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志捷

（北京行政学院哲学教研部，北京 100044）

梁漱溟先生在回顾自己的人生历程时曾说：“我常常说我一生受两大问题的支配：一个是中国问题，再一个是人生问题。我一生几十年在这两大问题支配下而思想而活动——这就是我整整的一生。”[1]作为现代新儒学的开创者，梁漱溟被誉为“新文化运动以来，倡导陆王之学最有力量的人”[2]，他提出“以道德代宗教”，就是要以儒家的道德理性和周孔礼乐取代宗教。这个主张可以说是他从解除中华民族危机的时代需要出发，为中国人着想或为解决“中国问题”而提出的一个具体文化方略。但是，在“人生问题”上，梁漱溟本人可以说是内佛外儒，他内心始终钟情于佛家的理想，并且相信在人类的未来，佛教作为圆满的出世法将最终成为人类的真宗教。因此，不能像人们通常理解的那样，认为“以道德代宗教”就是梁漱溟的全部宗教观。梁漱溟先生的佛儒兼宗，表明了他所致力的目标：完成出世与入世的统一，即在理想与现实之间，在个人精神追求与社会文化需要之间，寻求一条最佳出路。

一、宗教及其历史趋势

梁漱溟认为，凡属宗教，必具备两个条件：“一切宗教都从超绝于人类知识处立他的根据，而以人类情感之安慰意志之勖勉为事。”[3]（P98）他对这两个条件的进一步解释是：“甲，宗教在人的理智方面恒有其反智倾向即倾向神秘超绝，总要在超知识、反知识之处建立其根据；乙，宗教在人的情感意志方面恒起着安慰勖勉作用，俾人们感情动摇、意志颓丧者，重自振作生活下去。如所云安心立命者是。”[4]（P704）从前一方面看，人不同于动物之处在于他要靠希望去生活，而能得到满足者却很少。失望与绝望的痛苦在人的理智或知识范围内是无法解决的，只能求之于现有世界之外，于是人们就要超越现有的知识界限，打破理智的冷酷，使其希望和要求的范围更拓广，内容更丰富，意味更深长，于是宗教就从这里产生，在“超绝”处为人确立根据。同时，人若只靠理智生活，就容易看清生活之无意义，理智越是清楚明了越是让人难以生活下去，这时只有调换一副非理智的心理，才能拯救自己于苦恼，这就是宗教的所谓反智的“神秘”所在。从后一方面看，人类早期蒙昧无知、心灵脆弱，对于外界的威胁敏感而无奈，生死、祸福扰乱了人的情感意志，人为了摆脱情志不安和幼稚无能，遂求助于宗教，而宗教就此起到情感意志方面的安慰勖勉作用。

梁先生又以出世倾向的表现之高下，将所有宗教分为三个等级：初级宗教是多神教，其对象或为族姓祖先，或为乡邦神祇，或为自然神，早期人类因在外部世界面前感到软弱无力而产生对这些神灵的依赖感，因而对其进行祈祷膜拜，萌发了出世倾向。高级宗教是信仰主宰世界之惟一大神的宗教，以基督教、伊斯兰教为典型形态。其高于初级宗教之处在于其表现和发挥了人类生命的卓越伟大精神和慧悟能力，包含有普世的道德和深刻的哲学。但是，高级宗教所信奉的神与初级宗教的信仰对象一样，都是一种迷信，是人类因为知识和能力有限，转而幻想出神灵来安慰情智的产物，因而它“是一种对于外力之假借；此外力却实在就是自己。”[3]（P101）人们在这种宗教中所崇奉和追求的美德，原本就是人自身的本具之德。相比之下，最高级宗教为佛教，这种宗教中少有迷信。所谓“迷信”，就是“心有所牵于外，则蔽生而明失也。”[4]（P712）人之自蔽其明而产生迷惑，原因在于人具有追逐世俗价值的“分别我执”，以及与生俱来的表现为欣厌好恶之情的“俱生我执”。佛教就是要彻底地“破执”，反对人与外部世界的“分别”，要恢复到与宇宙的浑然一体，因此它是惟一圆满的出世法，是“正信”而非“迷信”。

按照梁先生的看法，自远古初民开始，就有宗教出现，此后又有高级宗教产生并主导人类生活。但是，随着人类理智的发展，特别是西方近代文明的出现，科学和知识排斥了这些宗教的迷信和玄想，人类征服自然之威力猛进，意志由弱转强，因现实问题而来的困惑和情志不安逐渐得到缓解；人与人的社会关系建立在了以经济为基础的社会结构上，社会秩序也由政治体制来构建完成，文化的中心遂由宗教转向了道德、礼俗和法律；人们疲于应付激烈的竞争和物质文明的诱惑，以致对信仰模糊混过。这一切使得宗教之失势在所难免。

但是，宗教是不是就失去了其存在的根据呢？答案是否定的。梁先生认为，近代以来文明的发展只解决了人的较低层次的情志不安，但人还有一个高层次的情志不安，即生死问题的困惑，亦称“绝对不能满足者”。“譬如生活要求永远不老死，花开要求永远不凋谢，这是无论如何做不到的，绝对不可能的，所以这种要求当然不能满足。”[5]（P380）这种情志不安，只能通过取消问题、超越现世人生方能得到解决，能够以取消这个问题而为问题之解决的，只有佛家的境界了。因此，宗教仍然有其存在的“真必要”。

二、以道德代宗教：中国的时代需要

梁漱溟虽然肯定宗教有其存在的“真必要”，但是鉴于人类文化发展的时代趋势，以及出于为人们提供在现代社会得以安身立命的价值依据的考虑，他提出了“以道德代宗教”的主张。这个主张的重要理论依据就是其“文化路向”说①。

梁漱溟以直觉论为基础，从西方哲学中吸收了柏格森的生命哲学和叔本华的“意欲”论概念及相关思想，又发挥进化论，构建起他的生命本体论。他把宇宙视为一大的生命体：“尽宇宙是一生活……宇宙实成于生活之上，托乎生活而存者也。这样大的生活是生活的真象，生活的真解。”[5]（P376）由此来看文化，他说：“你且看文化是什么东西呢？不过是那一民族生活的样法罢了。生活又是什么呢？生活就是没尽的意欲（Will）……然则你要去求一家文化的根本或源泉，你只要去看文化的根原的意欲，这家的方向如何与他家的不同。”[5]（P352）

按照梁先生的这个理论，由于人类生活的意欲指向不同，即生活中解决问题的方法不同，形成了西方、中国和印度三种“文化路向”，或曰三种不同的生活样法。人生有性质不同的三大问题：第一，人对物的问题，其障碍在自然界，要通过改造客观环境来解决，所以是一个物质生活问题；第二，人对人的问题，其障碍在“他心”，其解决与否不由我一方来决定，这是一个伦理道德问题；第三，人对自身生命的问题，其障碍在自己生命本身，这是一个生存意义问题，是要靠超越现世人生才能解决的问题，即宗教问题。由解决这三大问题的不同方法而产生了三种人生态度或文化路向：第一，意欲向前要求的路向，这是生活的本来路向，就是奋力取得所要求的东西，这种态度解决的是第一大问题，代表西方文化精神；第二，意欲自为调和、持中的路向，对应的是第二大问题，这种态度是遇到问题不去要求解决，而是“反求诸己”，调和、融洽自己与对方的关系，这是中国文化的根本精神；第三，取消问题的路向，以根本不生出要求为最高之满足，这是禁欲的态度，用以应对第三大问题，印度文化就是以这种“意欲反身向后要求”为其根本精神的。在梁先生看来，人类为解决这三大问题而秉持的三种态度，发展出依次递进的三期文化：“人类当第一问题之下，持第一态度走去，即成就得其第一期文化；从而自然引入第二问题，转到第二态度，成就其第二期文化；又将自然引入第三问题，转到第三态度，成就其第三期文化。”[4]（P729）在人类文化尚处于第一期时，西方的态度比中国、印度的态度更适用，因而取得了主导地位。但是，“西洋文化的胜利，只在其适应人类目前的问题，而中国文化印度文化在今日的失败，也非其本身有什么好坏可言，不过就在不合时宜罢了。人类文化之初，都不能不走第一路，中国人自也这样，却他不待把这条路走完，便中途拐弯到第二路上来；把以后方要走到的提前走了，成为人类文化的早熟。”[5]（P526）他结合当时西方社会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经济破败和精神困顿的现实，预言西方文化已经走到了穷途末路，人类文化就要从第一期转入第二期了。因此，中国文化虽然在以前过早地走了第二路向从而造成了失败，现在则恰逢其时，它即将复兴并拯救西方人于苦恼。这时，人们需要彼此间本着第二态度行事，因此，需要“批评的把中国原来态度重新拿出来”[5]（P528），而西方的第一态度只能用于对付大自然了。至于印度的第三态度或曰佛家的生活，将适用于人类第三期文化，对现在来说仍然是早熟的，不合时宜，须借鉴以往的教训而予以排斥。

所谓重新拿出中国原来的态度，就是要用中国原有的儒家道德来取代宗教。梁漱溟先生认为，道德属于“理性”之事，而人类的特征恰在“理性”而不在“理智”。理智是人类超出动物本能而特有的生活方法和手段，理性则是经由理智而开出的无私感情。道德的真意就在于人能够在生活中从动物式的本能中解放出来，并超出自身理智的限制，使生命廓然与宇宙大生命通为一体，使其无私之情无所不到，也就是使人心归于宇宙之生命本体而达到知是知非的自觉自律，亦可谓为“率性而行”。这种率性之德是源自生命本性的直觉道德，是真情的自然流露，是随感而应、活泼而无凝滞的，是生命的和谐。孔子的“仁”就是敏锐的直觉，是不计较利害、不算账的非功利态度，由此而能获得“无所为而为”的快乐的情感生活。梁先生认为，中国自有孔子以来，就走上了以道德代宗教的道路，因为儒家的道德理性存于个人的自觉自律，这恰恰与宗教之教人舍其自信而信他、弃其自力而靠他力者相反。中国儒学经典具有谁莫与比的开明气息，最少不近理性的神话与迷信，《论语》就是一面极力避免宗教之迷信与独断，而一面致力于启发人的理性。继孔子之后，孟子更切实地为人类指明了这一理性精神。最能继承孟子精神的是王阳明，他径直把人生行为准则交托给人们的感情要求，真正符合于生命的本性。

在梁先生看来，儒家道德相对于宗教的优势在于其理性精神与周孔之礼的结合上。儒家道德的理性精神可以用“清明安和”四字点出，而古代宗教显然与理性相违的地方有二：一是愚蔽偏执之情；一是强暴冲动之气。这二者总是相因而至，只要有一于此，理性即受到妨碍。孔子容受不了这二者，于是就脱出了宗教之路。同时，“孔子深爱理性，深信理性。他要启发众人的理性，他要实现一个‘生活完全理性化的社会’”[3]（P111），而他实现理性化社会的根本途径就是礼乐制度。礼乐具有两个方面的作用：一方面，设为礼乐揖让以涵养理性。具体的礼乐，直接作用于身体，作用于血气，使人的心理情致随之顿然变化于不觉，而理性乃油然现前，其效最大最神。另一方面，安排伦理名分以组织社会。古代宗法社会的伦理名分和社会秩序原都有赖于古代宗教才得以建立和巩固，但在孔子之后，儒家以敦勉孝悌和一切仁厚肫挚之情为其最大特色，伦理关系中的孝子、慈父等人格，都是从这种切近的情感出发来理解并形成的。其在个人，为完成他自己；在社会，则完成了某种组织与秩序。儒家对伦理名分的安排，逐渐演化为礼俗而不是法律，所以它着眼于人们的相对关系，只从应有之情与义上说话，期望各人之自觉自勉于名分，好像铺出路轨而引向道德，亦使得礼乐揖让得有所施，于是道德在人就成了很自然的事了。总之，道德理性与礼乐制度相互结合，人的精神生活问题和社会伦理秩序问题就完美地解决了，宗教也就可以被取代了。

梁先生在晚年也有过“以美育代宗教”的说法，但其内涵与蔡元培早已提出过的“以美育代宗教”之说不同。梁氏的“以美育代宗教”，是其“以道德代宗教”的逻辑延伸与必然结果，而不是另外一个独立的文化主张。按照他的推论，人类在第二期文化中，本着儒家的道德理性和周孔礼乐而行事，将形成生活上斯须不离之礼，过上一种具有高尚品质、优美情感的自觉自律的生活。“人类生活将来终必提高到不再分别目的与手段，而随时随地即目的即手段，悠然自得的境界。此境界便是没有道德之称的道德生活。”[4]（P762）这也就是所谓社会人生的艺术化，可借用蔡元培的“以美育代宗教”来指称。

三、出世法：人生的归依与文化的未来

在人类文化的第二期，需要“以道德代宗教”；而在未来的第三期文化中，人类则应当将本着印度的态度来生活，佛家的出世法将成为人类文化的最后最高阶段。这在梁漱溟先生那里不仅是“文化路向”说的结论，而且有其形上学的哲学依据。在他看来，“世间”与“出世间”就是哲学家所说的现象与本体，现象与本体不一而又不异。现象依托于本体，故有世间就有出世间。作为现象的世间万有是生灭不已的，而作为本体的出世间则无生灭可言。人类生命是宇宙大生命从低级生物发展出来而达到的顶峰，“生命本性可以说就是莫知其所以然的无止境的向上奋进，不断翻新。”[4]（P555）但是，其他生物依靠本能来生活，都盘旋于个体生存和种族繁衍两大生活问题而止步不前，人类则不拘泥于两大生活问题，继续发扬生命本性而发展出理智，又进而发展出理性，开拓出了自己特有的生活世界。不仅如此，人还要按照生命本性不断奋进，从生命的局限和困惑中解放出来，最终达到本体世界，即超越生活世界而达到“出世间”。出世间虽有违于实际经验和常识，却达到了真际，所以，“一、要知道出世间有其的解。二、假如承认世间的真实性，那么出世间就更真实。”[4]（P717）在梁漱溟看来，儒学不是宗教，而其他宗教又都混杂着迷信，都没有像佛教那样达到本体之真，所以只有佛教这种圆满的出世法才适合出世间，能够在人类文化的第三期解决人生的第三问题，即人的存在意义问题，从而实现对人生的超越。由此他预言，在未来人类道德既充分而又可能，并表现为整个社会人生的艺术化时，“客观条件更无任何缺乏不足之苦，人们方始于苦恼在自身初不在外大有觉悟认识，而后乃求解脱此生来不自由之生命也。一面主观上有出世觉悟，一面客观上亦备足了修出世法的可能条件，而后真宗教之兴起，此其时矣。正如我五十多年前之所说：世界最近未来将是古中国文明之复兴，而古印度文明则为远远的人类前途之预兆且预备下其最好参考资料。”[4]（P750-751）

对于自己精神世界中的佛教情怀，梁漱溟在1921年曾作过这样的说明：“我从二十岁以后，思想折入佛家一路，一直走下去，万牛莫挽，但现在则已变。这个变是今年三四月间的事，我从那时决定搁置向来要做佛家生活的念头，而来做孔家的生活。……我反对佛家生活，是我研究东西文化问题替中国人设想应有的结论，而我始终认为只有佛家生活是对的，只有佛家生活是我心里愿意做的，我不愿意合掉他而屈从大家去做旁的生活。”[5]（P543）这就是说，在自己的内心生活和社会文化需要之间存在着深刻的矛盾。就社会层面而言，在人类文化的第二期，孔子的道德学说比宗教更适合于解决人生的情志不安问题，为了给社会和人心提供精神支撑，他只能放下自己的心性需要，把人们导向至好至美的孔子路上来。他对社会的人文关怀占据了压倒性地位，所以才要“以道德代宗教”，而非自己心性的改变。

到晚年时，梁漱溟仍坦言，他一生得力于佛学，其精神寄托和行为动机也主要来自佛学，特别是大乘唯识学。至于佛、儒如何能够得到调解，他认为，佛家与儒家最重要的共同点在于都以众生的痛苦为自己的痛苦，由“无我”而达到“救世”。儒家像佛家一样要破“分别我执”，以期达到“廓然大公，物来顺应”的境界；但儒家的人不像佛家那样破“俱生我执”，因此仍然要在人间活动，一生为大家奔走，实现其社会理想。梁先生说，在实际生活中，他愿意学习王阳明，希望跟着王阳明走。“我是在生活上做一个人的生活，我思想上还是倾向佛家。……做一个人的生活应当是走儒家的路，可是我是一个想要做好而不够的一个人。如果再说明怎么样不够，那就是我在破执上、在‘廓然大公，物来顺应’上不够。我希望我能够这样，但是不够。”[6]在生活上向儒家的理想努力，在思想上却倾向佛家，这就是梁先生自己的态度。

四、结 语

“以道德代宗教”并非梁漱溟宗教观的核心或全部，也不是他出佛入儒的思想依据。整体上看，儒、佛两种情怀在他的内心世界是交织在一起的，二者之间既存在着巨大的张力，又有高度的统一。佛家的精神在他的心中不但从未被“取代”，相反，“以道德代宗教”甚至就是他从佛家理想出发而提出的一个救世方案。这恰恰说明，求得出世与入世的统一，具有世外的襟怀和修养而不空寂出世，以更好地服务社会人群，是梁漱溟先生的理想生活。冯友兰先生曾说：“入世与出世是对立的，正如现实主义与理想主义也是对立的。中国哲学的任务，就是把这些反命题统一成一个合命题。……求解决这个问题，是中国哲学的精神。”又说：“中国哲学以为，一个人不仅在理论上而且在行动上完成这个统一，就是圣人。他是既入世而又出世的。……他的人格是所谓‘内圣外王’的人格。”[7]这不啻为梁漱溟先生的写照。

注：

①关于“文化路向”说，参见梁漱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第二、三章，《人心与人生》第十三、十六章。

[1]梁漱溟.我对人类心理认识前后转变不同[A].梁漱溟全集（第7卷）[C].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5.131.

[2]贺麟.当代中国哲学[M].胜利出版公司，1945.12.

[3]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A].梁漱溟全集（第3卷）[C].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5.

[4]梁漱溟.人心与人生[A].梁漱溟全集（第 3卷）[C].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5.

[5]梁漱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A].梁漱溟全集（第1卷）[C].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5.

[6]梁漱溟，[美]艾恺.这个世界会好吗：梁漱溟晚年口述[M].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06.125.

[7]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A].三松堂全集（第6卷）[C].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2001.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