际差异和时代背景差异;第二，没有明确区分新生代农民工流入地和流出地的社会网络构建，未提出新生代农民工素质模型的内在结构，也就未能把握该群体素质断裂的根本原因;第三，目前的研究成果显示，学者们对农民工的素质模型的再建构路径是不清晰的，对于如何建构有效素质模型以促使新生代农民工高效社会融合的问题，将理论还原于实践，还需进一步深入研究。

二、新生代农民工素质研究方案的设计

截至2012年底我国的农民工总量达到26 261万人，比2011年增加983万人，增长率为3.9%。其中，外出农民工16 336万人，增加473万人，增长率为3.0%。住户中外出农民工12 584万人，比上年增加320万人，增长率为2.6%;举家外出农民工3 852万人，增加208万人，增长率为6.8%。本地农民工9 925万人，增加510万人，增长率为5.4%，增长率较高。图1为近五年我国外出农民工总量变化情况。

图1 2008—2012年外出务工农民数量变化图

2010年5至6月，全国总工会研究室在全国25个城市(区)1 000家已建工会企业中进行问卷调查。在调查获取的有效样本中，新生代农民工为2 711人，传统农民工为1 742人，新生代农民工占农民工总数的60.9%。此次调查共发放350份问卷调查黑龙江省的新生代农民工，样本构成主要是采用简单随机抽样、分层抽样的方法在哈尔滨、大庆、牡丹江、齐齐哈尔等城市抽取样本，以发放调查问卷为主，随机面对面访谈为辅。问卷涉及内容包括新生代农民工的个体特征、主观评价、社会保障、就业取向和职业认同、社会资本以及人力资本等方面的34个(组)问题。所发放的350份调查问卷中回收问卷308份，其中278份有效问卷，问卷回收率 88%，有效问卷率为90.3%。以下有关黑龙江省新生代农民工素质的研究主要是基于上述308个有效样本的调研数据分析获得。

三、黑龙江省新生代农民工素质现状及存在的问题分析

(一)黑龙江省新生代农民工的素质现状

1.新生代农民工占务工劳动力比重日益增加

根据本次调查相关数据显示，目前黑龙江省的进城务工人员年龄普遍较轻。据黑龙江统计年鉴资料显示，2002年以来黑龙江农村劳动力转移的速度提升、幅度增加，年均增加近30万人。截至2010年底，黑龙江省30岁以下的新生代农民工已占劳动力转移总量的43.4%。这表明黑龙江的新生代农民工已经介入正式的劳动力转移阶段，正在成为黑龙江省劳动力转移的主流群体。

2.新生代农民工受教育程度较以往有较大提高

根据对黑龙江省的308名新生代农民工的调查数据显示，新生代农民工中不识字很少，小学文化15人，初中文化162人，高中及其他以上文化131人。受专业培训程度来看，接受过职业教育或有技术特长的劳动力126人、接受过农业技术培训的劳动力135人、有专业技术职称(证书)的劳动力28人。从以上数据可以看出新生代农民的受教育程度有所提高，但还缺少针对性的培训，从整体上看，黑龙江省的新生代农民工素质参差不齐。

另据笔者在2011年哈尔滨市发放的农民工调查问卷显示，在哈尔滨市的农民工中，文盲占1.5%，小学文化程度占14.4%，初中文化程度占61.1%，高中文化程度占13.2%，中专及以上文化程度占9.8%。外出农民工和年轻农民工中初中及以上文化程度分别占88.4%和93.8%，详见表1。

表1 2011年哈尔滨市农民工的文化程度构成 单位:%

根据调查结果显示，哈尔滨市农民工知识水平在文盲及小学的往往从事体力劳动量较大的工作，部分初中和高中知识水平的农民工也在从事体力劳动量大的工作，也有一部分在从事文职类工作。但是中专及中专以上学历的农民工基本上都在扮演管理者或者半工半管理的角色，工资也就越高。

总体来说，文化水平越高，劳动量越低，工资也越高。这一结论在新生代农民工中依旧适用。

3.新生代农民工就业结构出现新变化

目前黑龙江省的新生代农民工行业分布日益广泛，不仅包括传统制造、通信、计算机、电子产品制造以及文化体育用品制造业等工业性生产部门，还包括第三产业，如酒店、餐饮、零售、保安以及家政等服务行业。新生代农民工技能短缺现象更加突出。虽然很多企业提供了比以往更高的工资和福利，但是想招揽到高技能人才却异常困难。

(二)黑龙江新生代农民工素质存在的问题分析

新生代农民工面临的主要困难是由于身处社会转型期，正经历着乡土和城市特质的双重冲击下，新生代农民工更为强烈地感受到对于社会急剧变化和原有制度结构上的不适应。［7］

1.新生代农民工受教育程度和职业技能滞后于现实需求

本次调查的数据显示，黑龙江省的部分新生代农民工缺乏一技之长，达不到用人单位的职业和技能要求。目前，黑龙江省劳动力市场急需的是立即能上岗的熟练工人和技术工人，并不是普通农民工。因此大部分新生代农民工找到的工作，一大部分是一些没有技术性门槛的低技术且收入低的体力工作。

2.新生代农民工的培训缺少针对性、系统性和可持续性

近几年，黑龙江省各地的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农业、教育以及工会等部门都开展了许多针对农民工的职业培训工作，然而由于缺乏统一针对性、系统性协调管理，致使培训资源没有得到最优的利用和开发;所培训的内容实效性不强，主观性培训据多，技能性和“订单式”培训较少，不能适应就业市场的现实需要。［8］对于新生代农民工来说，职业生涯的设计和发展目标盲目、工作单位的变换频繁，专业技能的学习和培训缺少系统性和可持续性，这些都使新生代农民工难以适应劳动力市场的需求。［9］

3.新生代农民工权益不能得到有效保障

大多数新生代农民工与用人单位未签订正规的劳动合同。当劳动争议出现或者生产事故发生时，由于缺乏有力的证据证明，新生代农民工的合法权益保护缺乏支撑。而且新生代农民工定量或固定的工作时间得不到保证。本次调查显示，有71%的新生代农民工的工作时间在10小时以上，最长的甚至达到13～14个小时。另外，有一大部分用工单位没给新生代农民工办理工伤和失业保险，如果发生工伤事故，医疗费用没有支付的渠道。

4.新生代农民工法律维权意识淡薄

当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时，只有极少数的新生代农民工选择“找劳动争议仲裁机构”仲裁处理，绝大多数新生代农民工不知怎样维权，更不知道找什么部门维权。同时，新生代农民工劳资关系严重失衡。由于新生代农民工没有城市户口，因此不能成为“正式工人”，只能做临时工。而二元劳动力市场结构的存在使得新生代农民工无法取得与城市人同等的劳动力资格和权益保障。具体反映是黑龙江省的新生代农民工的劳动合同和协议签订率比较低;时常会遭遇农民工工资拖欠、就业工作条件和环境差、职业病发生率高以及工伤事故频发并且没有保障等问题。由于新生代农民工长期处在相对弱势的社会地位，另外法律上又缺乏相应的权利保障其权益，造成了新生代农民工劳资关系经常出现严重失衡的情况。

5.二元结构的制度缺失影响新生代农民工的生活

由于受到户籍等外部条件的限制，许多新生代农民工的子女根本不能像城市的儿童那样具有择校和升学的自由选择度，想要上学必须支付昂贵的借读费或是赞助费，由于这些制度约束使得新生代农民工接受义务教育受到严格的限制。据本次调查显示，部分黑龙江省的新生代农民工的子女在城市往往处于既不能升学又不能就业的放任状态，境遇尴尬。

四、黑龙江省新生代农民工建构素质模型的选择

素质主要是指在工作中由与工作相关的各种外部环境与内部因素的交互作用、相互影响而使自身在工作上的需要得到满足时产生的复杂的、多层次的、积极的主观心理感受。素质是衡量社会是否和谐的重要“晴雨表”，是企业、社会建设发展的重要内容。黑龙江省新生代农民工建构素质模型的指标选择主要是基于经济学家斯宾塞的“素质冰山”模型(见图1)的相关内容展开的，其中“冰山以上部分”(包括基本知识、基本技能)是外在表现，是容易测量的部分，一般是通过培训来改变。而“冰山以下部分”(包括社会角色、自我形象、人格特质和动机需要)是内在的、不易测量的部分。

图2 斯宾塞“素质冰山”模型

首先，利用SPSS18.0求解Pearson相关系数分析影响新生代农民工素质提升的相关因素。皮尔逊相关系数又称简单相关系数，积差相关，又称积矩相关，是求直线相关的基本方法。是英国统计学家皮尔逊于20世纪初提出的一种计算相关的方法，它描述了两个定距变量间联系的紧密程度。

样本的简单相关系数一般用r表示，r描述的是两个变量间线性相关强弱的程度。计算公式为:

式中x、y为两相关变量，它们的测量值都是成对的:(x1，y1)，(x2，y2)，……，(xn，yn)。

表2 新生代农民工素质模型建构的皮尔逊相关系数分析

公式中:CI——一致性指标;n——判断矩阵A的维数;CR——一致性比率;RI——随机一致性指标，其值可以通过表2查出。

表3 随机一致性指标的取值

其中，表3的就业能力和素质评价指标主要包括:个体适应力(A1)是指新生代农民工适应城市生存的能力，包括自我开发能力(x1)、接纳变化能力(x2)和解决问题能力(x3)。职业认同(A2)是指新生代农民工对自己所从事职业的自我定义，包括毅力和自信心(x4)、主动人际交往能力(x5)和市场意识(x6)。社会资本(A3)通过其社会网络以及嵌入社会网络之中所获得的成员身份而获取工作机会的能力，包括社会面范围(x7)、社会地位(x8)、亲属朋友的支持(x9)和一般关系的支持(x10)。人力资本(A4)是依附于新生代农民工自身的天赋和自获因素的总和，包括性别(x11)、年龄(x12)、教育(x13)、健康(x14)、技能(x15)等。经过各项指标的权重测算生成表3。

表4 新生代农民工就业能力和素质评价指标体系

随着人均收入水平的普遍提高，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关注精神层面的满足感，新生代农民工作为新兴群体，有着较前卫的思想，不满足于保障基本生存状况，热衷于追求精神层面的愉悦与满足。所以笔者以素质为落脚点，分析黑龙江省新生代农民工从物质生活层面上升到精神层面过程中反映出的各种相关素质的缺失、相关性和素质能力的提升。

五、社会网视阈下黑龙江省新生代农民工素质提升的路径分析

(一)转型现有的“二元”结构机制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威廉·阿瑟·刘易斯的“二元”模式认为，传统的农业部门的最大特点就是剩余劳动力的存在，若将这部分劳动力从传统农业转移到现代工业，其收入水平将会明显提高，从而提高整个经济的生产效率，促进农民整体收入水平的提高，有利于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但基于上述就业壁垒等一系列不利于农民工就业的政策仍旧存在，造成农民工就业压力的问题，这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讲很难将二元转化为一元，消除城乡差距。

刘易斯模型从动态的角度描述了二元结构转型的机理，主要包括以传统农业中农村剩余劳动力流向现代工业生产中为核心，以增加农民工就业量为初端，消除农民工就业壁垒，将转化后创造的价值供应到现代工业生产中，再由工业生产产生的利润反哺农业，使我国经济发展得到良好的循环(见图3)，这将会对我国国民经济整体产生重要的作用。

图3 刘易斯模型的循环图

因此，新生代农民工作为比传统农民工更为富有朝气和担负重要使命的群体，这一群体素质的提升在体制上也必须要改进现有的二元结构体制，进而提升新生代农民工的素质和社会地位。

(二)提升新生代农民工的户籍制度保障

可以考虑试行新生代农民工落户城镇的新户籍制度。建立统筹城乡的户籍制度以及相关配套政策，以便为新生代农民工进城务工创造相应的方便条件。2010年7月广东省出台的农民工积分制城镇入户政策为新生代农民工获得城市人身份开启了先河。黑龙江省可以考虑通过设置相关积分指标体系，将新生代农民工城镇入户进行指标量化，并赋予相应的分值，当累计积分达到规定分值时，新生代农民工即可申请城镇入户，同时配偶和未成年子女也可以随迁。

(三)加强新生代农民工公共管理主体的建设

尽快建立规范有序的新生代农民工群体的公共管理机构，在城市和农村设立新生代农民工代办机构，新生代农民工代办机构的职能是负责登记本村出外的新生代农民工并且统一组织本地区人员外出务工，以便实现统筹化管理。建立新生代农民工资源信息库，为其提供务工咨询，统一组织务工，在规范管理的过程中使新生代农民工的各项素质和技能与时俱进。

(四)新生代农民工教育体系要不断完善

新生代农民工职业技能培训对于素质提升至关重要。虽然黑龙江省农民工的数量已经达到年均约43万人，但农民工的技能水平偏低确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在新生代农民工中这一问题依然严重，提高新生代农民工素质以便增强就业竞争力的任务十分艰巨。对新生代农民工进行职业培训和素质提升，增强其人力资本含量。发挥政府对新生代农民工教育的主导作用。了解和掌握各地区新生农民工的流动和分布情况，建立和逐步健全新生代农民工的流动档案，做到充分的预测和准备，重视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支持网，提升新生代农民工的综合素质和工作能力。

针对新生代农民工就业素质差的特点，政府要发挥主导作用，建立新生代农民工培训、就业和维权三位一体的农民工培训体系。首先，应积极着手研究制定关于新生代农民工培训的地方性法规，侧重职业技能培训;其次，充分发挥社会媒体的作用，有效利用社区信息公示栏和宣传手册等宣传载体，积极开展多途径、多形式的培训;第三，通过政策扶持和引导，鼓励行业协会和民间资本投资参与新生代农民工培训，同时要规范和监督用工企业的培训工作，防止借培训之名逃税或对新生代农民工乱收费，损害新生代农民工的合法权益。另外，政府有关部门还要积极将新生代农民工纳入城市继续教育体系，提高新生代农民工的整体文化素质，使其成为劳动力市场具有竞争力的人力资本。

(五)加大公共财政供给和支持的力度

要确保公共财政的投入力度，鼓励流入地进一步做好新生代农民工职业技能和素质提升工作，建议省级财政建立灵活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加大对接收新生代农民工务工较多地区的经费补助和支持力度，进而对新生代农民工素质的提高提供稳定的财政保障和支持。

(六)强化对新生代农民工后代教育的关注

对于新生代农民工子女的受教育问题，相关政府部门应该加大支持和执行力度，切实落实国家出台的各项政策，成立专门机构对新生代农民工子女受教育情况进行定期检查，并将新生代农民工的受教育情况与当地领导的政绩评定挂钩。当然，从根本上解决新生代农民工受教育问题，国家还应改革当前义务教育的资金投入机制，加大对新生代农民工的扶持力度，鼓励多元办学渠道，真正使新生代农民工接受和城里的孩子一样的良好教育。

(七)完善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保障制度

根据新生代农民工的实际需要，应当分层次分步骤构建农民工保障体系。首先，针对新生代农民工不稳定就业的特点，逐步建立过渡性养老保险制度。先建立新生代农民工养老保险个人账户，等到时机成熟后统筹社会养老保险。要实行低费率，由用人单位和新生代农民工双方负担，全部缴费都要进入新生代农民工个人账户。转入城镇职工养老保险制度的按规定折算缴费年限，回农村的达到规定退休年龄时，允许转移个人账户进入农村养老保险。实现农村社会保险与城镇职工社会保险制度的接轨和社会保险关系的接续。其次，依法将新生代农民工纳入工伤保险范围。所有用人单位必须及时为新生代农民工办理工伤保险参加手续，并按时足额缴纳工伤保险费。加快推进新生代农民工较为集中、工伤风险程度较高的建筑行业参加工伤保险，建筑施工企业同时应为从事特定高风险作业的新生代农民工办理意外伤害保险。最后，切实解决好新生代农民工看病就医难问题。医疗卫生部门对雇佣新生代农民工比较集中的企业加强公共卫生检查。另外，政府要调整公共财政体制，增加对新生代农民工社会保障制度的投入，以保证新生代农民工在社会层面更好地适应城市。

六、结论与讨论

让“80后”、“90后”的新生代农民工素质提升很难一蹴而就，需要一个改变观念、培训机制、创造条件和扶持保障的过程。在促进黑龙江省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的过程中，除了要不断健全完善制度建设之外，还要特别重视建构相应的素质提升和社会支持网络。国家、企业等相关主体应该给新生代农民工提供各种岗前培训的机会甚至给优秀的人才提供上大学的机会。另外，在新生代农民工集中就业的企业以及新生代农民工子女集中就学的学校，应该积极搭建沟通和交流的平台，使新生代农民工及其子女有机会参加更多的社交活动，拓宽人际交往的范围;有关部门应该深入开展农民工聚居区域的社区文化建设，把新生代农民工纳入城市管理的体系之中，摆脱被区隔的状态。这些公共活动，以及在其框架下开展的人际互动，有助于新生代农民工建构起更广泛的社会支持网络，进而实现在城市中更好的生存和发展，最终融入城市生活，促进城市化的顺利进行。帮助新生代农民工找到城市里的心灵归宿，需要全社会的共识和支持，更是政府及公共部门的责任。近日，文化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与中华全国总工会下发《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民工文化工作的意见》中指出，到2015年，我国将形成相对完善的“政府主导、企业共建、社会参与”的农民工文化工作机制，建立相对稳定的新生代农民工文化经费保障机制，新生代农民工文化服务将切实纳入公共文化服务体系。这也是我国第一次对农民工文化建设进行全面的部署。针对新生代农民工文化素质方面的突出问题和矛盾，因地制宜，制定具有可操作性的具体措施，切实保障新生代农民工文化权益，促进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融入，进而保障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

［1］潘绅姝.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策略——社区工作完善初探［J］.中国管理信息化，2011，(17):99-100.

［2］滕 杰.发展诉求下的新生代农民工素质开发［J］.人民论坛，2011，(11):210-211.

［3］钟在明.新生代农民工职业素质与市民化制度创新研究——以浙江省为例［J］.农业经济，2012，(5):66-68.

［4］杨学成，赵瑞莹.社会转型中期劳动力素质与就业的城乡差别——基于山东省1502位城乡劳动力调查资料的分析［J］.中国农村观察，2011，(3):32-39.

［5］汤秋芳，宋华明.培训在新生代农民工有效转移中的作用分析［J］.高等农业教育，2011，(4):93-95.

［6］沈蓓绯，纪玲妹，孙苏资.新生代农民工城市文化融入现状及路径研究［J］.学术论坛，2012，(6):73-79.

［7］周林波.统筹城乡背景下新生代农民工社会支持网络的建构研究［D］.西南大学，2010.

［8］李树茁，杨绪松，悦中山，靳小怡.农民工社会支持网络的现状及其影响因素研究［J］.西安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1):67-76.

［9］张 波，李开宇，李呈琛.西部新生代农民工城市就业特征与城市化的政策响应研究［J］.西安财经学院学报，2012，(5):103-1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