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策略的构成与分类

2013-03-26方梦之

当代外语研究 2013年3期

方梦之

(上海大学,上海,200072)

翻译策略是指翻译过程中的思路、途径、方式和程序。思路与某种宏观理论一脉相承或由翻译经验引发,途径是达到目标的可行之路,方式是达到目标的具体手段,程序是达到目标的先后次序。这四个方面相辅相成,互有影响。从翻译研究的角度看,翻译策略是宏观理论桥接翻译实践必由之路,贯穿于整个翻译过程;翻译策略可由宏观理论推衍出来,也可由实践经验和技巧集约化、概念化、范畴化而得。

翻译策略是一个外来术语,我国译坛于上世纪90年代中期引进。它是翻译研究链条上的中间环节。翻译研究是宏-中-微相统一的系统性研究,既要建立宏观的核心理论,又要有中观策略的过渡,还要有微观技巧为依托。随着宏观翻译理论和微观技巧的深入研究,桥接宏观理论和微观技巧的翻译策略有所发展。中观策略研究是为宏观“理论与实践的桥接,找到中介物——技术理论范畴,即对实践主体的主观认识和实践客体的区间规律性形成认识结构、实践结构和方法论结构的统一”(曾利沙2011:1)。本文研究翻译策略的构成,并将现有的翻译策略分为三类:传统型翻译策略、理论型翻译策略和实践型翻译策略,同时举例说明各类翻译策略的特点。

1.翻译策略的构成

任何翻译策略都有三个要素:理论因子、目的指向和技术手段(方梦之2013)。当代自成体系的翻译理论都包含相应的翻译策略。反过来,不同的翻译策略都有一定的理论渊源或依据。译者的翻译目的是多重的,因而为实现不同翻译目的所采取的策略自然也就不同。翻译策略中的技术手段五花八门,不同的策略各有特色。

策略的各要素是如何结合起来的？不同策略的侧重点在何处？各策略的技术手段又是如何表现的？研究翻译策略的构成方式可见其端倪。归纳起来,翻译策略的构成方式有三种:条件型、选择型和组合型。

1.1 条件型翻译策略

条件型翻译策略是指在特定的条件下形成的策略,使用该策略要满足相应的条件或要求。以下列举并比较“改写”(rewriting)和“解释性翻译”两种翻译策略:

勒弗菲尔提出的改写其实是一种文体样式,包括翻译、阐释、评论、编选文集等。要实现“改写”必须满足三项要求:第一,在改写过程中,译者以目的语文化的意识形态为圭臬;第二,受目的语文化占主导地位的诗学的制约;第三,按母语原则从事翻译。“改写”策略的要素有三:译入语文化的意识形态、诗学和母语原则。由于改写是以某种方式对源语文本进行重新解释、改变或操纵,翻译过程受到译者(有意识或无意识的)意识形态和目的语文化中占主导地位的诗学的制约,因而对源语文本的思想内容乃至意识形态会有所改变(Lefevere 1992/2004:2-4)。勒弗菲尔坚守国际通行的母语原则,即遵照从非母语译入母语的原则,强调改写者要受到母语文化诗学规范和意识形态信仰的制约。在我国的外宣翻译中,有人把谈化汉语浓墨重彩的描写,简化架床叠屋的程式也称为“改写”,但这与勒弗菲尔的改写相去甚远。既然是我国对外宣传,译者不可能以译入语的意识形态范之,也不见得完全采用对方的诗学形态,当然更不是母语翻译。所以,我国对外传播中,按照我国意识形态和政治要求在翻译中作文字处理与勒弗菲尔的改写风牛马不相及,但它适用于下述解释性翻译策略。

解释性翻译一般用在双语文化或语言差别很大,译入语难于直接表达的场合。如果双语文化或语言差异不大,可以直接表达,就不用解释性翻译,更无需文内注或文外注。解释性翻译是把要解释的内容融合到译文中去,使译文一气呵成,巧妙传达出原文的含义与风格。解释性翻译不仅仅适用于外宣翻译,凡双语文化或语言的差异很大的文本都适用。进行“解释性翻译”,译者可以,而且应该对原文加工,一般是动三种“手术”。一是“镶补”,即补充外国人不懂的背景,通常是加几个字或最多加一两句话就行。另一种“手术”可以称为“减肥”。这指的是对堆积辞藻的“美文”进行加工,删节“溢美之言”和“不实之词”。如龙舟赛的宣传品中诸如“银河流星”“海市蜃楼”“水晶宫”“群英会”等,都可一概删节,改成简练的叙述。“抢鸭勇士谱水上凯歌”何所指,恐怕中国人也不懂,不如说“You’ll see an exciting contest of swimmers trying to seize ducks.(你会看到游泳健儿在水上追逐鸭子的紧张比赛)”。另一种常动的“手术”可称为“重组”,就是按外文表达的需要,把原文的句子拆散,重新组合。一般而言,句子以简短为好,比较符合现代生活的快节奏,段落也可重分,也是以短为宜(段连城1990)。

从上可知,改写和解释性翻译虽然同属条件型翻译策略,但它们各自的条件明显不同。改写的条件是顺从译入语文化的意识形态,而解释性翻译的条件是保持源语文化的意识形态;改写须遵守翻译的母语原则,解释性翻译与此向左;改写要遵守译入语的诗学规范,解释性翻译在语言形式上尽可能贴近译入语的形式,但也不是一味追求。

1.2 选择型翻译策略

选择型策略由平行的几项分策略构成,翻译时根据文本类型和翻译目的选择其中一项或两项分策略(或以一项为主)。

丁衡祁(2004)曾提出公示语翻译的ABC策略,即“照搬(Borrow)、改造(Adapt)、创译(Create)”的策略。实际上是根据公示语的不同语境和翻译要求提出的三种不同的翻译方法:在公示语英译时,如果英语中有现成的、对应的表达,可以直接照搬;如果英语中有类似的表达,可以参照,或加以改造;如果前两种情况都不存在,那么就按照英语的习惯和思维方式进行创译,充分考虑英语的表达习惯。公示语英译可从“照搬、改造和创译”三者中选其一。

纽马克的语义翻译和交际翻译、诺德的工具翻译和纪实翻译、豪斯的显性翻译和隐性翻译,分别由两两平行的策略合成一组翻译策略,译者可根据不同的文本类型、不同的翻译目的和功能、不同的译语受众和情景选择其一。

1.3 组合型翻译策略

组合型翻译策略通常由几个翻译步骤合成,各步骤连缀贯通,一般顺序而为。

奈达的“四步模式”分析—转换—重组—检验,逐一进行,不可颠倒,也不可缺漏。即在文本分析的基础上进行语言转换,在转换过程中重组,最后才是检验译文。按规定的四个步骤一一去做,才能达到动态对等的目标(Nida & Taber 2004)。

“看易写”(后改为“看译写”)是林克难(2003)在全国第一届应用翻译研讨会上提出的翻译策略。所谓“看”就是阅读、熟悉在相同环境中操英语母语者是如何表达的;所谓“易”就是变易,翻译时模仿英语的表达方式,而不是逐字照搬,使译文符合英语为母语者的习惯;所谓“写”就是根据翻译发起人的意图直接用英语写作。

2.翻译策略的分类

翻译策略有不同的分类方法。Jääskeläinen把翻译策略分为总体策略(global strategies)和局部策略(local strategies)两种。前者指运用于整个翻译任务中的策略(如对译文风格的考虑、对读者群的假设等),而后者则集中于更为具体的翻译操作(如寻找合适的词汇等)(转引自李德超2005)。总(整)体策略与局部策略还可有另一种理解,即把总体策略理解为可以针对任何文本的翻译策略,如有的译者偏好直译、有的偏好意译;而局部策略只针对某一类文本的翻译策略。Newmark(1988/2004:81)认为“翻译方法是与整个文本相关联的”,据此,他提出语义翻译和交际翻译两种不同的翻译策略。

德国目的论者根据文本类型提出工具翻译(instrumental translation)和纪实翻译(documentary translation)这两种策略,前者主要适合于应用文本的翻译,后者主要用于文学翻译。还可以根据翻译过程分为理解策略和表达策略等。上述公示语翻译的ABC策略重在表达。“双向理解”则重在理解,不但要求理解原文,而且要理解目的语词语的深层含义。“双向理解”策略的要素为文化对比。文化对比通过形式、意义和分布三者进行。“双向理解”要求对本族语和外语两个方面作全面的理解,而不仅仅是对一种语言的字面上的理解。例如“祖国统一”(涉及港、澳、台的问题)译为reunification of the motherland,而不是unification of the motherland。因为港、澳、台自古以来就是中国领土,所以要实现的是祖国重新统一,而非首次统一。基于这样的理解,该处的“统一”应译为reunification(徐梅江2000)。

根据历史形成、理论渊源和实践指向,可把翻译策略分为三类:传统型翻译策略、理论型翻译策略和实践型策略。传统型策略贯穿中外翻译史,以直译、意译、音译为代表。理论型策略产生于语言学翻译研究之后,以实践为指向的自成体系的翻译理论都有配套的翻译策略,成为该理论的有机组成部分。实践型策略从大量翻译实践中提炼、归纳、概括。“事实上,译者所采用的翻译策略不是与译者所处社会语境毫无关联的抽象的理论假设,而是译者处在语言、历史和社会文化关系的张力中所作出的决策。在决策的背后隐藏着翻译活动发起人(initiator)的各种不同的翻译目的”(方仪力2012:20)。

2.1 传统型翻译策略

传统型翻译策略中的直译、意译和音译古已有之,直译意译之争和关于音译的讨论贯穿于中外翻译史。此外,变通、释义等亦属传统性翻译策略,而达旨、神似、化境等既是翻译思想,也是翻译策略。

2.1.1 直译

现在主张直译的人一般也不完全以逐词对译或照搬原文结构。直译可允许改动词序、改变词类,在通顺达意的原则下照顾到原文的结构形式。巴尔胡达罗夫(1985:145-60)认为,逐词翻译的直译是“层次偏低的翻译”,而只有“必要的和足够层次的翻译”才能“传达不变内容并遵循译语的规范”。“层次”是指作为翻译单位的语言等级体系中词、词组、句子之类的层次。卡特福德(Catford 1965:26)认为直译是介于意译和逐字翻译之间的一种译法。“它可能始于逐字翻译,但为恪守译文的语法规则而有所变化(如补充额外的词语、变换任何一‘级’的结构等),并过渡到以意群或句子成分为单位进行翻译。”

直译的优点是:在吸收外来有益的新因素,在反映异国客观存在的事物和情调上,比意译更能避免主观因素的干扰。但在表达形式上无须另辟蹊径即可达到忠实于原文内容的时候,译者自然采用直译。

2.1.2 意译

译文内容一致而形式不同谓之意译,即以原文形式为标准,译文表达形式上另辟蹊径。当译者经过曲微探幽,需要改变形式才能忠实地再现原文内容时,就采用意译。在翻译史上,对于意译各说纷纭。傅雷说:“我并不说原文的句法绝对可以不管,在最大限度内我们是要保持原文的句法的,但无论如何要叫人觉得尽管句法新奇而仍不失为中文”(转引自罗新璋1984:548)。这一主张实际上跟鲁迅、周作人、茅盾主张直译并无原则区别。艾思奇则说:“人们常常曲解了意译,以为为了要‘达’,就可以随着译者的意思任意地增删文句,不必顾虑到原著”(同上:437)。钱歌川(1980:11)对意译的说法是:“采用原文大意或甚至有时改变原意,依译者自己的意思写出,结果多是不大忠于原文”。

巴尔胡达罗夫(1985:159)把意译看成是“层次偏高的翻译”。“偏高是指比传达不变内容并遵循译语的规范所足够的层次为高”。这里的“层次”是指作为翻译单位的语言等级体系中词、词组、句子之类的层次。卡特福德(1965:26)认为“意译是等值关系,是在各‘级’之间自由变换的,甚至可以超过这一‘级’”。

2.1.3 音译

音译亦称“转写”,即用一种文字符号(如拉丁字母)来表示另一种系统的文字符号(如汉字)的过程或结果。当源语和目的语之间差异很大、存在语义空白的情况下,翻译不可能直接从形式或语义人手,此时,音译是主要的翻译手段。音译对象主要是人名、地名和新产生的术语。由于音译常受译者方言的影响或选择汉字不同,因而译音词常不统一。为了译音规范化,我国编制了多种语言的汉字译音表。例如,中国地名委员会编的《外国地名译名手册》(1983年)就附有英、法、德、西、俄、阿拉伯等语言与汉语对照的译音表。按这些表的规定,例如英文Lansing译为“兰辛”,Travis译为“特拉维斯”;俄文Молдавия译为“摩尔达维亚”,Ставский译为“斯塔夫斯基”。当然这些译音表只是试图为以后的译音选取汉字提供规范,至于以前已经约定俗成的译名则不宜更改了,例如radar译为“雷达”,ballet译为“芭蕾”,Москва译为“莫斯科”等。此外,音译还要遵守名从主人的原则。虽然把Mencius(孟子)译成“孟修斯”、把Chiang Kai-shek(蒋介石)译成“常凯申”,已成笑柄,但数十年来,中文的人名、地名国际上通常用威氏拼音法拼写,至今我国台湾地区仍沿用,所以“马英九”译为Ma Ying-jeuo,“董建华”译为Tung Chee-hwa。

2.2 理论型翻译策略

“理论的意义在于确认研究对象的实情和找到发展规律,因此任何理论都有方法论特征和价值,而方法的意义在于告诉人们,人的认识活动和实际行动是如何依据研究对象的实情而进行的,因而任何方法论都是理论功能的伸展”(杨自俭2010:127-28)。理论型翻译策略就是“理论功能的伸展”,具有某一系统理论或学派的“方法论特征”,以其主张的翻译理论为依据和依归。由于理论家对翻译有不同的价值取向,从不同角度关注其研究对象,衍生出不同的方法和策略。勒弗菲尔认为,“在翻译过程的每一个阶段,假如语言学方面的考虑与意识形态或诗学的本质发生冲突的话,后者往往占上风”(转引自芒迪2007:189)。勒弗菲尔强调了意识形态和目的语文化主流诗学对选用翻译策略的作用,而语言学派主要考虑翻译要传达的意义。

翻译的宏观理论要是离开了具体的解读和实施的策略,那可能就是无的放矢。人们很难准确地理解与把握。翻译的宏观理论与其对应的策略相辅相成,互为依靠。以下对语言学派的翻译策略、文化学派的翻译策略分别叙述之。

2.2.1 语言学派的策略

语言学把译学从经验研究带上人文科学研究的轨道。近半个多世纪以来,语言学理论、语言学方法推动着翻译研究的进步。语法学、对比语言学、语义学、文体学、系统功能语言学、语言学、语用学、话语分析、篇章语言学、语料库语言学、批评语言学等的相继创立和发展为翻译研究不断注入新的血液,使翻译研究与时俱进,新的翻译策略随之产生。作为语言学的重要策略,语言学派的翻译策略除以上提到的奈达的四步模式外,代表性策略还有忠实翻译和语用翻译、卡德福特的完全翻译和受限翻译、纽马克的交际翻译和语义翻译等。

纽马克(1988/2004:45-47)在《翻译教程》第五章中总结了13种不同的翻译方法,包括字对字翻译(word-for-word translation)、直译(literal translation)、忠实翻译(faithful translation)、语义翻译(semantic translation)、意译(free translation)、交际翻译(communicative translation)等。交际翻译主要以译语读者为导向的翻译策略。翻译时力求保留原文的功能,并使其对译语读者产生效果。交际翻译关注的是译语读者,译者尽力为其排除阅读或交际上的障碍,使交际顺利进行。其重点在于以符合译语语言、文化及语用习惯的形式,传递原文的信息,而不必完全保留原文遣词造句的痕迹。以交际翻译为取向,译者享有更大的自由度去解释原文,因此可以作出调整,统一文体特征、排除歧义。与交际翻译不同,语义翻译把表达的内容限制在原文文化范围内,不允许对原文中富有民族文化色彩的概念加以改变。语义翻译为了表现出原作者的思想过程,力求保留原作者的语言特色和独特的表达方式。语义翻译注重词、句的语义分析,译文与原文的形式更为接近,力求再现原文词句结构,所以容易出现过译(overtranslation)。

语用学是语言学的一个分支。用语用学的原则和方法来处理翻译中的具体问题,是翻译方法之一。上述语义翻译关注话语或文本本身的内涵,交际翻译更重视交际者和言语交际的过程,而语用翻译除了关注文本身及交际过程之外,还关注文本或话语的动态特征。贝克说,语用翻译致力于“研究交际情景中各参与者传达和操纵的意义,而非语言生成的意义”,“关注在情景中的使用方式及人们在语境中的解读方式”(Baker 1992:217)。作为一种等效翻译,语用翻译的焦点不在话语或文本的命题意义的传达,而要求译者充分考虑话语或文本产生的语境、说话人的真实意图等因素。这意味着,语用翻译要努力传达内涵意义、隐喻意义以及交际中的人际意义,如会话、语调、语域等(Shuttleworth & Cowie 1997:129)。语用翻译不仅关注指称意义,还关注“话语在交际中的使用方式以及人们的解读方式”(Baker 1992:217)。

2.2.2 文化学派的策略

Venuti将翻译策略界定为选择文本和拟定一种翻译方法(转引自Baker 2004:240)。文化学派研究译文产生的文化渊源,主张翻译与政治、经济、社会、意识形态等多种文化因素联系起来。提出改写、归化、异化、阻抗、创译、文化移植、文化置换、同化等翻译策略,现以归化、异化为例略加说明。

归化即译文采用明白、流畅的风格,以使目标语读者对外来文本的陌生感降到最低度。归化翻译包括如下步骤:精心选择适合于这种策略翻译的文本;有意识地采用流畅、顺耳的目标语风格;改编目标文本以符合目标话语类型;添加解释性材料;删除源语独有特征以及以目标语的预设与取向来使目标文本变得总体和谐。Venuti指出,归化翻译是英美文化中占支配地位的翻译策略(Shuttleworth & Cowie 2005:59)。

异化翻译指生成目标文本时会通过保留原文中某些异国情调的东西来故意打破目标语的惯例。并因而认为它具有“记录外来文本的语言和文化差异,使读者置身国外”(Venuti 1995:20)的作用。具体地说,这样的策略不仅意味着可以不必绝对地服从目标语言和文本的限制,还意味着在适当情况下可以选择不流畅的、晦涩难懂的风格,可以有意地收录源语的独有特征或目标语的古词;这些特点合起来就会达到给目标语读者提供一种“迥异的阅读经验”(同上)的效果。

2.2.3 实践型翻译策略

进入全球化、信息化时代后,翻译实务面广量大,翻译技术蓬勃发展,新经验日新月异,从大量翻译实践中不断萃取的实践型策略,如解释性翻译(段连成1990)、“看易写”(林克难2003)、深度翻译(Appiah 1993)、陌生化(刘英凯1999)、译前处理(李欣2001)、“零翻译”(邱懋如2001)、“双向理解”(徐梅江2000)、“壮辞淡化”(周领顺2003)、“突出主题信息”(曾利沙2005),等等。实践型翻译策略不属于某种系统理论或某个特定学派。由于翻译的宏观理论和翻译策略所研究的对象有共通之处,因此实践型策略也能获得宏观理论支持。

理论的视角可以不同,但不妨碍采用同样的实践型策略。可以从不同的学科视角来解释实践型策略,例如可以用交际学的交际能力理论阐释解释性翻译。交际能力不仅包括语言能力,而且也包括对与之有关的社会文化因素的充分了解。解释性翻译正是从接受者角度要求译文得体、语言流畅(作适当的文内解释)和可接受性(解释特有的文化现象或交待必要的背景)。下面以深度翻译和译前处理为例加以解释。

深度翻译亦译称“厚重翻译”(thick translation),指阿皮尔(Appiah 1993:817)提到的通过各种注释和评注(annotations and glosses)将文本置于丰富的语言和文化环境中的翻译。“深度翻译”的策略也适用于任何其他含有大量解释材料的译作,不管这种解释材料是脚注、评注还是扩充的介绍。提供大量背景资料的目的,是使目的语读者对源语文化多一份敬意,让他们更好地理解异文化的人们思考问题和表达自己思想的方式(Shuttleworth & Cowie 1997:171)。严复翻译的一个特点是,在译文中附有大量的按语,对原著的历史背景、作者的学术观点、论述的精髓所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类似理论以及作者观点中应予以商榷之处,均一一指出,对读者有很大的启迪作用。据粗略统计,严复所加的按语约占他所译的十部译著字数的十分之一,而《天演论》的按语数占了全书的一半以上。严复的译作大概可以算作我国翻译史上最典型的“深度翻译”的例子了。

译前处理作为中译外的一种策略,是指翻译之前对中文原稿进行处理。目的是使对外文稿适合政治需要、符合译入语语言习惯、达到译文效果。处理主要包括:一、在尊重原文主要信息、充分领会原文精神的前提下,根据英语受众的接受心理、习惯,对原文进行语言处理,包括风格、文体、篇章等;二、从外宣翻译的特殊目的出发,对那些不符合对外传播、对外宣传要求的,或者本来不必要、不适宜作对外宣传的原文材料进行预处理(李欣2001)。处理的具体办法包括修改、增删、变通等。

3.结论

翻译策略的综合研究跨越传统译论、语言学派和文化学派的樊篱,既有横向的联动性,又有纵向的连贯性。本研究以宏观-中观-微观的三分法为方法论,对翻译策略作相对独立的中观研究,与宏观理论及微观技巧的研究三足鼎立,摆脱了宏观研究与微观研究的二元思维定势,从方法论上有利于宏观理论与微观技巧的桥接。翻译的中观研究涉及翻译模式、翻译模块、翻译计划、翻译方案等。本研究以翻译策略为中观研究的表征,对于相同性质、相同作用的翻译模式(如奈达的四步模式、公示语的ABC翻译模式)也纳入同一视角讨论。中观的翻译策略的系统研究为时不长,今后尚需对其功能和作用、内涵与特征以及在整个译学研究体系中的上下关系作进一步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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