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志荣

（南京农业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江苏 南京 210095）

任何政治系统的有效运转都离不开政治沟通，政治沟通维系并推动着政治系统的生存与发展。因此，历史上的大帝国和现代国家都有专业化的沟通结构并把重要资源用于促进沟通的特征，从原始部落的鼓手、信使和烽火信号，到中世纪的传令官，再到总统的新闻发布会和政府行政机构的备忘录，各种政治体系创造出了特殊的沟通结构和技术来达到他们各自的沟通目的[1]。在近现代，与民众保持良好沟通，对民众需求做出回应，更是成为检验政府合法性的重要标准。

政治沟通既是一种政治现象，也是一种分析工具，更是一个理论体系。在过去较长的时期里，政治沟通理论主要经历了两个发展阶段，即“三论”阶段和政治传播阶段。20世纪40年代，在行为主义革命的背景下，伴随着信息论、控制论和系统论的诞生，政治沟通理论发展起来，此阶段主要是基于“三论”研究政治系统中信息的输入、输出和反馈。20世纪70年代，伴随着传播学尤其是大众传播学的发展与成熟，政治沟通研究开始与传播学联姻，政治沟通理论进入了政治传播阶段，此阶段主要是基于大众传媒研究政治信息、思想和态度的传播。20世纪90年代，随着互联网的兴起与发展，政治沟通理论进入了第三个阶段，即网络政治沟通阶段。国外特别是将选举作为政治生活重心的国家历来重视政治沟通研究，并取得了丰富的理论成果，相比之下，中国的政治沟通研究则较为冷清。在对中外相关文献进行考察的基础上，本文将以时间为经，以空间为纬，对政治沟通理论的发展脉络进行梳理和分析，并对有影响力的理论成果加以呈现，以期对将来的研究提供有益的启示和借鉴。

一、传统“三论”历史阶段：“政治沟通”的理论奠基

二战后，工业革命以来建立的资本主义文明被严重摧毁，时代的巨变给西方传统政治理论带来了危机，因为它既没能给人们带来普遍“自由”，也没能实现“人性”，反而使无数人因为战争失去了生命。许多政治学者从传统理论的衰败中痛切地感到，建筑在运用历史方法对政治现象进行一般性描述和近于浪漫的求证基础上的传统理论和政治理想是很脆弱的[2]。于是，政治学界倡导以新的思维方式和分析方法重新认识和解释政治现象，发起了“去意识形态”的行为主义革命。

在上述背景下，伴随着信息论与控制论的诞生，政治沟通研究发展起来。申农用数理统计的方法来研究信息处理和传递，创立了信息论。维纳在信息论的基础上创立了关于通讯与控制的控制论。在申农和维纳看来，诸如沟通、信息、反馈等概念不但适用于自然科学，也完全适用于社会科学，任何研究对象作为一个系统都存在着信息传递和控制的问题，这种思想对政治领域的研究产生了重要影响，为基于“三论”的政治沟通研究奠定了思想基础。

1948年，拉斯韦尔在《沟通在社会中的结构和功能》中提出了5W沟通模型，这是最早的政治沟通研究。拉斯韦尔认为，一个完整的沟通过程包含五个主要环节或要素，即谁（Who）、说了什么（Say What）、通过什么渠道（What channel）、对谁（To Whom）和取得了什么效果（What Effect）。这种看似简单的分析模型对政治沟通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但它对沟通过程的描述是单向直线的，没能注意到反馈，忽视了沟通的双向性和互动性，同时也忽视了外部环境对政治沟通的影响。此后，亦有诸多学者对5W沟通模型进行了修正，如申农和韦弗的信源、发射器、接收器、信宿和噪音的线性模式，奥斯古德和施拉姆的编码、解码和译码的循环模式，德弗勒的互动模式，丹斯的螺旋模式等。随着研究的深入，政治沟通模型呈现了多元的发展趋势，但任何“模型不可避免地具有不完整、过分简单以及含有某些未被阐明的假设等缺陷，适用于一切目的和一切分析层次的模式无疑是不存在的”[3]。

1963年，多伊奇的《政府的神经：政治沟通与控制的模式》标志着政治沟通理论的正式诞生。在多伊奇看来，政治沟通之于政治系统，犹如神经之于人体，政府的有效统治和管理有赖于有效的决策和控制，而有效的决策和控制有赖于有效的信息沟通，即迅速、全面、准确地接收和处理相关信息。政治系统是开放性系统，环境的变化要求政治系统做出相应的反应和调整，而环境的复杂性决定了不可能通过一次沟通解决问题，因此政治系统应重视反馈。信息“负荷”、反应“时滞”、信息“曲解”、系统的“变易”等，是考察政治沟通有效性的重要指标。政治系统应将有关信息储存起来，在环境再次出现类似事件时加以利用，通过“学习”提高预见能力[4]。多伊奇通过对政治系统开放性和决策活动的考察，强调政治沟通的重要性，并将政治沟通视作动态循环的过程，突破了先前的研究。但他将政治系统视作基于信息流动的决策系统，将政治沟通视做理解其他政治功能的唯一因素，没能考察政治系统本身的性质以及政治系统所面临的政治文化背景。

阿尔蒙德在《比较政治学：体系、过程和政策》（1966）中对多伊奇等人的观点进行了批判。“现在有人提出整个政治学的内容都可以从沟通出发，根据信息以及产生信息和决定其影响力的各种因素来重新认识，我们不认为只有沟通活动才是理解其他政治功能的因素。”但又指出，虽然“沟通功能的实施并不包括所有其他政治功能，但却构成了这些功能得以实施的一个比不可少的前提”[1-2]。阿尔蒙德认为，作为政治体系功能之一的政治沟通是政治体系中的信息流动，与政治文化和政治结构有密切的关系，并从体系、过程和政策三个层次考察和比较了不同政治体系的政治沟通结构和结果。阿尔蒙德的政治沟通分析是从结构功能主义出发的，并且深受当时政治学界系统分析思想的影响。

与阿尔蒙德侧重于系统内的结构—功能分析不同，伊斯顿侧重于政治系统与环境的输入—输出分析。伊斯顿将政治生活理解为政治行为的系统：“环境”中的“要求”和“支持”“输入”政治系统，给政治系统带来了“压力”，促使政治系统做出反应，“输出”决策和行动，而输出又对环境产生了影响，新的要求或支持又会“反馈”给政治系统，如此循环，这就要求“当局”关注环境，关注反馈，应对压力，使输出与输入相匹配，维护系统的平衡与稳定。伊斯顿的政治系统理论及其“政治系统分析三部曲”《政治系统：政治学现状研究》(1953)、《政治分析的结构》(1965)、《政治生活的系统分析》(1965)，一方面为政治沟通研究提供了理论框架，一方面又提供了方法论，使政治沟通的“三论”研究范式最终得以确立。

20世纪80年代，政治沟通的概念被译介到中国。1985年，唐亮著文介绍了多伊奇的政治沟通理论，而后又与其他学者合作翻译了包含政治沟通理论的《政治学：范围与方法》（1987）。俞可平的《西方政治分析新方法论》（1989），介绍了基于“三论”的政治沟通研究的理论渊源、一般原理、重要概念及方法特征，并对其进行了中肯的评价。此时的政治沟通研究多以政治学教材的某一章节的形式出现，且多把政治沟通做常识性介绍。值得一提的是，2006年，谢岳的《当代中国政治沟通》，可以说是中国第一部政治沟通研究专著，其在分析政治沟通的动力和功能的基础上，着重研究了作为政治沟通正式通道的选举制度、会议制度、文件制度、大众传媒和信访制度，虽然仅从制度的角度对政治沟通的通道进行静态的描述，但对进一步的研究具有重要启发。

从期刊论文来看，中国学者也尝试着将西方政治沟通理论与中国政治沟通实践相结合，主要从转型期、现代性、协商民主以及和谐社会等视角对政党的政治沟通、农村地区和少数民族地区的政治沟通进行了研究。虽然中国政治沟通实践引发了对西方政治沟通理论的反思，经过检验和修正的政治沟通理论更加符合中国的实际，更具有指导意义。但这些研究大多未能突破“三论”的理论框架，客观来说，对政治沟通理论的发展并未产生实质性的贡献。

从以上的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出，政治沟通理论发展的“三论”阶段：（1）深受行为主义革命的影响，基于价值中立的立场，对政治系统中信息的输入、处理、输出、反馈等进行分析和解释；（2）此时的研究都有一个共同的理论预设，即政治沟通是一个输入—输出的系统过程，各种政治沟通模型均未脱离信息论、控制论和系统论的窠臼；（3）这一时期的研究实现了总体动态过程把握与静态要素、结构、功能分析的结合，推动了政治沟通研究的纵深发展[5]。但此时的研究主要着眼于政治沟通的内在逻辑和本质推理，强调政治沟通之于政治系统的作用，忽视了作为外在表象的丰富多彩的政治沟通实践。与此不同，政治传播理论阶段对作为外在表象的政治沟通实践展开了广泛而深入的研究。

二、大众传媒时代的政治沟通：政治学与传播学的联姻

政治沟通的政治传播理论阶段的开启得益于传播学尤其是大众传播学的发展和成熟，尽管大众传媒从出现的第一天开始就介入到了政治生活中，相关研究内容也大多与政治相关，并产生了很多值得珍视的观点和理论，如李普曼的《舆论学》（1922），拉斯韦尔的《世界大战中的宣传技巧》（1927），拉扎斯菲尔德的《人民的选择》（1944）等。但真正意义上的政治传播研究却形成于20世60年代，而其逐步取代政治沟通的“三论”研究范式则是在20世纪70年代。

1963年，派伊在《沟通与政治发展》中将政治沟通视作大众传媒的信息传递，并着重探讨了政治沟通在政治社会化过程中的作用[6]，标志着政治沟通的政治传播研究阶段的开启。1973年，国际传播学会创立了“政治传播”分会，并于次年创办了专业学术刊物《政治传播》。1975年，查菲的《政治传播研究：问题和方法》首次阐述了政治传播的基本理论框架、研究领域、问题及主要方法，并将“政治选举”确立为政治传播研究的中心[7]。1981年，尼谋和桑德斯在《政治传播手册》中详细分析了政治传播研究产生的理论渊源，它们分别是语言分析理论、态度转变研究、投票研究、政治与大众媒介的关系研究、功能与制度研究、传媒技术的理论研究、竞选技术风格研究、宣传分析理论等[8]。事实上，到20世纪80年代，政治沟通研究已经几乎等同于政治传播研究。

从理论派别来看，政治沟通理论的政治传播阶段主要形成了三大学派[9]：主流学派以政治选举为主要研究内容，将政治沟通理解为政治竞选中说服选民的政治传播活动，强调大众传媒对选民投票结果的影响；批判学派反对政治传播研究注重政治竞选和说服选民，批判媒介和权力的共生关系，强调大众传媒的社会责任；中程学派以制度的政治和文化的政治为研究重点，以中程的立场强调大众传媒在政治家、政治系统和公众之间发挥政治沟通的功能，尤其强调大众传媒与政治系统的关系。

从研究内容来看，政治传播阶段的研究内容非常广泛。一是政治信息研究，包括政治修辞研究和政治广告研究，前者研究政治主体运用政治语言及表达技巧的修辞行为，后者对政治广告进行内容分析和效果分析。二是新闻媒体研究，包括政治竞选中的新闻报道研究和媒体与总统政治研究，前者注重新闻文本分析，后者关注总统或总统候选人的媒体公关技巧与总统形象的塑造。三是民意和公共舆论研究，一方面探讨民意产生的影响、民意与政策的关系、民意在民主政治中扮演的实际与潜在角色，即民意如何影响政治系统；一方面发掘和测量民意、研究民意是如何形成的、如何对民意进行控制与影响，即政治系统如何影响民意。四是新媒体研究，主要是探讨互联网等新媒体给政治沟通带来的影响。

从理论成果来看，政治传播阶段的理论成果相当丰富。比较有影响的有麦库姆斯和肖的议程设置理论——传媒的新闻报道和信息传递活动赋予了各种议题不同程度的显著性，影响了公众对周围事物及其重要性的判断，进而影响了公共舆论的形成；纽曼的“沉默的螺旋”理论——当自己的意见处于“意见气候”的少数或劣势的时候，人们可能会因为害怕孤立而保持沉默，结果一方的声音越来越强大，另一方越来越沉默下去，舆论呈螺旋式发展；卡茨曼的信息鸿沟理论——新传播技术的发展带来的信息富有者和信息贫困者之间的分化，并由此带来了社会矛盾。此外，比较有影响的还有“把关人”理论、意见领袖理论等。

就中国而言，台湾学者祝基滢的《政治传播学》（1983）、彭芸的《政治传播：理论与实务》（1986）较早地介绍了西方政治传播研究的产生、发展、基本内容和理论分歧。1991年，大陆学者邵培仁的《政治传播学》结合中国国情，初步界定了政治传播的研究对象，建立了自己的政治传播理论体系。2005年，李元书的 《政治体系中的信息沟通——政治传播学的分析视角》是政治学者借助传播学的视角，对政治过程中的沟通问题进行的系统阐述。期间，亦有诸多学者撰写政治传播著作或论文。但中国的大众传媒更多的是发挥政治宣传和政治动员的作用，沟通和互动的功能较弱。因此，这些研究多是偏向传播学的，强调信息从政治系统到公众的单向流动。与西方政治传播理论阶段取得的丰硕成果不同，基于政治沟通的政治传播研究在中国处于式微状态。

相对于政治沟通理论的“三论”阶段研究的机械化和形式化，政治传播理论阶段的研究更显生动活泼，众多理论洞见和精辟分析，为政治沟通理论的发展提供了强大的动力和支撑，对政治沟通实践产生了重要指导作用。但此时的研究也存在一定的局限：（1）研究视野没能突破传播学和政治学的学科壁垒，未能达到传播学与政治学的有机融合，因而研究成果始终是偏向传播学的或者偏向政治学的[10]；（2）研究内容基本陷于媒体和新闻而不能自拔，没能在政治沟通更为内在的本质即政治内容上向纵深推进；（3）研究主题大多围绕政治选举，忽视了政治沟通的其他方面，这与西方国家的选举政治有关，带有很强的西方色彩，在中国，基于政治沟通的政治传播研究没能得到更多的发展。

三、互联网时代的理论新说：新媒体视角下的政治沟通

历史证明，政治沟通手段的每一次改进都对政治制度和管理方式产生了重要影响。互联网的出现和发展，更是极大地冲击了传统政治沟通模式，改变着传统政治沟通实践，挑战了传统政治沟通理论。1983年，托夫勒就预言：“信息是和权力并进而和政治息息相关，随着我们进入信息政治的时代，这种关系会越来越深”，并要人们注意研究与信息有关的种种政治问题[11]。20世纪90年代，与网络相关的政治研究开始出现。最初的研究主要集中于讨论互联网对政治的影响，并形成了两种不同的观点。乐观主义者认为，网络有利于促进自由和平等，使直接政治参与成为可能，将把人类带入电子民主的新时代；悲观主义者则认为，网络将为行政官僚和政治精英所掌控，以左右公众的情绪，社会分化和信息不对称将进一步加剧。其实，这种争论一直持续到现在仍没有定论。但不可否认，互联网的开放性、平等性、匿名性、迅捷性及信息海量性，弥补了传统政治沟通时间长、成本高、互动不足的缺陷，从而使其成为了理想的政治沟通平台。

当前的网络政治沟通研究常寓于网络民主、网络参与、网络公共领域、网络权力、网络治理等研究之中，专门的研究较少。其中，克洛兹的《网络沟通中的政治》（2004），对网络与政治的互动关系进行了综合研究，内容涉及互联网发展、使用者基础、社会关系、公民资格、提议、新闻出版及政府行为等问题[12]。查德威克的《网络政治：国家、公民和新沟通技术》（2006）首次对网络政治进行了全景式的概述，不仅考察网络这一新型沟通技术给政党、选举、压力集团、社会运动、本土民主、公共官僚以及全球治理等带来的冲击，还分析存续已久且争议不断的数字鸿沟、网络自治、监控、隐私和安全之间的冲突以及网络传媒的政治经济等问题[13]。斯坦亚的《现代政治沟通》（2007）认为先进工业国的政治沟通系统正处于急剧变化中，曾主宰着整个20世纪的传统政治沟通系统，其特点是渠道有限并受管制、媒介消费模式稳定、政党倾向明显，正让位于运作更灵活、结构更有弹性的政治沟通体系，并对英美两国政府、政党、固化的媒介组织和公民受众如何适应这种制度性变化进行了全面的阐述[14]。此外，还有一些学者对网络政治沟通进行了提及和阐释，为了有一个较为清楚的脉络，我们把其划分为以下两个方向：

（一）基于电子政务的网络政治沟通研究

20世纪80年代，西方国家纷纷通过管理改革来重塑政府内部以及政府与公民、企业的关系，掀起了新公共管理运动。互联网的普及为政府改革提供了技术支撑，为转变行政理念，再造政府流程，各国开始推行电子政务。但电子政务推行初期主要着眼于提高政府的行政效率，如政府信息网上发布、“一站式服务”、电子投票等，信息单向从政府流向公众或者从公众流向政府。随着互联网Web2.0技术的应用，才进入政府与公众双向互动的阶段。而学者们大多从公共服务、组织再造、政府创新等角度对电子政务进行研究，从政治沟通的角度关注电子政务的研究较少。查德威克认为，电子政务研究常常会缺乏或遗忘民主的价值，为了提升电子政府的治理价值，以及理解信息和通信技术如何影响治理、参与和民主，应该为公民团体创造能够与官僚进行互动的机会，并使其意见产生实质的影响力，发挥组织内部人员的决策参与作用，提供诸如信息公开、在线申办等政治便利，让所有的公民都能够有平等机会，享用信息和通信技术所带来的便利，消除信息鸿沟[15]。

（二）基于政治选举的网络政治沟通研究

政治选举一直是西方政治沟通研究的核心内容。当前，政党或政治候选人如何通过网络与选民打交道，成为了新的研究热点。托尔伯特和麦克尼尔认为，无论是作为竞选信息的发布平台、政治互动的渠道，抑或是推动投票的工具，互联网都可能会促使政治体系的全面更新，从而增强选民对政府的信任度和对政治活动的参与度[16]。卡拉多和费尔斯通认为，互联网具有四种特殊的政治功能：实现了民众的再次联合，重新建立了选民和候选人之间的联系；为选民提供高质量的、不同种类的、中立的信息；增加了候选人参与政治的机会，低成本的竞选使得缺乏资源的候选人能够实施竞选，并且获得展示机会；扩大了选民的选择，增加了民众的参与[17]。此外，还有学者对网络空间选民的特征、候选人的网络选举策略、网络竞选工具如网站、博客、Twitter等功能进行了研究，并得出了诸多具有启发性的结论。如网络改变了传统的议程设置理论，网络挑战了传统的“把关人”理论，网络延展了公众的知情权和话语权，政党或候选人通过网络与选民直接对话蕴含着直接民主的积极因素等，同时也关注了群体极化、网络暴力等问题。

20世纪90年代，中国政治学者开始接触到网络并进行了相关的研究，如刘文富的《网络政治—网络社会与国家治理》（2002），金太军的《网络与政府管理》（2002），袁锋的 《网络社会的政府与政治》（2006），何精华的《网络空间的政府治理》（2006），李斌的《网络政治学导论》（2006）等。但目前为止，并未出现一部关于网络政治沟通研究的专著。受电子政务发展水平的限制，沟通与互动功能并不是学界电子政务研究的重点。与政府门户网站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公众纷纷通过社区论坛、新闻跟帖、微博客、即时通讯等，进行网络参与和表达。政府部门也纷纷开通政务微博、建设网络问政平台。此时，中国学界的网络政治研究出现了井喷，但重复性研究较多。从研究主题来看，主要有网络民主、网络参与、网络舆情、网络舆论、网络民意等，从研究内容来看，主要有网络的政治功能研究、网民的行为和心理研究、网络舆情监测和网络舆论应对研究等，而从政治沟通的视角研究网络政治的聊聊无几。

从博士论文来看，明确以网络政治沟通为研究主题的仅有淦家辉的 《中国网络政治沟通研究》（2009）。淦家辉认为，网络政治沟通是指掌握一定政治资源的政治主体，通过互联网这一特定媒介输送、获得和处理政治信息的行为或过程。在对传统政治沟通理论——“把关人”理论、议程设置理论、舆论形成理论、信息鸿沟理论在网络政治沟通中出现的新变化进行解析的基础上，分析了网络政治沟通给中国政治带来的影响与挑战，探讨了存在的主要问题及其成因，并展望了未来走向。该研究试图将政治沟通的“三论”理论与政治传播理论相结合，但这种结合是在“三论”的框架中安排了政治传播的内容，仍没能完全体现网络政治沟通深层次的、价值层面的东西。

从期刊论文来看，明确提及网络政治沟通的主要有谢金林的 《论网络空间的政治沟通》（2009），陈炳和高猛的《网络时代政府与公民社会的沟通问题》（2010），曹妍和王爱成的《网络政治沟通及其效能提升》（2011），蔡翠红和李皓的《网络政治沟通：两面性与效果之辨》（2011）等。谢金林认为，网络是当代中国公共领域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但并不是理想的公共领域范型，必须提升网络空间的政治沟通的效能[18]。陈炳和高猛认为，网络孕育着政府与公民社会的新型沟通模式，但网络信息的复杂性、网络文化的解构性、网络立法的滞后性容易导致网络政治参与的无序性，信息控制的隐蔽性可能导致技术官僚为民做主，数字鸿沟、政府部门的信息意识和信息能力不强制约了政府与公民社会的良性沟通[19]。曹妍和王爱成认为，政府官员和普通网民的沟通意愿和能力存在一定差距，网民在网络政治沟通中的理性程度还比较薄弱[20]。蔡翠红和李皓认为，网络逐渐成为政治沟通的平台，但存在参与过程的自由与限制、沟通内容的失真与真实、社会影响的信息鸿沟和信息平等的两面性，政府应重视技术权威，提高网络政治沟通的针对性，并加强政治家的网络政治沟通能力[21]。

此外，与网络政治沟通密切相关的是网络问政研究，在一问一答之间，体现了沟通互动。但当前中国的网络问政研究处于较浅的层次，主要集中于探讨什么是网络问政，网络问政的主体是谁，网络问政带来的影响等。中国出现的几部关于网络问政的著作，如邓兆安和张涛的 《中国式网络问政：“胶东在线”的标本意义》（2010），邹庆国的《应对“网络问政”党政干部读本》（2010），南都报系网络问政团队的《网络问政》（2010）等，也都旨在指导实践，并未进行理论上的建构。

通过上述分析，我们可以看出，与政治沟通理论的“三论”阶段和政治传播阶段相比，网络政治沟通阶段的研究的最大特点就是关注公众参与，关注平等对话，关注政治沟通与民主政治建设的关系。此时的政治沟通研究：（1）对网络的政治功能持较为谨慎的态度，但不可否认，网络促进了公众表达，为公众与政府直接对话沟通提供了技术可能；（2）网络政治沟通研究处于起步阶段，已有的研究大多作为其他网络政治议题的一个侧面出现，专门的研究较少，且多是一般性的描述和讨论，基本上是对传统政治沟通理论在网络空间的适用性进行修正，并未出现新的理论建构，甚至鲜有学者对网络政治沟通进行界定；（3）基于电子政务建设的成熟和选举政治的现实，国外对以网络为媒介的政治沟通研究形成了两个方向，即政府与公众之间网络政治沟通研究和政党与选民之间网络政治沟通研究，而中国的网络政治沟通研究多是以政治主体的概念泛泛而谈，未对研究对象进行细化，研究的针对性不强。

四、结 语

政治沟通理论发展的三个阶段各有不同的侧重点和优缺点。“三论”阶段主要着眼于政治沟通的内在逻辑和本质推理，强调政治沟通之于政治系统的作用，具有浓厚的结构功能和工具理性倾向，而政治传播阶段关注作为外在表象的政治沟通实践，关注沟通技巧和传播效果，具有浓厚的实用主义倾向。需要指出的是，只有同时兼顾内在和外在，才能全面地理解政治沟通，仅仅简单地将两者结合或模糊两者界限是综合派观点是不可取的。因为这两个阶段的研究都强调政治沟通是政治系统的活动，隐含了政府与公众、国家与社会在政治沟通中的不对等地位，公众容易被理解为政治系统输出的反应者，政治沟通的目的就在于劝服和控制公众或维持政治秩序。因此，都存在着公共价值的缺失问题，没能体现公众参与的价值。以网络为媒介的政治沟通冲击了传统政治沟通模式，挑战了传统政治沟通理论，同时，弥补了传统政治沟通的缺陷，扩大了公众参与的范围。政治沟通被理解为政治主体与政治客体之间通过一定的渠道或媒介、就公共事务或公共利益进行对话与协商、以增进理解、达成共识的行为或过程。但网络政治沟通研究仍处于较浅层次，缺乏系统性。诚然，人们对网络政治沟通的认识、理解、掌握和运用，是一个由浅入深、由表及里的过程，还需要不断探索。

20世纪80年代，中国引介了西方的政治沟通理论，而后政治沟通研究出现了断层。中国的政治沟通研究基本限于“三论”理论范式，基于政治沟通的政治传播研究式微。已有的研究多以政治学教材的某一章节或政治传播学教材的形式出现，且多把政治沟通做常识性介绍。因此，中国亟需政治沟通理论的重建。同时，正处于社会转型期的中国，政治沟通的主体、渠道、程序、环境等多元而复杂，仅仅依靠西方政治沟通理论难以分析和解释当前中国的政治沟通现实，探索和发展适合中国国情的政治沟通理论已成为一个重要课题[22]。更为重要的是，作为世界上网民数量最多的国家，作为行政模式转变中的国家，如何面对网络政治沟通这一新生事物带来的机遇与挑战，如何构建政府与公众政治沟通的理想模式，以推动民主政治的发展，这些问题都有待研究。基于以上分析，我们认为中外政治沟通以及新近的网络政治沟通都仍有很大的学术研究空间，有待进一步探索与发现。

[1]加布里埃尔·阿尔蒙德，小G·鲍威尔.比较政治学：体系、过程和政策[M]．曹沛霖等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166、167．

[2]钟欣.行为主义革命——从传统政治理论到现代政治科学[J].北京师范学院学报，1989，（8）：69-77.

[3]丹尼斯·麦奎尔，斯文·温德尔．大众传播模式论[M].祝建华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4．

[4]唐亮.多伊奇的政治沟通理论[J].政治学研究，1985，（2）：44-46.

[5]廖加林，阳凝.论公共道德的政治维度和社会维度[J].湖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4）.

[6]Pye L.Communication and Political[M].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63.

[7]Chaffee S.Political Communication：Issues and Strategies for Research[M].Beverly Hills：Sage Publication，1975.

[8]Nimmo D，Sanders K．Handbook of Political Communication[M].Califonia:Sage Publications，1981.

[9]周鸿铎.政治传播学概论[M].北京：中国纺织出版社，2005.4.

[10]张晓峰，荆学民.现代西方政治传播研究述评[J].教学与研究，2009，（7）：76-85.

[11]阿尔温·托夫勒.预测与前提[A].托夫勒著作选[C].沈阳：辽宁科学技术出版社，1984.9.

[12]Klotz R.The Politics of Internet Communication[M].Lanham，MD：Rowman and Littlefield Publishers Inc，2004.

[13]Chadwick A.Internet Politics：States，Citizens，and New Communication Technologies[M].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6.

[14]Stanyer J.Modern Political Communicaiton[M].Cambridge：Polity press，2007.

[15]Chadwick A.Bringing E-Democracy Back in：Why It Matters for Future Research on E-Governance[J].Social Science Computer Review，2003，21（4）：443-455.

[16]Tolbert C，McNeal R.Unraveling the Effects of the Internet on Political Participation?[J].Political Research Quarterly，2003，56（2）：175-185.

[17]Lusoli W.The Internet and the European Parliament Elections:Theoretical Perspectives，Empirical Investigations and Proposals for Research[J].Information Polity，2005，（10）：153-163.

[18]谢金林.论网络空间的政治沟通[J].社会科学，2009，（12）：19-27.

[19]陈炳，高猛.网络时代政府与公民社会的沟通问题[J].探索与争鸣，2010，（12）：113-114.

[20]曹妍，王爱成.网络政治沟通及其效能提升[J].理论探索，2011，（6）：123-126.

[21]蔡翠红，李皓.网络政治沟通：两面性与效果之辨[J].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11，（6）：138-142.

[22]孙景峰等.中国共产党现代化建设前沿问题研究 [M].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