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伟亮

(江门职业技术学院，广东 江门 529090)

梁启超(1873—1929)，中国近代维新派代表人物、学者，杰出的启蒙思想家、教育家和文学家。1895年，梁启超协助康有为，发动公车上书，自此走上政治道路。梁启超1913年任袁世凯进步党内阁司法总长，1916年任段祺瑞北洋政府财政总长兼盐务督办。护法战争爆发后，段祺瑞政府被迫下台，梁启超随之辞职，从此退出政坛。

34载之政治生涯，加之渊博的知识，丰富的文化，敏锐的政治目光及独到的政治见解，铸就了梁启超丰富的文化思想内涵。目前，关于梁启超之教育思想、文化思想、学术思想等研究，成果汗牛充栋。而梁启超的廉洁思想，很少学者关注，很难于一些论典中窥见论述。今笔者不揣鄙陋，从梁启超的人生轨迹及其论著中，挖掘其廉洁思想，拟从梁启超的道德观、财富观、家庭教育观三方面作阐述，并求教于大方之家。

一

“廉”，《说文解字》曰：“廉，仄也。从广，兼声”。意为“堂之侧边”，引申为“正直、方正、干净、不贪暴、节俭”等道德含义。故“廉”乃道德范畴，它既是对个人处世的道德要求，也为对从政者之道德规定。梁启超认为道德有二种：一种曰“公德”，一种曰“私德”。何谓“公德”?何谓“私德”?梁曰：“人人独善其身者谓之私德，人人相善其群者谓之公德。”［1］P31可见，梁启超把“利己”和“利群”作为区分“公德”和“私德”的主要标准。他将“公德”看作国家赖以生存与发展的根本，并云：“人群之所以为群，国家之所以为国，赖此德焉以成立者。”梁认为国人之“私德”已“堕落至今日中国之极也”。面对清政府腐败无能，面对社会风气的污浊，梁启超深感痛心：“今日中国人心风俗之败坏，实为数千年来所无。此恶浊社会，正如一大烘炉，金银铜铁砾石，入者无不融化;又如急湍旋涡，入者无不陷溺。”［2］P354究其因，那些人士“夙相期许者，往往不及数稔，便尔堕落。”与此同时，梁启超分析堕落之两种情形：一是“宦达于时，沉溺于声色货利，以此为天下之至乐，而弃所学所志若敝屣者。”二是“潦倒不得志，则嗒然自丧，奄奄无复生人气，若已僵之蚕，旦夕待死者。”［3］P172

梁启超对腐败现象深恶痛绝。1928年10月12日在给思顺的信中写到：“现在所谓国民政府者，收入比从前丰富得多(尤其关税项下)，不知他们把钱弄到哪里去了，乃至连使馆馆员留支都克扣去。新贵族们只要登台三五个月，就是腰缠十万，所谓廉洁政府，如是如是。希哲在这种政府底下做一官员，这算是一种耻辱。”［4］P224正因为目睹政府腐败现象，故劝女婿希哲和外交部部长断绝来往。希哲一旦辞职，梁启超异常高兴，“真是谢天谢地”。

如何解决社会之腐败?梁启超开出三条药方：“正本、慎独、谨小”。所谓“正本”，即去除内心深处功利之心，做到思想与行动的真正一致，不能假借名号，济私而满欲。所谓“慎独”，梁启超认为要时时刻刻反省自己，以达到“函养省察克治”之功效。所谓“谨小”，即在一些细节上要严格要求自己。

梁启超以此自警自励，没有为金钱所迷惑。武昌起义后，梁启超思想妥协，支持袁世凯复辟。梁启超受袁世凯意旨，把民主党、共和党和统一党合并，改建进步党。1913年出任袁世凯北洋军阀政府内阁的司法总长。不久，与袁世凯政见不一，对袁世凯称帝野心深恶痛绝。1915年8月，梁启超撰文《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旗帜鲜明地反对变更国体，恢复帝制，并宣言：“就令全国四万万人中三万万九千九百九十九万九千九百九十九人皆赞成，而梁某一人断不能赞成也。”［5］P721袁世凯察觉后，以为梁老父祝寿为名，派人给梁送来20万元银票，以收买梁启超，目的要梁启超不要发表那文章。梁启超知来者目的，十分气愤，即把银票退回。袁世凯得知梁启超不领情，气急败坏，再派人劝梁：“梁先生流亡海外十数年，苦头尝尽，可别辜负总理袁君一番好意吧，纯熟为阁下打算。何苦舍此美事呢?”梁启超义正词严，说：“多年逃亡，经验已够充足，我宁选逃亡生活，也不会受此污浊空气。”

1896年7月，《时务报》在上海面世。《时务报》是在康有为主持的强学会及其《强学报》的基础上创办的。当时，湖广总督张之洞与康有为约定：在上海、广东两地开办强学会。然而《强学报》一开张，张之洞便发现，虽然自己也号称新党，可康有为的维新与他完全不是一回事儿。于是俩人弄掰，强学会停办，张之洞的幕僚汪康年接管剩下的银子，又办了一份《时务报》。因此，从发起那日起，《时务报》内便渗透着康、张两股势力。康有为的铁杆弟子梁启超是不可替代的主笔，张之洞几次拉拢他，以年薪1200两白银许下他两湖时务院长职位，目的是收买梁启超。面对白花花、金灿灿的银子，梁启超坚持原则，立场坚定，没有钱权交易，没有丧失人格，表现出他廉洁自律的高尚人格。

二

清廉，即不取不义之财，不贪不义之利。此乃为官之基本道德。孔子指出，“君子有三戒：少之时，血气未定，戒之在色;及其壮也，血气方刚，戒之在斗;及其老也，血气既衰，戒之在得”(《论语·季氏》)孔子论述之核心乃为人要洁身自爱，廉洁自律。梁启超尽管一生叱咤，但他勤勉自励，自警自省，身体力行，克勤克俭，梁启超以实际行动，践行“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气概，其完美的人格受世人赞誉，其子女及后代深受其影响。

梁启超生活简朴。梁思成在给好友费正清夫妇的信中，这样描述自己的生活：“在菜油灯下，做着孩子的布鞋，购买和烹调便宜的粗食，我们过着我们父辈在他们十几岁时过的生活但又做着现代的工作。我的迷人的病妻因为我们仍能不动摇地干我们的工作而感到高兴。”［6］由此可见梁启超生活之简朴了。

梁启超生活清贫。梁启超出生半农半教的家庭。自公车上书后，梁启超已成为政坛上的风云人物。梁没有因此升官发财，他的主要经济来源一是华侨与康有为的接济，二是发表文章的稿酬和出版书籍的版费。三是在袁世凯政府中任司法总长，收入月薪3000元。四是在清华大学任教授时月收入400元。五是到各地演讲和讲课的课酬。六是梁启超的股票和投资的收益。梁启超晚年收入较多，生活过得比较富裕，但时间不长，只有十年左右。梁启超的经济收入主要以稿酬为主。梁启超之子梁思礼曾说：“我们的生活基本是靠他的稿费，他去世以后，家境就下降了，顶多属于中等水平。”［6］1897年，梁启超等创办大同译书局，拟订“海内名宿，有自译自著自辑之书，愿托本局代印者，皆可承印，或以金钱奉酬、或印成后以书奉酬，皆可随时商订。”(载《饮冰室文集》之二)发表文章和出版书籍，作者可以获得稿酬，清政府已明文规定。梁启超的书多在商务印书馆出版，该馆的出版费最高，因而梁获得一定的经济收入。“商务印书馆售书收入亦尚有，所以一直到本年底，还不用你们接济。”［2］P352另外，梁启超在报刊上发表文章，同样获得不菲的收入。据载：梁启超在《东方杂志》发表文章，稿酬竟达千字20圆。而当时的文化名人胡适同在该杂志投稿，稿酬千字六圆。一般稿件每千字2—3圆。尽管梁启超发表文章的稿酬和出版书籍方面获得不菲的收入，但他同时要承担家庭的生活费用和9个子女读书的费用。因此，在开销方面，梁启超往往精打细算。“你(梁思顺)来信说从七月起将家用全部担任，这却不必，以现在情形论，本年内家用尚很有敷余，现在家中存折尚存四千元左右，一两个月内尚有其它股息可收。”［4］P158

梁启超去世后，梁家经济拮据，境况堪人可怜。1942年4月18日，北京大学校长傅斯年给教育部长朱家骅写信，请求为身处困境的梁氏兄弟拨款。“……梁任公之后嗣，人品学问，皆中国之第一流人物，国际知名，而病困至此，似乎可赠以二、三万元。国家虽不能承认梁任公在政治上有何贡献，然其在文化上之贡献有不可没者，而名人之后，如梁氏兄弟者，亦复甚少!”自两家得到这笔拨款后，思成、思永两家的生活才得到改善。［6］若梁在世，稍有私念，其子女不会穷困到如此地步。然梁启超一心爱国，抵住金钱诱惑，以劳获酬，其洁身之志，光耀千秋。

三

公生明，廉生威。明德才知耻。孟子云：“教人，使人必先知耻;无耻，则无所不为。既知耻，又须养护其知耻之心，督责之使有所畏，荣耀之使有所慕。督责荣耀，皆非所以为教也。”(《孟子·尽心上》)孟子言下之意，教化百姓，就要使百姓知道什么是可耻，什么是光荣。梁启超曾经为官，晚年退出政坛，潜心学术，蜚声中外。梁启超是世界名人，社会关系广泛。梁启超一生得九子，他们没有从父亲的社会关系中获取一官半职，没有从父亲的光环中取得一点经济利益，他们志存高远，精忠爱国，刻苦学习，均成国家栋梁，且一门三院士，成世人佳话。为官者以公事繁忙为由，放纵对子女的教育，致其欺世盗名，损公肥私，中饱私囊，成百姓之公敌，人民之罪人。而梁启超尽管事务繁忙，但没有忽视对儿女的教育。他以身作则，言传身教，身体力行，为孩子的健康成长和事业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

梁启超教育他的孩子要吃苦耐劳。他给大女儿思顺的信中曾这样指出：“生当乱世，要吃得苦，才能站得住(其实何止乱世为然)……能在困苦中求出快活，才真是会打算盘哩。何况你们并不算穷苦呢!拿你们(两个人)比你们的父母，已经舒服多少倍了，以后困苦日子，也许要比现在加多少倍，拿现在当作一种学校，慢慢磨练自己，真是再好不过的事。”［4］P168梁启超认为，人应该有良好的品格，而良好的品格上天赋予的，而是靠磨练得来的。梁思成自美国留学归国，本可以在清华大学从教，但梁启超认为，清华大学的生活太舒适，久之会消磨人的意志。于是在没有征求思成的意见下，亲自给梁思成辞去清华大学任教职业，鼓励梁思成到条件东北大学任教梁启超既不考虑让儿子回到自己的身边工作，也不想儿子去到生活舒服的地方工作，而是从事业发展的前途着想，要儿子去生活条件较艰苦的东北大学任教。梁启超的儿女在美国留学期间，多数是通过半工半读而完成学业的。梁思礼在留美期间，先后在罐头工厂充当装罐头的小工，在餐馆洗过碗碟，在游泳池当过救生员等。真是什么苦都吃过。

梁启超教育他的孩子生活要勤俭节约。对物质的享用，梁启超不要奢侈浪费，认为能维持生命即可。他在给大女儿思顺的信中说：“一个人在物质上的享用，只要能维持着生命便够了。至于快乐与否，全不是物质上可以支配。”［4］P169就连大儿子的婚礼，要求办得既得体，又节约。1927年12月18日，他给梁思成写信，建议思成的婚礼在教堂进行。并要求：“婚礼只要庄严不要奢靡，衣服首饰之类，只要相当过得去便够，一切都等回家再行补办，宁可从节省点钱作为旅行费。”［4］P196

梁启超教育他的孩子要懂得规矩，知道哪些可以做哪些不可以做。他给思顺的信中写到：“思成和思永同走一条路，将来互得联络观摩之益，真是最好没有了。……孟子说：‘能与人规矩，不能使人巧’。凡学校所教与所学总不外规矩方面的事，若巧则要离了学校方能发见。规矩不过求巧的一种工具，然而终不能不以此为教、以此为学者，正以能巧之人，习熟规矩后，乃愈益其巧耳。……将来成就如何，现在想他则甚?着急他则甚?一面不可骄盈自慢，一面又不可怯弱自馁，尽自己能力去做，做到那里是那里，如此则可以无入而不自得，而于社会亦总有多少贡献。我一生学问得力专在此一点，我盼望你们都能应用我这点精神。”［4］P202在梁启超的精心教育下，其九个子女恪守父亲的教导，奉公守法，博爱大度，干净干事，在各自的事业上取得卓越的成就，为世人学习之典范。

一百多年前，风云变幻，政府腐弱，梁启超以救国新民为己任，舍生忘死，匡扶正义，清廉爱国，精心学术，家教有方。梁启超的廉洁思想对其子女的健康成长影响很大，对当今推进国家的廉政建设和廉政教育同样具有启发性的意义。

［1］梁启超.论公德，梁启超文选［M］.成都：四川文艺出版社，2009.

［2］董方奎，陈夫义.梁启超论教育［M］.海口：海南出版社，2007.

［3］李敖.李敖大全集·大学札记［M］.北京：中国友谊出版社，1999.

［4］林洙.梁启超家书［M］.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09.

［5］丁文江，赵丰田.梁启超年谱长编［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

［6］杨潇.梁家第二代：从抗战到文革，南方人物周刊［J］，2009(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