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 铭

（北京语言大学中文系，北京 100083）

晏婴和《晏子春秋》是重要的文化遗存，而晏子又是中国历史上具有重要文化符号功能的历史人物，讨论晏子的文化价值，实际上包含有作为人的存在的齐相晏婴，以及作为先秦重要文献的《晏子》（也叫《晏子春秋》）。晏子和《晏子春秋》虽互相区别，但更是互相联系的。

《史记·管晏列传》载：“晏平仲婴者，莱之夷维人也。事齐灵公、庄公、景公，以节俭力行重于齐。既相齐，食不重肉，妾不衣帛。其在朝，君语及之，即危言；语不及之，即危行。国有道，即顺命；无道，即衡命。以此三世显名于诸侯。”

1972年山东临沂银雀山汉墓出土有 《晏子》残简多枚，《晏子》作为秦以前的著作，自然是不成问题的。柳宗元《辩晏子春秋》指出：“司马迁读《晏子春秋》，高之，而莫知其所以为书。或曰：晏子为之而人接焉；或曰：晏子之后为之。皆非也。吾疑其墨子之徒有齐人者为之。墨好俭，晏子以俭名于世，故墨子之徒，尊著其事，以增高为己术者，且其旨多尚同兼爱，非乐节用非厚葬久丧者，是皆出墨子。又非孔子，好言鬼事，非儒明鬼，又出墨子。……”[1]

又《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云：“《晏子春秋》八巻，旧本题齐晏婴撰，晁公武《读书志》，婴相景公，此书着其行事及谏诤之言。《崇文总目》谓后人采婴行事为之，非婴所撰。然则是书所记乃唐人《魏征谏录》、《李绛论事集》之流，特失其编次者之姓名耳。题为婴者，依托也。其中如王士祯《池北偶谈》所摘齐景公圉人一事，鄙倍荒唐，殆同戏剧，则妄人又有所窜入，非原本矣。刘向、班固俱列之儒家中，惟柳宗元以为墨子之徒有齐人者为之，其旨多尚兼爱，非厚葬久丧者，又往往言墨子闻其道而称之。薛季宣《浪语集》又以为《孔丛子》诘墨诸条今皆见《晏子》书中，则婴之学实出于墨。盖婴虽略在墨翟前，而史角止鲁，实在恵公之时，见《吕氏春秋·仲春纪·当染篇》，故婴能先宗其说也。其书自《史记·管晏列传》已称为《晏子春秋》，故刘知几《史通》称晏子、虞卿、吕氏、陆贾，其书篇第本无年月，而亦谓之《春秋》，然《汉志》惟作晏子，《隋志》乃名《春秋》，盖二名兼行也。 《汉志》、《隋志》皆作八篇，至陈氏、晁氏《书目》乃皆作十二卷，盖篇帙己多，有更改矣。”[2]

《晏子》一书的成书比较复杂，当然不是出于晏婴本人手笔，至于是否晏婴后人或墨子之徒所为，却也很难遽下结论。《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以为“由后人摭拾其轶事为之”[2]，虽嫌宽泛，却最接近真理。齐稷下先生众多，晏婴又是齐国著名宰相，晏婴事迹被齐人用来烘托或表达自己的思想，是完全有可能的。谭家健、郑君华以《晏子》为“战国中期以后，即《墨子》之后，《战国策》、《荀子》、《韩非子》、《吕氏春秋》之前”之著作，因为其语言风格接近墨子而又略有演进，但无《战国策》、《荀子》之铺排；其记事详略可见其参考过《左传》，而为《韩非子》、《吕氏春秋》所摘，又预言田氏代齐，称赞田氏，当写于田氏代齐后，秦灭齐前[3]，可备参考。

《晏子》包括内篇和外篇，内篇有《谏》上下篇各二十五章，《问》上下篇各三十章，《杂》上下篇各三十章，外篇《重而异者》二十七章，《不和经术者》十八章。这些篇目合计起来有二百一十五章，记录的都是晏子的有关言行片段，既反映了晏子的行政能力，更体现了晏子的丰富文化内涵。

一、以民为本，重视民生疾苦，强调以德治国

以尧、舜为代表的大同文明的核心价值是“天下为公”，而周始祖后稷之子不窋当夏后启篡权后，投奔戎狄之间，在周从不窋到公刘，再到古公亶父的迁徙过程中，周人继续着“大同”的文化价值。在商朝末年，周“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使孔子不得不赞扬“周之德，可谓至德也已矣”[4]。但是，商的暴政，使周人不得不走到前台。武王伐纣，使周人直接传承了夏、商的政治文化，而商、周政治文化是反“天下为公”的“天下为家”。周人为了调和周人的文化价值和商、周政治文化之间的对立，积极推介“德治”的理论。“德治”理论的核心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即孟子所谓“乐以天下，忧以天下”。《孟子·梁惠王下》载，齐宣王见孟子于雪宫。王曰：“贤者亦有此乐乎？”孟子对曰：“有人不得，则非其上矣。不得而非其上者，非也；为民上而不与民同乐者，亦非也。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乐以天下，忧以天下，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昔者齐景公问于晏子曰：‘吾欲观於转附、朝儛，遵海而南，放於琅邪，吾何修而可以比於先王观也？’晏子对曰：‘善哉问也！天子适诸侯曰巡狩。巡狩者，巡所守也。诸侯朝于天子曰述职。述职者，述所职也。无非事者，春省耕而补不足，秋省敛而助不给。夏谚曰：‘吾王不游，吾何以休？吾王不豫，吾何以助？一游一豫，为诸侯度。’今也不然，师行而粮食，饥者弗食，劳者弗息。睊睊胥谗，民乃作慝。方命虐民，饮食若流。流连荒亡，为诸侯忧。从流下而忘反，谓之流，从流上而忘反，谓之连，从兽无厌谓之荒，乐酒无厌谓之亡。先王无流连之乐，荒亡之行。惟君所行也。’景公说，大戒于国，出舍于郊。于是始兴发补不足。召大师曰：‘为我作君臣相说之乐！’盖《徵招》、《角招》是也。其《诗》曰：‘畜君何尤？ ’畜君者，好君也。”[5]

孟子游说齐王，强调以民为本的价值观，并以齐相晏婴的言论为论据，这就说明，晏婴的思想是与孔孟价值观相同的。《晏子春秋》体现的是以民为本，重视民生疾苦，强调以德治国的价值观。

《晏子春秋·内篇谏上》之《景公衣狐白裘不知天寒晏子谏第二十》载，景公之时，雨雪三日而不霁。公被狐白之裘，坐于堂侧阶。晏子入见，立有间，公曰：“怪哉！雨雪三日而天不寒。”晏子对曰：“天不寒乎？”公笑。晏子曰：“婴闻古之贤君，饱而知人之饥，温而知人之寒，逸而知人之劳，今君不知也。”公曰：“善，寡人闻命矣。”乃令出裘发粟，以与饥寒。令所睹于涂者，无问其乡；所睹于里者，无问其家；循国计数，无言其名。士既事者兼月，疾者兼岁。孔子闻之曰：“晏子能明其所欲，景公能行其所善也。”

《晏子春秋·内篇谏上》之《景公欲诛骇鸟野人晏子谏第二十四》载，景公射鸟，野人骇之。公怒，令吏诛之。晏子曰：“野人不知也。臣闻赏无功谓之乱，罪不知谓之虐。两者，先王之禁也。以飞鸟犯先王之禁，不可。今君不明先王之制，而无仁义之心，是以从欲而轻诛。夫鸟兽，固人之养也，野人骇之，不亦宜乎。”公曰：“善，自今已来，弛鸟兽之禁，无以苛民也。”

《晏子春秋·内篇问上》之《景公问臣之报君何以晏子对以报以德第二十八》载，景公问晏子曰：“臣之报君何以？”晏子对曰：“臣虽不知，必务报君以德。士逢有道之君，则顺其令；逢无道之君，则争其不义，故君者择臣而使之，臣虽贱，亦得择君而事之。”

《晏子春秋·内篇问上》之《景公问临国莅民所患何也晏子对以患者三第二十九》载，景公问晏子曰：“临国莅民，所患何也？”晏子对曰：“所患者三：忠臣不信，一患也；信臣不忠，二患也；君臣异心，三患也。是以明君居上，无忠而不信，无信而不忠者，是以君臣同欲，而百姓无怨也。”

《晏子春秋·内篇问上》之《景公问为政何患晏子对以善恶不分第三十》载，景公问于晏子曰：“为政何患？”晏子对曰：“患善恶之不分。”公曰：“何以察之？”对曰：“审择左右、左右善，则百僚各得其所宜，而善恶分。”孔子闻之曰：“此言也信矣，善进，则不善无由入矣；不善进，则善无由入矣。”

《晏子春秋·内篇问下》之《叔向问处乱世其行正曲晏子对以民为本第二十一》载，叔向问晏子曰：“世乱不遵道，上辟不用义，正行则民遗，曲行则道废。正行而遗民乎？与持民而遗道乎？此二者之于行何如？”晏子对曰：“婴闻之，卑而不失尊，曲而不失正者，以民为本也。苟持民矣，安有遗道；苟遗民矣，安有正行焉？”

《晏子春秋·内篇问下》之《叔向问意孰为高行孰为厚晏子对以爱民乐民第二十二》载，叔向问晏子曰：“意孰为高？行孰为厚？”对曰：“意莫高于爱民，行莫厚于乐民。”又问曰：“意孰为下，行孰为贱？”对曰：“意莫下于刻民，行莫贱于害身也。”

以民为本，关心民生疾苦，以德治国，作为施政宣言，说起来是很容易的，但是，如何真正把“民”摆在第一位。孟子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是故得乎丘民而为天子，得乎天子为诸侯，得乎诸侯为大夫。诸侯危社稷，则变置。牺牲既成，粢盛既絜，祭祀以时，然而旱乾水溢，则变置社稷。”[6]只有认识到君主、国家都是为了他的人民服务的，而不是相反；大臣的责任是辅助君主为人民服务，而不是为了维护君主的极权统治，以民为本才可能实现。

二、重视制度建设，强调责任意识

《礼记·礼运》载，孔子曰：“大道之行也，与三代之英，丘未之逮也，而有志焉。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今大道既隐，天下为家，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货力为己，大人世及以为礼。城郭沟池以为固，礼义以为纪；以正君臣，以笃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妇，以设制度，以立田里，以贤勇知，以功为己。故谋用是作，而兵由此起。禹汤文武成王周公，由此其选也。此六君子者，未有不谨于礼者也。以著其义，以考其信，著有过，刑仁讲让，示民有常。如有不由此者，在执者去，众以为殃，是谓小康。”[7]

又《道德经·德经》曰：“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无德。上德无为而无以为，下德无为而有以为。上仁为之而无以为，上义为之而有以为。上礼为之而莫之应，则攘臂而仍之。故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夫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前识者，道之华，而愚之始。是以大丈夫处其厚不处其薄，居其实不居其华。”

毫无疑问，“礼”的产生，是“天下为公”向“天下为家”转制后，为了弥补社会公平缺失以后采取的补救措施，因此，“礼”虽然有其先天不足，但却是在小康社会以后拯救社会所不可缺少的。因此，《礼记·礼运》又云：“言偃复问曰：‘如此乎礼之急也。’”孔子曰：“夫礼，先王以承天之道，以治人之情。故失之者死，得之者生。《诗》曰：‘相鼠有体，人而无礼，人而无礼，胡不遄死！’是故夫礼，必本于天，殽于地，列于鬼神，达于丧祭射御冠昬朝聘。故圣人以礼示之，故天下国家可得而正也。”

晏子生当春秋时期，是所谓“礼崩乐坏”的社会阶段，西周建立的“礼”制面临崩溃的边缘，晏子心怀天下，把维护礼义制度看作是神圣的事业。

《晏子春秋·内篇谏上》之《景公饮酒酣愿诸大夫无为礼晏子谏第二》载，景公饮酒酣，曰：“今日愿与诸大夫为乐饮，请无为礼。”晏子蹴然改容曰：“君之言过矣，群臣固欲君之无礼也。力多足以胜其长，勇多足以弑其君，而礼不使也。禽兽以力为政，强者犯弱，故日易主。今君去礼，则是禽兽也。群臣以力为政，强者犯弱，而日易主，君将安立矣？凡人之所以贵于禽兽者，以有礼也。故诗曰：‘人而无礼，胡不遄死。’礼不可无也。”公湎而不听。少间，公出，晏子不起；公入，不起，交举则先饮。公怒，色变，抑手疾视曰：“向者夫子之教寡人无礼之不可也。寡人出入不起，交举则先饮，礼也？”晏子避席再拜稽首而请曰：“婴敢与君言而忘之乎？臣以致无礼之实也。君若欲无礼，此是已。”公曰：“若是，孤之罪也。夫子就席，寡人闻命矣。”觞三行，遂罢酒，盖是后也，饬法修礼以治国政，而百姓肃也。

《晏子春秋·内篇谏下》之《景公登射思得勇力士与之图国晏子谏第二十五》载，景公登射，晏子修礼而侍。公曰：“选射之礼，寡人厌之矣。吾欲得天下勇士与之图国。”晏子对曰：“君子无礼，是庶人也。庶人无礼，是禽兽也。夫臣勇多则弑其君，子力多则弑其长，然而不敢者，维礼之谓也。礼者，所以御民也。辔者，所以御马也。无礼而能治国家者，婴未之闻也。”景公曰：“善。”乃饬射，更席以为上客，终日问礼。

《晏子春秋·外篇上》之《景公饮酒命晏子去礼晏子谏第一》载，景公饮酒数日而乐，去冠披裳，自鼓盆瓮，谓左右曰：“仁人亦乐是乎？”梁丘据对曰：“仁人之耳目，亦犹人也，夫奚为独不乐此也。”公曰：“趣驾迎晏子。”晏子朝服而至，受觞再拜。公曰：“寡人甚乐此乐，欲与夫子共之，请去礼。”晏子对曰：“君之言过矣，群臣皆欲去礼以事君，婴恐君之不欲也。今齐国五尺之童子，力皆过婴，又能胜君，然而不敢乱者，畏礼义也。上若无礼，无以使其下；下若无礼，无以事其上。夫麋鹿维无礼，故父子同麀。人之所以贵于禽兽者，以有礼也。婴闻之，人君无礼，无以临邦；大夫无礼，官吏不恭；父子无礼，其家必凶；兄弟无礼，不能久同。诗曰：‘人而无礼，胡不遄死。’故礼不可去也。”公曰：“寡人不敏，无良左右，淫蛊寡人，以至于此，请杀之。”晏子曰：“左右何罪，君若无礼，则好礼者去，无礼者至；君若好礼，则有礼者至，无礼者去。”公曰：“善。请易衣革冠，更受命。晏子避走立乎门外，公令人粪洒改席，召晏子，衣冠以迎。晏子入门，三让，升阶，用三献礼焉，嗛酒尝膳，再拜，告餍而出。公下拜，送之门，反，命撤酒去乐，曰：“吾以彰晏子之教也。”

《晏子春秋·内篇杂上》之《景公夜从晏子饮晏子称不敢与第十二》载，景公饮酒，夜移于晏子之家，前驱款门曰：“君至。”晏子被玄端，立于门曰：“诸侯得微有故乎？国家得微有事乎？君何为非时而夜辱？”公曰：“酒醴之味，金石之声，愿与夫子乐之。”晏子对曰：“夫布荐席，陈簠簋者有人，臣不敢与焉。”公曰：“移于司马穰苴之家。”前驱款门曰：“君至。”穰苴介胃操戟，立于门，曰：“诸侯得微有兵乎？大臣得微有叛者乎？君何为非时而夜辱？”公曰“酒醴之味，金石之声，愿与夫子乐之。”穰苴对曰：“夫布荐席，陈簠簋者有人，臣不敢与焉。”公曰：“移于梁丘据之家。”前驱款门曰：“君至。”梁丘据左操瑟，右挈竽，行歌而出，公曰：“乐哉，今夕吾饮也。微彼二子者，何以治吾国？微此一臣者，何以乐吾身？”君子曰：“圣贤之君，皆有益友，无偷乐之臣。景公弗能及，故两用之，仅得不亡。”

礼制制度建立之初，虽然是为了维护“天下为家”的“大人世及”的社会秩序，但是，礼制制度制定出来以后，又作为独立存在，反过来约束“世及大人”的行为，使他们在一定范围内行使自己的权利，而不能为所欲为，或者朝令夕改，使人民手足无措。

维护礼制制度最重要的措施，就是孔子所说的“正名”。 《论语·子路》 载：“子路曰：‘卫君待子而为政，子将奚先？’子曰：‘必也正名乎！’子路曰：‘有是哉，子之迂也！奚其正？’子曰：‘野哉，由也！君子于其所不知，盖阙如也。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错手足。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君子于其言，无所苟而已矣。’”[8]《论语·泰伯》载：“子曰：“不在其位；不谋其政。”[4]《论语·宪问》载：“子曰：‘不在其位，不谋其政。’曾子曰：‘君子思不出其位。’”[9]孔子正名观点，以及不在其位不谋其政的观点，其重心在于示民有常，刑法适中，每人能完美的完成自身的角色伦理。而晏子在这方面，做的是一丝不苟的。

《晏子春秋·内篇杂上》之《景公使进食与裘晏子对以社稷臣第十三》载，晏子侍于景公，朝寒，公曰：“请进暖食。”晏子对曰，“婴非君奉馈之臣也，敢辞。”公曰：“请进服裘。”对曰：“婴非君茵席之臣也，敢辞。”公曰：“然夫子之于寡人何为者也？”对曰：“婴，社稷之臣也。”公曰：“何谓社稷之臣？”对曰：“夫社稷之臣，能立社稷，别上下之义，使当其理；制百官之序，使得其宜；作为辞令，可分布于四方。”自是之后，君不以礼不见晏子。

晏子强调自己不是君主的“奉馈之臣也”，也不是君主的“茵席之臣”，所以，不愿意以举手之劳，帮助君主“进暖食”和“进服裘。”表面上看晏子是不乐意助人，而这个需要帮助的人还是君主，但是，晏子这样做，才能突出他作为“社稷之臣”的责。《晏子春秋·外篇上》之《仲尼称晏子行补三君而不有果君子也第二十七》载，仲尼曰：“灵公污，晏子事之以整齐。庄公壮，晏子事之以宣武。景公奢，晏子事之以恭俭。晏子，君子也，相三君而善不通下，晏子，细人也。”晏子闻之，见仲尼，曰：“婴闻君子有讥于婴，是以来见。如婴者，岂能以道食人者哉！婴之宗族，待婴而祀其先人者数百家，与齐国之简士，待婴而举火者数百家。婴为此仕者也。如婴者，岂能以道食人者哉！”晏子出，仲尼送之以宾客之礼，再拜其辱，反，命门弟子曰：“救民之姓而不夸，行补三君而不有，晏子，果君子也。”孔子对晏子的赞扬，是洞察了晏子人格的真正价值的。

三、强调选贤授能，反对赏罚失中

从根本意义上讲，在“天下为家”社会中，任人唯亲，赏亲罚远是社会常态。但是，德治以人为本，而要贯彻以人为本的政治理想，选贤授能，刑罚得当，是具有根本意义的。西周的德治传统，强调在“天下为家”体系下，尽最大可能实现社会的公平，因此，“选贤授能”这样一个大同时代的特征，与赏罚公正，就成为西周德治价值体系下社会正义的基本价值。《论语·颜渊》载，“子张问崇德辨惑。子曰：‘主忠信，徙义，崇德也。爱之欲其生，恶之欲其死。既欲其生，又欲其死，是惑也。 ’”[10]

《晏子春秋·内篇问上》之《景公问善为国家者何如晏子对以举贤官能第十三》载，景公问晏子曰：“莅国治民，善为国家者何如？”晏子对曰：“举贤以临国，官能以敕民，则其道也。举贤官能，则民与君矣。”公曰：“虽有贤能，吾庸知乎？”晏子对曰：“贤而隐，则庸为贤乎？吾君亦不务乎是，故不知也。”公曰：“请问求贤？”对曰：“观之以其游，说之以其行，无以靡曼辩辞定其行，无以毁誉非议定其身。如此，则不为行以扬声，不掩欲以荣君，故通则视其所举，穷则视其所不为，富则视其所分，贫者视其所不取。夫上士，难进而易退也；其次，易进而易退也；其下，易进而难退也。以此数物者取人，其可乎？”

又《晏子春秋·内篇谏上》之《景公信用谗佞赏罚失中晏子谏第八》载，景公信用谗佞，赏无功，罚不辜。晏子谏曰：“臣闻明君望圣人而信其教，不闻听谗佞以诛赏。今与左右相说颂也，曰：‘比死者勉为乐乎，吾安能为仁而愈黥民耳矣。’故内宠之妾，迫夺于国；外宠之臣，矫夺于鄙；执法之吏，并荷百姓。民愁苦约病，而奸驱尤佚，隐情奄恶，蔽谄其上，故虽有至圣大贤，岂能胜若谗哉！是以忠臣之常有灾伤也。臣闻古者之士，可与得之，不可与失之；可与进之，不可与退之。臣请逃之矣。”遂鞭马而出。公使韩子休追之，曰：“孤不仁，不能顺教，以至此极，夫子休国焉而往？寡人将从而后。”晏子遂鞭马而返。其仆曰：“向之去何速？今之返又何速？”晏子曰：“非子之所知也，公之言至矣。”

《史记·管晏列传》记载有晏子两件事，都与重视人才有关。《史记·管晏列传》载，越石父贤，在缧绁中。晏子出，遭之涂，解左骖赎之，载归。弗谢，入闺。久之，越石父请绝。晏子戄然，摄衣冠谢曰：“婴虽不仁，免子于戹，何子求绝之速也？”石父曰：“不然。吾闻君子诎于不知己而信于知己者。方吾在缧绁中，彼不知我也。夫子既已感寤而赎我，是知己；知己而无礼，固不如在缧绁之中。”晏子于是延入为上客。

又晏子为齐相，出，其御之妻从门间而窥其夫。其夫为相御，拥大盖，策驷马，意气扬扬，甚自得也。既而归，其妻请去。夫问其故。妻曰：“晏子长不满六尺，身相齐国，名显诸侯。今者妾观其出，志念深矣，常有以自下者。今子长八尺，乃为人仆御，然子之意自以为足，妾是以求去也。”其后夫自抑损。晏子怪而问之，御以实对。晏子荐以为大夫。

晏子重视人才，解救了贤人越石父，并虚心接受越石父的批评，引越石父为上宾，又拔擢能知过能改、注重修身的御人，既体现了他善于发现贤才的眼光，同时也体现了不拘一格提拔人才，使人才各得其所的胸怀。

四、重视修身，严格自律

《礼记·大学》云：“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近道矣。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自天子以至于庶人，一是皆以修身为本。其本乱而末治者否矣。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此谓知本，此谓知之至也。”[11]晏子长期担任重臣，与他的前任管子相比较，他更注重自身修养，身体力行，严格要求自己。

晏子自律甚严，他生活在齐国这样一个经济发达地区，又具有奢靡的文化传统，他的前任管仲早年生活困顿，但执政以后生活奢侈，而晏子虽贵为上卿，但在饮食起居、声色犬马方面，极其节制。

《左传·昭公三年》载，初，景公欲更晏子之宅，曰：“子之宅近市，湫隘嚣尘，不可以居，请更诸爽垲者。”辞曰：“君之先臣容焉，臣不足以嗣之，于臣侈矣。且小人近市，朝夕得所求，小人之利也。敢烦里旅？”公笑曰：“子近市，识贵贱乎？”对曰：“既利之，敢不识乎？”公曰：“何贵何贱？”于是景公繁于刑，有鬻踊者。故对曰：“踊贵屦贱。”既已告于君，故与叔向语而称之。景公为是省于刑。君子曰：“仁人之言，其利博哉。晏子一言而齐侯省刑。《诗》曰：‘君子如祉，乱庶遄已。’其是之谓乎！”及晏子如晋，公更其宅，反，则成矣。既拜，乃毁之，而为里室，皆如其旧。则使宅人反之，曰：“谚曰：‘非宅是卜，唯邻是卜。’二三子先卜邻矣，违卜不祥。君子不犯非礼，小人不犯不祥，古之制也。吾敢违诸乎？”卒复其旧宅。公弗许，因陈桓子以请，乃许之[12]。

晏子不但活着的时候不欲生活侈靡，他还关心他死后家人是否可以继承家风，《晏子春秋·内篇杂下》之 《晏子病将死妻问所欲言云毋变尔俗第二十九》载，晏子病，将死，其妻曰：“夫子无欲言乎？”晏子曰：“吾恐死而俗变。谨视尔家，毋变尔俗也。”

司马迁说晏子“食不重肉，妾不衣帛”，晏子夫人，也生活简朴。《晏子春秋·外篇下》之《田无宇非晏子有老妻晏子对以去老谓之乱第十》载，田无宇见晏子独立于闺内，有妇人出于室者，发斑白，衣缁布之衣，而无里裘，田无宇讥之曰：“出于室何为者也？”晏子曰：“婴之家也。”无宇曰：“位为中卿，食田七十万，何以老妻为？”对曰：“婴闻之，去老者谓之乱，纳少者谓之淫。且夫见色而忘义，处富贵而失伦，谓之逆道。婴可以有乱淫之行，不顾于伦，逆古之道乎？”

晏子不愿“去老”、“纳少”，体现了晏子“君子不忘故旧”的恩德，同时，也是节俭自律的重要体现。《晏子春秋·外篇下》之《工女欲入身于晏子晏子辞不受第十一》载，有工女，托于晏子之家者，曰：“婢妾，东郭之野人也，愿得入身，比数于下陈焉。”晏子曰：“乃今而后自知吾不肖也。古之为政者，士农工商异居，男女有别而不通，故士无邪行，女无淫事。今仆托国主民，而女欲奔仆，仆必色见而行无廉也。”遂不见。他把自己作为“托国主民”的领导人的“纳少”的问题，提升到了国家文化建设的高度来认识，充分体现了他严格自律和承载社会风俗建设的责任心。

晏子不仅自己节制，而且还督促君主能节用而爱民。《晏子春秋·内篇谏上》之《景公夜听新乐而不朝晏子谏第六》载，晏子朝，杜扃望羊待于朝。晏子曰：“君奚故不朝？”对曰：“君夜发不可以朝。”晏子曰：“何故？”对曰：“梁丘据入歌人虞，变齐音。”晏子退朝，命宗祝修礼而拘虞。公闻之而怒曰：“何故而拘虞？”晏子曰：“以新乐淫君。”公曰：“诸侯之事，百官之政，寡人愿以请子。酒醴之味，金石之声，愿夫子无与焉。夫乐，何必夫故哉？”对曰：“夫乐亡而礼从之，礼亡而政从之，政亡而国从之国衰，臣惧君之逆政之行。有歌，纣作北里，幽厉之声，顾夫淫以鄙而偕亡。君奚轻变夫故哉？”公曰：“不幸有社稷之业，不择言而出之，请受命矣。”

《晏子春秋·内篇杂上》之《晏子饮景公酒公呼具火晏子称诗以辞第十五》载，晏子饮景公酒，日暮，公呼具火。晏子辞曰：“诗云：‘侧弁之俄’，言失德也；‘屡舞傞傞’，言失容也；‘既醉而出，并受其福’，宾主之礼也；‘醉而不出，是谓伐德’，宾主之罪也。臣已卜其日，未卜其夜。”公曰：“善。”举酒祭之，再拜而出。曰：“岂过我哉，吾托国于晏子也。以其家贫善寡人，不欲其淫侈也，而况与寡人谋国乎！”

五、充满智慧的行政方式和行为方式

自中央集权制度建立以后，中国历史发展的大部分时候，忠臣为民，正道直行，直言进谏，都是冒着大的危险的。而在春秋之前，直言进谏虽然不必冒生命代价，但是，怎么样让自己的谏言能为领导人接受，这既需要君主的纳言境界，同时，大臣的人生智慧也是非常重要的。在这方面，晏子可以说是一面旗帜。孔子所谓“晏子能明其所欲，景公能行其所善也”，正是指的这一点。

晏子在与君主打交道的时候，外圆内方，既坚持原则，又体现了智慧，《晏子春秋·内篇谏上》之《景公所爱马死欲诛圉人晏子谏第二十五》载，景公使圉人养所爱马，暴病死，公怒，令人操刀解养马者，是时晏子侍前，左右执刀而进，晏子止之，而问于公曰：“尧舜支解人，从伺躯始？”公惧然曰：“从寡人始。”遂不支解。公曰：“以属狱。”晏于曰：“此不知其罪而死，臣请为君数之，使自知其罪，然后致之狱。”公曰：“可。”晏子数之曰：“尔罪有三，公使汝养马而杀之，当死罪一也；又杀公之所最善马，当死罪二也；使公以一马之故而杀人，百姓闻之必怨吾君，诸侯闻之必轻吾国，汝一杀公马，使公怨积于百姓，兵弱于邻国，汝当死罪三也，今以属狱。”公喟然叹曰：“夫子释之，夫子释之，勿伤吾仁也。”

晏子的智慧，也表现在外交领域。《晏子春秋·内篇杂下》之《晏子使楚楚为小门晏子称使狗国者入狗门第九》载，晏子使楚，楚人以晏子短，为小门于大门之侧而延晏子。晏子不入，曰：“使狗国者，从狗门入，今臣使楚，不当从此门入。”傧者更道，从大门入。见楚王，王曰：“齐无人耶？使子为使？”晏子对曰：“齐之临淄三百闾，张袂成阴，挥汗成雨，比肩继踵而在，何为无人？”王曰：“然则何为使子？”晏子对曰：“齐命使，各有所主。其贤者使使贤主；不肖者使使不肖主，婴最不肖，故宜使楚矣。”

又 《楚王欲辱晏子指盗者为齐人晏子对以橘第十》载，晏子将使楚，楚王闻之，谓左右曰：“晏婴，齐之习辞者也。今方来，吾欲辱之，何以也？”左右对曰：“为其来也，臣请缚一人，过王而行，王曰：‘何为者也？ ’对曰：‘齐人也。 ’王曰：‘何坐？ ’曰：‘坐盗。 ’”晏子至，楚王赐晏子酒，酒酣，吏二缚一人诣王。王曰：“缚者何为者也？”对曰：“齐人也，坐盗。”王视晏子曰：“齐人固善盗乎？”晏子避席对曰：“婴闻之，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叶徒相似，其实味不同，所以然者何？水土异也。今民生长于齐不盗，入楚则盗，得无楚之水土，使民善盗耶？”王笑曰：“圣人非所与熙也，寡人反取病焉。”

《晏子春秋·内篇杂下》之《晏子病将死凿楹纳书命子壮而示之第三十》载，晏子病，将死，凿楹纳书焉，谓其妻曰：“楹语也，子壮而示之。”及壮，发书，书之言曰：“布帛不可穷，穷不可饰；牛马不可穷，穷不可服；士不可穷，穷不可任；国不可穷，穷不可窃也。”晏子担心儿子将来缺乏政治智慧，在临死的时候，给妻子留下遗嘱，叮嘱妻子待儿子壮年以后再让儿子阅读。晏子在遗嘱中教导“不可穷”的道理，固然是充满了辩证法的深刻思想，同时，他要儿子壮年以后，有了一定的人生经验，再来领会他的“不可穷”的思想，同样是充满了智慧的设计。

晏子的人生经历和智慧，在我们今天，仍然具有巨大的现实意义。作为贤人的晏子，其境界当然没有达到圣人的程度，二桃杀三士，以及晏子不止一次非议或者为难孔子，都说明晏子本人并没有超出齐国地区视野，其人生智慧也有很多奸诈的痕迹。但是，究其根本思想，仍然体现了一个贤臣所具有的大节。晏子的行为，受到了孔子的高度赞扬，晏子本人，也是后世儒家推崇的重要的贤臣典范。

[1]柳河东全集（卷四）[M].北京：中国书店，1991.

[2]永瑢，纪昀.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五十七史部十三，传记类一）[M].长沙：湖南出版社，1999.

[3]谭家健，郑君华.先秦散文纲要（之十）[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7.

[4]论语·泰伯.论语注疏（卷八）.十三经注疏[M].北京：中华书局，1980.

[5]孟子·梁惠王下.孟子注疏（卷二上）.十三经注疏[M].北京：中华书局，1980.

[6]孟子·尽心下.孟子注疏（卷十四上）.十三经注疏[M].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

[7]礼记正义（卷二十一）.十三经注疏[M].北京：中华书局，1980.

[8]论语注疏（卷十三）.十三经注疏[M].北京：中华书局，1980.

[9]论语注疏（卷十四）.十三经注疏[M].北京：中华书局，1980.

[10]论语注疏（卷十二）.十三经注疏[M].北京：中华书局，1980.

[11]礼记正义（卷六十）.十三经注疏[M].北京：中华书局，1980.

[12]左传正义（卷四十二）.十三经注疏[M].北京：中华书局，19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