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 涛

(韩山师范学院中文系，广东潮州521041)

关于赋体文学教学的思考

刘 涛

(韩山师范学院中文系，广东潮州521041)

中国古代文学作品体类繁多，赋为其一，但当前多数文学史教材常常将其置于诗体之后，而且论述远较诗歌简略。另外，鉴于赋体本身的体制特点的与众不同，即汇集了数量众多的生僻字词、使用铺陈夸饰的手法、篇幅较长等，所以许多教师望而生畏，往往浅尝辄止或避而不谈，从而导致赋体文学在古代文学教学中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针对这一现状，教师在教学中需要转变教学观念，改变教学方法，敢于突破，勇于创新，加大对赋体文学的教学研究力度，深入细致地分析探讨有关赋体文学的诸多问题，以便还原它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中的面貌。

赋体文学;古代文学;教学;思考

赋体文学作为中国文学所特有的一种文体，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占有较重要的地位。鉴于此，高校教师有必要重新审视当前的赋体文学教学情况，应该重视赋体文学的教学，以还原其在古代文学史中所占有的重要地位。

一、对当前赋体文学教学现状的剖析及问题的提出

赋体文学兴起于战国时期，至汉代成熟，六朝时演变为俳赋，至唐宋明清则又演化为律赋、文赋。明人徐师曾《文体明辨序说》即明确将赋体划分为古赋、俳赋、律赋、文赋四个阶段。台湾学者李曰刚则说:“夫赋既离《诗》而独立，即分歧异派，自成天地。大抵屈偏‘写志’，荀多‘体物’，宋则以‘铺采’为宗，各有其特色。后代作家崇其所尚，消长不一。综其流变，约可分为骚赋、短赋、古赋、俳赋、律赋、散赋、股赋等七种类型，与时推移，由盛而衰，变本加厉，没其讽喻之义矣。”［1］4当前高校古代文学史教材都是按历史时代编排，论及每个时代的文学史，诗、赋、文等各种体类分别论述，况且论及赋的比重偏小，完全不同于专体赋史。专体赋史不仅清晰地梳理出赋的发展脉络，而且论述详尽，这样更容易给学生呈现出赋体文学在整个中国古代文学中的发展面貌，因而不至于出现理解上的片面性。

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绝大多数古代文学教师在教学中采用传统的教学方法，讲授时往往先诗后赋、文，往往把主要精力用在诗歌一体上。但时间一长，学生很容易产生一种误解，以为赋体文学不重要，并进而轻视赋体，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到赋体文学的教学质量的提高，此为制约当前赋体文学教学的一大因素。以目前许多高校使用的袁行霈主编的四卷本《中国文学史》为例，其中第八章则把赋体与散文、骈文合到一起来写，对于赋体讲得非常肤浅。教师讲授魏晋南北朝辞赋时若以此为依据，那无疑会使学生产生轻视赋体的思想。其实，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辞赋名篇佳作数量众多，从文学价值来看，萧统《文选》收录该时期的作品最能说明问题。《文选·赋》共包括十五种题材，除郊祀一种外，其他十四种题材都有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赋作，即京都(左思《三都赋》)、耕藉(潘岳《藉田赋》)、畋猎(潘岳《射雉赋》)、纪行(潘岳《西征赋》)、游览(王粲《登楼赋》、孙绰《游天台山赋》、鲍照《芜城赋》)、宫殿(何晏《景福殿赋》)、江海(木华《海赋》、郭璞《江赋》)、物色(潘岳《秋兴赋》、谢惠连《雪赋》、谢庄《月赋》)、鸟兽(张华《鹪鹩赋》、颜延之《赭白马赋》、鲍照《舞鹤赋》)、志(潘岳《闲居赋》)、哀伤(向秀《思旧赋》、陆机《叹逝赋》、潘岳《怀旧赋》、《寡妇赋》、江淹《恨赋》、《别赋》)、论文(陆机《文赋》)、音乐(嵇康《琴赋》、潘岳《笙赋》、成公绥《啸赋》)、情(曹植《洛神赋》)。据实而言，赋体的重要性并不亚于诗体，而是与诗歌一样，在古代文学史上也占有较重要的地位。赋是一种介于诗歌和散文之间的特殊文体，既具有诗歌的特点，又具有散文的特点。曹聚仁在《赋到底是什么?是诗还是散文?》一文中说:“赋是中国所独有的中间性的文学体制;诗人之赋近于诗，辞人之赋近于散文;赋的修辞技巧近于诗，其布局谋篇又近于散文，它是文学中的袋鼠。”［2］361朱光潜在《朱光潜美学文集·第二卷》中也说:“赋是介于诗和散文之间的。它有诗的绵密而无诗的含蓄，有散文的流畅而无散文的直接。”“赋是韵文演化为散文的过渡期的一种联锁线。”［3］185此说指出，赋具有诗和散文的某些特征，但又不同于诗和散文，它在韵文演变为散文的过程中起到了过渡作用。在整个中国古代文学史上，自先秦以迄清代，赋体文学始终存在，并且取得了相当突出的成就。有鉴于此，教师在教学中不能选择逃避的方式，而必须面对现实，深入细致地分析探讨有关赋体文学的诸多问题，唯其如此，才能准确全面地评价赋体。

由于辞赋作品中汇集了大量偏僻字词，创作中使用铺陈夸饰的手法，而且篇幅较长，这无疑增加了教学难度。据《文心雕龙·练字》所载，陈思王曹植曾指出汉代司马相如、扬雄等赋家多精通小学，赋中奇词僻字众多，致使赋作旨趣幽深，艰涩难读。以汉代散体大赋为例，如司马相如的《子虚赋》《上林赋》、班固的《两都赋》、张衡的《二京赋》等，都采用主客问答体式、铺陈罗列的手法，再加上繁辞丽藻、宏大的结构和较长的篇幅，往往使人读未终篇。此为制约当前赋体文学教学的另一大因素。

要解决上述问题，教师在教学中必须转变观念，改变教学方法，开创新的教学模式，敢于突破，勇于革新，强化赋体文学的教学。只有这样，才能引导学生走向学习赋体的正确道路，从而提高赋体文学的教学质量。

二、应加大赋体文学的教学研究力度

高校教师理应重视赋体文学的教学，努力加大教学研究力度，尽可能全面地探讨有关赋体文学的相关问题。具体来说，在教学中需要深入探讨的问题主要包括辞赋的名义、赋体的起源、文体特征、发展演变、分类及归属等。

关于辞赋之名义，从文体分类学的角度来看，辞与赋本属于两种文体，辞体即楚辞体，亦可称为骚体。徐师曾曰:“按《楚辞》者，《诗》之变也。……屈平后出，本诗义以为骚，盖兼六义而‘赋’之义居多。厥后宋玉继作，并号《楚辞》。自是辞赋之家，悉祖此体。”［4］99－100赋体亦源于《诗》，然与辞体则有直接的继承关系，韵散兼行，功能不一，抒情言志之外，又有体物之类，故汉代有骚体赋、散体大赋与抒情小赋之分，后代则体式屡变。因辞、赋二者为并行的两种文体类型，故刘勰《文心雕龙》分设《辨骚》《诠赋》二篇。萧统《文选》分体立目，亦有赋、辞二体，赋体下分十五种题材，收录作品数量众多;辞体下收录汉武帝刘彻《秋风辞》和陶渊明《归去来兮辞》两篇。因屈原的《离骚》《九歌》等具有开骚体之先河的重大意义，故《文选》又单列出骚体。今人方师铎在《传统文学与类书之关系》一书中也提出，辞、赋与辞赋三者体裁、风格不同，故不能混为一谈。方氏认为，辞为言志抒情的诗篇，诗的成分多于文，以屈原《离骚》为代表;赋采取隐语的方式，为说理咏物类韵文，文的成分多于诗，以荀子之赋为代表;辞赋则综合辞、赋二体，将言志抒情与说理咏物结合起来，诗、文的成分各占一半，以宋玉、枚乘、贾谊之赋为代表。虽然从文章演变上来看，赋源于辞，体式上也是后先相继，内在精神上却有所不同。然而，从广义上来说，辞、赋与辞赋都可以归入赋体范围之内。汉代学者早已辞、赋并称，如《史记·屈原列传》云:“屈原既死之后，楚有宋玉、唐勒、景差之徒者，皆好辞而以赋见称。”［5］2491“乃作《怀沙》之赋。”［5］2486又如《汉书·扬雄传赞》曰:“赋莫深于《离骚》，反而广之;辞莫丽于相如，作四赋。”［6］3583由上可见，非但有辞、赋合称之例，而且还有互相代称甚至二者混称之例。在汉人的观念中，辞、赋也可以称为颂，如王逸《楚辞章句·九辩序》即称屈原的《九歌》《九章》为颂;《史记·司马相如传》则称司马相如的《大人赋》为《大人颂》;而《汉书·艺文志·诗赋略》所列的刘向、王褒、李思等人的赋作下面都有颂体之作，于此可见汉人将赋、颂合为一体的观点。综括而言，关于赋体的起源有四种说法:其一，源于《诗经》说。班固《两都赋序》曰:“或曰:赋者，古诗之流也。”［7］1挚虞《文章流别论》亦曰:“赋者，敷陈之称，古诗之流也。”［8］1905《汉书·艺文志·诗赋略》云:“春秋之后，周道寖坏，聘问歌咏不行于列国，学诗之士逸在布衣，而贤人失志之赋作矣。大儒孙卿及楚臣屈原离谗忧国，皆作赋以风，咸有恻隐古诗之义。”［6］1756诸说皆指出赋为诗之支流余裔，似乎更多地就赋继承诗的讽谏之义而言。其二，源于《诗经》《楚辞》说。《文心雕龙·诠赋》曰:“然赋也者，受命于诗人，拓宇于楚辞也。”［9］134此说明确指出赋体源于《诗经》与《楚辞》。其三，源于诗骚诸子说。清人章学诚《校雠通义》卷三《汉志诗赋第十五》云:“古之赋家者流，原本诗骚，出入战国诸子。假设问对，庄列寓言之遗也。恢廓声势，苏张纵横之体也。排比谐隐，韩非《储说》之属也。征材聚事，《吕览》类辑之义也。”［10］1064该说对赋体起源的研究可以说是一大突破，它不再局限于从韵文的角度探讨赋体的起源，而且还注意到诸子散文对赋体形成的重要影响。其四，源于隐语说。《文心雕龙·谐隐》曰:“讔者，隐也;遁辞以隐意，谲譬以指事也。”［9］271刘勰指出，隐语始于春秋战国时期，荀子《蚕赋》即本于隐语之法而撰成，魏代以后，化为谜语，“谜也者，回互其辞，使昏迷也。或体目文字，或图象品物，纤巧以弄思，浅察以衒辞，义欲婉而正，辞欲隐而显”［9］271。清末王闿运《湘绮楼论诗文体法》进一步阐发云:“赋者，诗之一体，即今谜也，亦隐语，而使人谕谏。夫圣人非不能切戒臣民，君子非不敢直忤君相;刑伤相继，政俗无裨，故不为也。庄论不如隐言，故荀卿、宋玉赋因作矣。”［11］334后来朱光潜《朱光潜美学文集》等著作也明确提出赋源于隐语的观点。综上可见，赋体的起源说法不一，但各有其理，考究其因，或许与辞赋之名义有一定的关系。辞、赋既属不同文类，故其源自然不可能完全相同。

关于赋体的文体特征，可作如下描述:赋是介于诗和散文之间的一种特殊文体，它既如诗歌，讲究押韵、对仗和整齐的形式;又如散文，句型自由，可骈可散，无格律的严格限制。它适宜于状物叙事，抒情说理，兼有诗歌和散文的表现功能。赋体又不同于诗，诗可入乐而歌唱，赋则不可入乐歌唱而可诵读。《汉书·艺文志·诗赋略》云:“传曰:‘不歌而诵谓之赋，登高能赋可以为大夫。’言感物造端，材知深美，可与图事，故可以为列大夫也。古者诸侯卿大夫交接邻国，以微言相感，当揖让之时，必称《诗》以喻其志，盖以别贤不肖而观盛衰焉。”［6］1755－1756赋本有两层含义，其一即为诵读，所谓赋诗言志当属此义，如刘熙载《艺概·赋概》曰:“古人赋诗与后世作赋，事异而意同。意之所取，大抵有二:一以讽谏，《周语》‘瞍赋矇诵’是也;一以言志，《左传》赵孟曰‘请皆赋以卒君贶，武亦以观七子之志’，韩宣子曰‘二三子请皆赋，起亦以知郑志’是也。言志讽谏，非雅丽何以善之?”［12］95其二则为铺陈直叙，故刘勰《文心雕龙·诠赋》云:“赋者，铺也，铺采摛文，体物写志也。”［9］34作为一种文体的名称，赋的主要表现手法即用华丽的辞藻铺陈描写，或咏物，或言志抒情。此说继承了挚虞《文章流别论》中的观点，对后世学者有着深远的影响。刘熙载《艺概·赋概》曰:“赋起于情事杂沓，诗不能驭，故为赋以铺陈之。斯于千态万状，层见迭出者，吐无不畅，畅无或竭。”［12］86当诗体的形式不适合于表达复杂事物时，赋体的出现可以弥补这一缺陷。朱光潜《朱光潜美学文集·第二卷》说:“诗所以必流于赋者，由于人类对于自然的观察，渐由粗耍以至于精微，对于文字的驾驭，渐由敛素以至于放肆。”［3］184应该说，赋体特殊的文体特征弥补了诗歌所不具备的表达功能，因此在很大程度上提高了表达效果，这在咏物赋中表现得尤为突出。

赋体的发展演变过程也是赋体文学教学中的一个重点，教师对赋体每一发展阶段的特征及赋家赋作的内容及成就，必须结合具体赋作详细全面地讲授给学生。徐师曾《文体明辨序说》论及赋体的发展演变时，分为古赋、俳赋、律赋、文赋四个阶段，这基本上能够反映赋体在不同时期演变特点。古赋是两汉时期的不刻意讲究对仗、声律的赋作，主要包括骚体赋、散体大赋和抒情小赋三类。骚体赋指的是模仿屈原《离骚》等楚辞作品而写成的一种赋，这种赋在内容上侧重于抒情，且多抒发哀怨之情，近于《离骚》的情调。在形式上也与楚辞接近，常用带有“兮”字的语句。如贾谊的《吊屈原赋》《鵩鸟赋》，司马相如的《长门赋》，司马迁的《悲士不遇赋》等。散体大赋(新体赋)是汉赋的典型形式。大赋在形式上篇幅较长，结构宏大，多采用主客问答的结构形式，韵文与散文相间，散文的成分较多;在内容上以写物为主，以“润色鸿业”为目的，兼有讽谕劝谏功能;在艺术上最突出的特点就是采用铺张扬厉的手法和博富绚丽的辞藻，对事物作穷形极貌的描写，显示了绵密细致、富丽堂皇的风格特征。枚乘的《七发》标志着汉代散体大赋的正式形成，司马相如的《子虚赋》和《上林赋》则是成熟之作。另外还有扬雄、班固、张衡等人的作品。与散体大赋相比，抒情小赋从形式上来看，篇幅短小，不用问答体、也不事铺排堆砌。就内容来说，多用于讥时讽世，抒情咏物，甚至发泄心中的愤闷。如张衡的《归田赋》、蔡邕的《述行赋》、祢衡的《鹦鹉赋》、赵壹的《刺世疾邪赋》等。俳赋始于魏晋，盛行于南北朝，讲究字句上的工整对仗和音节上的轻重协调，与当时文坛的骈俪风气相合。孙梅《四六丛话·叙赋》曰:“左、陆以下，渐趋整炼，齐梁而降，益事妍华，古赋一变而为骈赋。江、鲍虎步于前，金声玉润;徐、庾鸿骞于后，绣错绮交。固非古音之洋洋，亦未如律体之靡靡也。”［13］61此说既描述了古赋向俳赋演化的进程，又指明俳赋的文体特征。曹植的《洛神赋》、陆机的《文赋》、颜延之的《赭白马赋》、沈约的《丽人赋》、江淹的《恨赋》《别赋》、庾信的《哀江南赋》等都属于俳赋。律赋是适应唐、宋科举考试制度而产生的一种既讲究对偶、又限制音韵的赋体，是在六朝俳赋的基础上变化而来的。其特点是篇幅较短，开头就要破题，限定韵脚，至晚唐时限用八韵。律赋盛行于唐，宋代沿用，至元代科举考试不用律赋，其体渐衰，然而对八股文颇有影响。清世律赋又趋复苏之势。文赋是在唐宋古文运动的影响下产生的一种新赋体，它以散文的形式夹杂韵语而撰成，在用韵、对偶方面不像律赋、俳赋那样严格限制，而是自由使用。文赋的句式以四言、六言为主，也杂用长句，并且使用大量虚词作为连接词。与古赋重视华词丽藻相比，文赋不再雕章琢句，内容也不是歌功颂德或讽谕劝谏，而是往往侧重于说理。徐师曾《文体明辨序说》云:“文赋尚理，而失于辞，故读之者无咏歌之遗音，不可以言丽矣。”［4］101当然有些名篇佳作写景、叙事也较生动形象，如苏轼的《赤壁赋》、欧阳修的《秋声赋》等，吸收了散文的章法和气势，体现出浓郁的散文气息。

关于辞赋的分类，班固《汉书·艺文志》继承了刘歆《七略》中的观点，将辞赋分为四类:第一类首列屈原赋，下有唐勒、宋玉、赵幽王、严夫子、贾谊、枚乘、司马相如等20家赋，共361篇;第二类首列陆贾赋，下有枚皋、朱建、严助、朱买臣、司马迁、萧望之、扬雄等21家赋，共274篇;第三类首列孙卿赋，下有秦时杂赋、李思、刘越、长沙王群臣、李忠、贾充、张仁等25家赋，共136篇;第四类首列《客主赋》，下有《杂行出及颂德赋》《杂四夷及兵赋》等12家，共233篇。班固对辞赋如此分类，却未提及分类依据，故后世学者多有猜疑。清人章学诚《文史通义·诗教下》曰:“然而赋家者流，犹有诸子之遗意，居然自命一家之言者，其中又各有其宗旨焉。殊非后世诗赋之流，拘于文而无其质，茫然不可辨其流别也。是以刘、班《诗赋》一略，区分五类，而屈原、陆贾、荀卿，定为三家之学也。”［10］80章氏治学，特重区分流别，然亦未能指出屈原、陆贾、荀卿三家赋的区分标准。其《校雠通义》卷三亦曰:“《汉志》分艺文为六略，每略又各别为数种，每种始叙列为诸家;……每略各有总叙。论辨流别，义至详也。惟《诗赋》一略，区为五种，而每种之后，更无叙论，不知刘、班之所遗邪?抑流传之脱简邪?”［10］1064据章氏之言推测，《诗赋略》如有叙论，其中或许应该包含分类依据。近人章太炎《国故论衡·辨诗》则说:“《七略》次赋为四家:一曰屈原赋，二曰陆贾赋，三曰孙卿赋，四曰杂赋。屈原言情，孙卿效物，陆贾赋不可见，其属有朱建、严助、朱买臣诸家，盖纵横之变也。扬雄赋本拟相如，《七略》相如赋与屈原同次，班生以扬雄赋隶陆贾下，盖误也。”［14］74此说指出，扬雄赋与司马相如赋有直接的继承关系，班固既列司马相如赋于屈原赋下，则不当列扬雄赋于陆贾赋下。这一观点无疑有一定的道理，但对于班固为何如此归类却未予以探讨。刘师培则试图对班固关于辞赋的分类依据加以说明，其《论文杂记》说:“自吾观之，客主赋以下十二家，皆汉代之总集类也;(此为总集之始。)余则皆为分集。而分集之赋，复分三类:有写怀之赋，(即所谓言深思远，以达一己之中情者也。)，有骋辞之赋，(即所谓纵笔所如，以才藻擅长者也。)，有阐理之赋。(即所谓分析事物，以形容其精微者也。)，写怀之赋，屈原以下二十家是也。骋辞之赋，陆贾以下二十一家是也。阐理之赋，荀卿以下二十五家是也。写怀之赋，其源出于《诗经》。骋辞之赋，其源出于纵横家。阐理之赋，其源出于儒、道两家。”［15］232－233刘氏提出写怀、骋辞、阐理可能是班固区分辞赋的依据，这完全符合汉代赋体文学的实际情况，但对于各类所属的赋家是否都具有相应的创作特点，却没有进一步探讨。据实而言，上述依据与其所属的赋家风格并不完全吻合，这是因为汉代赋家的创作题材极为广泛，风格亦灵活多样。综上可知，班固并非单纯以赋作题材、风格作为分类的标准。上述虽主要就汉代以前赋立论，然而后代赋基本沿袭诸大类别。

关于赋体文学的文体归属，学界一直存在争议。鉴于赋体文学体制上接近于散文这一特殊性，不少学者提出赋应归属于散文。姚鼐的《古文辞类纂》本是一部散文选，其中分文体为十三大类，除论辨、序跋等类外，辞赋一类也在列，可见姚氏即认为赋属于散文。今人谭家健在《六朝文章研究之我见》中也说:“赋之为体，从大范围来讲，应该属于文章，即广义的散文。”［16］3另外，冯其庸的《中国古代散文的发展》、郭预衡的《中国散文史》等都把赋作为散文的一个门类加以论述。当然，也有不少学者反对这种观点，认为赋自成一体，并不属于散文。如郭绍虞《赋在中国文学史上的位置》一文说:“中国文学中有一种特殊的体制就是‘赋’。中国文学上的分类，一向分为诗、文二体，而赋的体裁则界于诗文二者之间，既不能归入于文，又不能列之于诗。”“就总的趋势来讲，赋是越来越接近于文的一类的。”［17］80此说尽管指出赋很接近散文，但并未将其归于散文。陈柱的《中国散文史》亦将赋排除在散文之外，其“散文”实取与韵文相对之义，无韵的骈体文和散体文则在其范围之内。当代的一些散文专著，也多有不包括赋在内者，如韩兆琦的《汉代散文史稿》、熊礼汇的《先唐散文艺术论》等。笔者认为，鉴于赋是一种介于诗与散文之间的文体，尽管它具备了诗和散文的某些特征，但它毕竟不同于诗，也不同于散文。它与散文应是两种独立的文体。散文产生比赋早，即使到汉代辞赋大盛时期，散文也一直在沿着自己的道路向前发展。两汉以后，大赋隐退，魏晋南朝，写景、抒情小赋居于赋苑主导地位。其间赋虽有骈化、律化的现象，但始终以独立的形态存在，并未融入散文之中。就散文而言，也经历了骈化的过程，并且形成骈体文。尽管骈文受到辞赋的影响而加剧了骈俪程度，但它终究还是由传统散文演变而来。由此可见，赋与散文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一直是两种并行的文体，不存在赋归属于散文之说。

综上可见，赋体文学教学中需要解决的问题比较多，上述仅仅就主要方面而言。教师在赋体文学教学中应该尽可能开拓学生的知识面，从而引导学生在学习中不断思考，激发学生学习的积极性，从而提高学习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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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onsideration on the Literature Teaching on Fu

LIU Tao
(Department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Hanshan Normal College，Chaozhou 521041，China)

Fu is one of the various types in the ancient Chinese literary works.But it is often placed after poetry in most current literature history textbooks and is discussed more briefly than poetry.In addition，in view of Fu’s characteristics as the literary style，it is very different from the current styles.It flocks a large number of uncommon words，uses the more exaggerated technique and longer length，many teachers were often terrified and spoke superficially or kept from talking about，so Fu is not

due attention in ancient literature teaching.In view of this situation，the teachers need to change the teaching idea and methods，dare to break through and innovate boldly，increase the efforts in Fu’s literature teaching and research.They should analyze and discuss many problems deeply，thoroughly in Fu to restore its original appearance in the history of ancient Chinese literature.

Fu;ancient Chinese literature;teaching;consideration

I207

A

1009—5128(2012)07—0096—05

2012—03—14

刘涛(1974—)，男，山东临沂人，韩山师范学院中文系副教授，文学博士，主要从事古代文学教学与研究。

【责任编辑 朱正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