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 霁

（深圳大学文学院，广东 深圳 518060）

从资本主义兴起到世界进入全球化，科技、交通和通讯行业的迅猛发展，使得人们的生活方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特别是近年来互联网的崛起，原有的人际交往模式完全被打破，人类又进入了一个新的转型期。生产工具的变革，生活方式的改变，带来了人类精神层面的巨大变迁，这在“人学”即文学里，体现得相当明显。号称世界文学最高权威的诺贝尔文学奖，尽管一直以来人们对其客观性有着诸种非议，但并不影响它依然是世界公认的权威文学奖项。考查百年诺贝尔文学奖的历程，无异于审视人类一个多世纪以来文学的走向乃至文化的变迁。在这其中，可以发现，20世纪后半叶逐渐开始走向世界文学舞台的流散文学，自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便与诺贝尔文学奖的名字联系在一起，随着政治、经济、文化等因素的发展，二者的关系越来越紧密，特别是近十几年来，诺奖的领奖台更几乎成了流散文学作家频频折桂之处，“流散”这一本来具有边缘意味的词汇，在严肃文学的经典诺贝尔文学奖这里，几乎成了中心关键词之一。考查流散文学在诺奖的舞台上从开始至今的历程，可以窥见流散文学在世界文学舞台上地位的变化，它是怎样一步步从边缘提升到中心？代表了怎样的一种文化乃至政治走向？诺贝尔文学奖的“理想主义”原则有了什么样的新诠释？这代表着世界文学发展进程中产生了哪些变化——这些是本文所试图解决的问题。

一、流散现象与流散文学

流散（Diaspora）这一词语在20世纪后半叶，特别是进入到21世纪之后，可以说“润物细无声”地成为了全球文化的热门词汇。考查这个词，最早应来自于古犹太人被迫离开巴勒斯坦地区而散居在世界各地的历史史实，它往往与流亡和迁徙紧密相连。人们发现，在世界其他民族中，也都有一些类似于犹太人流散的现象出现，如阿拉伯人、非洲人、印度人、墨西哥人、华人等，因此有了一些特定的如“非洲人流散”(African Diaspora)、“华人流散”(Chinese Diaspora)等专门的流散论题研究[1]。近年来，在全世界范围内，对流散人群、流散现象的研究日渐引人关注，主要原因是：第一，19世纪资本主义经历了急剧上升期后，资本的迅速扩张使得人群也随着资本的流动而在全世界加速了流动，资本到哪里，哪里便产生了流散现象和流散者；第二，20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打乱了民族原有的格局，带来的移民潮汹涌澎湃，几乎遍布世界各大洲，移民带来诸多问题，其中文化的问题是重中之重；第三，进入到21世纪，科技的迅猛发展带动了政治经济的进步，整个世界的联系越发紧密，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趋势非常明显。随着世界统一市场的形成和全球交往的日益增加，人口之间自发的流动和通婚也越发频繁，相对于以往来说，单一民族的壁垒越来越被松动，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接触异文化并在异文化中生存；第四，随着后殖民批评和战后新殖民批评等理论的崛起，少数族裔和非主流的文学、文化越来越引起世界性的关注，这势必波及到流散者和流散现象。综上，流散现象已经成为当今世界非常普遍而值得重视的问题，尽管在不同的政治、历史条件下形成的流散，从条件、原因、呈现的样貌等等都不尽相同，但是从人类作为群居生物的总体性质来看，总有其内在深层次的规则可言，研究流散现象和因此产生的流散文化，对于研究人类这一整体的内在精神、文化走向都具有重要意义。

不管是因战乱、灾荒、政变而被迫进行的种群流亡，还是因个体的种种原因有意识地向异域移民，流散者都面临着一个共同的问题：与其生长的母体文化进行脐带的割裂，从而进入到完全陌生的另一个文化和生活环境中去，从生活习惯、语言、情感到宗教信仰等都面临了一个被“抛出”的状态，并且在异质文化里，他们作为少数群体，从对陌生环境的适应到将原有的生长痕迹与其杂糅，不知不觉成为了游移于两者之间的边缘个体。这样的边缘个体对母体依恋却不得不疏离，在异质文化环境中生存并由此引起了一系列文化冲突、身份认同、身份重塑，体现在文学上就是大量流散文学的出现和繁荣。

关于流散文学的定义，实际上目前为止很难有一个准确的概念，学界的说法不尽相同，对其范围的界定也不够清晰。但可以取得共识的一点是：它是伴随着流散现象而来，体现了流散文化，表现了流散者的生活境况、心理、处境乃至自我认同的一种文学样式。如果说最早带有流散特质的文学可以追溯到希伯来《圣经》的话，其后漫长的中世纪里，这类文学主题并不普遍，直到18世纪和19世纪之交，法国大革命爆发之后，各国也纷纷开始动荡不安，在腥风血雨之际，文人们往往要逃出国外才能继续从事文学创作，19世纪的流亡文学就此诞生。这一时期著名的逃亡者如夏多布里昂、斯塔尔夫人、屠格涅夫等都创作了丰富的文学作品，地处异域的他们将本民族与异国的文学相结合，创作和自己以往在本土时有了一些不同。除了民族文学的融合，流散者的身份为他们的作品带来了沧桑凝重、孤独游移之感。苦难本来就是滋生文学的土壤，无家可归或有家不能归的流浪，流散在异乡的种种情愫，大大拓宽了流散作家的视野，加深了他们创作的底蕴，使19世纪的文学风格得以开拓。这一时期的流散者并没有和殖民的行为连接在一起，但要承认的一点是，白种人在欧洲内部的流散，毕竟在大范围内没有走出原有的欧洲文化圈，感受并不像后来的跨洲际、跨种族的流散者那么强烈。

到了20世纪，两次世界大战使得流散现象增多，一批批种族/文化身份难以界定的人群不断出现，和以往传统经典文学所塑造的人物不同的是，这批同时拥有多种种族/文化身份的人群，很难用传统的概念来解释，也难以用传统的文学表现手法来表现其特异的生存境遇和精神世界。特别是当这批“身份不定”的人们从原来的家乡出发，流动到异域，当他们发出自己的声音，进入到全球化的视野之中时，人们惊讶地发现，传统的价值体系和思维模式在他们那里似乎难以概括形容其生存状态，民族、阶级、种族和性别的身份认同在这些流散者这里都成为难题。流散族裔的文学书写以不可忽视的态势登上了文学舞台，日渐多样化，他们对新世界的渴望与抗拒，对自身民族和文化身份的认同，在居住地文化与传统文化之间的困惑与迷惘，对故国家园的回忆与梦想以及痛恨等等，都成为流散文学的重要主题,并取得了极大的成就。其中，衡量这些成就的一个重要标尺便是诺贝尔文学奖。

二、诺贝尔文学奖的样本意义

毫无疑问，当今世界最有公信力、知名度和权威度的文学奖项是瑞典皇家学院依照炸药大王诺贝尔先生的遗嘱颁发的诺贝尔文学奖，几乎世界各国的作家都以能获得这最高的文学奖项为荣。每年10月，全世界的目光都集聚在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一个新的获奖作家总会立即引发全世界的关注，其所有作品马上会被翻出来，大量阅读、分析。之所以有这样的情况，除了高额的奖金和荣誉外，一个更重要的原因是，从1901年诺贝尔文学奖首次颁发开始，作为公认的世界最高文学奖项，大量优秀的诺奖获奖作家取得的成就辉煌灿烂，可以说在一定程度上也代表了世界文学的最高成就，他们的作品本身也构成了文学史的一种框架。其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人类文学乃至文化在这一个多世纪以来的境况和走向——这就意味着它不单是一个文学现象，而是已成为能够反应世界文化的一个重要样本。

纵观百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奖的作家作品，可以发现一个明显的趋势，那就是：诺奖的思路越来越开放，视野越来越开阔，所关注的主题也日渐复杂多样，它的触角越伸越长，覆盖的人群也越来越广阔，总体上呈多元化态势发展。特别是20世纪后半叶，两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诺奖发生了最强烈的变化：越来越多欧美以外的作家能够走进诺奖评委的视野，各种文学流派竞相登上领奖台，“女性”、“有色人种”、“少数族裔”、“流亡者”……这些本来非常边缘的词语，近年来更是频繁出现在诺贝尔文学奖的官方语言中。而其中一个特别值得关注的现象是：流散者的文学创作从过去的偶尔登堂入室，到数度折桂，再到今天的备受瞩目，以至于文学评论家陈迈平甚至说：“近年来，瑞典文学院对所谓第三世界国家文学或者所谓边缘文学的注重是有目共睹的，欧美作家已经越来越难以问津诺贝尔文学奖了。”[2]这种说法当然有些夸张，目的是极言诺奖近些年来对边缘文学和流散文学的重视。考查百年诺奖，流散文学从边界和边缘向中心逐渐提升的现象，无疑对全球的文化状态乃至政治格局都是一次巡礼，作为严肃文学标尺的诺贝尔文学奖对长期处于流放境况的流散文学的青睐有加，无论是从单纯的文学流派意义上，还是从这一人群代表的政治及文化含义上，都是非常有意义的。其实，一个代表了世界严肃文学主流最高水准的文学奖项，和原本处于这世界边缘地位的流散人群中发生的文学现象相联系，本身就是一个非常有意思且有意义的文化事件。

三、诺奖的趋势：从西方中心主义到多元与流散

在当年诺贝尔先生的遗嘱里，有关诺贝尔文学奖的部分是：“此奖不论国籍，只要完全具备资格，无论是否是斯堪的纳维亚人，但求对全人类有伟大贡献，具有理想主义倾向的杰出文学作品和最杰出、仍健在的作家。”其中最关键的词便是“理想主义”，一个多世纪以来，瑞典文学院在评选该奖项时，严格按照诺贝尔遗嘱里的“理想主义”标准去甄选优秀作家作品。而这个词恰恰是非常难以界定和统一的。究竟是否有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对“理想主义”的普遍认同？理想主义的内涵到底是道德的还是审美的？是面向历史的还是未来的？是什么人的理想……这些问题都困扰着评委们。20世纪最初的20年里，早期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大多都是那些符合主流道德倾向和主流思想观念的作家，如果不能符合其要求，即使列夫·托尔斯泰这样世界级的大文豪也被诺奖拒之门外①。但早在1905年，诺贝尔文学奖就颁给了出生在印度的英国作家鲁德亚德·吉卜林，他的代表作《基姆》描写了一个生活在印度的孤儿作为爱尔兰士兵，跟随一个西藏喇嘛去寻求圣河的故事，大抵可以看做诺贝尔文学奖最早将目光投向流散者的先例。

20世纪30年代，评委会的立场开始发生一些微妙的转变，开始接受一些带有通俗性色彩的文学，“理想主义”的原则向大众的立场发生倾斜。这一阶段，有一个颇受争议的获奖者，那就是美国的赛珍珠（1938），赛珍珠的创作完全是以她童年和少年时代在中国的经历为原型，使她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理由也是“对中国农民生活的丰富和真正史诗气概的描述”。作为一个西方人，一方面，赛珍珠对中国的描绘将中国文化介绍给了世界；另一方面，她的创作也受到了中国文化和文学风格的很大影响。她的获奖，很显然说明诺贝尔文学奖开始重视倾听那些流散到“外面的世界”中去的作家的声音，并且开始对第三世界的文化生活感兴趣。20世纪40～50年代，世界经历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欧洲文化和世界文学都进入到一个探索期，诺奖的“理想主义”更加倾向于文学本身的内在探索和对人性的挖掘。战后世界格局重新调整，政治冲突、冷战、对抗使一批作家再次走上逃亡流散之路，20世纪70年代获奖的索尔仁尼琴（1970）和聂鲁达（1971）是其中的代表。特别是在聂鲁达的诗歌里，表达了流散者对故土的深深依恋和流亡的痛苦，后半生他一直生活在欧洲，从他的诗歌里可以看到，被迫流亡的流散者对故土难舍难分，这种血肉分隔的切肤之痛催生了大量饱含情感的诗歌，作为流散者，聂鲁达带来的拉丁美洲文化强有力地冲击了整个欧洲，并使诺奖评委会乃至全世界都把目光投向了他的故国。这一时期，1976年和1978年的诺贝尔文学奖还分别颁给了两位表现犹太人生活的犹太作家索尔·贝娄和巴尔维斯·辛格，作为世界上流散历史最悠久的民族，大量犹太人始终在异乡讨生活，贝娄和辛格的作品分别描写了犹太人作为少数族裔和流散人群在美国和波兰的生活，作为流散文学中的一部分，犹太文学再度受人关注。

到了20世纪90年代，流散文学可以说在诺奖这块领域发生了大爆炸，首先是黑人文学开始加入诺贝尔文学奖的大家族，这一阶段获奖的南非作家纳丁·戈迪默（1991）和美国女作家托尼·莫里森（1993）的作品以黑人的历史、当前境遇、命运和内在精神为关注点，关注了种族隔离和种族歧视政策，凸显了“种族”、“性别”、“殖民”等关键词。与此同时，流散者对自身身份的认同也成了一个重要课题。1992年获奖的德里克·沃尔科特是最能代表流散者身份认同迷茫的一个作家：他来自于西印度群岛，父亲是英国人，母亲是非洲人，祖母和外祖母则都是非洲黑奴的后裔，复杂的混血为他带来了复杂的文化，掌握几种语言的同时，他的文化取向、身份认同也显得暧昧不明。他在自己的诗歌中便这样困惑道：“我，被两种血液所毒害/将转向何方，分裂直至血脉的尽头？”（《星星苹果王国》）这里已经不是此前的流亡者离开故国思乡那样简单，而是面临一种“我是谁”的巨大困惑，而这也恰恰是20世纪末世界文学的一个重大话题，也是后殖民文化批评所侧重探讨的——流散者身份的定位与认同。诺贝尔文学奖没有回避这个重大话题，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一批流散作家登上了诺奖的领奖台。如1990年获奖的墨西哥作家帕斯，他是西班牙与印第安人的后代，他对玛雅文化进行了深入的考查和钻研，探讨墨西哥人混血文化的特点和形成过程。同时，他长期担任外交官，出任过多个国家的大使，又曾经在美国和欧洲的高校执教，这样一个复杂而多元文化背景的身份，使他对不同民族的历史文化都有着独特的见解，能够融会贯通地加以表达，这体现在他的诗集《回归》中。瑞典文学院给他的颁奖词是：“十分成功地将几种文化结合在一起”，我们看到，流散者不仅有对自己身份认同的迷茫，同时还可以有意识地将几种文化融合杂糅，从而形成一种新的文学风格贡献给世界。

当21世纪的脚步来临时，“诺贝尔家族”对于流散者已经不再陌生，2000年，新世纪的第一个诺贝尔文学奖颁发给了法籍华裔作家高行健，此后，印度裔英国作家奈保尔（2001）、旅居澳大利亚的南非荷兰裔作家库切（2003）、德籍罗马尼亚裔的作家赫塔·米勒（2009）都是典型的流散者，其中，奈保尔和库切关注的是后殖民的重建问题，作为出生在特立尼达，在英国接受教育并加入英国国籍的印度后裔奈保尔对流散者身份的认同异常敏感，他曾经到印度去寻找梦想中的家园，然而印度落后和黑暗的社会现实让他非常拒绝和排斥，于是，矛盾产生了，分裂也出现了。奈保尔获奖之后的答谢辞，标题就是《两个世界》。奈保尔的情况其实非常具有代表性，用萨义德的话说，“流亡者存在于一种中间状态，既非完全与新环境合一，也未完全与旧环境分离，而是处于若即若离的困境，一方面怀乡而感伤，一方面又是巧妙的模仿者或秘密的流浪人。”[3]很多流散者都和奈保尔一样，处于一种夹缝的状态里，赫塔·米勒逃离了极权统治下的罗马尼亚后，在《单腿旅行》中就写出了这份无可皈依感：罗马尼亚的德裔移民伊蕾妮费尽力气移民到了德国，却发现她根本无法融入西柏林的资本主义社会中去。不只是在罗马尼亚，在柏林，她依然是个外来者。这份游离感如此真实，故乡和家乡成为了一个遥不可及的符号，无论走到哪里，他们都成为了流散者。

这个十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居然把一半的奖项颁给了流亡者们——高行健的个体流亡，奈保尔的殖民主义历史背景下被奴役者的流亡，凯尔泰斯的民族的流亡，库切的殖民者的流亡，塔米勒的极权政治和异质文化双重的流亡。至此，我们可以看到，诺奖对于流散文学越来越给予特殊的关注，甚至可以说，流散文学已经成为当下世界文学发展潮流的主流之一，这也是与世界范围内的跨文化文学交流与研究的整体趋势相关的。再进一步说，诺贝尔文学奖对于人类个体命运和灵魂的关注延伸到了边缘人群和流散者群体中，这意味着诺贝尔文学奖的“理想主义”标准在当今时代的新含义：每个个体的被重视和“获救”，才是最高意义上的人道主义精神的体现。这种对人类个体的充分的爱与关注，恐怕也应该是诺贝尔先生当初设立这个奖项的初衷。那么，诺贝尔文学奖从西方中心主义走到今天的多元化，流散文学成为世界文学的主流之一，就不难理解了。

四、流散文学：从流散到“中心”

诺贝尔文学奖从高高居于庙堂之上，维护西方主流道德文化的形象，到开始关注流散人群这一边缘个体，再到接纳流散作家的创作，最后到将流散写作纳入自己的主流文学之中，大约经历了一个世纪。这一个世纪恰好也是世界政治、经济、文化格局发生剧烈变化和重组的时期，流散文学记录并反映了由于这些剧变、重组所带来的流散者的生存状态以及精神面貌。随着全球化的日益加深，主动离开故土而寻求生命延展的流散者会越来越多，多元化的文化格局日趋明显，文化的交流与融合已成为必然趋势。流散文学此刻已经不再是边缘的文学潮流，而是统一在多元化和带有世界主义倾向的文学潮流中。

其间，除了流散者本身的写作具有极高的文学水平之外，不能不说，流散文学和文化能够从边缘走入西方高等学府、研究机构，以至于数次夺得诺贝尔文学奖这样的世界级文学大奖，与一些从事后殖民和流散文化研究的学者的努力不无关系。爱德华·赛义德、霍米·巴巴、阿里夫·德里克等少数族裔的知识分子，以自身的亲身流散经历来关注流散现象及流散写作，并通过分析一些流散作家的文学文本介入了对流散写作的考察和研究。这使得流散文学和流散文化在西方乃至世界范围内得以引起更大的关注并取得了一系列成就。

值得注意的是，并不是所有流亡作家的流亡创作都会成为经典，如1933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蒲宁，在离开俄罗斯的土地之后，就像希腊神话里的提坦离开了大地母亲一样，不再拥有神勇的力量，他的两百多部流亡作品几乎都成为平庸之作。流散文学作为一种新兴的文学样式，无论运用什么文学批评理论和方法对其进行怎样的阐释，从中分析、提取出怎样的文化和政治经验，从根本上说，不能忘却它作为文学的本质：必须具有高超的语言水平和感动人心的文学力量——这也是时下对流散文学的研究所最应注意的。

注：

①1901年第一届诺贝尔文学奖评奖前，得奖呼声最高的是公认文学成就最大的列夫·托尔斯泰，但是，瑞典文学院认为他“公然批评《圣经》”，属亵渎宗教，不符合主流社会的道德标准，因而把当年的诺贝尔文学奖授予了法国的普吕多姆。

[1]刘洪一.流散文学与比较文学：机理及联接[J].中国比较文学，2002，（6）.

[2]刘再复.百年诺贝尔文学奖和中国作家的缺席[J].北京文学，1999，（8）.

[3]萨义德.知识分子论[M].北京：三联书店，2002.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