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思思

【摘 要】道器问题是中国哲学的基本问题，郑观应在继承批判中国传统的道器观的基础上，提出了具有鲜明时代特色的新的道器观，这具有着开启民智的启蒙意义和现实指导意义。

【关键词】郑观应 道器观 意义

一 古代中国传统的道器观

道器问题是中国哲学的基本问题。在中国古代语言中，所谓道，本指人行之路，因而具有必须遵守的规范的含义，后引申为无形象的、含有规律和准则的意义；器本义则指器皿，后引申为有形象的，具体事物或名物制度。最早提出道和器这对范畴的是《易·系辞》：“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易传》虽然并未深入探讨道器的关系，但“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这一命题的提出蕴含着深刻的思想，以致影响了中国哲学两千多年的发展。

道与器作为一对哲学范畴并受到充分重视是在宋明时期。张载提出以气化为道之说：“由气化，有道之名”，认为道是气的变化的过程。与张载同时的二程则坚持以理释道。程颢说：“盖上天之载，无声无臭，其体则谓之易，其理则谓之道。”程颐说：“一阴一阳之谓道，道非阴阳也，所以—阴一阳，道也”。张载与二程的不同在于：张载认为气是第—性的，理从属于气。二程认为理是第一性的，气从属于理，从而使理气孰为根本，成为一个重要的理论问题。张载以气化为道，二程则以理为道，于是道器问题转化为理气问题。理学集大成的朱熹对于理气作了明确的阐述，他在《答黄道夫》中说：“天地之间，有理有气。理也者，形而上之道也，生物之本也。气也者，形而下之器也，生物之具也。”同时，朱熹对道器也作了较为透彻的阐释：“形以上底虚，浑是道理；形以下底实，便是器。”“道是道理，事事物物，皆有个道理；器是行迹，事事物物，亦皆有个行迹，有道须有器，有器须有道，物必有则。”朱熹认为道是形而上，器是形而下，道与器是互相依托的，二者是不可分离的。

到了明末清初，王船山又作了深刻的发挥：“天下惟器而已矣。道者器之道，器者不可谓道之器也”。在王船山那里，道与器是相离的，二者关系变成了器在道先，道在器中，有器才有道，有道不一定有器。他还指出，“器”与“道”都有一定的时代性，而不是一成不变的：“洪荒无揖让之道，唐虞无吊伐之道，汉唐无今日之道，则今日无他年之道者多矣。”王夫之的道器观突破了“道”是永恒不变的真理，认为道与器是随着时代变化而变化的。他提出的“天下惟器”观点，又将理气问题归结为道器问题。

因此古代中国的道器观经历了由道器之辨到理气之辨，再又回归到道器之辨的历程。

二 郑观应的道器观

清末郑观应的道器观受王韬的影响比较大，特别是郑观应把《易言》寄给王韬，请其帮忙“就正”。夏东元就在他所写的《郑观应传》中认为，《盛世危言》中《道器》篇的出现与王韬为《易言》所作的跋文有直接的联系。王韬在跋文中说：“夫形而上者道也，形而下者器也。杞忧生之所欲变者器也，而非道也。”“器则取诸西国，道则备自当躬。盖万世而不变者，孔子之道也。”郑观应在《<盛世危言>增订新编凡例》中也说：“或问书中皆言时务，何以首列《道器》？余曰：道为本，器为末，器可变，道不可变，庶知所变者富强之权术，非孔孟之常经也。”

郑观应在继承批判前人道器观的基础上，提出了他的具有鲜明时代特色的道器观，即以中国之“道”御西方之“器”，也就是说，在始终坚持中国之“道”的同时，学习西方之“器”。郑观应主要是从三个方面来阐述的，这主要体现在他的旷世之作《盛世危言》首篇《道器》篇中。

1.郑观应以本末、终始的对比来区分道器，强调二者各自的价值

他指出道是第一位的，主要的；而器是次要的，器由道所产生，并从属于道。“故物由气生，即器由道出。”“既曰物有本末，岂不以道为之本，器为之末乎？又曰：‘事有终始。岂不以道开其始，而器成其终乎？”因此，郑观应认为，作为中国之“道”是远非“后天形器之学”所可比量的：“夫道弥纶宇宙，涵盖古今，成人成物，生天生地，虽《中庸》、《周易》已详，要非俗儒所能知，岂后天形器之学所可等量而观。”这里的“后天形器之学”指的就是西方之学，即技艺。郑观应批判了洋务者们“舍本逐末”的做法，他赞同德相卑士麦：“谓我国只知选购船炮，不重艺学，不兴商务，尚未知富强之本”的说法。他通过考察得知：“乃知其治乱之源，富强之本，不尽在船坚炮利，而在议院上下同心，教养得法。”

2.郑观应通过体用来阐述道器

体，指根本原则；用，指具体方法。郑观应认为，“体用”与“本末”并不是截然分开的，二者是统一的。“中，体也，本也，所谓不易者，圣之经也。时中，用也，末也，所谓变易者，圣之权也。无体何以立？无用何以行？无经何以安常？无权何以应变？”郑观应认为，“体用”、“本末”是世人安生立命的立足点，是统治阶级维持社会秩序的工具，因而“体”是永恒不变的，而“用”需随时变易。郑观应十分称赞张靖达关于西方具有“本末”、“体用”之说，他说：“善夫张靖达公云：‘西人立国具有本末，虽礼乐教化远逊中华，然其驯致富强亦具有体用。育才于学堂，论政于议院，君民一体，上下同心，务实而戒虚，谋定而后动，此其体也。轮船火炮，洋枪水雷，铁路电线，此其用也。中国遗其体而求其用，无论竭蹶步趋，常不相及。就令铁舰成行，铁路四达，果足恃欤！”

3.郑观应认为“西人不知大道，囿于一偏”

郑观应对西方耶稣教和中国儒教进行了比较，指出西方耶稣教“精义不传”的原因在于“西人不知大道，囿于一偏”，认为西方文化远不及古代中国，其原因在于“盖我务其本，彼逐其末；我晰其精，彼得其粗。我穷事物之理，彼研万物之质。”但秦、汉以后，由于“学人莫窥制作之原，循空文而高谈性理。于是我堕于虚，彼征诸实。”从而西方的“形器”之学开始赶超中国。但是，郑观应认为：“昔我夫子不尝曰由博返约乎？夫博者何？西人之所骛格致诸门，如一切汽学、光学、化学、数学、重学、天学、地学、电学，而皆不能无所依据，器者是也。约者何？一语已足以包性命之原，通天人之故，道者是也。今西人由外而归中，正所谓由博返约·而折入于孔孟之正趋”。“由博返约”，不但体现了郑观应以中国之“道”御西方之“器”的主张，而且指出了孔孟之“道”是西方之“器”的最终归宿，这为其提出改良主张提供了理论依据。

由于郑观应处于“三千年未有之变局”中，因而他的道器观中的“道”与“器”有意无意地被赋予了价值的含意，即道要高于器，西学只属于“器”的层面，只具有工具的价值；而中国传统文化属于“道”的层面，具有本质的和基本的价值。这是有别于理学体系中的道器观的。理学体系中的道器观，是从逻辑上说道在器先，但这种优先地位并不包含具有较高价值之意。

三 郑观应道器观的现实意义

首先，郑观应的道器观具有开启民智的启蒙意义。郑观应在《盛世危言：自序》中指出其著述的目的在于“俾人人洞达外情，事事讲求利病。”那么，作为《盛世危言》首篇的《道器》篇自然会始终贯彻这一目的。启蒙，其实质就是开蒙，指先觉者对后觉者或不觉者的提示、开导和唤醒。在清末时期，当普罗大众仍囿于传统，对外来事物浑然不觉或知之甚少的时候，郑观应的思想犹如一炬火把，为无觉者、少觉者或后觉者照亮了前进的道路。同时，它对后世，特别是谭嗣同、梁启超、毛泽东等人都有着深远的影响。正如张岱年在《中国启蒙思想文库·总序》中所说的：“中国启蒙运动的重要和伟大并不在于它是否取得了如何了不起的成就和胜利，而是在于它曾给人们心灵上所带来的强烈而持久的震撼；并不在于它自身理论的如何完美，而是在于它曾给予并继续给予人们的启示和思索。”应该说，郑观应是一位近代伟大的思想家和启蒙者，他的思想随着时代的变化，不断地给世人以启示。

其次，郑观应的道器观还具有现实指导意义。对处于社会主义改革新时期的中国，清末的郑观应的沉思和呐喊依然具有着强烈的借鉴意义。“因为启蒙者的思想连同那一次又一次的启蒙运动一起不仅属于历史，它同时更应该属于或必然属于今天和未来。”文化作为历史的产物，其效应必然会延伸到今天及未来。郑观应在《道器》篇中为晚清王朝设想了一幅“由强企霸，由霸图王，四海归仁，万物得所，于以拓车书大一统之宏规而无难矣”的“中国梦”画面。2013年，国家主席习近平也为中国规划了实现“中国梦”的路径：“实现中国梦，必须走中国道路，这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实现中国梦，必须弘扬中国精神，这就是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实现中国梦，必须凝聚中国力量，这就是中国各族人民大团结的力量。”

虽然习近平主席的“中国梦”不同于郑观应的“中国梦”，但是二者的目的是一致的，都是要使国家富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二者的差别主要是时代所赋予的，不同的时代“中国梦”的内涵不同，实现的途径也就不一样。面对当时的中国社会，郑观应思考并探索的是如何救国、强国并身体力行，这是郑观应道器观的永恒价值。我们需辨证地对待郑观应的思想，继承和吸收郑观应思想中的积极因素，并以史为鉴，不断地从历史中挖掘其正能量为现实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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