尾崎秀实的中国研究和中国认识

2012-08-15徐静波

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12年6期

徐静波

（复旦大学日本研究中心，上海 200433）

提及尾崎秀实（1901—1944），人们往往会联想到佐尔格间谍案。但这不是他形象的全部，甚至不是他经历的主要方面。其实，他更值得人们记取的，或者说他一生中更有价值的，是他的中国研究。他生前出版了《处于暴风雨中的支那——转换期支那的外交、政治、经济》（1937年），《从国际关系中看到的支那》（1937年），《现代支那批判》（1938年），《现代支那论》（1939年），《最近日支关系史》（1940年），《支那社会经济论》①（1940年）等6本专著和无数的论文。在二战结束前日本的中国研究中，他的研究方法和研究视角可谓独树一帜，更由于他共产主义的内质和近卫内阁参议、满铁调查部特别研究员②的公开身份，加之战争时期日本国内严厉的舆论管制，使得他有关中国的论述往往显得云遮雾罩，真伪难辨。但当年他之所以能负有中国问题评论家的声誉，并受到了日本朝野的广泛注目，自有他内在的缘由。本文试图从如下3个方面入手，对尾崎的中国研究进行评述，并进而探讨昭和初期日本人对中国的认识。

一、尾崎秀实中国研究的缘起

尾崎1901年4月出生于东京，他日后之所以对中国问题抱有强烈的关切，应该与三个因素有关。一是他自幼自父亲以及学校教育中那里获得的中国文史学养；二是他在台湾度过的青少年时代；三是他在大学期间开始关注社会政治问题，并进而为如火如荼的中国革命运动所吸引，通过对马克思主义著作的阅读逐渐建立起了辩证唯物论的观念和共产主义的信仰。

尾崎父亲秀太郎是一个汉学修养深湛的文人，尾崎出生的那年10月，他前往已被日本占领的台湾担任《台湾日日新报》的汉文部主笔，不久尾崎也随母亲迁徙至台湾。尾崎回忆说，孩童时父亲经常会向他们讲些中国的文史故事，潜移默化中对中国产生了兴味[1]（P133）。此外，明治末期和大正前期，日本的学校教育中汉诗文的内容也占有一定的篇幅，尾崎曾在狱中家信中默记了一段中学时所学的《长恨歌》[1]（P149）。他在狱中告诫自己的女儿说：“汉文是我们家的学艺，但是真正要理解（古代）汉文，还非得学（现代）汉语不可。像诗和词的美丽，如果不懂得音韵，毕竟还是难以体会的。中文很讲究音韵。”[1]（P126-127）由此可知，由于家学和学校教育两个因素，他在青少年时代已有了比较良好的中国文史学养。

尾崎在出生后不久直到1919年台北中学毕业，在台湾总共生活了18年。在日本本土之外的海外度过完整的少年时代，这在日本的中国研究家中是极为鲜见的。虽然台北学制和教学内容与日本本土大致无异，而生活的环境毕竟是中国人集聚的台湾，班里也有相当的本地学生。少年时期，有一个经历对他刺激比较大，也酿成了影响他日后人生进路的一个重要因素。这就是因国家的权力而造成的民族间的不平等。他在被捕入狱后，上呈给司法机关的《申述书》中有如下的文字：

“在我整个少年期只有一点与一般（日本）人相异的经历。由于台湾的地理政治特点，我经常会接触到台湾人（支那血统的人），既有孩童之间的吵架，也有在日常生活中以具体的形态表现出来而让我直接感受到的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的各种关系。这是一直以来唤起我对民族问题异常关切的起因，似乎也成了我对支那问题理解的一个契机……旧时代在殖民地的日本人大都比较飞扬跋扈。对待台湾人相当的趾高气扬。我从孩童的的同情心和人道主义出发，对这些现象觉得很反感。”[2]（P293）

这其中的一件亲身经历，就是对中国历史熟稔、性情温厚的父亲，有一次竟然也对要求追加车资的当地洋车夫挥杖驱赶，以致尾崎因此与父亲发生了顶撞。

1917年，尾崎参加了中学组织的中国旅行，到香港和广东等地走了一圈，那年他16岁。他高等学校以来的同窗、他生平关系最为密切的知己和同志松本慎一在评价他在台湾度过的岁月对其人生的意义时说：“他自幼年时代起就对中国民族抱有特别的感情。在台湾他是在汉族之中度过青年时代的。在一衣带水的对岸，横亘着正在发生革命的中国。在中学的修学旅行时，他前往支那大陆，也走访了香港。作为汉学家的他的父亲，对少年尾崎叙说了很多中国民族的伟大。他日后成为著名的中国问题评论家的基本素养，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培育起来的。”③

1919年3月，尾崎自台北中学毕业回到东京，在培养精英的第一高等学校毕业后，于1922年考入东京帝国大学法学部德国法学科学习，翌年4月转入政治学科。据尾崎自述，1923年“对我而言是人生发生了重大转机的一年”[2]（P294）。这一年，成立不久的日本共产党遭到了第一次大逮捕，关东大地震后发生了迫害朝鲜人的事件，“这使我痛切感受到了民族问题的严重性及与政治之间的复杂关联……以这一年为转机，我开始了对社会问题的认真研究。”[2]（P294-295）

此后，他阅读了德文版的《共产党宣言》和其他左翼文献。1925年大学毕业后留在了研究生院，攻读劳动法专业，同时参加了大学内布哈林《历史唯物论》的研究会，阅读了马克思的《资本论》、列宁的《国家与革命》和《帝国主义论》。入狱以后他在回答检察官的讯问时说：“我的思想从人道主义转到了共产主义上来，大正十四年（1925年）的时候起，我开始信奉共产主义。”[3]（P67）

1926年5月，他考入了《东京朝日新闻》，翌年10月底又转入他所期望的《大阪朝日新闻》的支那部。这一时期，尾崎读到了法兰克福学派的德国社会学家维特福格尔（K.A.Wittfogel）的著作《正在觉醒的中国》。这部叙述和分析中国社会问题的著作正式激起了他对中国问题的强烈关注，自己的兴趣点也逐渐转到了革命运动风起云涌的邻国——中国上来了。他试图从与中国的关联中来把握日本的命运。这也是他转入支那部的主要动因。他参加了设在大原社会问题研究所内的“中国革命研究会”，探讨中国革命问题，并将探讨的成果汇集为《支那革命与世界的明天》一书出版。

1928年11月底，他终于获得了被报社派往上海担任特派记者的机会。他后来在狱中撰写的《申述书》中这样写道：

“我在这一年（1928年）的11月底，被朝日新闻派往我多年来所向往的中国担任特派记者，我满怀着激情踏上了前往上海的航程。支那问题对我而言，自我在台湾成长以来就一直与我紧紧连接，无法切断。尤其是1925年以来的所谓大革命时代，重大的事件接连发生，激起了我浓厚的兴趣。从左翼的视角来把握支那问题，这一点深深地吸引了我。对我而言，不是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激起了我对支那问题的兴趣，而是相反，是支那问题的现实展开加深了我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关注。”[2]（P296）

国共决裂之后的1928年前后的上海，则是各种思潮和力量互相交织、冲突、较量的大漩涡。对于试图在民族运动中寻求东亚新路的尾崎，上海确实是他考察中国的绝好的政治舞台。

他通过自学和请人教授，对中文达到了阅读自如的水平，阅读当地的各种报纸，成了他每天的必修课。他通过陶晶孙和内山书店等的媒介，与上海的左翼文化运动和中共地下党人发生了密切的关系，并实际参与了相关的活动，以笔名在左联刊物上发表了多篇文章。经史沫特莱的介绍，他又认识了由苏联派至上海的佐尔格，成了红色谍报活动的一员。在上海的三年多生涯中，“我以上海为中心足迹踏遍了中国的南北中各个地方……在中国各地我有许多日本和中国的朋友。”[1]（P158）这三年多在上海的体验和考察，奠定了他观察和研究中国的基本视点。日后他在狱中回顾说：

“与在上海的时期相关联，在我后来的思想立场上产生了这样几个特征。第一，支那正处于半封建的地位，因此对于民族解放乃至民族问题一般都持有强烈的关切；第二，我对在支那处于统治地位的英国从各个角度进行了现实的观察，认识到这才是支那、不仅是支那还是全世界被压迫民族最大的公敌。”[2]（P296）

野村浩一教授这样评价这三年多上海生涯对尾崎的意义：

“在设定这样的问题时，作为决定性的原初体验而登场的，无疑是三年多的上海生活……就尾崎而言，他从上海体验中所获得的基于感性的认识，不仅在此之后也一贯地持续了下去，而且还将其设定为他预测中国动向的时候、以及在思考日本今后的命运时候的一个基本出发点。他的上海体验，当然是他所固有的。而且，动员了理性和感性的、尾崎在上海建立起来的中国认识，也更加是他所固有的了。不过，他通过了这样的认识，确实是窥见到了‘现代支那的真面目’，或者再进一步而言，还窥见到了二十世纪亚洲本身的秘密吧。”[4]

1932年2月他被报社召回日本，开始在报上陆续发表有关中国的评论。这一时期他写的评论主要是中国红军和苏区的动向分析，诸如《支那共产军的问题》、《共产军的西南移动和今后的支那政局》等，引起了各界的注意。1936年12月，西安事变爆发，尾崎根据他对中国国情及国共两党错综复杂关系的了解，立即撰写了一篇《张学良政变的意义》，发表在翌年1月号的甚有影响的《中央公论》上，以其分析的鞭辟入里和对事变结果预测的准确性，奠定了他中国问题研究家的权威地位，并因此在具有近卫文磨智库性质的“昭和研究会”内的“支那问题研究部会”中担任负责人，日后又被聘为近卫内阁的参议，成了该内阁的中国问题顾问。第一次近卫内阁下台后，他从1939年6月被满洲铁道株式会社调查部聘为特约研究员，供职于东京支社的调查室。在此期间，他多次去中国的东北、华北以及华南等地作考察旅行，陆续出版了前文所述的6部有关中国的研究著作，此前翻译出版了史沫特莱的自传体作品《大地的女儿》和《中国的命运》，发表了上百篇有关中国的评论，成了“九一八”事变以后日本最著名的中国问题研究家之一。1941年10月，因佐尔格间谍案被捕入狱，1944年11月被处以绞刑。

二、尾崎秀实中国研究的方法和视角

近代日本的中国研究（本文不包含偏重文史的学术研究），可以追溯到1862年随“千岁丸”来上海航行的高杉晋作等一批随员的札记，此后陆续有日本人登陆中国，留下了一批旅行游记和日志。此后，出于日本本身的利益，对中国的关注度日益升温，1883年问世的《支那总说》（金子东山著）也许是近代最早的一部论述中国的综合性著作，其后的《禹域通纂》（井上陈政著，1888年出版）和《清国通商综览》（上海日清贸易研究所编纂，1892年出版）都堪称明治中期问世的卷帙浩繁的综合性大著，但其内容多为历史与现状的介绍，信息量丰富而分析研究不足。由参谋本部派往中国做调查的荒尾精（1859—1896）回国后所撰写的的《复命书》、《对清意见》等包含了比较中肯的时局分析，但更多的具有建言的色彩。1914年付梓的内藤湖南（1866—1934）的《支那论》（1924年刊行的《新支那论》可视为其续篇）是出自学者和研究家之笔的大正时期的中国研究代表作，稍后的1916年问世的山路爱山（1864—1917）的《支那论》（在更早的1907年他已出版了《支那思想史·日汉文明异同论》）在当时也颇有影响，同一年由教育学术研究会编集出版的论文集《支那研究》汇聚了当时日本最顶尖的中国研究家的成果。在满铁供职的伊藤武雄（1895—1984）出版于1926年的《现代支那社会研究》，则将视线投向了当时中国的经济社会。此外，长期呆在中国北方的橘朴（1881—1945）的中国研究，也具有相当的深度。

但是，尾崎以自己在上海的三年多的实际经历（后来又多次来中国进行较为长期的实地考察）所获得的感知以及他在一定程度上所掌握的现代科学研究方法（包括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他对日本既存的绝大部分的中国研究是颇为不满的：

“在日本并不是不存在支那研究。不如说更令人担忧的是所谓的支那通太过泛滥。也许是由于支那的庞大和卑近以及它的复杂性和研究着眼点的困难性，较少能够唤起一般人的真率的研究兴趣，而只是成了特殊的一部分研究家的研究对象。于是这些少数的研究家就按照各自的想法和角度分别进入到支那这一巨体之中，得出了各自不同的结论。其结果一方面显示了一般人对支那惊人的无知和冷漠，另一方面也造成了各不相同的支那观和有关支那的断片性知识的无数的堆积。这些支那观总体上可称之为‘东洋式’的史观。而且这些东洋史观成了今天日本指导大陆政策的重要的原动力的一部分。现在成为问题的正是支那研究中科学方法的缺位，支那论中方法论的缺乏。”[5]（P1）

尾崎认为，日本既往的中国研究太注重过去的历史，太凭借昔日的文献，“关于支那古典的汉文，日本人自少年时代以来就有了非常深切的接触，但是通过这些汉文我们所想象和描述的支那社会，跟现代的支那社会之间横亘着巨大的隔阂，差不多可说没有任何的关联……可以说长期以来人们忽视了在古典支那社会和现代支那社会之间架起连接的桥梁这一重要的努力。”[6]（P3）他自己决心要改变这一现状，着重从政治结构和经济关系的视角来探讨今日的中国。他表示：“笔者在过去的数十年来一直专心于支那问题，对我国原本的支那研究的方法心存疑问，自己对近年来支那的现实采取了客观的、并且尽可能是科学的研究方法。”[7]

首先，与既往的日本中国研究家最大的一个差别是，尾崎认识到了近代以来的中国社会所包含的“半殖民地性”和“半封建性”这两个基本特质；其次，基于这样的视角，他敏锐地察觉或捕捉到了“支那的民族解放运动的新浪潮正在迅速地高涨”这一几乎为所有的日本中国研究家所忽略的具有根本意义的现象，“这一情势应该激发起这一时代的我们对于支那的异常的关切和兴趣。而且我们都感觉到作为把握和理解支那的尺度，陈旧的支那研究方法几乎已经不起作用了。这是我此后在支那逗留的数年中亲身观察体验了支那的现实之后所越发痛切体会到的。”他表示：“促使我竭力避免陷入观念性的公式化的理论的窠臼，为切实把握支那真正的面目而不断做出努力的，是源自我这样的信念，即支那的民众初看起来似乎是在盲目地苟苟营生，但实际上他们却以惊人的毅力扎根在这片土地上顽强地生存着，我的目光绝不会离开他们。”[5]（P3-4）

关于这一边科学方法的基本内涵，尾崎自己并未做出概括性的说明，不过我们仍然可以从他的一些表述中来理解他研究方法的若干基本要点：“日支关系的根本的理解，必须将其重点放在对其经济、社会诸关系的阐明上。”“我们在弄清日支关系的时候，也必须排除观念性的方法，而运用与经济、社会相关的具体的方法。”[5]（P62）“从触及社会的本质上来理解现代支那……对支那社会作出整体上的综合性的把握。”[6]（P5）他在对既往的中国研究只停留于对浮出的冰山的观察提出了严厉的批评之后表示：“以笔者之见，把握与支那利害相关的复杂的国际关系，洞察支那民族运动的动向，是探究横亘在这表面之下的两个重大问题的方法。”[5]（P159）

他的传记作者、也是他胞弟的尾崎秀树在评论他的中国研究时说：“尾崎秀实的中国认识的特色在于科学性、综合性的同时，也是动态性的……尾崎在对中国的历史和社会的各种状况进行客观把握的同时，还结合国际政局的动向将其真相凸显出来，论说了其与日本的关联，这是贯穿于尾崎中国研究始终的视角。”[8]这段话概括地揭示了尾崎秀实中国研究的特性。

三、尾崎秀实对近代中国社会以及日中关系的基本认识

（一）对中国近代社会基本特性的认识

依据上述的研究方法并根据他自己的研究视角，尾崎认为，要研究和理解今日的中国，首先要抓住现代中国社会的特质，这一特质可以“归结为支那社会的所谓半封建性事实与半殖民地性事实”这两个基本特性上[6]（P7-8），“封建的性质极大地残留在支那的社会中，而且在现代支那社会中仍然起着相当大的作用……在尚未达到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之前的社会中所遗留的各种各样的性质，都可概括在半封建性这一词语中。”[6]（P8）“而半殖民地性这一词语……则意味着列国的殖民地性质的影响力在支那社会中已经占有了相当大的比率……在同时提到半殖民地性和半封建性的时候必须注意的一点是，这两个性质未必是完全均衡地存在着的，比如说，有的时候是封建的性质占支配地位的，有的时候是半殖民地性显得更为突出。此外，这两个特征是处于一种相互助长的关系之中。”[6]（P10-11）

当然，对20世纪以来中国社会性质的这一判断，并非尾崎的首创，在1920年7月共产国际第二次大会上列宁有关民族和殖民地问题的报告中出现了相关的论述，不过表达并非很明确，以后通过共产国际二大的文件和对中共的指示中，逐渐将这些观念传递到了中共甚至开始与中共联手的国民党领导层中，但这些观念在苏联的领导层其实也未得到彻底的厘清，以致后来导致了斯大林和托洛斯基在这一问题上的论争，直至1928年2月通过的《共产国际关于中国革命的决议案》，才大致明确了中国社会的基本性质是半殖民地和半封建，但依然带有一定的偏颇性。与此同时，在中共领导层和中国的政治经济学界，也开展了中国社会性质的讨论，较早规定中国社会为半殖民地性与半封建性的，是王学文等。1938年前后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等一系列的论述中，非常明确地规定了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和半封建性质，由此统一了中共对于中国社会性质的认识④。

尾崎的上述有关中国社会性质的认识有可能是出自他自己的研究结果，但也有可能受到中共早期理论家的影响。在上海期间，尾崎曾与中共党员王学文（1895—1985）有过较为深入的交往。王学文早年曾在日本留学15年，毕业于京都帝国大学经济学部，是《资本论》研究家京大教授河上肇的弟子，1928年回国后在上海加入左联，并担任在上海发起成立的社会科学研究会的党团书记，抗战时期在延安担任中共中央马列学院副院长。王学文具有深厚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修养，可谓是在中国思想界最早提出当前中国社会的性质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这一论述的理论家之一。当时在上海东亚同文学书院内成立了一个具有左翼倾向的“中国问题研究会”，王学文是主要的理论指导员，尾崎也曾被邀请去进行指导和讨论，尾崎似乎也曾受王学文的邀请去中共江苏省委参加关于中国社会性质的讨论。此外，同一时期在上海《新思潮》杂志上展开的对于中国社会性质的讨论（王学文等是主要的讨论者）应该也会引起尾崎的极大关注，尾崎对中国社会性质的思考，很可能起始于这一时期。后来，他沉心于中国社会问题的研究，阅读了大量中文、英文、德文和日文的文献，尤其是各种经济统计，又实地踏访了中国许多地方，经过自己的思考，最后确定了这样的认识。几乎可以断定，在尾崎之前，应该还没有一个日本研究者如此明确地指出现代中国是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

所谓半封建半殖民地，按笔者现在的理解，就是中国在西力东渐的背景下自前近代的农业社会向近现代的工商业社会转移的非常时期。半封建，就是中国仍然非常沉重地背负着数千年来的历史因袭，即以小农经济为主体的经济形态、以宗法血缘制为基体的伦理道德规范、以大一统的皇权为主要形式的政治制度依然在相当程度上支配着整个中国，尽管它正在渐趋瓦解。而鸦片战争之后的西方近代资本主义则以前所未有的汹涌的势头冲击着中国既有的政治经济甚至是道德伦理的架构，各国列强纷纷在自南向北的东部地区登陆，在通过用武力划定的自己的势力范围内引入近代资本主义的因素。与近代日本不同，这种试图将中国自前近代的农业社会强行转变成近现代工商业社会的主导者，在前期主要是西方人，而他们采用的手段主要是凭借武力的帝国主义方式，这就从一开始就注定了这种转变主要是外发性的，而且带有强烈的不平等、即殖民地的性质。于是就出现了在西方势力比较强劲的沿海尤其是港口都市地区呈现出一定程度的近现代社会的新面貌，而在广大的乡村地区，前近代的因素依然顽强地占有着优势地位，而且这两种元素是互为交错、互为消长的。到了1920—30年代，受过现代政治经济学训练的知识人，应该可以洞察到或部分地洞察到中国社会的这一基本特性了。

而在日本的中国研究家中，较早地捕捉到中国社会这两个基本特性的，尾崎秀实是一个主要的代表。尾崎确实是从近代经济学、尤其是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原理来把握中国社会性质的。他指出：“支那社会特性的第一点，即支那的半封建性质，更准确地说，是资本主义阶段以前的诸性质最多的体现于农村关系、农村生产关系之中。”[6]（P17）在社会形态上具体还可表现为以宗法制为基体的父权家长制构造，而割据在地方上的军阀就是封建势力的代表。至于其半殖民地的特性，则是由于列强的势力所造成的。

（二）对民族运动这一近代中国社会最重要动向的捕捉

当尾崎将近现代中国社会的性质规定为半殖民地半封建之后，便指出，整个近现代中国的一个最基本的社会动向，就是民族运动，即中华民族（尾崎的理解主要是汉民族）寻求解放和发展的运动。“这一民族运动，或者可以宽泛地称之为民族的动向，根本上来说可谓是现在支那政治中最深刻、最大的问题。”[6]（P164）他进而指出：“近代支那民族主义运动的源泉有两个。其一来自于支那（汉）民族自明灭亡以来两百多年受异民族满族的统治。另一个则是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欧美资本主义各国的重压……近代支那的民族主义运动主要与列强对支那的压迫有关。”[8]（P118-119）尾崎将近代中国的民族运动分为若干阶段。第一阶段自鸦片战争至义和团运动，其基本特点是表现为排外运动的原始的、自然发生的民族解放运动；第二阶段是辛亥革命至五四运动，其特点是启蒙性的民族解放运动，还包含了灭满兴汉的诉求；第三阶段是以五卅事件为中心的反帝的民族解放运动；第四阶段是满洲九一八事变后至今，其主线是抗日救国运动[6]（P180-181）。这样的划分大致勾勒出了近代中国民族运动各个阶段的特性。尾崎认为，日本人对中国的认识偏差，“最重要的一点是未能理解支那民族运动的方向及其执着性。”[9]

对近代以来中国社会的这一发展脉络有如此考察和描述的，在日本人中尾崎差不多是第一人。内藤湖南在1914年的《支那论》和1924年的《新支那论》中也对中国的社会沿革进行了历史的考察，但他始终没有察觉到鸦片战争以后中国社会逐渐出现的巨大的结构转型，几乎也没有注意到在列强压迫之下中国国内所萌生的民族解放运动，他对辛亥革命后创建的共和制表示了极大的怀疑，对五四前后出现的新文化改革运动进行了讽刺和否定，他觉得“排日问题（指以抵制日货为中心的爱国运动——引译者住）并非发自支那国民的爱国心，也不是起于公愤，与袁世凯时期的排日问题一样，完全是煽动的结果”[10]（P225）。北一辉自身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参与了同盟会的革命，与宋教仁等相交颇厚，但实际上他并未认识到这是一场民族解放运动的序曲，更未看清中国社会的基本性质，他的基本政治理想，是具有法西斯内涵的国家社会主义。1935年前后，尾崎能对中国社会做出如此的分析，与他的包含了马克思主义原理的科学研究方法紧密相关。

（三）对近现代中日关系的认识

近代以来所有日本人对中国的研究，其根本的出发点或最终的旨归都是日本本身。尾崎也是如此。在日本的对华战争中占据了绝对的优势、同时却也陷入了深重泥沼的1939年底，尾崎撰写了一部《最近日支关系史》，他从1876年江华岛条约以后日本和中国在朝鲜半岛上的利益冲突开始（其实至少应该自1874年日本出兵台湾开始），一直写到了日本提出东亚新秩序的当代。这一段的历史在当时应该是很敏感的，文字表述也需要格外当心。但尾崎似乎分寸还拿捏得当，他小心翼翼地避开了有可能刺激当局或民族主义情绪高涨的日本舆论的字眼，更多的，他只是将事实平铺直叙地展开叙述。

对于甲午战争，他的定义是“日清战争是一种为解决日本的经济力量与阻碍其在半岛发展的、在政治军事上处于优势地位的清国之间的矛盾而不得不进行的一场战争。”[8]（P105）然后他详细罗列了在停战条约的谈判上日本提出的要求和最后的结果，稍微有些良知的人都可从这些内容中感觉到帝国主义的逻辑。不过，他最后的结论，还是试图与当时日本人的立场保持一致：“日清一战……体现了远东半殖民地国家之一的日本试图通过与其邻国的战争来摆脱这一状态的一种努力的结果。”[8]（P105）这大致上是一种客观的表述，多少也说出了一些日本发动这一战争的内在动因。北一辉则从日本人的立场出发将其性质表述得更为明晰：“日清战争是日本在天佑之下免于陷入列强分割处境的一场争夺黄种人诸国盟主霸位的奥普战争。”[11]（P502）1915年的日本向袁世凯政府提出的对华二十一条，尾崎在书中做了全文载录，虽未作评论，其蛮横霸道的实质也一目了然了。在一战之后的华盛顿会议上，美英诸国逼迫日本收敛其在中国的霸权和在远东地区的军备扩张，对此日本不得不暗吞苦果。尾崎评论说：“日本上述的失败，不只是屈服于美国的压力，支那民族运动的高涨也是原因之一，在大战中的过分行为导致的不受欢迎恐怕也是原因之一，而最重要的，应该是战后成为世界潮流的国际协调主义和和平主义的压力所产生的作用。”[11]（P118）这样的见解，差不多是战后才可见诸报端的自由主义或左翼的言论了。

与此形成对比的是，内藤湖南则公开主张“支那的革新、亦即要赋予支那社会组织以新的生命”，必须要求得日本的帮助[10]（P277），“最易实行的，是具有革新旧组织经验的日本人，根据其经验将支那的经济组织的基础进行重建，”这是“日本人对支那改革的使命”[10]（P280），因此自甲午战争以来的日本的各种行径，其目的都在于救助中国。这是“支那改造论”的典型言论。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不仅强占了中国的满洲，且步步向南逼近，试图控制中国更多的地盘，尾崎对此委婉地称之为“日本最近大陆政策的异常的推进”[8]（P127），“至少从日本的立场来看，除了解决国内资源的匮乏、市场的狭隘、过剩的人口问题等经济上的各项困难之外，从国防的角度来看也希望建立这样一个经济区域。”[8]（P129）这也就很温和地揭示了日本在中国实行武力扩张的基本目的。这势必遭到民族运动高涨的中国各种力量的不满和反抗，尾崎自己也说得很明白：“反帝国主义运动明确地形成排日乃至抗日的形态，乃是1931年9月的满洲事变、尤其是1932年2月的上海事变以来的情形。”[8]（P131）

对于日本对华扩张政策的实质，尾崎进行了这样的分析：“日本的大陆政策，在世界资本主义的发展阶段中已处于落后的地位，而且不得不与诸列强为伍，因此难免有些过分的地方，我以上的论述差不多已经说明了这一点。在这样的情形下，日本资本家的要求不得不通过经济以外的力量来得到支撑。其主力便是以山县有朋为代表的军阀的力量，还有后来军部的力量。产生于封建的势力的军阀而后作为职业政治家处于日本政治的领导地位。这是指少数出身军部的最高级别的将军集团。与此相对的是昭和六年满洲事变以来在日本政治尤其是日本的大陆政策上具有特别重要性的所谓‘军部’，他们原本并不是职业的政治家……不过这两者都是以军队的力量作为背景的，而且在提出某些政治主张方面是一致的。这些政治主张的有力根据，就在于日本资本主义的发展与东亚大陆的经济要求结合在了一起，而且国际的环境以及日本资本主义的薄弱，使得它不得不使用武力来支撑它的经济上的要求。”[8]（P151）限于当时的言论管制，尾崎的言辞虽然有些委婉，意思却是相当的明晰。

尾崎这一系列的描述和分析，其目的也许是想要告诉日本的对华政策制定者，因为中国社会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特性，导致了近一百年来民族解放运动的此起彼伏，绵延不绝，如今这一运动的矛头直指日本帝国主义。这不是一时兴起的盲目的排外运动，而是有它内在的根本动因。“如何解决支那事变的问题，最终将归结为日本如何来解决支那的民族问题。”[10]（P211）限于当时的言论管制，尾崎的具体含义无法明确表述，但明眼人大致能够读懂了。

（四）对国共关系的关注

在当时研究中国的日本人中，尾崎还有一个非常显著的突出点，就是对于以国民党和共产党为首的近代中国革命史的叙述和分析。此前虽也曾有宫崎滔天的《支那革命军谈》（1912年）、北一辉的《支那革命外史》（1914年）和报人出身但与中国革命运动密切相关的铃江言一（1894-1945年）的《支那无产运动史》（1929年）和《孙文传》（1931年）等，但相对而言，在东京帝大受过非常良好的社会科学训练的尾崎，又掌握了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方法，注意从社会构造和经济关系中加以描述和分析，而且他能毫无困难地阅读最新的各种中文和英文、德文文献，在与中共的接触中又获取了许多实际的情报，因此他对中国各地军阀的缘起和动向、国民党内外政策制定的基本依据、中国共产党的崛起和奋斗历程，概而言之，对当时整个中国政治的各派各系的政治力量和政治主张，都有一个非常明晰而全局性的把握，与上述诸人不同，他对中国的政局、尤其是国民党和共产党的论述，往往都借助大量最新的情报和经济统计数据，基本上很少带有主观的感情色彩，而是一种十分冷彻的客观分析，因而具有较高的信凭性。他撰写过《中国共产党和中国苏维埃》（1935年）、《中国共产党》（1936年）、《共产军的进入》（1936年）、《共产党的诸问题》（1937年）等文章，在《处于暴风雨中的支那》一书中则专列了《中国国民党与共产党关系史》一节，在《从国际关系看到的支那》一书中专设了《周恩来的地位》、《国共两党合作的将来》等章节，在某种程度地上，他甚至预测到了共产党今后在中国掌权的可能性。可以说，在当时的日本，他是最具有权威的中国共产党研究者之一，就对情报的敏锐性和分析的透彻性而言，一时间可谓无出其右。

在战败前日本的中国研究家中，尾崎虽然独树一帜，不同凡响，但未必属于主流一脉，虽然在当时也属高级智库的一员，但他对中国以及中日关系的认识，在实际的日本对华政策制定中未必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力。然而在对现实中国的认识和把握上，尾崎却是最具透视力和前瞻性的一位。与其他日本的中国研究家一样，尾崎对中国的关注和研究，其最终的目的仍是思考日本和东亚的命运。由于局势的险恶，尾崎在其有关中国的论述中，也有不少言辞模糊甚至些许官方的语调，但他后来在狱中回答检察官的讯问时，倒是无所忌惮地表明了他的政治设想：“我所说的所谓‘东亚新秩序新社会’……就是在日本国内的革命势力非常微弱的现实中，为谋求日本国内的变革，必须要有苏联以及脱离了资本主义体系的日本再加上中国共产党完全掌握了领导权的中国这三个民族的紧密合作和互相帮助，以这三个民族的紧密结合为核心来首先建立东亚各民族的民族共同体。”[3]（P128-129）尾崎如此的动机和目的一旦昭然揭示出来，其难以成为日本的主流意识形态恐怕也是必然的了。

注：

①鉴于战前日本对中国的实际称谓，本书在引用和翻译原文中的“支那”“中华”“中国”等汉字表述时，一仍其旧，以保持历史原貌。另，本书所引用的日文文献，除特别注明者外，均为笔者译自原文。

②“参议”和“特约研究员”的日文原文为“嘱托”，该词的语意有些宽泛，可包含临时员工到非编制内的特约研究人员和顾问等，本文依据实际情况分别翻译如上。

③松元慎一「尾崎秀実について」，收录于『爱情は降る星のごとく』（下卷）、253页。松元此文写于1946年5月13日，文中“中国”和“支那”并用，译文照旧。

④具体内容请参阅李洪岩《半殖民地半封建理论的来龙去脉》，载2004年3月8日《北京日报》。

[1]（日）尾崎秀実.爱情は降る星のごとく：下卷[M].东京：青木书店，1998.

[2]（日）尾崎秀実.上申书（一）[A].尾崎秀実著作集：第四卷[C].东京：劲草书房，1978.

[3]（日）现代史资料.ゾルゲ事件[M].东京：みすず书房，1962.

[4]（日）野村浩一.近代日本の中国认识——アジアへの航迹[M].东京：东京研文出版，1981.

[5]（日）尾崎秀実.岚に立つ支那·自序[A].尾崎秀実著作集：第一卷[C].东京：劲草书房，1978.

[6]（日）尾崎秀実.现代支那论·绪言[M].东京：岩波书店，1939.

[7]（日）尾崎秀実.现代支那批判·自序[A].尾崎秀実著作集：第二卷[C].东京：劲草书房，197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