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冠杰

(苏州大学,苏州,215006)

1.引言

“中国英语”和“中国式英语”是上世纪我国学者提出的两个不同术语。陈又松(1965)首次提出了学生学习中存在汉语化英语的错误并提出纠正措施,这里的“汉语化英语”类似于本文讨论的“中国式英语”。1980年,葛传槼提出了“China English”(中国英语)这一术语,他在《翻译通讯》(《中国翻译》前身)上撰文指出:“有时听到外国人说我国出版的书刊中有些不合英语民族的人所用的词语,认为决不可用,称之为Chinese English或Chinglish。我认为,英语是英语民族的语言,任何英语民族以外的人用英语,当然应该依照英语民族的习惯用法。不过,各国有各国的特殊情况。就我国而论,不论在旧中国或新中国,讲或写英语时都有些我国所特有的东西需要表达。”接着,葛传槼先列举了几个例子,如Four Books(四书)、Eight-legged Essay(八股文)、xiucai(秀才)等等。然后,他接着说:“所有这些英译文都不是Chinese English或Chinglish,而是China English”。这也是中国学者首次提出“China English”这个术语。“中国英语”的说法从葛传椝先生提出至今,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同时,也引起了众多学者热烈地讨论和激烈地争论,可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大家对“中国英语”和“中国式英语”的理解可以说是五花八门。在纵观各种不同见解的基础上,本文首先对很有争议的“中国英语”以及与其密切相关的“中国式英语”和“中国人造错误英语”进行分析讨论并重新对其定义,继而讨论“中国英语”的理论基础等问题。

2.三种英语的区别

语言作为一种社会现象,服务于社会,其产生和发展又受到社会发展和变化的影响。语言随着社会的变迁而发生变化,社会的进步、科技的发展、语言使用主体所处的地理环境以及人们的风俗习惯等往往会反映并影响语言的发展和变化。英语是国际上最通用的语言,它在与其他语言的长期交流接触的漫长演变过程中借用和吸收了大量的外来语,包括汉语,我们称英语中出现的汉语借词为真正“中国英语”的一部分,而不是“中国式英语”,更不是“中国人造错误英语”。本节主要讨论三者之间的异同。

2.1 中国英语

从上世纪中期“中国英语”开始在我国引起讨论,目前,已经有了一些研究成果。但至今有些学者对“中国英语”、“中国式英语”和“中国人造错误英语”三者的区别仍然模糊不清。本节就“中国英语”的相关问题进行再讨论,使其更加明确地区别于其他两类英语。

2.1.1 关于“中国英语”定义的争论

英语中出现汉语借词已经有1000多年的历史。中国和英国之间最早的接触是17世纪英国船队来华运茶,此前的中英接触主要通过第三国进行,汉语对英语的影响极为有限。根据《牛津英语大词典》的记载,silk是经丝绸之路通过拉丁语和希腊语于公元888年进入英语的(汪榕培等2001)。通过对“中国知识资源总库”的检索,1979年到1993年共有5篇关于“中国英语”或“中国式英语”的相关文章。通过对“中国知网”内的“核心期刊”的检索,1994年至2010年底,在国内核心学术期刊上发表关于“中国英语”、“中国式英语”和“中式英语”的文章共47篇。在以上这52篇文章中,32篇用了“中国英语”,15篇用了“中国式英语”或“中式英语”,2篇将“中国英语”和“中国式英语”混用,1篇用了“中国洋泾浜英语”,1篇用了“中国皮钦英语”,1篇用了“中国英语变体”。以上内容显示,无论是文章标题,还是内容,有不少学者至今仍然把“中国英语”和“中国式英语”混淆在一起。有的文章题目是“中国英语”,而内容却是讨论“中国式英语”;有的文章题目是“中国式英语”,而内容却是讨论“中国英语”;有的学者把二者混淆在一起,在同一篇文章里时而用“中国英语”,时而用“中国式英语”。事实说明不少学者至今仍把“中国英语”和“中国式英语”看作是同一类英语。因此,很有必要再次澄清二者的关系和区别。

杜瑞清、姜亚军(2001)指出:“至于哪些算‘中式英语’的特点,哪些属‘中国英语’的特征,还有待于对‘中国英语’感兴趣的学者进行严肃的描写性研究,以填补世界英语类型研究上的这一空白点,促进‘中国英语’的健康发展。”这篇文章发表至今已经有10年了,但对于二者的定义仍然存在很大差异。关于“中国英语”的定义可谓是众说纷纭,在综合众多不同观点的基础上,笔者认为,“中国英语”是:

① 操汉语的人们使用的;

② 以标准英语为核心的;

③ 反映中国文化的;

④ 具有中国特点的;

⑤ 英语本族语人能够理解、并接受的英语。

如:laid off workers(下岗工人)、official profiteering(官倒)、two civilizations(两个文明)、four modernizations(四个现代化)、one China policy(一个中国的政策)、pipa(琵琶)、erhu(二胡)、wushu(武术)、gongfu(功夫)、Tai Chi(太极拳)、yang ko(秧歌),等等。

2.1.2 英语词典中的汉语借词

毫无疑问,已经进入正式出版的英语词典中的汉语借词是“中国英语”的一部分。最初汉文化中的汉语词是通过西班牙语、葡萄牙语和荷兰语间接进入英语的,自1639年第一个到达中国的英国人John Weddle起,汉语开始进入英语(张逸、蔡静2005)。

Serjeantson在其论著AHistoryofForeignWordsinEnglish中记载,到19世纪末进入英语的汉语借词只有27个,如:silk(丝绸)、li(里)、tea(茶)、kowtow(叩头)、yamen(衙门)、oolong(乌龙茶)、kaolin(高岭土)等(转引自汪榕培2003,2008)。Garland Cannon于1987、1988和1990年连续发表了三篇关于英语中汉语借词研究。Cannon(1988)对8部主要案头词典中的“中国英语”进行了统计分析,结果显示在1189个汉语借词中,重复的占210个,实际研究有979个词。张逸、蔡静(2005)的统计显示:《英语外来语大辞典》(2000)共收录汉语词条49个,《韦氏大学词典》(2000)共收录汉语词条25个。《牛津英语辞典》被视为是世界上最具权威的英语辞典,从1857年开始编撰,搜集并收入1000多年以来的英语词汇,在1888年首次出版第一分册。现在每三个月就会更新一次,到2010年12月,在OED(Oxford English Dictionary)在线辞典上,可以查阅到267613个词条。根据张逸、蔡静(2005)的统计,《牛津英语词典》(第二版)(1998)共收录31个汉语词汇。然而,据统计,《牛津英语词典》中所收录的汉语外来语到2010年底达到了245个词条,其中包括feng shui(风水)、chopstick(筷子)、ganbu(干部)等词,中国的货币单位“jiao”(角)也在其中(新华网)。胡印斌(2011)撰文写道,由于对“《牛津英语词典》2010年末收录汉语外来语突破1000条”说法的失误,“牛津英语词典在线支持经理罗斯披露,从2001年到2010年,牛津英语词典只收入了一个汉语词条:‘枸杞’”。虽然“中国英语”进入英语词典的数量不算多,速度也不算快,但这并不能说“中国英语”的数量等同于英语词典中出现的数量,其实际数量要远远大于在英语词典中的数量。另外,英语词典中出现多少“中国英语”的数量并不重要,更重要的是“中国英语”是英语大家族的一员,这一点毋庸置疑。

2.1.3 关于“中国英语”英语翻译的争论

目前,关于“中国英语”的英语翻译有以下几种:China English、PRC English、Chinglish等。

前文提到,葛传槼(1980)首先将“中国英语”翻译为“China English”。榕培(即汪榕培,笔者注)(1991)和汪榕培(1994)认为:“至于‘中国英语’的名称,……我认为不妨使用China English这个叫法,也许比较中性一些。”接着,汪榕培先生又说:“为避免误解,‘中国英语’也可以叫做PRC English……。不论如何译法,只要名副其实就行。”这里汪先生提到的“China English”和“PRC English”除了字面不同以外,没有实质上的差异。

韩玲(2007)指出:“总部位于美国的全球语言监测机构(GLM)评选出的2005、2006年全球十大最流行词汇中,‘中国英语’(Chinglish)连续两年榜上有名。”这里韩玲就把“中国英语”翻译为“Chinglish”,或者是把“Chinglish”理解为“中国英语”。

笔者认为,“中国英语”的英语翻译应该用“China English”,既不是“Chinglish”,也不是“Chinese English”,同样也不用“PRC English”。只有“China English”更简单明了,能真正体现“中国英语”的含义,加上“Chinglish”和“Chinese English”已经早被人们理解为“中国式英语”或“中式英语”。

2.2 中国式英语(或中式英语)

文献显示,不同的学者用了不同的术语,有的用“中国式英语”,有的用“中式英语”,本文用“中国式英语”代替以上两种说法。

2.2.1 关于“中国式英语”定义的争论

关于“中国式英语”的定义,学者有着不同的表述,如:

(1) 孙中华(2007)认为,“中国式英语是指中国的英语学习和使用者由于受母语的干扰和影响,硬套汉语规则和习惯,在英语交际中出现的不合规范或不合英语文化习惯的畸形英语。”

(2) “Chinglish refers to spoken or written English language that is influenced by the Chinese language.The term ‘Chinglish’ is commonly applied to ungrammatical or nonsensical English in Chinese contexts, and may have pejorative or deprecating connotations”(Wikipedia)。这里的“ungrammatical”和“nonsensical”就是本文讨论的“中国人造错误英语”的特征。

(3)TheOxfordEnglishDictionary(2005)对“Chinglish”的定义如下:“Chinglish...a variety of English used by speakers of Chinese or in a bilingual Chinese and English context,typically incorporating some Chinese vocabulary or constructions,or English terms specific to a Chinese context”。

(4) 陈毅平(2007)认为:“中式英语的出现由来已久,但中式英语的研究仅有70年左右的历史,国内学者一般认为始于英语语言史专家Serjeantson的论著《英语中的外来词历史》(1935)。”另外,他还指出:“中式英语……主要指已不同程度地进入普通英语的汉语词汇,见于英语国家媒体或正式出版物的具有汉语特色的英语,或称英语中的汉语借词。”

以上四个定义含义差别很大,但可以分为两类:定义(1)和(2)把“中国式英语”说成是“畸形英语”、“错误的英语”(ungrammatical)和“荒谬的英语”(nonsensical)。定义(3)实际上接近于本文讨论的China English(中国英语),而不是Chinglish(中国式英语)。定义(4)把“中国式英语”说成是“英语中的汉语借词”。其实,以上说法都不是“中国式英语”的真正定义。定义(1)和(2)降低了“中国式英语”的等级,是本文要讨论的“中国人造错误英语”。定义(3)和(4)提高了“中国式英语”的等级,定义(3)类似于本文讨论的“中国英语”,定义(4)就是本文定义的“中国英语”,因为“英语中的汉语借词”就是本文讨论的地地道道的“中国英语”。另外,从定义(2)和定义(3)来看,外国人对“Chinglish”的理解差别甚远,一个将其理解为本文讨论的“中国人造错误英语”(bad English),另一个就完全没有这层意思。

陈晓燕(2009)撰文写道:“《中国日报》网站(CHINA Daily,2003-07-11)也撰文呼吁‘现在该是停止把中式英语看做是一种语言疾病了。更为实际的是应该把它作为英语世界里一股正在上升的潮流而接受它。不能把这种英语简单地等同于错误的、让人看不懂的、或无意犯的可笑表达’。”陈小慰(2010)写道,2009年9月13日杭州《都市快报》上一篇文章报道了美国人David Tool对中式英语的不同态度,“在David Tool看来,中式英语属于翻译错误,是不尊重中国文化的表现,必须把中式英语(Chinglish)和中国英语(China English)区分开来,中式英语有错误成分,中国英语才是正确的英语,只是跟其他国家的说法不一样”。

Joan Pinkham曾于上世纪80和90年代在外文出版社和中央编译局(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工作了八年。她于2000年出版了TheTranslator’sGuidetoChinglish一书。根据Pinkham的观点,本文把中式英语分为以下三类。

(1) 语法正确,用词累赘,英语本族语者可以理解但不接受,如:

(a) Following the realization of mechanization and electrification of agriculture...

该句中“realization of”不是地道的英文表达,上例可改为:Following the mechanization and electrification of agriculture...

(b) We must make an improvement in our work.

本句应该改为:

We must improve our work.

(c) There have been good harvests in agriculture.

这里的“in agriculture”是多余的,本句应该直接改为:

There have been good harvests.

(2) 语法不正确,英语本族语者可以理解但不接受,如:

Using either military or peaceful means, most of the remaining enemy forces were put out of action.

本句子的主语是most of the remaining enemy forces,但却不是Using either military or peaceful means的逻辑主语。

(3) 语法正确,用词又不累赘,英语本族语者可以理解但不接受,如:Good morning,teacher;Good afternoon,teachers等。有人说,这种说法是错误的英语。笔者认为,这不是错误英语,只是中西方人们对“教师”的理解不一样,英语本族语者不这么用,但他们可以理解。

纵观多数学者观点,笔者认为,“中国式英语”或“中式英语”是:

① 操汉语的人们使用的;

② 以英语为核心的;

③ 反映中国文化的;

④ 具有中国特点的;

⑤ 英语本族语人能够理解、但不接受的英语。

以上可以看出,“中国英语”和“中国式英语”定义的①、③和④都一样,②和⑤两条有差别。

我们在这里强烈呼吁,必须给“中国式英语”正名,笔者完全同意Pinkham关于“中国式英语”的观点,即“中国式英语”不是一种畸形的英语。有人把“牛饮”译为“drink like an bull”、“good good study,day day up”等说成是“中国式英语”,这决不是“中国式英语”或“中式英语”,而是“中国人造错误英语”。

朱文娟(2009)写道:“‘no door(没门)’、‘give you some color to see see(给你点颜色看看)’……越来越多的中式英语,开始风靡于网络。”笔者认为,这不是“中式英语”,而是“中国人造错误英语”。另外,有人把“航友宾馆”翻译为“Hang You Hotel”,其英语的字面意义恰好是“吊死你酒店”,有人认为这也是“中国式英语”。我们认为,这不是“中国式英语”,因为汉语的专有名词在英语里一般都用汉语拼音。外国人误解,一是因为他不懂汉语拼音,二是这里的“Hang You Hotel”的拼写有点问题,如果拼写为“Hangyou Hotel”,可能外国人会更容易理解。庆幸的是现在“航友宾馆”的英语名字是“Homeyo Hotel”,这个用法很好。

2.2.2 关于“中国式英语”英语翻译的争论

“中国式英语”的英语翻译有多种版本,如Chinglish、Chinese English、Chinese Englishes、China’s English、Chinese style English、Chinese Pidgin English、Sinicized English,等等。如:Adamson(2004)用China’s English;Kingsley Bolton 2003年出版了ReviewofChineseEnglishes:ASociolinguisticHistory(《中国英语的社会语言史》)一书,虽然本书书名用了Chinese Englishes,但在书中还用了“Chinese Pidgin English”(中国式混合英语),本书由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

陈毅平(2007)认为,“‘中式英语’在英语中一般叫Sinicized English或Chinglish……。”

笔者认为,“中国式英语”的英语名称还是用“Chinglish”为好,理由一是约定俗成,先入为主,这种说法早已经被人们所熟悉;理由二是避免人们把“Chinese English”和“China English”混淆。

2.2.3 中国式英语的转化

谢之君(1995)在谈到“中国英语”和“中国式英语”的关系时指出:“二者并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其区别只在于是否有效交际,依赖于操规范英语者的认同,中国式英语是可以向中国英语转化的。”我们认为,这种转化要有一定的条件,不是所有的“中国式英语”都可以转化为“中国英语”。“中国式英语”的转化一般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是部分语法正确的“中国式英语”会转为“中国英语”,大部分“中国式英语”开始并不被英语本族语者接受,但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步得到了他们的认可,成为“中国英语”,现在很多“中国英语”都经历过这个过程。第二类是经过修改过的“中国式英语”可以进入规范英语,但不是“中国英语”。如:There have been good harvests in agriculture。去掉了多余的“in agriculture”就成为了规范英语。第三类是很难转化为中国英语。如,Good morning,teacher一类的“中国式英语”转化为中国英语比较困难。

2.3 中国人造错误英语

有些学者将下列句子说成是“中国式英语”,如,one car come,one car go,two cars pengpeng,the people die(一辆车来,一辆车去,两车碰碰人死);No wind,no waves(无风不起浪)。它们都不是“中国式英语”,而是典型的“中国人造错误英语”。

我们认为,“中国人造错误英语”(bad English)具有以下特征:

① 中国人根据汉语结构随意翻译的

② 语法错误的

③ 没有反映中国文化的

④ 没有中国特点的

⑤ 英语本族语者不理解、也不接受的英语。

如:

We two who and who! 咱俩谁跟谁啊！

Give you face you don’t want face.给你脸你不要脸。

If you want money, I have no.If you want life, I have one.要钱没有,要命一条。

有人将上面的例子也称为“中国式英语”。从本文的定义看,这不是“中国式英语”,这是给“中国式英语”抹黑,这是错误英语。有人将其称为“网络英语”,这种说法欠妥,因为网络英语包括正确的英语和错误的英语,以上例句属于后者。

陈小慰(2010)指出,网络上曾有外国友人在英语学习网站Antimoon.Com的论坛上列举了遭热捧的十大中式英语,如:

People mountain people sea(人山人海);

No three no four(不三不四);

Horse Horse, Tiger Tiger(马马虎虎);

American Chinese not enough(美中不足);

Heart Flower Angry Open(心花怒放)。

接着,陈小慰总结道,“这样的中式英语要说作为一种‘英语变体’,无异于‘恶搞’(spoof)”,并认为,“绝大部分逐字硬译的中式英语除了作为笑料,往往只是昙花一现,缺乏生命力;更有一些只会造成交际误解和障碍,完全无助于中西方文化的交流和融合,是对汉文化和英语的双重损害”。我们完全赞同这是“恶搞”的观点,但同时要指出的是,以上这些“恶搞”的例子都不是“中式英语”,是典型的“中国人造错误英语”。

3.中国英语的理论/思想基础

3.1 社会符号学

符号学是一种关于符号与意义显化的科学,而社会符号学则是用符号学原理来解读各种社会符号以及探究社会意义的学问,是研究符号系统和社会与人类系统的科学。胡壮麟(2007)认为:“社会符号学反对把符号作为第一性,反对过分强调用形式主义的方法研究符号系统。社会符号学优先研究的是把指称行为作为实例,并把社会的指称实践作为经常的、可重复的、可识辨的类型。它认为社会有意义的行动构成各种文化(社会符号系统),文化就是相互连接的对社会具有意义的实践系统。”语言是一种符号集,一切的符号都有任意性。当然,这种反映人民主观意志的任意性包括时间和空间的因素,也包括社会习惯。这种符号,一经交换信息的社会群体公认和使用,它就不再带有任意性,只能表达特定的意义,而成为一种公众准则或社会准则了(陈原2000,转引自张乐2010)。

中国英语“bu zhe teng”(不折腾)一词就说明了这一点。在2008年12月18日召开的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大会上,胡锦涛总书记在讲话中用了一句北方方言“不折腾”。一时间,“不折腾”一词的译法引起了全国翻译界的“折腾”。《中国翻译》2009年第2期以“‘不折腾’英译大家谈”为标题,特邀外交部、中联部、新华社、中国日报社、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等单位的7位专家对“不折腾”的英文译法开展讨论。各大新闻媒体和互联网纷纷提出了不同的译法,如:don’t get sidetracked(别走岔路)、don’t flip flop(别翻来覆去,朝三暮四)、don’t sway back and forth(别反复)、no dithering(不踌躇)、no major changes(没有重大变化)、avoid futile actions(不做无用功)、stop making trouble and wasting time/no self-consuming political movements(不搞自我消耗的政治运动)等等。综合对“不折腾”的各类不同英语翻译,共有二十多种,这时的“bu zheteng”(不折腾)可以说是一种任意符号,大家可以根据自己不同的理解任意去翻译。

在2008年12月30日国务院新闻办的发布会上,当有记者问到与“不折腾”有关的问题时,现场翻译脱口念出了汉语拼音“bu zheteng”,这种翻译应该说是有准备的。这一用法很快得到了中国媒体的报道、赞扬和肯定。香港城市大学的朱纯深和张峻峰(2011)撰文写道:“如果像《联合早报》所说的,‘bu zheteng’因此而进入英语词汇,那它所保留的记忆和联想又会是什么呢？”虽然有些学者对“bu zheteng”的翻译提出异议,但它已经被人们所接受。《牛津英语词典》2010版虽然没有录用“bu zheteng”这个词,但在词典说明里,作者提到过这一用法。现在,“bu zheteng”这种符号通过公众的使用并得到了认可,它就不再带有任意性,只表达特定的意义,这种特定的意义是其他任何翻译都不能替代的。

3.2 哲学的思考:语言世界观

世界观就是对世界的看法,是指根据语言的结构所抽象出来的一种关于人类万象的结构的理论。语言世界观是指语言与世界观的关系,语言世界观问题就是语言与思维和文化的关系问题。语言世界观问题涉及语言的起源、本质和功能,涉及文化与进化以及文化心理和社会心理,还涉及语言实践和文化实践(陈忠华、韩晓玲2009)。中国英语留存了英汉两种语言的特点,但其本质则是英汉两种语言世界观共同作用的结果,因为作为认识主体的个人,必然将其主观意念置入客观的知觉和思维过程之中,而每一种语言都是独特的世界观的体现。中国哲学注重物我合一,主客观统一,强调思维上的整体观;西方哲学则物我分明,主客观对立,注重个体思维,汉英在语言上的差异实际上是复制了思维方式的对立。中国英语是从意合出发,追求形合,是两个反向运动的思维模式的暂时妥协。思维模式一旦成形就难以改变,它总是借助某一特定的语言系统尽可能完美地呈现出来(付宁2007)。如,fairly comfortable standard of living(小康水平)、one country, two systems(一国两制)、one-child policy(独生子女政策)等“中国英语”的出现体现了语言世界观的基本观点。

3.3 跨文化心理学

文化心理学主要研究文化与心理的相互关系,即用心理学的观点研究文化现象,研究文化与心理、文化与行为、文化与社会化等等之间的联系。跨文化心理学(cross-cultural psychology)是研究不同文化与族群中的个人心理运作的相似及差异之处,并探讨心理变量与生态、文化及社会等类变量之间的关系。跨文化心理学采用自然科学的方法论,试图建立适用于全人类之通则性的心理学理论(王利国、文彦晶2009)。语言是文化的载体,一个民族的语言所反映的是该民族绚丽多彩的文化形态和丰富多样的文化现象,中西文化所包含的意识形态、价值观、思维方式和风俗习惯往往大相径庭,中国的“文化负载词”难以从英文中找到对应词,造成文化空缺现象。针对这种情况,中国人创造出具有中国特色的英语词汇或语言风格使“中国英语”成为中国英文媒体的特征,如:resident permits of hukou(暂住户口证,音译)、nail houses(钉子户,直译)等(马文丽2009)。“中国英语”的出现是中国人文化心理在英语文化中的反映,如:Confucianism(儒家思想)、Four Books(四书)、Five Classics(五经)、Eight-legged Essay(八股文)、Chinese herbal medicine中草药等。

4.结语

早在1997年,贾冠杰和向明友在“为中国英语一辩”一文中就对“中国英语”进行了讨论,时隔十多年之后再次讨论这一话题,感慨颇多,也充分说明了“中国英语”的重要性所在。本文研究的结论是:“中国英语”不同于“中国式英语”;“中国式英语”不同于“中国人造错误英语”。同时,和这三个汉语术语对应的英语术语也不相同,即“China English”不同于“Chinglish”和“Chinese English”;“Chinglish”和“Chinese English”也不同于“bad English”。另外,“中国英语”具有扎实的理论和思想基础。大家知道,社会生活的任何变化,哪怕是最微小的变化,都会或多或少地在语言上,尤其是在词汇上得到反映。中国英语的产生和发展对传统的语言规范带来了挑战和冲击,但同时也是对传统语言的补充和发展。中国人应大胆地使用中国英语。汪榕培(2003)说过:“我的观点是:大胆地说英语,说点中国英语也无妨,主动地学习一些中国英语也是必要的。”中国英语是英语的一部分,中国英语丰富了英语,没有中国英语的英语是不完整的英语。我们坚信,中国英语一定会随着中国的不断发展而发展,随着中国的不断强大而强大。

Adamson, B.2004.China’sEnglish:AHistoryofEnglishinChineseEducation[M].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Bolton, K.2003.ReviewofChineseEnglishes:ASociolinguisticHistory[M].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Cannon, G.1987.Dimensions of Chinese borrowings in English [J].JournalofEnglishLinguistics(2): 200-206.

Cannon, G.1988.Chinese borrowings in English [J].AmericanSpeech(1): 3-31.

Cannon, G.1990.Sociolinguistic implications in Chinese-language borrowings in English [J].InternationalJournaloftheSociologyofLanguage(1): 41-55.

OxfordEnglishDictionary(2005) [Z].London/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Pinkham, J.2000.TheTranslator’sGuidetoChinglish(《中式英语之鉴》)[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Wikipedia.Chinglish [OL].[2013-03-08].http:∥en.wikipedia.org/wiki/Chinglish

陈小慰.2010.翻译教学中“守土有责”意识的培养——中式英语遭追捧现象剖析[J].上海翻译(3):48-52.

陈晓燕.2009.论英语本土化及中国英语的研究和意义[J].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5):163-68.

陈毅平.2007.中式英语的特点与演变[J].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4):513-16.

陈又松.1965.评《中国学生英语典型错误分析》[J].外语教学与研究(1):60-65.

陈忠华、韩晓玲.2009.世界观问题的古希腊历史渊源与演变[J].烟台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4):109-13.

杜瑞清、姜亚军.2001.近二十年“中国英语”研究述评[J].外语教学与研究(1):37-41.

杜瑞清、姜亚军.2003.有关“中国英语”的问题——对“‘中国英语’质疑”一文的回应[J].外语教学(1):27-35.

付宁.2007.中国英语的哲学溯源[J].山西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6):112-13.

葛传槼.1980.漫谈由汉译英问题[J].翻译通讯(2):1-8.

韩玲.2007.“中国英语”研究现状分析[J].外语与外语教学(10):28-32.

胡印斌.2011.“千余汉语词条入选牛津词典”的文化幻象[N].中国青年报.

胡壮麟.2007.社会符号学研究中的多模态化[J].语言教学与研究(1):1-10.

贾冠杰、向明友.1997.为中国英语一辩[J].外语与外语教学(5):11-12.

马文丽.2009.解析中国媒体中的“中国英语”[J].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4):464-67.

榕培.1991.中国英语是客观存在[J].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1):1-8.

孙中华.2007.中国式英语的表现与纠正[J].教学与管理(11):19-20.

王利国、文彦晶.2009.文化心理学的基本问题、前沿问题及研究方法[J].新疆石油教育学院学报(6):205-206.

汪榕培.1994.说东道西话英语[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汪榕培.2003.说点中国英语也不妨[J].CollageEnglish(4):2-3.

汪榕培.2008.英语词汇学[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汪榕培、常骏跃.2001.英语词汇中汉语借词的来源[J].四川外语学院学报(4):70-73.

谢之君.1995.中国英语:跨文化语言交际中的干扰性变体[J]现代外语(1):7-11.

新华网.2011.牛津词典否认收录“不折腾”、“三俗”等汉语词条[OL].[2011-01-15].http:∥news.xinhuanet.com/society/c_12949915.htm.

张乐.2010.“囧”字旧词新意的社会语言学解读[A].外语语言文学文化论从[C].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张逸、蔡静.2005.从英语词典中的汉语词汇看文化多样化和语言借用[J].国外外语教学(4):26-34.

朱纯深、张峻峰.2011.“不折腾”的不翻译:零翻译、陌生化与话语解释权[J].中国翻译(1):68-72.

朱文娟.2009.中式英语该不该被“追杀”？专家:留条活路吧[N].中国青年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