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萍萍

(渭南师范学院人文学院，陕西 渭南714000)

论王三毛《老城墙》中的关中民俗文化

孙萍萍

(渭南师范学院人文学院，陕西 渭南714000)

《老城墙》是渭南籍作家王三毛的长篇代表作品之一。作者以敏锐的艺术洞察力，从关中丰厚的民俗文化土壤中吸取养分，撷取民间生动有趣、诙谐幽默的方言俗语，为我们讲述了浸染着浓郁西部风情的人生故事。作品蕴含了丰富的关中婚俗文化、家族文化、民间禁忌以及重男轻女的思想等等。

王三毛;《老城墙》;民俗文化

关中，指陕西省秦岭北麓渭河冲积平原(渭河流域一带)，平均海拔约500米，所以有渭河平原、关中平原等称呼，是陕西工农业发达、人口密集的富庶之地，号称“八百里秦川”。关中风俗中最有代表性的是所谓“关中十大怪”:“房子半边盖，姑娘不对外，面条像裤带，烙馍像锅盖，油泼辣子一道菜，泡馍大碗卖，帕帕头上带，唱戏吼起来，板凳不坐蹲起来，下雨下雪逢礼拜。”这段民谚从衣、食、住、行各方面对关中风俗作了形象概括。浸染着浓厚风土民俗的现实生活是作家进行文学创作的素材和源泉，作家作品中的人物形象、故事必然蕴含着丰富的民俗文化。

《老城墙》是渭南籍作家王三毛创作于1998年的长篇小说，曾荣获陕西“金鹰”长篇三等奖、渭南市第二届“五个一工程”长篇小说奖。故事讲述了20世纪40年代，世代生活在西安城的唐朝纲迫于父辈的权威及“先人”“一子顶两门、两边都是父”的契约，先与定了“娃娃亲”的乡下姑娘秀娘结婚;后又遵从“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娶了城里姑娘方玉惠作了“偏房”。唐朝纲无奈地周旋于四位老人和两房妻妾之间，心中却爱恋着西大街牛记丝绸店牛掌柜的小女儿——牛桂仙。十几年的恩怨情仇、悲欢苦恋，使他与三位女子陷入一波三折的情感漩涡，难以解脱。等到解放后，他终于可以婚姻自主时，昔日欠下的夫妻情、父子情早已情债高筑，三代人在老城墙下演绎了一幕揪心裂肺的家庭伦理剧。作者沉入底层、洞察生活，深深植根于关中丰厚的民俗文化土壤，为我们讲述了浸染着浓郁西部风情的人生故事。主人公唐朝纲凝聚了关中汉子诚实善良、忍辱负重、敢于担当的优秀品质，同时他也是新旧婚俗纠葛、矛盾冲突的焦点。

一、婚俗文化

常言道:“男大当婚、女大当嫁。”结婚是一个人成长经历中重要的生命事件，本是“有情人终成眷属”，然而积习相沿具有地域特色的民间婚俗文化使其承载了家族、责任、经济、道德等内容。过去在关中，婚姻全赖父母之命、煤妁之言，“娃娃亲”特别盛行。父母在娃娃长到十二三岁时，就托媒人给娃订了婚(当地男娃叫“占媳妇”，女娃叫“寻主儿”)，娃娃亲一旦订妥，双方就不能随便反悔。作品围绕主人公唐朝纲的三个妻子向我们描摹和展示了两种不同的婚姻形态。

1.“娃娃亲”

娃娃亲在《现代汉语词典补编》中的解释是:“旧时男女双方在年纪很小的时候由父母订下的亲事。”［1］506依此定义，传统社会的指腹为婚、童养媳、小女婿等都属于娃娃亲的范畴。这些传统宗法社会中的娃娃亲共同点在于:“男女当事人的婚姻完全由其父母或长辈作主，当事人没有任何意义上的自主权，婚姻不是个人而是家庭或家族的事。”［2］72小说中唐朝纲和乡下姑娘秀娘的婚姻就是典型的“娃娃亲。”秀娘母亲难产而死，父亲在她六岁时被杀死，她与年老多病的婆相依为命(“婆”是关中方言称谓，指奶奶，父亲的妈妈)。这门亲事是唐朝纲的父亲和秀娘的本家大伯在唐朝纲13岁、秀娘17岁时商定的，结婚前在长辈的安排下见过三次面。第一次见面，13岁的唐朝纲“在大人们的摆布唆使下，努力地完成漫长而又繁琐的订婚仪式”，两人“除了相互用目光探寻对方，他们之间没有说一句话”，仪式结束，人去屋空，唐朝纲说:“咱家天天这样热闹就好了。”［3］2而去过三次唐家的秀娘“不仅没有记住唐家的东西南北里出外进的情形”，“就是未来的丈夫唐朝纲，在她的眼里，也不过是单薄低矮的身子渐渐变得高大粗壮了一些”［3］17。婚姻中的当事人几乎没有任何情感或思想的交流，甚至于彼此的模样都没看清楚。

“娃娃亲”完全是长辈们出于家庭或家族利益的考虑、根据自身的幸福标准为儿女们选定的婚姻。小说中唐父认定憨厚善良、任劳任怨、知根知底的乡里媳妇秀娘愿意也能伺候好体弱多病的老伴，愿意承担将来照顾四个老人的重担。秀娘婆认定“西安城可是个金窝银窝，进了西安城，只剩下享福了!”［3］17，急不可待地要完成婚事，这也是这位“黄土埋到脖根根”的长辈的心事，在秀娘第三次去西安城时，她就好比卸了包袱一样的轻松和兴奋。这种依长辈意志建立的婚姻本身就埋下了不幸的种子，两人都是牺牲品，唐朝纲无缘自己的真爱。在家长制家庭权力结构中，女方往往是最大的受害者。秀娘履行了妻子生养子女、赡养老人的义务，却始终得不到丈夫的尊敬和爱恋。

2.纳“偏房”

“偏房”是封建婚姻体制下“一夫多妻”制对小老婆的称呼。中国古代实行多妻制，妻子也有尊卑，正室为妻，侧室为妾。妾在家庭中，虽然承担着生儿育女的义务，却享受不了“妻”的待遇。“偏房”是相对于“正房”而言的，称呼中隐含着一定的权力关系，“正房”往往拥有家庭内部事务的决策权，彼此之间虽以姐妹相称，但往往因为丈夫的厚此薄彼以及子女的财产继承等问题明争暗斗，张艺谋导演的《大红灯笼高高挂》典型反映了“一夫多妻”制下妻子们的真实境遇。而这种婚姻形式在关中地区经济殷实的家族中比较盛行，小说中对这种婚姻形式做了描述。

小说中唐老二决定给唐朝纲纳“二房”，是因为唐朝纲是唐家的独子，又有先父“一子顶两门”的遗训。“纳二房”一是使唐家人丁兴旺，二是唐老二老两口有人照顾。而接受过反封建文化洗礼的城市姑娘方玉惠父母双亡、哥哥逃亡，一直靠唐老二接济生活，她视唐老二夫妇为亲生父母。嫁给唐朝纲作“二房”使她可以名正言顺地报答二位老人，自己的生活也有了保障。而新郎唐朝纲拗不过父辈，心有所属却不能结合，只好听之任之了。中国传统的婚姻民俗生活心态长期信奉“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嫁鸡随鸡、嫁狗随狗”，“相敬如宾”。若有其他非分之想，便是大逆不道，小说中唐朝纲和牛桂仙的相恋也因此得不到父辈的许可。

二、家族文化

大家族制度是中国两千年来农业经济社会的基础构造，是指以某一男性为中心，由直系男性后裔及其家庭依照一定伦理规则而组成的血缘群体。传统的家族文化强调“光宗耀祖”、“尊祖敬宗睦族”、“百善孝为先”等等，人们崇拜祖先祖宗之法为至高无上的权威，“崇祖”观念成为维系整个家族有效的凝聚力。同时，家族社会内部礼仪如“家礼”、“家法”、“家范”、“家诫”等约束和规范家族成员的行为。在关中文化中，建立在祖先崇拜和血缘关系基础上的宗族观念根深蒂固，强调大家族的概念，强调祖先崇拜等等，作者在小说中塑造了一系列受传统家族文化浸染的真实生动的人物形象。

小说中唐老大唐老二父亲将唐家“香火”看得比自己的性命还金贵，弥留之际，拿出早已拟好的契约说:“(唐朝纲)是一子顶两门，他娶了媳妇，就是你兄弟二人的媳妇。他有了子女，就是你兄弟二人的孙子孙女……要不，我死不瞑目!”唐父的遗训成为唐家兄弟处理家族事务的准则，唐朝纲的婚姻也是建立在这一最高的家族利益之上的，这也是其爱情婚姻悲剧的原因之一。

家族文化强调“尊家长”、“百善孝为先”，唐朝纲不喜欢父亲给他选定的媳妇秀娘，也不喜欢二爸选定的偏房媳妇方玉惠，坚决反对，但父亲母亲二爸二妈苦苦相逼，父命难违。解放后，新婚姻法给了唐朝纲重新选择的机会，他违背父命毅然选择和牛桂仙结为夫妻，父亲以断绝父子关系相威胁，他顶着“忤逆不孝”、“狼心狗肺”的罪名彻底地离开了唐家。唐朝纲跳出了父辈的“手掌心”，获得了个人幸福的爱情和婚姻，却让只有老幼妇孺的唐家陷入不幸的阴霾中，唐家父辈久久不能释怀。

家族意识能够促使人自觉地进行道德完善，害怕“愧对先人”、“羞先人的脸”是关中人做人处事的内在驱动力，人的精神只能在家族意识中存活，人的价值只能在家族舆论的认同和肯定中得以确认。“羞先人”是文中反复出现的具有浓郁特色的地方方言。在陕西，先人指的是“祖宗”，经常听到人们这样说“羞先人”，意思是贬义的，就是丢老祖宗的人。唐朝纲父亲在唐朝纲第一次抗婚时、在听到唐老二要给唐朝纲娶二房时、在唐朝纲选择与牛桂仙结婚时，生气地这样说“羞先人咧”。作为唐家老大，他极力维护家族的荣誉、门风、面子。

表1 《老城墙》小说中唐朝纲与三位女性的婚姻对照表

三、重男轻女思想

“关中百怪”里有“生个女孩不算孩”、“婚前男娃压喜床”二怪。关中人讲究“老婆、孩子、热炕头”，“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这在关中专指没有男孩的家庭。歌谣唱到:“家有男孩，大命大福，将来不是走州过县，就是当官坐府。”“要生生个带把的，不要生个亲亲家。”“带把的”、“亲亲家”分别指男孩和女孩，关中重男轻女思想由此可见一斑。而在陕西关中，则流行着婚前男孩“压喜床”的习俗，祈盼早生贵子。妻子在家里常被称为“屋里头的”、“婆娘家”，还有“打下的媳妇揉下的面”的俗语，可见女人家庭地位也很低。封建父权社会的女教、女学几乎都在宣扬“三从四德”、“男尊女卑”、“夫为妻纲”、“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等教条，随着社会制度的变革及经济的发展，今天女性已摆脱了“第二性”的附庸地位，而像血液一样融入传统文化肌体中的“重男轻女”思想仍经常出现在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

从表1可以看出，秀娘、方玉惠娘家父母双亡，也没有得力的兄弟姐妹帮衬，生存成了头等大事。结婚嫁人在当时是她们能够选择的较好的出路，因此，她们也只好听任长辈们的安排。小说中的几位女性为人女、为人妻、为人母，扮演着多重角色，而在面对爱情婚姻这一人生头等大事时，出于生存的需要，缺乏鲜明的自主意识，只是听任长辈的安排;在婚姻生活中，也是惟丈夫是从、惟长辈是从。

秀娘是其中受害最深的一位女性，入嫁西安，似乎占了很大的便宜，任劳任怨地侍奉两对老人，对丈夫唐朝纲在外与牛桂仙同居，她居然说:“按我们乡里人的规矩，我只管侍候好丈夫，孝敬好公婆。”“我婆说了，男人家的事，女人不要多问。”对公公唐老大说:“我婆说了，嫁出去的女，泼出去的水。我活是唐家的人，死是唐家的鬼，就是他不要我了，我也要侍候你一辈子，为你养老送终。”秀娘只知道将自己的幸福寄托在丈夫和公婆身上。

解放后新婚姻法颁布，实行一夫一妻制，秀娘、方玉惠无奈地处于被选择的境地，命运未卜。她们为能留在唐家做了各种努力:彼此之间相互诉苦;主动讨好丈夫唐朝纲;方玉惠还以带走唐家的“顶门杠”——孙子牛牛相威胁;求助于父辈，想借助父辈的权威留在唐家。方玉惠对唐老二说:“我要走，就和牛牛一块走。”“二妈，我把你和二爸一直当着亲生父母孝敬，在这节骨眼上，你们可要给我做主呀!”秀娘不无担忧地对唐老大说:“我是个乡里娃，要心眼没心眼……我只能靠你了。”而这有限的努力却是多么微不足道!作者王三毛塑造了封建传统婚姻文化影响下典型的家庭妇女形象，真实地再现了当时这个群体的社会境遇。

四、民间方言俗语

“成千上万、不可胜数的谚语，这是民众人生和生产经验教训的艺术哲理，反过来，又是指导民众社会生活、生产斗争生活的行动指南。”［4］231小说作者用了大量民间耳熟能详的俗语、谚语，使语言生动有趣、诙谐幽默，通俗易懂。例如:“跑啥哩?躲了初一还能躲过十五?跑了和尚，还能把庙跑了?”“你不愿意就是不愿意……强按牛头不喝水，硬摘的西瓜味不甜!”“这个媳妇我们是娶定了……是铁板上钉钉子实打实。”“纸里能包住火吗?”“头发长见识短。”“麻鸦雀，尾巴长，娶了媳妇忘了娘。”“眼往哪瞅?小心眼珠子掉出来把脚砸了!”“你们走你们的阳关道，我们走我们的独木桥。”“啥叫骨肉情、骨肉亲，打断骨头还连着筋。”“头痒痒却在脚心乱抓。”“当妈的和孩子分开，都是用一把刀子捅两个人的心。”“人倒霉时喝凉水也硌牙。”“你吃着碗里，看着锅里，瞅着盆里。”“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再野的河都要回到老河道。”

古称关西秦声的关中方言，在古代称作雅言并做国语使用，透过关中方言，我们既可以窥视到古老的华夏文化的发展轨迹，又可领略到今人溢于言表的真情实感。关中地方戏秦腔高吼激越，言语粗犷奔放，说话习惯粗喉咙大嗓门，但仍不失为中国语言文化中的瑰宝。方言的运用使得作品具有浓郁的关中风情，直爽、憨厚的人物形象也栩栩如生，跃然纸上。例如:“老大眼窝子浅”，“心眼放大些”，“好赖你见个面吧”，“秃子头上的疤明摆着的事”，“让孩子心里装那些疙瘩有啥好?”，“前世遭了啥孽?”，“撅嘴掉脸”，“张狂”，“包袱蛋蛋”，“天黑严实”等等。

五、民间禁忌风俗

小说中还有对民间禁忌风俗的描写。民间禁忌，是指一社群内基于最广大群众共同的文化现象;是人们为自身的功利目的而对神圣的、不洁的、危险的事物从心理上、言行上采取的自卫措施。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无论是礼仪、节日、行业等，凡认为不吉利的，几乎都在禁忌之例。

小说中关于民间禁忌的情节增加了作品的生活质感，也与唐家长辈保守传统的形象相一致。秀娘在跟随大伯去唐朝纲家经过城墙时恰巧看到牛桂仙姐姐扑城墙那一幕，大伯神情严肃地说:“你也吐三口，咱今天是喜事，碰上这种事晦气。神鬼怕三吐，秀娘快吐!”秀娘和唐朝纲新婚之夜，唐赵氏准备吹灭红蜡烛，唐老二劝阻道:“别吹，今日是唐家大喜的日子，要红灯长明，吉祥如意。”唐赵氏紧接着说:“……我给咱这边的新房里也点上几根长明蜡，好图个吉利，早添贵子。圆了你们唐家人丁兴旺的梦!”秀娘刚生完孩子，唐老二指挥唐朝纲在门口挂红绸子，这叫“挂红”，“这一挂红，人们就知道咱家有喜了，不该进的人就不会跨进这门了”，“像那些残缺不全的，身带重孝的，污秽不净的人不能进来。怕伤了孩子”，“这挂红呀，它还能给娃托洪福，保佑她一生平安哩!”

［1］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现代汉语词典补编［K］.北京:商务印书馆，1989.

［2］岳永逸.传统的动力学:娃娃亲的现代化生存［J］.北京师范大学(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6):69－79.

［3］王三毛.老城墙［M］.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1998.

［4］陈勤建.文艺民俗学［M］.上海:上海文化出版社，2009.

The analysis of Guanzhong Folk Culture in The Old City Wall by Wang Sanmao

SUN Ping-ping
(School of Humanities，Weinan Normal University，Weinan 714000，China)

The Old City Wall is one of the representative novels by Wang Sanmao，a Weinan Writer.The writer has the profound insight to absorb the essence of the plentiful folk culture in Guanzhong region，using the vivid，interesting，humorous dialects and sayings，to narrate the story embodied the strong western flavor.The novel represents the wedding culture，family culture，taboos and thoughts，“men are superior to women”，and so on.

Wang Sanmao;The Old City Wall;folk culture

I206

A

1009—5128(2012)07—0057—04

2012—04—25

孙萍萍(1977—)，女，陕西澄城人，渭南师范学院人文学院副教授，文学硕士，主要从事女性文学批评和民俗文化研究。

【责任编辑 贺 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