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晓霞

（深圳大学文学院，广东 深圳 518060）

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速，国际间的交流合作日益频繁，人口流散和穿越国界的移民早已司空见惯。在世界各大城市，人口结构的变化促进了不同阶层、宗教信仰和历史文化的互相融合。文化的杂交同化，兼容并包，为来自不同国家的书籍创造了具有潜力的国际市场。采用国际通用的英语进行写作，尤其是小说创作，显示出流散作家所处的文化和政治氛围的变化。萨尔曼·拉什迪在《越界：非小说文集1992-2002》中写道：

穿越国界、语言、地域和文化，在世间万物与想象之间划定界线。各国间人们的彼此宽容度越来越低，这是由许多的政治家造成的。我所生活的世界把这些问题强加给我，它们成为我文学工程的焦点，而不是知识或艺术的自愿选择。任何一个穿越了语言国界的人都必须明白，这种穿越，牵涉到了重塑——转化或者说自我翻译的形式。语言的改变也改变着我们自己[1]（P55）。显而易见，流散小说与文化放逐联系在了一起。印度流散小说使伦敦街市、曼哈顿大厦、加拿大广场与加尔各答拥挤的街道、孟买闭塞的帕西人、独立后的印度市井平民等紧紧相连，反映出印度移民的历史变迁。

“流散”（Diaspora）最初在英语里用来表示被上帝放逐的犹太人。“流散”包含着离根失乡、客居异地的痛苦。霍米·巴巴认为，流散不仅指当下存在的群体和身份，也指先经过想象再转化为叙述的混合性群体和身份[2]。印度流散文学创作的一个共同特点就在于印度流散作家的国籍、经历虽然不同，但他们身上都自觉或不自觉地标有“印度”这个文化标签。他们生活在世界各地，受过西式教育，具有国际视野，用英语写作，却始终热爱、关心和表现着印度，没有离弃印度文化之根，这也是他们崛起于世界文学视野的共同形象。

早在1978年，英国小说家埃玛·坦南特就宣称，英语小说的重要“发展”大部分将归功于非洲、西印度群岛或印度，而非英国本土[1]（P55）。正如他所预测的，近年来，南非的库切、西印度群岛的奈保尔等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印度作家特别是印度流散作家频频摘得英语文学界的大奖，如英国曼布克奖、美国普利策文学奖、弗兰克·奥康纳国际短篇小说奖等，名作不断，人才辈出。彼得·查尔兹所说的“六十年代以来英语文学最令人瞩目的转向”，主要指的就是印度裔作家的英文小说创作以及印度题材的作品数量上的增长和影响力方面的扩大。众多知名的印度裔作家中大多是印度裔外国籍作家，他们有从印度移居世界的移民，也有早期移民的后代，前者如“后殖民文学教父”萨尔曼·拉什迪，后者则有奈保尔，还有在近十年才崛起于文坛的阿拉文德·阿迪加和裘帕·拉希莉，他们是印度流散作家中的杰出代表。

印度目前的流散人口约有两亿多人，分布在六大洲，100个国家，年均汇入印度约1600亿美金[3]（P17）。不过，目前国内学界对印度人流散的历史及不同时期流散人口的构成变化等研究甚少，下面就让我们回到历史的起点，考察印度移民的历史，探寻印度移民在流散中的痛苦与困惑，从文献记载和流散文学创作中还原印度移民的真实生活境遇。

一、印度移民简史：痛苦与希望同在

印度共有四次大的移民潮：最早的印度移民始于17世纪以前印度商人在印度洋、太平洋附近建立基地，特别是在东非、西欧和东南亚地区，主要分布在斯里兰卡、马来西亚、尼泊尔、缅甸和新加坡。

第二次移民潮暨现代的印度移民出现于西方殖民时期，英国、法国、荷兰等国将印度人运到东南亚和印度洋一些岛屿的种植园里中充当劳工。如在毛里求斯，印度移民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早期法国殖民时期。在1724～1728年之间，300名印度男子从孟加拉和本地治里被掠夺到了毛里求斯。他们被迫过着非印度式的生活，吃的是树薯，穿的是粗糙的蓝棉布衣服。法国统治者视他们为原始未开化的野蛮人，推行种族优越制度，强制执行种族同化政策，禁止印度人说印度语、穿印度服装，禁止他们信奉印度教、庆祝宗教节日。他们和非洲奴隶一样，都失去了与过去文化传统的联系，远离家园的印度奴隶不得不接受现状，同非洲女奴通婚，还被迫改信基督教。

从1792年开始，法国人从本地治里、马拉巴尔沿海带来了更多有技术的印度工人，包括石匠、砖瓦匠、木匠、铁匠、裁缝、鞋匠和珠宝工匠等。印度工人大都从事建筑工程，修建港口、大桥、炮台、军事防御工事、教堂、医院和道路。通过与非洲奴隶通婚，他们将技能传授给自己的孩子。这些能工巧匠是路易港基础设施的真正建造者[4]。

从1815年开始，第二批共835名印度囚犯被带到了毛里求斯。起初，印度囚犯被严格地与其他人分离开来。后来管理放松，政策开始鼓励他们拥有家庭生活。他们中大约500人被分散到当地，并与克里奥耳人或印度人结婚生子。但是，印度人和非洲人有明显的文化传统上的矛盾。非洲黑人妇女无法认同印度家庭中强烈的道德观，无法认同贞操、奉献精神和男人对女人的占有观念。因为受到非洲一夫多妻制传统的影响，她们经常换伴侣，这让克里奥耳家庭备受困扰。可是，印度人没有选择，必须面对印度女性人数很少的现实。他们通过通婚融入毛里求斯社会，保存了自己的信仰习俗并参与到经济活动中去，推动了毛里求斯社会的发展。

后来，农场主们担心奴隶制被废除，开始尝试使用其他劳动力资源。1829年，第一批中国和印度劳工移民来到毛里求斯。真正大规模的印度劳工移民开始于1835年。奴隶制被废除后，奴隶们拒绝继续在甘蔗农场里工作，农场主也不打算付更高的工钱。大片的土地荒置，甘蔗减产，工厂倒闭，毛里求斯、西印度群岛等地的殖民政府开始转向印度求助。征募人在印度北部比哈尔邦和联合省（现在的北方邦）的农村搜刮劳动力。恒河平原气候变幻莫测，洪水和干旱经常造成饥荒。在英国殖民统治下，贫困、干旱、饥荒变得愈发严重。英国人摧毁了印度本土手工业生产者，将他们变成英国工业商品的消费者。村民们无处可去，纷纷涌向加尔各答。在那里，他们被吸引到移民处，被天花乱坠的承诺打动，其中60%的印度移民都去了毛里求斯。

因为缺少良好的卫生条件和安全饮用水，加上霍乱、伤寒、天花、疟疾，印度移民的死亡率高得惊人。绝望、思乡及无法解决的种种痛苦导致许多印度人选择了死亡而不是无希望卑微地活着。除此之外，农场主狡诈地将黑人与印度人对立起来，称黑人是“土地之子”，而印度苦力是“印度社会的残渣”、出身低微和不道德的人[3]（P168）。

2003年1月海外印度人节①期间，曾在特立尼达生活过的93岁移民纳兹尔·穆罕默德讲述了自己家庭的真实经历：

当时我才3岁，是家中最小的孩子。我3个兄弟姐妹都死了。为了逃避饥饿和村子里的鼠疫，我和母亲离开父亲，离开了印度，加入到特立尼达的移民大军中，到一个椰子种植场做契约工人，希望过段时间再回来[3]（P165）。

在工作了7年后，当纳兹尔10岁的时候，他们获得了自由，但必须自己出钱回印度。他们甚至没法凑够回程的35美元，因此不得不留在了当地。

在西印度群岛，契约工人必须遵守种植园的规定。表面看来，契约合同或多或少都是出于自愿，是合法的劳动合同制度。事实上，移民在订立合同时根本没有话语权，在毫不理解合同内容的情形下，他们只能先按上自己的指印。

印度移民为自己的文化和宗教感到骄傲，力图保留自己的印度身份。他们遭受越多的残酷迫害、屈辱和嘲笑，就越是采用这种软力量来对抗。他们拒绝所有将他们同化的企图，不断加强自己的印度特质——那些历经几千年的文化、文明和思想。用印度学者自己的话来说“我们的祖先经历过苦难。他们的身体受到折磨，但头颅是高昂的。他们用尽一切办法保存自己的宗教信仰和文化。”[5]

第三次大规模移民潮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到来。在印度独立后的前10年，大批技术工人（大多是旁遮普地区的男性锡克教徒）从印度移民到英国。这是因为英国缺乏低技术劳工，加上英国政府允许英联邦居民到任何一个英联邦国家居住、工作，以满足各国战后对劳动力的需求。他们中大多数人定居在伦敦、莱斯特和伯明翰等工业城市，还有大量的印度人流向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此外，毛里求斯、特立尼达、斐济等国的早期印度移民和他们的后裔有些移居到其他国家，进行二次迁移。这些移民主要是受过良好教育的知识分子、职业人士，包括医生、工程师和各类技术人员。此外还有20世纪70年代开始的从印度到波斯湾地区的临时劳工移民。

第四次移民高潮是从20世纪60年代末开始，大量印度人移民到北美，他们的主要目的地是美国和加拿大。

美国《1965年移民法案》取消了之前的国籍配额，突出了家庭团聚的原则。一些专业技术移民，包括印度人，他们的直系亲属可以不受配额的限制入境。后来，美国政府还通过提供H-1B签证来吸引人才。这种签证一般没有固定的期限，持有这种签证的外国技术人员很容易申请到绿卡或直接成为美国公民。据统计，从1986～2005年，印度移民总数从2.7万人上升到到8.5万人。2007年度美国签发了15.8万H-1B签证给印度人，占总量的三分之一。同年，到加拿大的印度移民有2.6万人。

20世纪90年代以来，澳大利亚和新西兰日渐成为印度移民的重要目的地国。除高素质专业人才移民外，越来越多的印度留学生选择毕业后留在当地。据2006年人口普查，澳大利亚有147，101印度移民，占所有移民的3.3%。从1999～2007年，印度移民的数量每年增长25%。在新西兰，印度出生的人口几乎翻了一番，从1986年的6，500人至1996年12，800人，到2006年则超过三倍至43，300人，占所有移民的4.9%[6]。

据有关数据显示，国外印度学生的数量从1999年的5.1万人上升到2007年的15.3万人。印度仅次于中国，成为世界排名第二的留学生输出国。美国则是迄今为止最重要的目的地国。2006～2007年，美国接收了50%以上印度留学生，其次是澳大利亚（16%）和英国（15%）。印裔美籍作家裘帕·拉希莉的长篇小说《同名人》中的男主人公艾修克就是一位到美国留学，取得麻省理工学院博士学位，后来获得美国大学教职的印度人。

大部分印度留学生在毕业后选择留在当地，取得了绿卡或入外国国籍，这批人和他们的后代都受到了良好的教育，生活水平和社会地位比契约劳工有了极大的提高。

许多印度流散作家都有过在西方国家留学或工作的经历，他们可被称为“文化旅行者”。他们属于域外人，出身于前殖民地，生于亚洲、非洲，身上贴着“第三世界”的文化标签。他们在西方都市里工作打拼，却始终保持着与其民族、种族或地区的关联性，并提醒人们不要忘记历史、传统以及帝国殖民干预的影响。在他们的作品中，始终关注着全球化问题、身份问题、东西方文化的冲突问题、种族问题、家庭问题、妇女问题等，具有强烈的现实关怀精神。

二、印度流散写作：疏离与亲近并存

在移居地，尽管早期印度移民在农业生产、基础设施建设和商业贸易等方面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可在历史上仍然籍籍无名。他们的声音被湮灭，“许多东西都被从我们的手中剥夺了。我们没有背景，也没有过去。对我们许多人来说，过去就停止在祖父母那一代，除那之外是一片空白。倘若你能从空中俯瞰我们，就会看到我们居住在大海和丛林间狭小的房舍里；那就是关于我们的真相。我们被移植到那个地方，我们只能在那里飘浮着。”[7]我们只能从特立尼达出生的奈保尔的一些关于印度的小说中读到他们的故事，尤其是在《毕司沃斯先生的房子》中。

《毕司沃斯先生的房子》是“对西印度群岛社会的研究，是一部对特立尼达印度人的记录，是奈保尔父亲生活的虚构性再现，也是一部关于父子关系及作者如何成长的自传性小说。”[8]奈保尔是印度婆罗门后裔，他的祖父是移居到特立尼达的契约劳工。奈保尔的父亲西帕萨德·奈保尔所受的教育很少，但却通过自学和努力成为一名记者。以父亲为蓝本，奈保尔塑造了一个处于主流社会边缘的印度裔婆罗门穆罕·毕司沃斯的形象，描绘了他为追求独立和身份认同，充满奋斗和痛苦的一生。

奈保尔通过对毕司沃斯入赘的图尔斯家族，及其居所哈努曼大宅的描述，反映了印度移民群体艰难的生活境况和复杂的精神处境。居住在特立尼达的印度移民图尔斯家族仍然恪守着印度教的生活传统，经常吟唱史诗《罗摩衍那》、诵读梵文经典。他们讲究种姓出身，庆祝印度教的节日，试图通过印度教的各种庆典，体现对印度的文化记忆，通过印度生活方式和行为保证延续对母国印度的社会认同。但是，在特立尼达，他们无法完全融入当地社会，既渴望回到印度，又害怕真正回去，处于一种游移状态，就像生活在一座“空中城堡”中。他们的身份意识不断建构又不断被消解，无法找到安定的归宿。

对印度移民的这种生存境况，奈保尔本人有切身的体会，他说：“在特立尼达，印度人是一个独特的种群”[9]（P31）。而“身在印度，我总觉得自己是一个异乡人，一个过客”[9]（P197）。 直到多年之后，奈保尔的身份焦虑才得到消解，在《印度：百万叛变的今天》结尾，他写道：

二十七年，我终于做了一趟可以算数的重返之旅，消解了我身为印度裔的焦虑，散除了那阻隔在我自己和我祖先之间的黑暗[10]。

除奈保尔外，还有讲述毛里求斯印度移民生活的《拥挤的巴拉坑》（Baracoon，葡语，即收容所）（1972），安纳德·莫卢的小说《看着他们下井》（1967），迪普钱德·毕哈利的《可能活着的人》等。后来，马来西亚、加勒比海地区、印度、英美等国又涌现了大量有关印度移民的文学作品和历史著作，此外，学界对流散文学和流散现象的研究亦取得了相当的成就。

一些女性作家在流散小说的创作中也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她们包括卡玛拉·玛坎达雅、芭拉蒂·穆克吉、裘帕·拉希莉、安妮塔·德赛和基兰·德赛母女等。

卡玛拉·玛坎达雅1924年生于印度迈索尔，1948年到伦敦从事新闻工作，并在那里开始进行小说创作，后来在印度和美国的大学任教。在小说《默默无闻的男子》（1972）中卡玛拉刻画了一个名叫斯利尼瓦斯的婆罗门老人的故事。他生活在伦敦南部郊区30年，在儿子和妻子死后，孤独的老人受到了一位60岁英国妇人朋友般的对待。他们两人建立了一种深厚而持久的友情。但种族暴力闯进了他们的世界，给老人的生活带来无法挽回的改变。随之而来的一些事情证明，他们的天堂是很脆弱的。

斯利尼瓦斯喜欢自己选择的这片土地，并乐意与这里的人建立友好关系，但他仍发现自己像个外人，被当做黑人，甚至有人写“黑鬼滚回去”的文字警告他回去。这让他不禁思索：“或许我来英国是错误的。这里的人不会接受我……我时刻被驱赶着，这正是他们想做的。一个在英国的外国人。实际上，我当然是。我是个印度人，我不能假装……为什么要假装呢？我妻子从来都不这么做。她一直坚持穿自己九码长的纱丽和凉鞋。”[11]（P231-232）卡玛拉·玛坎达雅是印度最具政治敏锐性和先见性的小说家之一。她预见的移民问题和种族问题正是我们在当今的世界所面临着的。

芭拉蒂·穆克吉已经被大家公认为“表达流亡与移居意识的代言人”，她关注于移民现象、新移民的地位和他们经常体会到的疏离感，以及印度妇女的权益。在小说《妻子》中，描写了生活在曼哈顿的印度人阿密特·达斯古帕塔和妻子丁波之间的问题。阿密特只顾着努力赚钱，对丁波而言来美国虽然圆了她少女时的梦想，可她却无法接受穿着裤子和毛衣上街。当十月到来时，丁波开始想念杜尔迦节，觉得身体“不像是自己的了，里面充满的烟雾、怨恨和疯狂的想法。”[12]小说表现了印度妇女在全球化的文化冲击下的恐惧、疏离和困境。正如有学者指出“虽然已经嫁给了一个文盲，丁波却无法平衡这两个世界：一个她已留在身后，一个她即将面对。”[13]

其他移民女作家，如裘帕·拉希莉、梅拉·沙尔、海蒂·德赛、奇塔·蒂娃卡鲁尼、卡维妲·塔斯瓦尼、伊克巴尔·拉姆瓦拉等人写的印度流散小说，突出表现了印度移民妇女所面临的问题。《香料情缘》（奇塔·蒂娃卡鲁尼，2011）、《护照之死》（伊克巴尔·拉姆瓦拉，2003）中描绘了印度父母为了在国外定居，一心想将女儿嫁给身在国外的印度人的狂热。他们完全不考虑女儿是否同意，将来的生活是否幸福，这造成了很多女性的不幸。第一代移民父母和第二代子女之间，尤其是与女儿之间，总是经历着不断的冲突，因为印度父母期望自己的女儿能遵从印度的传统价值体系成长。尽管他们已跨越国界来到新地方，但他们仍想把随身携带的文化包袱通过节日、食物、歌曲、服饰、故事等形式强加于孩子身上。然而孩子是在另一个完全不同的文化氛围中成长起来的，对他们来说，新的环境更让人感兴趣，父母与孩子总处在尴尬的境地。

印度母亲们总是表现出虽然遭受到外来文化的冲击，但却无法接受和生活在新的文化道德观念下。而她们的女儿——就像 《阿妮塔和我》（梅拉·沙尔，1996）里的米娜和《在美国出生的迷茫的印度人》(海蒂·德赛，2003)里的丁波·拉拉一样，也经历着不同的冲突。慢慢地，第一代移民妇女逐步适应了新文化，但她们仍保留和肯定着自我。

此外，有些小说表现了身在国外的印度妇女采用各种方式摆脱压迫的努力，她们通过向警察和非政府组织求助，想要获得一种有尊严的生活。其他的一些妇女问题，如印度妇女卖淫问题，她们为何被迫成为妓女，越来越多印度雏妓的产生，女性之间的关系，还有受压榨的女仆，家庭中没有地位的女性，以及在许多行业领域中妇女受到的歧视等问题在作家的作品中都有所反映。

印度流散女性作家的创作视野越来越宽广，她们的自我意识和自我觉醒也在不断成长。从对悲惨境遇的描写，到渴望改善自身处境的决心，到对合法权利的坚持，她们在不断抵抗压迫她们的各种体制，努力改变和重建它们。

另外，对妇女来说，她们过去面临着双重压迫的风险（其中之一就是与伴随后殖民主义的女性主义有关），如今已被新的担忧所替代，即对非法移民者身体的凌辱。虽然芭拉蒂·穆克吉本人为她找到了正确的目的地而欣喜不已，但是美国吸收外来者的能力遭到了质疑，尤其是在“9.11事件”发生之后。出于美国民主的属性和对种族差异的忽略，女性主义大获全胜，然而这种所谓胜利的背后，或许是来自不同种族、不同阶级的移民者不得不面临的黑暗现实。而且，从1960年初到现在，移民之间社会地位上的差异一直存在着。

三、印度移民的嬗变与流散文学的成就和发展

1995年，印度总统尚卡尔达亚尔·夏尔马对特立尼达和多巴哥共和国进行正式访问。在夏尔马总统访问前夕，特立尼达政府宣布5月30日为“印度人抵达日”，并且是一个全国性的节日。在150年前，一艘载有217名印度人的船只在5月30日抵达特立尼达，从而开创了特立尼达和多巴哥历史的新篇章。

如果说在特立尼达的印度人似乎已经在经济领域取得了成功，那么，在美国等国家印度人的富裕程度更加明显。在美国南部各州，Patels②是汽车旅馆（Motels）的代名词。据亚洲美国酒店协会统计，美国50%的酒店和汽车旅馆的拥有者是印度裔。虽然印度人在美国的人口中所占的份额小于0.5%，但印度裔科学家、工程师和软件专家的银行帐户则超过了5%。

随着印度移民经济生活的嬗变，印度流散文学也在不同的国界间传播，无论是新作还是旧著，遍及全球，逐步在图书馆中占据一席之地。在印度本土和国外，相关学术会议不断举行，“海外印度人”、“印度流散文学”成为国际学术界比较热门的话题。全球海外印度人机构在其总部所在地纽约也曾经举办关于海外印度人的国际会议；美国和加拿大等国家的一些大学也曾举办过以海外印度人为主题的国际学术会议。

印度流散作家们往往具有双重的民族和文化身份，他们在多元文化的国度中体验个体生命的价值。芭拉蒂·穆克吉认为移民环境千变万化，给移民带来“双重故乡”：收留他的城市和出生的城市。虽然有些流散他乡的人实际上并不想回到故乡，但他们仍保留着清晰的故乡意识，或者潜意识里始终有家乡的传统、风俗、价值观、宗教和语言的影子。他们对收留他们的城市既“涉足其中”又非“完全融入”。霍米·巴巴在《文化的定位》中写道，涉足其中的空间为流散客提供了一方土地来建立自己新的身份。斯图亚特·霍尔则指出，对于大多数移民来说，叶落归根不过是个比喻，只存在于萨义德认为的想象世界中。

对流散作家来说，他们的作品刻画的是一幅从背井离乡到收留他的城市的坎坷之旅。文学中的流散经历主要分成两类：人们的记忆和先前居住地、国家的重现、归属感；物质、文化、政治经济情况与他们正在生活的地方的碰撞。流散文学常常反映着文化、地域上的差异。有大量作家可以归为第一类，如罗辛顿·米斯垂甚少或者没有（至少目前没有）写过关于加拿大的故事，只是重在思考过去和现在的文化和种族背景。这甚至意味着印度作家将其第三世界的出身背景作了隐喻处理，他们看起来似乎更关心全球化的困扰和文化骚动，以此来丰富他们艺术上的形象。已有的知识可以被重新吸收并衍生出新的、意想不到的意义，霍米·巴巴称此为“重塑过去”。文学的一个重要功能是强调突出集体的、民族的或个人的各种分裂，表现影响全局的新的和不寻常思维模式。从另一个意义上说，正如艾勒克·博埃默所言，文学表明的立场不是与世界的距离，而是描写殖民主义分裂了什么，这种描写将第三世界与第一世界联系起来，强调人们过去的经历怎样与现在的生活联系起来。与此相关的还有旧时代所遗留下的恐慌和痛苦仍困扰到现在。霍米·巴巴有一段意味深长的话：“新国际主义下的人口学是这样一种历史：后殖民地居民的迁移，文化与政治散居的叙事，大多数乡下人与边缘人的社会错位，诗人式的流亡，糟糕的政治经济避难者。”[14]贝妮塔·帕里则强调了流散乃是移民的被迫选择：

……那些还在为解放和自由等词语沾沾自喜的人，并没有考虑移民所处的物质条件和生存环境。这些移民包括经济移民、非法移民、难民、寻求庇护者和种族清洗的受害者，他们的迁移远非出于道德的选择，很多时候是被迫而为[15]。

一旦做出了选择，他们就再也无法得到令人尊敬的地位，更无法拿到满意的报酬回家。这在基兰·德赛的小说《失落》中早已得到阐释。小说将小人物的命运与政治问题结合在一起，描写了全球化、多民族文化、骚乱、暴力等。印度厨师的儿子比居作为非法移民，在美国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遭到了残酷的对待。返回印度，对他来说更加痛苦，因为他已经一无所有。流散客只有一面幻想回到从前，一面在文化和民族情感上与新地方做斗争，这将是一段漫长而艰苦的旅行。

印度移民的历史变迁与印度流散文学的崛起和发展，是世界文学史上备受关注的文化现象，它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世界流散文学的缩影。研究这一文化现象，对于在全球化背景下促进多元文化的交流和融合，有着不可忽视的重要意义。但愿本文能成为研究洪流中的一朵浪花，激起更高的研究热潮。

注：

①海外印度人节在每年的1月7～9日，是为了纪念当年甘地从南非回到印度而设立的节日。

②Patel主要用于其祖先属于印度农业地区的印度裔的姓氏。

[1]Edited by T.S.Aaand,Trends in Indian English Literature[M].New Delhi:Creative Book,2008.55.

[2]周敏.流散身份认同——读奈保尔的《世间之路》[J].当代外国文学，2009，（4）：9.

[3]Anand Mulloo,Voice of the Indian Dispora[M].Delhi:Motilal Banarsidass Publishers,2007.

[4]Amédee Nagapen.Indian Catholic Slaves in Overseas Indians-The Mauritian Experience[M].Mauritius:Mhantma Gandhi Institute,1984.

[5]Dr.S.Ramgoolam.Leg.Council[J].28th August,1976.172.

[6]http://www.migrationinformation.org/Profiles/display.cfm?ID=745 2012年7月15日。

[7]King Nina.“Passage to the West Indies”,Washington Post[J].(Book World),20,May 15,1994.24.

[8]黄晖，周慧.流散叙事与身份追寻 奈保尔研究[M].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0.70.

[9][英]V.S.奈保尔.幽暗国度[M].李永平译.北京：三联书店，2003.

[10][英]V.S.奈保尔.印度：百万叛变的今天[M].黄道琳译.北京：三联书店，2003.552.

[11]Kamala Markandaya,The Nowhere Man[M].Delhi:Sangam Paperbacks,1973.

[12]Bharati Mukherjee，Wife[M].Delhi:Sterling Paperbacks,1976.114.

[13]Brahma Dutta Sharma,Surheel Kumar Sharma,Contemporary Indian English Novel[M].New Delhi:Anamika Publishers&Distributors(P)LTD,1999.79.

[14]Bhabha,Homi K.,The Location of Culture[M].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 Press,1994.7.

[15]Parry,Benita,Postcolonial Studies:A Materialist Criique[M].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2004.1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