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风险与风险政治——风险的政治学研究传统及新范式建构<br/>

政治风险与风险政治——风险的政治学研究传统及新范式建构

2012-08-15项继权马光选

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12年6期

项继权，马光选

（华中师范大学政治学研究院，湖北武汉 430079）

面对各种类型的风险现象，数学、经济学、金融学、管理学和社会学等学科都已取得了卓有成效的研究成果，但是政治学学科对于风险问题的研究依然非常薄弱[1]。鉴于此，本文认为有必要对风险展开政治学研究的尝试。首先，有必要对相关政治学研究成果进行梳理和探讨，以便找到本文的问题意识和逻辑起点。现有风险相关的政治学研究大概分为两种：一种是政治风险研究，一种是风险政治学化研究。由于篇幅所限，下面将只对第一种类型进行分析和探讨，至于第二种类型将做另文考察。

一、政治风险研究

政治风险研究基本分为三种：国际政治风险研究、政治稳定研究和政治命运研究。

（一）国际政治风险研究

这种政治风险主要探讨的是某国企业在对外投资过程中存在的政策性风险，即东道国政策变化等政治因素对投资与收益的影响。这类探讨目前主要在国际经济或国际政治层面展开，其成果主要考察东道国意识形态、宗教情况、少数民族状况、选举形势、政策变动等与所可能造成的风险。

从整体来看，国外相关研究已经比较成熟，而国内研究尚比较粗浅，并不能为我国的对外投资活动提供强有力的理论支持，比如中国在利比亚的投资因为利比亚战争的影响而损失巨大[1]。与对外投资方面的政治风险研究已经取得了一定成果所不同的是，国内投资方面的政治风险研究仍然没有开始。仅以茅台酒的价格为例，当温家宝总理提出“禁止用公款购买香烟、高档酒和礼品”的要求的第二天，茅台酒的股价就狂跌6.3%，一天之内蒸发市值人民币142亿元[2]。如果有政治风险相关理论的支持，则这种损失可能会小些。可见，现有的理论研究并没有积极跟进。

（二）政治稳定风险研究

政治稳定风险主要讨论政权面临的挑战和威胁，其又可以细分为三种类型：政治安全、政治稳定和政治冲突。

1.政治安全研究

从本质上而言，经典政治学研究就是一个追逐政治安全的历程。在人类政治生活的早期，在王权政治和宗教政治形态下，君王拥有的生杀予夺的权力将风险带给其治下的所有臣民。为了保证民众的安全，政治学者发展出宪政制度，以法律的形式对王权进行制约，保证王权在法律的范围内活动；发展出议会制度，以另外一个权力中心制约王权；发展出选举制度，以定期选举取代世袭制，使得权力的专断可能被减到最小；形成理性的官僚体制，从而保证政策的稳定和理性；培育和发展强大的公民社会，以强大公民自治组织进行自我管理，以此划清政府与社会的边界，从而也达到了对政治权力进行制约的目的。在民主制度逐渐建立起来之后，出于对担心民主的过度强大也可能会造成政治的不安全的顾虑，从亚里士多德开始，一直到埃德蒙·伯克、约翰·密尔和托克维尔等政治学家都对“多数人暴政”保持着强烈的警惕，他们害怕公民中的多数往往会对少数施加最残酷的压迫，在这样一种群众的迫害之下，每个受害者处在比其他任何迫害都更为悲惨的境地[3]，所以代议制民主取代直接民主被认为是一种更安全的民主形式。

2.政治稳定研究

政治稳定风险主要是针对统治政权而言，主要探讨的是政治统治权威在其统治范围内的合法性危机问题，如果大量出现民众对既有政权机构不认同甚至反抗的行为，则意味着政权面临瓦解和倾覆的风险。西方政治学和中国政治学都有相关内容：

（1）西方政治稳定理论

对此讨论最早的研究是马克斯·韦伯关于政治统治的稳定性与合法性关系的探讨[4]。之后戴维·伊斯顿对合法性的基础作了进一步的讨论，他把政治合法性的来源归于意识形态、结构和个人品质三方面[5]。哈贝马斯认为晚期资本主义时代合法性意味着某种政治秩序被认可的价值，而“合法化危机”是影响政治晚期资本主义国家政治稳定的主要因素[6]。萨缪尔·亨廷顿提出了关于政治稳定的三个著名的公式：社会不满=社会动员/经济发展，政治参与度=社会不满/流动机会，政治动乱=政治参与度/政治制度化[7]，认为政治动乱即意味着政权统治的不安全。这些理论都为政治稳定命题的探讨提供了理论支持和分析框架。

（2）中国政治稳定理论

中国学者在借鉴西方政治学家有关政治稳定论述的基础上，发展出了中国政治稳定理论。他们将马克斯·韦伯、哈贝马斯和伊斯顿等人关于政权合法性与政治稳定的关系的讨论应用于中国政治实际，认为中国之所以能保证长期的政治稳定，主要是因为经济改革红利的共享使得政权获得了长期的合法性认同，政治保持长期稳定。在基于亨廷顿观点的基础上对政治稳定的讨论，认为中国之所以保持政权的长期稳定，是因为在政治改革和政治稳定的关系处理上，首先保证了政治秩序的稳定，而不是进行激进的政治改革。当然这些判断是否准确，目前相关讨论还仍在继续。

3.政治冲突

政治冲突主要探讨的是民众与政府之间的不合作或者对抗的状态，对于政治冲突研究大概有一下几种情况：

（1）西方政治冲突理论

政治冲突的研究在西方早期主要包括科塞、达伦道夫、李普塞特等相关学者的论说，近年来主要涉及柯尼欧曼尼斯·S·考特索基斯的社会融合与政治冲突的研究、歇尔·狄龙的政治受挫模式下对政治冲突的探讨、克雷斯汀·亚历山大·达文波特基于冲突边界控制模式对政治冲突的研究等[8]。这些理论基于西方发达国家民主政治的政治现实，认为虽然政治冲突对政治安全有不利的影响，但是只要可控的冲突可以将人们的不满情绪释放，会有益于政治安全；有的政治学家甚至认为，适当的政治冲突可以起到对政治系统的新陈代谢作用，能为政治系统的良性运转提供有效保证。这些理论为西方民主政治的发展和政治稳定提供了理论支持，而西方各国近些年的政治事实也证实了这些理论的效用，其有效地化解了西方政治生活中出现的各种冲突，如受中东民主化浪潮的影响，美国也出现了“占领华尔街”等示威游行活动，它并没有造成巨大的社会动荡，在其被迫停止后，美国的政治生活依然正常运转。

（2）中国古代政治冲突研究

中国关于政治冲突的讨论最早在诸子百家时候就开始了，主要集中在治与乱的讨论上。如孔子在《论语·季氏》中提出“天下有道，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天下无道，礼乐自诸侯出。”认为只要大家能各安天命，特别是臣子和民众做到“不在其位，不谋其政”，就可以保持政治生活安全。韩非子在《韩非子·扬权》中提出，如果在政治生活中“一栖两雄、一家两贵、夫妻持政”，则必然导致政治冲突的产生。老子在《道德经·三十六章》中指出，要做到减少政治冲突就要做到“国之利器，不可以示人”，不要轻易使用武力，以无为之法治民，无为方能大为，从而实现政治的长治久安。周代开始的嫡长子继承制的确立，也被认为是化解王权继承中的冲突与斗争的一种优选方式[9]。

（3）中国现代政治冲突研究

古代的这些政治冲突的讨论更多的是一些意见，并没有形成系统性的理论分析框架。当代中国系统化的政治冲突的讨论最早见于当代学者王浦劬教授提出的“心理对立说、价值对立说、资源争夺说、环境互动说”等理论[10]。而近年来，各种社会矛盾层出不穷，为政治冲突的研究提供了新的经验依据。从这些冲突的事实出发，政治社会学者更多地活跃其中，于建嵘在对李普塞特“一致与冲突”理论、斯科特的“生存伦理”理论、查尔斯·蒂利的竞争性抗议、反应性抗议和主动性抗议理论以及李连江等人的“依法抗争”理论进行批判性吸纳的基础上，提出了“抗争性政治”[11]的分析框架来分析中国面临的政治冲突的类型。他认为上访是中国政治生活中化解政治冲突风险的有力途径，但由于维稳是国家的“刚性需求”，它不停地挤压着民众的上访空间，从而使得上访的功效在不断递减，由此，他呼吁建立一种“韧性维稳”机制[12]来化解政治冲突。当然这一类政治冲突正如于建嵘等人所言的那样往往只是涉及个人利益，因而其政治效用是有限的。而最近几年的一些政治冲突如乌坎事件、新疆7·15事件、西藏3·14事件等冲突事件则已经开始触及到政治选举、民族分裂和宗教斗争等政治命题，所以相应的政治冲突理论研究的需求已经产生。

（三）政治命运研究

政治命运主要是对政治生活中个体生存层面所面临的政治风险的探讨，这些研究主要散见于历史学、野史轶事、文学作品中，包括对官员政治命运、君主或领导者政治命运以及一般臣民或公民政治命运的研究。

1.官员

中国古人很早就有了“伴君如伴虎”的政治智慧，认为从政是一个高风险的活动，尤其是开国功臣，往往会因为功高盖主而被杀戮，而“功成而身退”才是规避风险的良策。据《史记·越王勾践世家》中曾经记载：范蠡离开越国之前，曾给文种写过一封信言道：“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越王为人长颈鸟嘴，可与共患难不可与共乐，子何不去？”即认为文种继续待在越王身边必然面临被杀害的风险。文种没有听从其建议，而范蠡的预言在不久之后就被应验。所以中国古代文人面对政治的诡秘和凶险，总结出了“有道则现，无道则隐”的生存逻辑，希望能一次化解风险。

2.领导者

当然政治命运风险不仅仅表现在为官者身上，作为君王或者领导人，他们也承担着巨大的风险。仅就大家所熟知的一些领导人而言，如以色列总理拉宾被枪杀，美国总统林肯和约翰·肯尼迪被谋杀，印度两任总理英迪拉·普里雅达希尼·甘地和拉吉夫·甘地也都遭到暗杀，伊拉克前总统萨达姆被执行绞刑死亡，利比亚前总统卡扎菲被乱枪打死，除此之外，其他受到监禁和判刑的领导人还有许多。这些方面的研究多见于新闻报道和人物传记等领域，学理性的研究比较少见。

3.臣民或公民

对于普通公民而言，个人命运与政治的关系则表现的更为明显，中国历朝历代的政治事实是：兴百姓苦，亡百姓苦。到了近现代社会，因为民族国家对整个社会规划能力和反思性监控能力的增强，如果国家政策失当，民众面临的政策性风险境则更为明显。如1958年到1961年的三年灾害中，据计算结果表明，其间中国的非正常死亡人口多达3250万之巨[12]，很多人认为是自然灾害即天灾所致，而学界最新的研究成果则表明其真正的原因主要是“共产风”和“大跃进”的政治政策失误所致[13]，足见政策失误给民众带来的风险之大。正是基于此，徐友渔在谈到精英外流时认为，“精英们移民的主要动因是为了获得安全感，他们认为不稳定的因素太多，未来是不确定的，自己的前途不是可以根据自己的行动和决断做出合理预期的”[14]，就可能外流。基于以上判断，学者们得出了个人政治安全感的获得必须依靠政治的民主化进程和法制化进程需要进一步积极推进的论断。

二、缺陷与不足

我们不得不承认政治风险理论的研究，对于人们在面对捉摸不定的政治权力格局调整所带来的风险时，确实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可以发现这种研究存在明显的不足与缺陷：

（一）研究对象的局限

政治风险研究只分析政治生活中的机构或者个体所面临到的风险，而人们的生活会涉及到除政治之外的经济、社会和文化等方方面面，所以也会面临除政治风险之外的自然风险、社会风险、经济风险和科技风险等其他类型的风险，但是政治风险研究没有涉及到对其他风险的研究与探讨。

（二）研究视角的局限

现有政治风险研究只对政治生活中的风险做外在性的考察，只考虑人们如何规避政治风险的问题，而很少对风险做本质性的探究，所以至今对于风险的内部结构是什么、政治风险的内部结构是什么等命题并没有深入研究。

（三）研究方法的局限

理论本身的局限最终体现在方法论的局限上，这主要体现在两个层面：其一，仅就政治风险研究成果而言，大都是对政治风险的现象化描述，没有以一定的方法论作为指引，不但各种理论都是各自为战，甚至相互冲突，而且由于缺乏必要的方法论的抽象，也并没有认识到政治风险的本质；其二，这些研究只是对政治风险进行研究，而没有对风险展开政治学的研究，而政治风险研究和风险政治学研究显然是两回事。

三、新的研究方式的提出

基于现有研究的缺陷与不足，笔者试图提出一种新研究范式的尝试——风险政治学研究，即对运用政治学的分析工具和学术话语对风险展开研究，这里提到的风险是一般意义上的风险。下面主要对这一范式的研究对象、问题意识、研究逻辑和分析框架做概括性的表述。

（一）研究对象

理论建构之所以必要，往往体现为现实的焦虑与紧张。风险与人类相生相伴。在古代社会中，自然界的毒蛇猛兽、地震火山、疾病瘴气随时可能取人性命；部落与国家间的战争与仇杀导致生灵涂炭，君王与当权者的暴政会民不聊生。这些风险不仅在现代社会依旧存在，而且现代科学技术又带来了新型的风险，诸如染色馒头、地沟油油条、瘦肉精猪肉，避孕药黄瓜、硫磺熏姜、塑料奶茶等等；人在旅途，可能面临车祸、动车事故、桥梁垮塌、船舶沉撞等威胁；住在家中，所住的房子可能是质量不过关的豆腐渣工程，也可能在睡觉时房子被强拆；我们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可能会呼吸到有毒气体；更有甚者，一次核泄漏事件则会让我们的家园寸草不生。面对如此多的风险，人类随时处于焦虑和恐慌之中。

可见，人类面临的不仅仅是政治风险所涉及到的那些风险，人们也要面对自然风险、环境风险、技术风险和社会风险等各种类型的风险。而要对所有类型的风险进行研究，就需要在一般意义上对于这种现象每一个学科都形成自己的解释和判断，而政治学角度对此当作如何解释呢？

（二）回应与展开

因为分析对象的差异，现有政治分析工具无法直接拿来对风险展开分析，所以在论证之初，有必要提出新的分析方法和分析工具，而这是基于对风险的本质特征的把握而得出的：

1.风险的认知

本文认为风险是一种危害的趋势，是危害将发而未发之状态，但凡风险必然存在以下特性：

（1）就时空关系而言，在空间范围中，它不但存在于自然界，而且存在于人类社会；在时间范围中，它不仅仅在人类历史上一直存在，在新的人类发展阶段也并没有消失，反而似乎越来越多。

（2）就存在形式而言，风险不仅仅是一种是实体性存在，也是一种关系性存在。所谓实体性，即其作为一种危害的趋势的实在性；所谓关系性，体现为与人相关性，也就是说，如果脱离了人来孤立的探讨风险，是无法给其定性的。

（3）就行为逻辑而言，风险是一种事实，也是一种趋势。说其是一种趋势，是因为危害并没有发生，即它只是一种危害的可能性状态，而不是一种危害的事实和结果，如果把风险看作是一种危害的事实的话，那么风险也就不能称之为风险，而是灾难或灾害了；说它是一种事实，即一种趋势的事实，这种事实是确实存在着的。

（4）就存在状态而言，风险是一种关系，而这种关系具有明确的指向性，即是对风险施加者和风险承受者之间的一种方向性关系状态的概括，风险的这种特性是风险区别于其他现象的重要特征。

风险不仅是长时段、跨空间、方向性存在，而且是贯通自然界与人类社会的跨界性存在，对于这样的研究对象，我们该如何对其展开研究和分析呢？理论研究之所以不同于就事论事的经验对比和街头巷议的泛泛而谈，就在于其高度的抽象性、概括性和系统性。人类社会至今所进行的理论抽象无非以两种方式展开，一种是哲学抽象，一种是数学抽象。对于人文社会学科而言，我们的“每一次概念化都要以某些哲学承诺为基础，”[15]所以往往更多采用的是哲学抽象的方式展开研究。但是哲学抽象有一个致命的弱点，就是在理论建构和逻辑推演过程中所使用的最小分析单位——概念，往往是一个在操作层面无法再继续细分而展开讨论的“空壳”，从而使得人文社会学科的研究往往沦为“概念的旅行”。到了近代，出现了哲学的语言学转向[16]之后，学术研究变为纯粹的“语言的游戏”，这种现象使得人文社会学科缺乏切实可操作的分析工具。而自然科学在面对各种自然现象时，则采取数学方式进行理论抽象，数学工具的引入和使用，使得自然科学的研究具有了极强的可操作性，得以搭建起良好的分析平台，从而实现了自身学科的繁荣和对话的可能。

2.分析框架

如何落实上文提及的分析方式呢？本文将以关系理性方法作为研究的哲学基础，以势科学理论作为研究分析框架进行展开。

基于上面对风险特征和本质的认识，我们回到理论原点就可以这样对世界进行划分，从是否与人相关的角度出发，可以将世界划分为事实世界和价值世界：事实世界指的是完全和人无关的事物和现象；与此相对应地，价值世界是指与人相关的世界，也就是我们经常提到的人化世界。而价值世界之“价值”，体现为在价值世界中，但凡事物都对人类意味着一定的正面价值或者负面价值，而这种正面价值与负面价值与人的内在属性存在着对应性联系。因此，一种事物只要其存在着，相对于一定的人类个体而言，他们就对应着一定的价值。当然，这种价值对应是由价值对象之间的关系结构所决定的，只要他们之间的关系结构确定，那么他们之间的价值对应也就确定，要么有利，要么有害，当然也存在一种既无利也无害的中间状态，但这里暂对此不做考虑。这种价值后果与关系结构之间存在确定性，这种确定性如果被理解为一种理性，那么我们认为这种理性是关系理性，而把这种理性的获得过程称之为关系理性化过程。需要特别说明的是，关系理性体现为积极关系理性与消极关系理性两个侧面，两者是关系理性本身所具有的正面价值和负面价值两种特性，正如硬币之两面，相辅而成。

3.新分析框架的尝试

关系理性作为一个哲学理念，其本身是无法进行再讨论的，而由其所阐发出来的势理论则是可以进行操作层面的探讨，这就为本文研究提供了风险框架。

继而，我们再进一步探讨关系理性如何具体表现的问题。确定性意味着有序，所以关系理性可以表达为一种事物之间关系的有序结构，这种有序结构，我们可以称之为势。因为关系理性有积极与消极两个侧面的特性，那么势也呈现出内部对称结构，即从价值角度可以将其划分为正势和负势。正势发挥作用，事物就会往有利于人的方向发展；负势发挥作用的结果是事物往不利于人的方向发展。其中负势就是我们平常说的风险，即只要一定的事物与人发生联系并构成一定的关系状态，就会产生对人类而言的消极有序结构——风险势。

[1]陈德铭：组织评估利比亚状况?考察项目是否恢复建设[EB/OL].http://lianghui.people.com.cn/2012npc/GB/239293/17317652.html，2012-03-07.

[2]茅台价格10年涨幅远超楼市?零售价近期首次下跌[EB/OL].http://shipin.people.com.cn/GB/17566135.html，2012-04-02.

[3]埃德蒙·柏克.法国革命论[M].何兆武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165.

[4]马克斯·韦伯.经济与社会：下卷[M].王迪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265.

[5]戴维·伊斯顿.政治生活的系统分析[M].王浦劬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1989.317-318，334-335.

[6]尤尔根·哈贝马斯.交往与社会进化[M].张树博译.重庆:重庆出版社，1989.188-189.

[7]塞缪尔·亨廷顿.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M].王冠华，刘为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42.

[8]胡锐军.当代西方政治冲突分析模型述评[J].晋阳学刊，2011，(05)：25-32.

[9]王浦劬.政治学基础[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126．

[10]于建嵘.利益博弈与抗争性政治——当代中国社会冲突的政治社会学理解[J].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01）：18-23.

[11]于建嵘.变刚性稳定为韧性稳定[J].人民论坛，2009，（27）:24-25.

[12]曹树基.1959～1961年中国的人口死亡及其成因[J].中国人口科学，2005，（01）：14-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