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 武

(扬州大学,扬州,225009)

和库切其他作品相比,《内陆深处》①较少受到批评关注。原因何在？谢拉·罗伯兹认为它是女性文本,之所以受到相对忽视,是因为小说主人公不能像《幽暗地带》中的雅各布或者《等待野蛮人》中的那个行政长官那样控诉邪恶殖民;或者说,小说文本过于完美,因此拒绝重写式的批评(Roberts 1987:156);亦或是小说本身已经提供诠释,诠释由女主人公之口说出,这样还有什么评论价值？

不过,仍有不少批评者试图挖掘该小说的政治内涵。从历史维度看来,有批评者认为玛格达是殖民主义女儿的象征。玛格达的叙述有肯定的政治意义,首先在于她的叛逆性言语,其次在于两次弑父(Gallagher 1991:84-85)。有些批评者认为小说的寓言风格是小说的核心,其中,彭勒甚至觉得该小说比库切的其他作品有着更为积极的意义,小说中的“人物和事件直指现代南非的现实”(Penner 1989:61)。梅斯-杰里内科·海娜感觉库切着重强调权力对话语的影响,小说中玛格达冗长的自白喻指当时南非的状况,她的孤僻的“老处女”身份影射南非在国际上的孤立处境(Maes-Jelinek 1987:87)。有评论者觉得小说中饶舌的玛格达是作为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纽带的贝克特的化身。不过,玛格达拒绝这个身份。因为“女人不是哲学家,而我是个女人。女人不能无中生有……我不是原则,不是话语规则……我不仅仅需要供我排列的石头、待清扫的房间和待整理的家具,我也需要和人交流”(Coetzee 1998:45)。她拒绝贝克特式的抽象,罗迪(Rody 1994:162)认为玛格达“拒绝她的贝克特身份”是“因为女人需要现实生活,而不仅仅是语言”。她说出女性与人、自然和生活本身和谐的愿望,小说从女性主义角度出发挑战后现代主义的局限。

罗迪看出了小说的核心所指,所有库切小说都充斥着困惑、彷徨、失败,不过,所有主人公都追寻和谐,语言层面、身体层面、自然层面、社会体制层面和文化层面上的和谐,比如《敌手》中苏珊对星期五的解读欲望,《等待野蛮人》中行政长官对蛮族女孩的呵护和爱欲以及生态描写,《耻》中卢里与学生梅拉尼的关系和《慢人》中伊丽莎白对保罗强烈的控制欲,正因如此,大家才能从各个层面上对库切的小说进行解读。不过,似乎大家都忽视了这些问题的核心,那就是爱的问题,尤其是相互性与爱的关系。库切的每部小说都充满最深邃的哲思,同时也深藏对于相互性前提下爱的渴求。

库切在以前作品中也许只是暗示建立于相互性前提下的爱的重要,在最新出版的《夏日》中,库切破天荒地提出了阴阳观念,借情人茱莉亚之口,明确说出自己对真爱的看法:真爱需要男女“融合,如阴阳,如插座和插孔”(Coetzee 2009:81)。这一针见血地指出了相互性对于爱极端重要。

小说中玛格达的悲剧是爱的悲歌,只有幻想,没有现实,只有言语,没有对话,只有爱,没有被爱。对相互性的追求贯穿小说始终,独处的玛格达,首先在语言中构筑爱的世界,专制的社会文化却成为爱的障碍,在语言中,玛格达深感无奈,无奈背后是更深层次社会的败坏。身体是语言之源,又存在于语言世界,身体是人类社会的最小单位,屈从于社会文化语言专制,却又出于本能反抗压制追求本身存在。小说中有着大量身体描写,玛格达自己的身体,专制父亲的身体,帮工亨德里克的身体,年轻安娜的身体,描写身体不是让身体屈从于社会语言文化的淫威,而是突出身体对爱的本能需求,身体能解构一切专制话语。尽管玛格达孑然一生,整部小说却凸显她对爱的相互性的呼唤,结尾对父女俩田园诗般生活的描写,给我们的不是对世事悲观绝望,而是活的希望,只是这希望需要我们自己努力实现,玛格达孤寂一生,我们却可以追求爱的天堂。

1.爱的玄思

中国道家哲学鼻祖老子曾说:“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我们姑且不论原初的“道”,也不管它是宇宙法则还是终极真理还是万物起源,我们在此关注的是“万物负阴而抱阳”,类似观念还有“孤阳不生,孤阴不长”。何为阴阳？众说纷纭,普遍接受的观念是:日为阳,月为阴;天为阳,地为阴;山为阳,水为阴;男为阳,女为阴;动为阳,静为阴;刚为阳,柔为阴;上为阳,下为阴……物物可分阴阳。万物之阴阳不在本文的考察之内,我们聚焦的是人之阴阳,如若阴阳合抱才能和谐,那么,男女就应该相互吸引,相互支撑,相互疼爱。更重要的是阴阳道生而又生万物,万物之中皆有道,男女之爱应该由此及彼,做到真正博爱,所谓大爱无疆,人类当如此彼此相爱。想当年,英国现代主义作家劳伦斯也是通过众多作品倡导通过改善男女关系而改善整个人类的混乱状态。

与中国的阴阳合抱推而博爱不同,西方生态学家倡导的是生态整体观和联系观。在《科学与现代世界》一书里,唐纳德·沃斯特指出,大自然是一个相互依赖、相互编织在一起的存在之网,每一个事物都与其他事物勾连在一起,我们只能与整个存在之网“完完全全地患难与共”。西方生态主义者不论阴阳,追求的目标却也殊途同归(Worster 1994:318)。

西方的他者道德观体现的爱看起来似乎更为高尚,他们提倡的是自我对他者的无私奉献。哈浦汉姆(Harpham 1999:ⅹ)认为,“和他者密切且动态的联系是通往道德王国的钥匙,只要这联系存在,就有道德的踪影”。在他的眼里,道德更像一个论坛,在这论坛中,道德法则、他人、文化准则、善的本原都有自己对他者的独特表述,它们在论坛中可以自由展开争辩。在道德领域,我们要消除自私和狭隘,尊崇高尚。在《文学的特质》里,阿垂孜(Attridge 2004:32)则是更全面地讨论了他者这个概念。他清楚“他者”概念部分兴起于殖民和后殖民研究,但他认为“他者”概念不该局限于“殖民势力眼里的殖民地”,而应该是“任何遇到的实体”,主要表现为“外界对自身的冲击”。阿垂孜认为,有德之人就应该“对他者负责”,“理解他者的需求,肯定他们,甚至为了他者可以牺牲自己的需求和满足”(同上:124)。

同样,西方基督神学要我们爱人如己,甚至爱自己的仇敌。不过,这样太不现实,太理想化:面对饿狼,我们去爱并且献身?面对残忍的敌人,我们去爱并且等待杀戮？只有相互爱,达到利益、兴趣、关注、忧虑等的合一,才能维持真爱的永恒。人类文明的提升也许就在于此,单方面的口号和想法都是徒劳的,这些观点在《内陆深处》得到了很深刻的反映,库切从语言、社会、文化乃至身体空间中表达爱的无奈,以挽歌形式呼唤如太极阴阳般和谐的爱。

2.无奈的语言

在“牛顿和科学语言理想”中,库切对语言的精确表述功能表示质疑。语言决定科学定律的内涵,在我们运用语言揭示科学规律时,有时我们会很困惑,因为我们总会不自觉用自己的语言结构界定科学规律。这样,我们以为自己发现了新的科学规律,而事实上只是既存的语言概念。我们需要透明清晰的语言来准确表述科学规律,但语言的本质却是含混的(Coetzee 1992)。曾几何时,人们相信语言的单纯性,语言似乎那么澄清,一个词指涉一个意义,索绪尔尚能给予语言相对稳定的“能指”和“所指”的对应,而后,拉康、德里达等使词语的意义越来越含混,意义在意指链上滑动,直至一切都是语言的嬉戏,“言说就是服从语言的规则,就是建构,就是虚构”(Godzich 1994:138)。可是,人类的发展又实在离不开语言,难到人类非得是洪堡特所说的语言的囚徒？“人始终被束缚在语言的圈界内,无法在语言以外争得一个立足之点”(洪堡特2001:6)。怎么办？我们必须“同时牢记和遗忘语言的人造性”？同时,我们“也避免一切认识这个世界和传达这些认识的要求”(Godzich 1994:139)？中国的古老道家哲学其实已经给了我们启迪,“大道无言”,而大道的无言性却可以通过言语显现,海德格尔也认为“语言乃存在之乡”,通过“遮蔽和敞开的争执”,我们可以尽得语言所蕴含也是我们想要表达的无尽含义。这样,意义的不确定性拥有了积极意义,正式含混才有了含蓄,才有了“不著一字,尽得风流”。《内陆深处》可以是一篇对语言自我嬉戏性的反思,可以是南非当时孤立状况的影射,当然,也可以是从语言层面上爱的哲思,深层的爱在语言中遮蔽而又敞开。

单纯从情节上来看,库切的《内陆深处》并不复杂,故事很简单,一个不知名的荒漠,荒漠上不知名的农场,农场主的女儿不满父亲娶新妇亦或霸占仆人的老婆而两次杀死自己的父亲,故事的很大篇幅就是描写两次杀父和杀父后的善后事宜,而后是父亲去世后女主人公和仆人间的恩恩怨怨,在小说的结尾,父亲(还是父亲的尸体？)重新出场。整部小说前后矛盾,亦真亦幻,甚至女主人公自己都承认自己只是在编故事而已。作为读者,我们能相信什么？玛格达真的杀死了自己父亲,然后用含混的语言叙述又同时掩饰自己的暴行？玛格达什么都没有做,整部小说只是她的胡言乱语？小说是严肃的意义建构还是自由的语言游戏？

小说中,女主人公玛格达一直徘徊在语言和现实之间,试图刻画现实,又觉得语言才是所有的现实,“文字是硬币,文字将人们隔离”(26),也许现实“是我自己的编造,以便编造自我”(73)。她只是在“在文字中创造自己”(8)吗？就连库切本人都觉得“事件发生时,人们被杀死或强奸,但是也许这些不是真的,一切只存在于讲故事的人活跃的想象”(参见Penner 1989:63)。

那么,我们怎样才能进入现实空间？我们古人说“大道无言”,这是否否认了语言的真理性？可是,“大道无言”本身也是语言。这岂非悖论？玛格达就是深陷这样的悖论,“也许如果我少说点,多跟着感觉走,我更能感悟迷狂。不过,也许如果我们停止说话我就会陷入恐惧,控制不了自己熟悉的世界”(78),感觉比语言更为真实？没有语言的感觉是什么？“我的十个手指紧贴着冰冷的玻璃,胸口的伤口开裂。如果我是个标志,那我就是吧。我是中空的存在……”(9)这样就能感受真实,走入现实？

书中的玛格达反复尝试通过语言亲近父亲、接近仆人、贴近自然和这个世界,甚至试图和天上的神交流,以为自己可以以语言符号形式挖掘她所生存的世界的真实。可是,一切努力似乎都是白费,语言层面上,她的爱无法触及父亲、仆人和她周围的世界。和《等待野蛮人》中的行政长官、《耻》中卢里等库切笔下其他的主人公一样,一直到小说的最后,除了困惑还是困惑。是什么导致了困惑的产生？

主人公困惑了,库切没有困惑,我们读者也不能困惑,这样的困惑和“大道无言”一样,我们在“困惑”的描绘中清醒,在主人公爱的失落中我们看到爱的可能。库切看到了语言的含混性,也看到了语言的游戏性,含混和游戏正是由于语言的自我指涉,自我指涉和单方面的爱一样,在此,不能及彼。脱离自我指涉,爱才能“解蔽”,在言语中“敞开”。爱不是一个人的呓语,而是两个人的交融。语言是自我指涉是爱之失落的唯一原因？非也。

3.无望的社会

语言层面的困惑发自于社会层面的压制。那么,可否说语言的遮蔽来自对现实的逃避？很多评论者觉得库切更像是逃避者,因为他的作品远离了具体历史时空,没有那种时代尖刻的紧迫感和刺痛感(Howe 1982:1)。也有评论者认为这是库切的创作策略,当时的南非“笼罩在森严的政治和经济压迫下”,即使是想像,如果太具体了,也会招惹麻烦,“去具体寓言式的作品反而能够更有效地揭示当时南非社会的专制(Neumann 1990:81)”。

在当时的南非社会,白人女人处于一个很尴尬的地位。南非种族主义的核心即白人女人是民族的源泉(Gallagher 1991:84-85),男人一方面压迫女人,一方面又推崇女人,其目的也许只是希望白人女人生养足够的白人来延续南非的白人父权统治。在家里,白人女人处于从属地位,但她同时又是黑人的女主人。文中的玛格达就是这样一位女主人,她的妈妈是父权制的牺牲品,在她出生后不久就去世了。虽然她是家里的女主人,但她似乎从小就没有怎么享受过特权,在生活的方方面面,她都更像是爸爸的贴身女仆。她和她的爸爸以及仆人没有多少实质性的交流,就这样与世隔绝般生存。有人说她的隔绝象征着当时南非在国际上的地位(Maes-Jelinek 1987:90),也许这样阅读不无道理,不过,似乎更应该把这样的隔绝解读成专制社会造成的困境。

这样的困境在玛格达长大以后没有任何改观,她一直觉得自己就是沙漠里的老处女。这样的困境在他爸爸再婚亦或抢占仆人老婆后恶化,恶化的结果是她的杀父。杀父行为被解读为“对父权制社会的挑战”(Coetzee 1992:137),是一种女人的抗争行为。杀父甚至可以是一个政治预言,预示即将到来的南非革命(Penner 1989:66)。从历史文化角度解读的确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那么,事件本身有无超越时空的含义？

在父权专制家庭中,玛格达没有办法赢得和父亲相互关爱,始终是被遗忘的角落,面对自身困境以及整个家庭中沉重的主奴压迫,玛格达毅然向专制宣战,杀父,不是为了别的,只是为了消除专制不平等制度的源泉。杀父后,玛格达以为这样一来她和仆人们就可以和平相处了,甚至可以建设牧园式的乐园。于是她接纳仆人们,让仆人们住进大屋子,让他们分享她爸爸的财富。这样的努力不可谓不是用心良苦,可是结果怎样呢？

仆人的老婆无法接受他,男仆则强奸了她。最终,她被所有人抛弃,孤零零地被遗弃于荒芜的农场。在小说最后,她依然努力和天上的飞行器交流沟通,可是她的所有努力都付之东流。无助的她最后只能活在温暖的幻想里,伴随着她的是真实的老父还是老父的尸体还是想像中的父亲？她终于得到了孤寂的和谐？人在社会中应该如此存在？

为了营造一个充盈真爱的新农场,玛格达可谓用心良苦,代价沉重,连自己唯一的亲人都可以杀了,然而她却以失败而告终,这一切充分说明一个道理:爱是相互的,单方面的爱不可能有什么结果。

在当时种族隔绝大环境下,黑人和作为白人的她之间产生相互的爱是不可能的。玛格达的失败可以归咎为专制社会文化语境下黑人和白人之间真爱的缺失,而她身体欲望上的孤寂和伤害则反映了普世真爱的缺失。

4.无助的身体

身体不仅仅是抽象的符号或者象征,更是理性的源泉,莱考夫和约翰逊就认为“理性来自于我们大脑、身体和身体体验(Lakoff & Johnson 1994:4)”。这样说来,如果我们承认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尚有理性因素存在的话,那么,我们就不能忽视身体的存在,无论是现实的身体还是文本中的身体,因为“现代身体是所有叙事行为的基础”(Punday 2003:10)。

阅读库切的作品,我们不难发现身体主题的反复出现,某种程度上,我们甚至可以说库切也是一个身体作家。不过,和很多流行的身体作家不同,库切笔下的身体不是精致的诱惑,迈克尔、星期五、行政长官、野蛮人女孩等等身体展示给我门的是丑陋、伤害和欲望的抑制和拒绝。在所有小说里,真正的美好时刻都来自相互爱的显灵,比如《等待野蛮人》中,行政长官和野蛮人女孩性事从未和谐,他甚至觉得野蛮人女孩没有入口,因此他决定把野蛮人女孩送归她的族人,也不再追求占有,这样却使他和野蛮人女孩有了一次爱的和谐。《内陆深处》没有给我们任何真爱的图景,小说呈现给我们的是语言层面上的困惑和社会文化层面上的无奈,身体层面上也只是主人公无奈的渴望和无尽的哀伤。

小说中的玛格达渴望真爱,渴望父女之爱,渴望主仆之爱,渴望打破等级,让大家平等相爱。这一切又都在身体之爱中彰显。作为一个女人,她更在乎实在的生活,她不喜欢抽象的理念,她渴望的是最普通也是最现实的夫妻之爱。这样简单的渴望对她来说是不可求的奢望,其实,就在当今诸多文明国家中,真正相互疼爱的夫妻又有几个呢？

玛格达非但不能拥有正常的婚姻,相反,她遭遇的是强暴。第一次发生在厨房,她试图用叉子自卫,哀叹:“贱女人就是这样？”(105)可以想象她当时的愤怒绝望和悲哀,强暴给她带来了巨大的耻辱感。可是,而后发生在玛格达的卧室中的强奸仿佛变成了幽会,她甚至想“睡在强奸者的怀中,证实下自己有无可能安睡于其他人怀中”(110)。一次强暴时,她请求他点燃一枝蜡烛,这样她可以一边被强暴一边看着他的脸(111)。强奸点燃了她的欲望,躺在床上,她甚至会哀叹,“有些晚上他不来了”(111)。粗暴的强奸也能满足女人的欲望？她到底在渴求什么？这悲剧已经超越强奸本身,被强奸者的表现是更大的悲剧。这恰恰从另一方面验证了玛格达多么渴望正常的男女之爱啊。

库切在“论色情作品的危害”中对女权主义者颇有微词,认为那种简单批判男性性欲的做法是不可取的,因为女性本身也有欲求。该接受批判的是男性占有式的欲望,而不是男女性爱本身。正确了解男性女性本能的需求,追寻和谐的相互之爱才是正确道路。

在小说里,玛格达不是不知道“自己两腿之间有待填充的空洞”。她觉得“如果有个好男人躺在我的身边,让我怀孕生子,一切都会好的”(41)。被强暴后,又被强暴者抛弃后,玛格达对性爱本身产生了怀疑,“一个身体压在另一个身体上,不断推进,到处寻找入口。但是,我里面的身体到底需要什么？这个男人想从我里面发现什么？醒后他会再来一次吗？沉睡中,他在策划怎样纵深地侵略和占有？有一天他的整个骨架会占据我的身体,他的头盖骨在我的头盖骨里,他的四肢在我的四肢里,身体其他部分充斥我的小腹,会吗？”(108)

小说告诉我们,女人不是不需要男人的爱,不管是肉体的还是精神的,只是这爱不能是单方面的,而是相互爱。玛格达渴望身体层次的爱,彼此温暖,可是,自小到大,这样的爱是无限大的空洞,年幼丧母,父亲疏离,与仆人同吃同睡,长大后,成为仆人们眼中的女主人,可是,在父亲眼中她依然犹如仆从。没有正常的父母之爱,没有正常的情人之爱,也没有正常的夫妻之爱,玛格达什么都没有。

5.遮蔽中敞开

小说临近结束时似乎淡化了玛格达的自我欲求,凸显普世真理,通过玛格达与天上飞行器的交流,小说呈现现实和梦幻、自我和敌人、良善和邪恶、主人和奴隶等二元对立的关系,克服虚幻我们就可以进入现实,敌人是自我的镜子,没有敌人自我只能与自己为敌才能继续生存,邪恶依赖良善存在,没有良善的默认,邪恶便失去了滋生的土壤,奴隶和主人的关系也是如此,这样的关系是主人和奴隶的共谋。这是小说思想的升华,从玛格达的小我走向全人类的普世关怀,当然,也可以说这是玛格达思想的升华,从追求女儿、父亲、仆人的和谐关爱到追求人间的普遍和谐。

可是,玛格达与飞行器的交流没有继续进行下去,“我们无人交谈,我们的意愿那么杂乱,没有目标,没有回应,就像我们的言语,不管我们是什么人,也许我只该为自己说话？”(202)这一切都是玛格达的自言自语？一切都是虚构？没有任何实在？

小说的结尾,玛格达和老父相依为命,她精心照料老父,“有时候,恰逢天气不错,就像今天这样,太阳出来了却不是很热,我会把父亲搬出房间让他坐在游廊上……”(204),晚上,“我喂父亲清汤和清淡的茶。然后我在他的前额上吻一下,把他折叠起来过夜”(205)。一切显得非常和谐,“诗歌是有的,吟颂丘峦夕照下的忧思,羊儿挤在一起抵御夜晚的第一阵寒意,远处风车的轻鸣,第一支蟋蟀的歌唱,相思树上鸟儿最后的啁啾,农庄大宅石墙上残留的太阳的暖意,厨房里安详的灯光……”(206)一切又显得那么荒凉,似乎玛格达一人独处内陆无人之乡;一切又那么和谐,玛格达走出自我的樊笼,与天地融为一体,走入更大的和谐。

小说末尾的父亲是死人还是活人？玛格达杀父是真是假？我们都无从考证,因为这一切都是玛格达的自言自语,玛格达也只是库切的虚构。小说整体很沉重,没有丝毫诗情画意,但小说的结尾却诗意正浓,这是库切对真爱的信心所在,更是小说的高潮和结局。

小说表现的是无助无望无奈,可道路从无中浮现出来,小说没有给我们完美和谐,看清小说的悲剧之源,我们才能超越桎梏,追求爱的和谐,如太极阴阳鱼一样,相互拥抱,相互爱,永不离开。男女之爱不是占有,其具象犹如阴阳太极之融合,也意味着万事万物的彼此联系,一切和谐。

附注:

① 下引此作仅注页码。

Attridge, D.2004.TheSingularityofLiterature[M].London: Routledge,

Coetzee, J.M.1992.DoublingthePoint:EssaysandInterviews[M].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Coetzee, J.M.1998.IntheHeartoftheCountry[M].New York: Penguin.

Coetzee, J.M.2009.SummerTime[M].New York: Penguin.

Gallagher, S.V.1991.AStoryofSouthAfrica:J.M.Coetzee’sFictioninContext[M].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Godzich, W.1994.TheCultureofLiteracy[M].London &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Harpham, G.G.1999.ShadowsofEthics[M].Durham & London: Duke University Press.

Howe, I.1982.A stark political fable of South Africa [N].NewYorkTimesBookReview(04-18): 1.

Lakoff, G.& M.Johnson.1999.PhilosophyintheFlesh:TheEmbodiedMindandItsChallengetoWesternThought[M].New York: Basic Books.

Maes-Jelinek, H.1987.Ambivalent Clio: J.M.Coetzee’sIntheHeartoftheCountryand Wilson Harris’sCarnival[J].JournalofCommonwealthLiterature22(1): 87-98/90.

Neumann, A.W.1990.Escaping the “time of history”?: Present tense and the occasion of narration in J.M.Coetzee’sWaitingfortheBarbarians[J].JournalofNarrativeTechnique20(1): 65-86/81.

Penner, D.1989.CountriesoftheMind:TheFictionofJ.M.Coetzee[M].Westport: Greenwood Press.

Punday, D.2003.NarrativeBodies:TowardaCorporealNarratology[M].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Rody, C.1994.The mad colonial daughter’s revolt: J.M.Coetzee’sIntheHeartoftheCountry[J].SouthAtlanticQuarterly93(1): 157-80.

Roberts, S.1987.Cinderella’s mothers: J.M.Coetzee’sIntheHeartoftheCountry[J].WorldLiteratureWritteninEnglish27(2): 153-61.

Worster, D.1994.Nature’sEconomy:AHistoryofEcologicalIdeas[M].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威廉·冯·洪堡特.2001.洪堡特语言哲学文集[M].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