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结

编者按：辞赋是中国文学中的重要文体，古人论赋认为“多识博物，有可观采”（班固语）、“体国经野，义尚光大”（刘勰语）、“会须能作赋，始成大才士”（魏收语），均彰显其历史价值与文学意义。而当代学者的研究，又从多视角展开，取得了可观的成就。本期刊发一组辞赋研究论文，其中《词章与经义——有关赋学理论的一则思考》从赋论研究着眼，考察中国赋学有关“词章”与“经义”的冲突与融通；《（辞赋标义）的编者、版本及其赋学观》以赋集文献之个案研究，阐发其义理与价值；《五德终始说与（两都赋）》则探讨汉赋与学术的关联；《论李白辞赋的祖骚宗汉倾向》又从赋家与作品昭示赋史变迁的问题，虽或偏重文献考订，或偏重理论批评，然所呈新思，于赋学研究均有献益。

摘要：在中国古代赋学批评史上，自汉人以《诗》之“讽谏”评判赋的内容与思想，批评“虚词滥说”，明确提出“赋者，古诗之流”，词章与经义的矛盾始终充斥于中，成为既提升赋的思想价值，又贬抑了赋的艺术价值的理论“梦魇”。从“经”与“赋”的本原意义与引述方式着眼，通过“赋者”的生存环境与地位探寻其间的关联，且以唐、宋以降之“考赋”为个案，从中反思赋体文学依附经义的涂饰以及解消的命运。而经过对“词章与经义”之本原与功用的思考及分析，又可以对赋文学之“依经立义”与“赋体自在”问题有更深入的认知与理解。

关键词：词章；经义；赋家；赋体；理论批评

中图分类号：I207. 2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5833（2015）05-0159-10

在中国赋学史上，有一理论问题可以说与辞赋创作与批评相始终，那就是“赋者，古诗之流”（班同《两都赋序》），而此“诗”专指被奉为儒家经典的《诗》三百篇，这不仅喻示了辞赋与经义的不解之缘，也决定了后世赋寓经义的批评标准。然而，赋又是典型的修辞艺术，有或拟之西方“修辞术”者，因此辞赋创作之词章与义理，又构成了词章与经义的矛盾。由此勘究经与赋的关系，从广义上来看则源于两端，即“经皆文”与“文源经”，例如刘勰《文心雕龙·宗经》绾合二者云：“《易》张十翼，《书》标七观，《诗》列四始，《礼》正五经，《春秋》五例，义既极乎性情，辞亦匠于文理。……故论、说、辞、序，则《易》统其首；诏、策、章、奏，则《书》发其源；赋、颂、歌、赞，则《诗》立其本；铭、诔、箴、祝，则《礼》总其端；纪、传、盟、檄，则《春秋》为根。”倘落实于“赋”与“经”的专项意义，我们则宜关注“赋”之发生与流变，尤其要将视域放置于汉代立文学之官与赋体蔚然大国而昭彰于宫廷的现象，方苞论经术所言“古未有以文学为官者。……以文学为官，始于叔孙通弟子以定礼为选首，成于公孙弘请试士于太常”，以致“其变遂滥于词章”，于赋域亦不无启发。本文拟以历史的视野，从“经赋”（经与赋的关系）、“赋者”（赋家与经学）、“考赋”（科举试经与赋）与“赋体”（依经立义与赋体自在）四方面对赋之“词章与经义”问题作一探寻，谨陈隅隙之思。

一、经赋：从本原到引述

赋作为文学意义的存在，有着由“赋诗”到“作赋”的过程，尽管由动词之“赋”转为名词之“赋”中的联系众说纷纭，究其本原，皆根植于行“王政”而代“王言”，所不同者在于周朝文制之“瞍赋”是代行“王言”而奠定“经义”，汉人作赋进入宫廷是归复“王言”而蕴藏“经义”。刘熙载《艺概·赋概》云：“古人赋诗与后世作赋，事异而意同。意之所取，大抵有二：一以讽谏，《周语》‘瞍赋矇诵是也；一以言志，《左传》赵孟日‘请皆赋以卒君贶，武亦以观七子之志，韩宣子日‘二三子请皆赋，起亦以知郑志是也。”此论诗、赋，正说明由周室“用诗”到汉赋“用《诗》”即由“代行王言”到“归复王言”的线索，经、赋关系从本原到引述之过程，正隐示于中。由此反观“赋者，古诗之流”之说法中的经义内涵，又经历了四个阶段：

一是赋诗主讽谏功用的阶段，诚如《国语·周语上》所载：“天子听政，使公卿至于列士献诗，瞽献曲，史献书，师箴，瞍赋，噱诵，百工谏，庶人传语，近臣尽规，亲戚补察，瞽史教诲，耆艾修之，而后王斟酌焉。”其中“赋诗”统归乐教，缘自“天子听政”，语者“补察其政”而代行“王言”。而此“王言”后经儒门思想的强化，至汉孝武之世“表彰六经”而确立其“经义”观念。

二是春秋之世，“天子失官”，赋诵之“讽谏”传统丢失，代之而起的是春秋时代“行人赋诗”，断章取义，成为审时度势的“一以言志”，《虞书》所谓“诗言志”，孔子所教“不学诗，无以言”（《论语·季氏》）多属此层面。如《左传》所载文公十三年郑伯道逢鲁侯，请通晋国，即由郑国子家先赋《诗·小雅·鸿雁》之首章“之子于征，劬劳于野；爰及矜人，哀此鳏寡”以喻弱小求通之情；襄公二十七年“郑伯享赵孟于垂陇”，赵孟请郑国七位卿大夫赋诗言志；又《国语·晋语》载“秦伯赋《采菽》，子余使公子赋《黍苗》”等，皆其例。源此，章太炎解《毛诗传》“登高能赋”云“登高孰谓？谓坛堂之上，揖让之时。赋者孰谓？谓微言相感，歌诗必类”，刘师培则断言“诗赋之学，亦出于行人之官”。

三是战国时期“贤人失志之赋”兴起，即《汉书·艺文志》所言：“春秋之后，周道寝坏，聘问歌咏不行于列国，学《诗》之士逸在布衣，而贤人失志之赋作。”从某种意义上讲，屈、宋“贤人失志之赋”是将春秋行人辞令功利性的“赋诗言志”转向抒发情怀的个人心志，刘熙载《赋概》谓楚辞“取熔经义，疑不及汉”，正说明其与王治、王言的疏离。尽管如此，后世评论仍将屈赋比经喻义，如刘勰《文心雕龙·辨骚》谓其“典诰之体”、“规讽之旨”、“比兴之义”、“忠怨之辞”，皆“同于风雅”；刘因《静修续集》卷三《叙学》云“三百篇之流，降而为辞赋，离骚楚词，其至者也。词赋本诗之一义，秦汉而下，赋遂专盛，至于《三都》《两京》极矣”，追述本原，皆奉“骚”承《诗》，取则经义。

四是汉代赋家群体作为宫廷文学侍从的出现，赋体文学特别是献纳朝中的骋辞大赋的崛兴，以汉廷“献赋”遥接周制“瞍赋”，形成了行王政而代王言思想的强力归复。这突出表现在两方面：一是赋之“讽谏”传统的形成与确立。这一传统在创作上的形成是由枚乘《七发》到司马相如《上林赋》完成，其间寓含了赋体由藩国地域文学向宫廷统一文学的转移，《史记·司马相如列传》论其讽意谓“相如虽多虚辞滥说，然其要归引之节俭，此与《诗》之风谏何异”，堪称的评。而从创作及于理论，自相如到扬雄又完成了对“讽谏”赋学观的理性思考，扬雄所言纠正景差、唐勒、宋玉、枚乘诸赋之“淫”，在于倡导“诗人之赋丽以则”与“孔氏之门用赋”，以及“讽则已，不已，吾恐不免于劝”的悔赋与反省。二是汉赋取则经义向《诗》、《礼》两翼展开，换言之，汉赋“体物言志”的讽谏之志切近于《诗》，所谓“《诗》之讽谏”、“诗人之赋”、“古诗之流”皆其表述；而其“体国经野”的义理与词章，特别对王廷礼典描写的仪式化，更切近于《礼》，袁栋论诗赋仿六经，认为“赋体恭俭庄敬似《礼》”，又是切实的。

然而，落实到汉大赋文本，就呈示出矛盾，一方面赋承《诗》“旨”，即“受命于诗人”，一方面又专意修辞，亦即“极声貌以穷文”（刘勰《文心雕龙·诠赋》），从而造成词章与经义的冲突，而所谓“曲终奏雅”，只是赋家追逐“经义”本原的一种奢望。因为汉立五经博士，经义已文本化，而汉代以经致用之风影响于赋域，突出的现象并非经义的主旨，而更多的是文本的抒写，这也就形成了经、赋关系由本原转向引述。

赋家引经不同于诰命奏议那样直接，而是通过取辞与取义，多影写经语以自重。例如用《诗》，司马相如《长门赋》之“雷殷殷而响起兮，声象君之车音”，即取辞于《诗·召南·殷其雷》：“殷其雷……振振君子，归哉归哉。”又，扬雄《甘泉赋》之“袭璇室与倾宫兮，若登高眇远，亡国肃乎临渊”，则取义于《小雅·小曼》“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以明治国居安思危之理。汉赋家不仅取则《诗》之经义以成文，亦兼引诸经以为用。如用《礼》经义，扬雄《长杨赋》“恐不识者，外之则以为娱乐之游，内之则不以为干豆之事，岂为民乎哉”，取义于《礼记·王制》“天子诸侯无事，则岁三田，一为干豆，二为宾客，三为充君之庖。无事而不田，日不敬；田不以礼，日暴天物”，以警戒天子游猎失时，娱乐过度而扰农伤民之弊。用《春秋》经义，刘歆《遂初赋》“惟太阶之侈阔兮，机衡为之难运。惧魁杓之前后兮，遂隆集于河滨”，取义于《春秋运斗枢》“第一天枢，第二璇，第三玑，第四权，第五衡，第六开阳，第七摇光，第一至第四为魁，第五至第七为杓，合而为斗”与《春秋元命苞》“常一不易，玉衡正，太阶平”，以天象状人事，说明自身遭际与错忤心态。用《书》经义，董仲舒《士不遇赋》“彼实繁之有徒兮，指其白以为黑”，取义于《尚书·仲虺之诰》“简贤附势，寔繁有徒”，寄托讽世浇漓，颠倒错乱，怀才不遇之意。用《易》经义，马融《长笛赋》“盖亦简易之义，贤人之业也”，取义于《周易·系辞上》“乾以易知，坤以简能。易则易知，简则易从。易知则有亲，易从则有功。有亲则可久，有功则可大。可久则贤人之德，可大则贤人之业”，以赞美君子处身简易而光大德业之道。汉赋引经，俯拾即是，然因赋家以文引言之法，使诸多经义皆融会于文学创造的修辞手法，致使产生“闳衍博丽”（词章之劝）与“曲终奏雅”（经义之讽）的矛盾。如果进一步探寻这种矛盾的内在本质，则当落实于制度层面，将研究视角转向“赋者”（作家），因为认定赋者的身份并观其历史性的变移，正可看到从汉晋到唐宋这一时段经义在赋域的游离与归复。

二、赋家：经义的游离与归复

如果说汉赋与经义的关系，决定于那个通经致用的时代，那么汉赋创作所表现出的词章与经义的矛盾，则又决定于赋者的身份及地位。对此，班固《两都赋序》记述最详：“武、宣之世，乃崇礼官，考文章，内设金马、石渠之署，外兴乐府协律之事，以兴废继绝，润色鸿业。……故言语侍从之臣，若司马相如、虞丘寿王、东方朔、枚皋、王褒、刘向之属，朝夕论思，日月献纳。……或以抒下情而通讽谕，或以宣上德而尽忠孝。”而作为言语侍从之赋家队伍的群体兴起，钱穆将其归于“中官”（内官）制度的确立，其云：“史称武帝内朝诸臣，最先为严助。其后得朱买臣、吾丘寿王、司马相如、主父偃、徐乐、严安、东方朔、枚皋……诸人者，或诵诗书，通儒术；或习申商，近刑名；或法纵横，效苏张。虽学术有不同，要皆驳杂不醇，而尽长于辞赋。”考《汉书-刘辅传》注引孟康日：“中朝，内朝也。大司马、左右前后将军、侍中、常侍、散骑诸吏为中朝，丞相以下至六百石为外朝也。”又，《汉书·礼乐志》载：“至武帝定郊祀之礼……乃立乐府，采诗夜诵，有赵、代、秦、楚之讴，以李延年为协律都尉，多举司马相如等数十人造为诗赋。”综此可知汉代赋者身份，实与建“中官”、“崇礼官”、“立乐府”、“考文章”相关，赋者多居皇帝内廷随侍行礼制乐的“侍郎”之职，“献赋”乃其职责所在。这里有两点值得注意，一是赋家居官礼职，归诸学术，与儒家切近，故与行王政、代王言之经义观相通，从某种意义上讲，赋家就是战国诸子衰歇后在大一统帝国政治笼罩下以词章表达思想的一个群体。二是赋家属官内廷，尤其是与武帝立“乐府”制度的关系，决定其为帝王提供游乐的娱戏特征，司马相如上《大人赋》，武帝“大说，飘飘有陵云气游天地之间意”（《汉书·司马相如传》）；王褒奏赋，宣帝认为“辞赋大者与古诗同义，小者辩丽可喜”，且“太子喜褒所为《甘泉》及《洞箫颂》，令后宫贵人左右皆诵读之”（《汉书·王褒传》），皆典型例证。正是基于赋家身份的表述经义与提供娱戏的矛盾，决定了赋作词章与经义的冲突。当然作为宫廷文学侍从，赋者的主观愿望始终是以经义为创作原则的，最突出的就是讽谏传统。

如同汉世外廷博士之《公羊春秋》学者视《春秋》为“天子之事”（《孟子·滕文公下》），借《春秋》义开“新王”之治，内廷赋家亦假经义襄助“汉王”之事，尤寄意于汉天子礼之构建，开“体元立制，继天而作”（班固《东都赋》）之新纪。而由廷臣抗言“直谏”转为行文“谲谏”，正是汉代宫廷赋者承载经义归复王言的一大路向。以用《诗》之经义为例，西汉如司马相如《上林赋》云“悲《伐檀》，乐乐胥”，前句取义《魏风·伐檀》，后句取辞《小雅·桑扈》“君子乐胥，受天之祜”，奉“天”悯“人”，讽喻君王“佚游”之乐；东汉如张衡《西京赋》云“取乐今日，遑恤我后”，此取辞于《邶风·谷风》“我躬不阅，遑恤我后”，喻戒乐之义，警示盛极必衰的教训。汉赋引经喻讽者极多，不胜枚举，这在汉代史家心中已成公识。以《汉书》为例：司马相如上“天子游猎之赋”，“归之于节俭，因以风谏”（《司马相如传》）、王褒因奏赋“擢为谏大夫”，宣帝亦认为辞赋“尚有仁义风谕”（《王褒传》）、扬雄侍从成帝行祀而献赋，如“还奏《甘泉赋》以风”、“还上《河东赋》以劝”、“聊因《校猎赋》以风”、“上《长杨赋》……藉‘翰林以为主人，‘子墨为客卿以风”（《扬雄传》）等，无不引经寄讽。至东汉如班固“感前世相如、寿王、东方之徒，造构文辞，终以讽劝，乃上《两都赋》”（《后汉书·班固传》），杜笃自谓“见司马相如、扬子云作辞赋以讽主上，臣诚慕之，伏作书一篇，名曰《论都》”（《杜笃传》），张衡“拟班固《两都》作《二京赋》，因以讽谏”（《张衡传》）等，尚可见赋者因文寄讽之传统尚存。如前所述，由于赋者居职宫廷的特殊地位，其创作亦陷于尴尬境地，如《汉书·扬雄传》所载“雄以为赋者，将以风也，必推类而言，极丽靡之辞，闳侈钜衍，竞于使人不能加也，既乃归之于正，然览者已过矣”。赋者的这种尴尬境地早在武帝朝枚皋“为赋颂，好戏”，“自悔类倡”的“俳优”说（《汉书·枚皋传》），已表明其对赋者身份的自省，而到西汉末扬雄“悔赋”及倡导“诗人之赋”，显然已是对西汉赋作依违于经义的历史反思。但是，由于汉赋家宫廷文学侍从的身份的存在，其赋作取则经义的功能就存在，因为赋者的词章与经义的矛盾实内涵于赋作文本之中，诚如《汉志》所言“竞为侈丽闳衍之词，没其风谕之义”，而只有到了东汉以后文学侍从地位的堕落，赋者由宫廷向在野文人的转移，词章与经义的矛盾才逸出文本，渐成辞赋与经义的矛盾。这又决定于赋史的两项转化。

其一，由宫廷文学侍从献赋到文人赋创作。东汉以后，宫廷言语文学侍从地位堕落，经义于赋作中的致用精神也在丢失，从而出现了如汉末魏晋以降大量的文人以咏物与抒情（言志）为主旨的赋创作。虽然，汉以后“献赋”之风延绵于历代而未绝，但已成为文臣奉上或士子干谒的形式与途径，诚不似汉代文学侍从随上行礼履职献赋之常例。正因这种制度性的转移，文人赋的兴起也使赋域中经义功用随之淡褪，其中最典型的就是赋家承续《诗》义之“讽”的解消。也就是说，汉人献赋无不标能的“讽之”，在魏晋南北朝时代则已罕觏。这首先表现于辞赋在主导意义上转为文士“自得”的创作与“骋才”的工具，因游离于朝廷工具性而游离于经义致用性。例如曹丕自诩“少为之赋”；王粲“独自善于辞赋”（《三国志·魏书·王粲传》）；张华“著《鹪鹩赋》以自寄”（《晋书·张华传》）；成公绥“雅好音律，尝当暑承风而啸，泠然成曲，因为《啸赋》”（《晋书·文苑传》）；谢灵运“移籍会稽，修营别业，傍山带江，尽幽居之美……作《山居赋》并自注”（《宋书·谢灵运传》）等，皆取“自得”之义。或则以赋为“骋才”工具，如三国时吴骠骑将军朱据闻张纯、张俨、朱异“才名”，令三人各赋一物然后赐坐，“俨乃赋犬日：‘守则有威，出则有获；韩卢、宋鹊，书名竹帛。纯赋席日：‘席以冬设，簟为夏施，揖让而坐，君子攸宜。异赋弩日：‘南岳之干，钟山之铜，应机命中，获隼高墉。”此因小制而骋才。至于大篇，时人观念诚如魏收所言“会须作赋，始成大才士”（《北齐书·魏收传》）。这一阶段赋作亦有“美”、“刺”，然却有异趣，即一在颂、讽分离，如陆云因成都王颖举兵攻洛“著《南征赋》以美其事”，陆机则因齐王同“矜功自伐，受爵不让，机恶之，作《豪士赋》以刺焉”（《晋书·陆机传》）；二在或颂或讽，皆表现出专指（某人某事）性，甚至出现如君王讽刺臣子的作品，如梁简文帝为皇太子时“制《围城赋》，其末章云：‘彼高官及厚履，并鼎食而乘肥……，盖以指于异”（《梁书·朱异传》），即为赋讽辅佐大臣朱异尸位素餐之事。正是这种讽、颂分离以及其专指性特征，与汉代宫廷大赋寓“讽”于“颂”而“曲终奏雅”之方式不侔，其中一大区别就在汉赋取则经义而专注于礼制的建设，而魏晋以降的美、刺只是一种赋体的传承而已。

其二，由文人赋创作到科场考试赋。可以说，辞赋与经义在制度上的复归，赋家再次以赋创作代王言而行王政，则在于唐代考赋制度的确立，而这也导致已被文人赋疏离的词章与经义的关系再次被凸显，并引起了由制度层面到创作层面的长期论争。唐代赋风昌盛，众体兼呈，故王芑孙说，“诗莫盛于唐，赋亦莫盛于唐，总魏、晋、宋、齐、梁、周、陈、隋八朝之众轨，启宋、元、明三代之支流，踵武姬、汉，蔚然翔跃，百体争开，昌其盈矣”。如果就文人赋、献赋与考赋三途而言，唐文人赋传习前代，由屈宋“贤人失志”赋经汉代文士骚体到魏晋以降大量的咏物抒情之作，于题材或有更多开拓，那么论及词章与经义，其献赋与考赋更宜注意。唐人献赋虽仍传承前朝，或文臣陪侍而作，或文士邀获“恩俸”，但却能取则经义，承续汉人的讽谕传统。如太宗时谢偃“献《惟皇诫德赋》……盖规帝成功而自处至难”（《新唐书·文艺传》）、玄宗时“王諲作《翠羽帐赋》讽帝”（《新唐书·后妃列传》）、吕向“奏《美人赋》以讽”（《新唐书·文艺传》）、敬宗时李德裕“献《大明赋》以讽”（《旧唐书·李德裕传》）等即是。当然，唐人于赋域的新创造，则是科举考赋的制度化，这一举措的历史评价虽臧否悬隔，然其中内含的词章与经义的问题，却延续于宋代，成为赋学批评一大焦点，也是以文取士彰显于赋域的一奇特现象。

三、考赋：以文取士的一对“梦魇”

从归复“王言”传统来看，唐代进士科考赋制度的确立与献赋传统之不同，在于献赋来自少数宫廷文学侍从，考赋则是伴随历史进程文学自身的不断下移，而成为广大举子干禄求进的工具，且表现出考试文体的应用性。然则考、献赋与王制、文制的结合，殊为一致。

有关科举试赋，前贤论述甚多，清人汤稼堂对自唐迄清长达千年的考赋历程有段追述：“唐代举进士者……杂文则诗一赋一……而天宝十三载以后，制科取士亦并诗赋命题。赋皆拘限声律，率以八韵，间有三韵至七韵者，自五代迄两宋，选举相承，金起北陲，亦沿厥制。迨元人易以古赋，而律赋寝微，逮乎有明，殆成绝响。国朝昌明古学，作者嗣兴，钜制鸿篇，包唐轹宋，律赋于是乎称绝盛矣。”此虽论律赋之兴衰，然对科举考赋即唐、五代、宋、辽金考律赋，元人考古赋，明人废考赋，至清代“以帖括试士，而以诗赋课翰林”之文制情形，则要言不烦，申述明白。然从唐代由分立“明经”、“进士”科到“进士”一科兼考经、赋，经与赋在以文取士的原则下已结不解之缘，这其中固然有汉赋用经以襄王政的渊源，但落点于现实，则与唐宋时代重经尚赋有关。当然，推而言之，考经与赋，实皆源于更广泛的“圣人之情见乎辞”（《易·系辞下》）的意蕴，所谓“修辞与经世不同途而同轨”（张邦纪《沈文恭公集序》），通经致用与赋用经义亦有“同轨”之旨。然而正是在此以文取士原则下的考经与赋，唐宋两朝对考经自无疑义，却对考赋则争锋激烈，且将“经”与“赋”捆绑为一而形成或对立、或交融的态势，使词章之学与经义之用，成了困扰数百年文制的一对梦魇。在唐代，如赵匡《选举议》云：“进士者，时共贵之，主司褒贬，实在诗赋，务求巧丽，以此为贤。不唯无益于用，实亦妨其正习；不唯挠其淳和，实又长其佻薄。”又刘秩《选举论》云：“原夫诗赋之意，所以达下情，所以讽君上。……近之作者，先文后理，词冶不雅，既不关于讽刺，又不足以见情。盖失其本，又何为乎？”此皆因词章巧丽而无用而反对考赋。相反，皇甫浞《答李生第二书》质疑道：“如诗赋非文章，三百篇可烧矣。”至于白居易作《赋赋》为考试律赋张目，所谓“四始尽在，六义无遗”、“艺文之警策，述作之元龟”，与反对考赋者针锋相对，肯定试赋的思想与艺术价值。宋承唐制，经、赋之争尤其激烈。如王安石力主进士考试“先除去声病对偶之文，使学者得以专意经义”（《乞改科条制》）；反之，苏轼驳斥其论谓：“自唐迄今，以诗赋为名臣者，不可胜数，何负于天下，而必欲废之？”（《议学校贡举状》）回到词章与经义的主旨，我们就会发现唐宋时人有关科举用“赋”与否的争议，无不与“经”义有关，透过表面考“赋”的实用性争论，勘进于内在的赋学史之意义，我想有以下焦点问题值得反思。

从历史层面来看，科举试经与赋均属“以言取人”，这与汉代通经人仕和献赋荣进传统有关，是宫廷言语侍从代“王言”而行“王政”之理念的下移与承继。对此，北宋后期侍御史刘挚针对熙宁罢赋议贡举云：“诗赋之与经义，要之其实，皆日取人以言而已。人贤之与不肖，正之与邪，终不在诗赋、经义之异。”马端临《文献通考》亦载当时尚书省言：“诗赋经义均之以言取人，贤否邪正未可遽判。”这种“以言取人”兼绾经、赋的导源之见，改变了唐宋考赋与否的致用意义，而引向考赋的文本价值。也就是说，既然不必以经义或诗赋判人品之正邪、人事之贤不肖，考试兼经、赋的用意只能是以经义观学识，而以辞赋辨才华。这又将词章与经义的矛盾推回到汉赋用经的原点，而不同者仅是淡褪了汉赋家主观的讽谏精神。当然，这种见解是经历长时间的科举经、赋论争而产生的。因为在唐代，人们偏重的是经、赋之用而决定考赋与否，宋初殿试用赋，归复王言，经、赋虽分考而义理则融织为一，所以北宋前期学者讨论考赋问题，更多的是将其与“策”比较，策重时务，赋重言词，功用之效，不辨自明。到神宗熙宁罢赋，主旨是赋无益于用，所以再到元祐复赋，经、赋同属“以言取人”的本原意义才被点破。清人阮亨《律赋经畲集序》云：“古人九能，最重登高之作，固不敢以雕虫小技忽之也。而熔铸经典之范，翔集子史之术，则洞晓情变，曲昭文体，洵为作赋之本原耳。……赋为古诗之流，班孟坚尝言之，苟其鼓吹升平，润色鸿业以鸣一代之盛，岂第区区声韵而已哉！”又如唐玉书《食旧德斋赋钞序》云：“自有唐以来，径定词赋为一代取士之律令，宋元稍变，迄于国朝……陈风俗教化之原，责以讽谏之义，亦犹古者百工诵箴谏士传言谏过之遗意也。”考赋课赋之采用经义，与赋之讽、颂功能结合起来，从反面可以看到古代赋论中经、赋纠缠不清的一条批评主线，在献赋与考赋巾更为彰显。

从制度层面来看，赋作为考试文体在闱场中的罢复，也始终纠缠于经义，在有用与无用的表象批评背后，是赋见才学的质疑与认可。例如在宋代熙宁罢赋之前，宋仁宗于庆历四年针对欧阳修《详定贡举状》提出“问以大义，则执经者不专记诵”，下诏令曰：“旧制用词赋，声病偶切，立为考式，一字违忤，已在黜格，使博学之士，临文拘忌，俯就规检，美文善意，郁而不伸。如白居易《性习相近远赋》、独孤绶《放驯象赋》，皆当时试礼部，对偶之外，自有意义可观，宜许仿唐体，使驰骋其间。”（《宋史·选举志三》）此针对当时科考律赋拘忌声病而失大义，提倡调和词章与经义，即以词章寓经义。正是出于这种考虑，而当科场赋被视为词章琐碎而丧失经学大义，北宋相继而来的熙宁、绍圣两度罢赋，且专试经义，其理甚明；而踵续其后的元祐、建炎两度恢复考赋，虽已分经义、诗赋两科，但为考赋的理由张本，仍是属意于经义。缘此，南宋宁宗嘉定七年正月六日监察御史倪千里奏言，声称当时板行监学所选有《经义赋格》一书，其为十子考试津筏，恰恰呈示了经、赋一体的意义。叶梦得《石林燕语》卷八回顾这段罢复诗赋历史云：“熙宁以前，以诗赋取士，学者无不先遍读《五经》，余见前辈虽无科名人，亦多能杂举《五经》，盖自幼学时习之尔，故终老不忘。自改经术，人之教子者，往往便以一经授之，他经纵读，也不能精。”这种罢“赋”反失“经”的说明，是耐人寻味的。叶适也认为“废赋而用经，流弊至今，断题折字，破碎大道，反甚于赋”，赋家能于场屋创作中熔经铸典，已成为当时主张考赋者的批评共识。

从创作层面来看，考赋为了符应经义，赋写经义成为惯例，其中尤以科场“经义题”最为突出。阮亨《律赋经畲集·凡例》云：“应制之赋以经命题，昉自有唐如裴晋公《岁寒知松柏后凋赋》、韩文公《明水赋》、李供奉《明堂赋》、元仆射《镇圭赋》、白尚书《性习相近远赋》、蒋防《不宝金》五赋、王起《庭燎赋》、《蛰虫始振赋》、陈仲师《鹊始巢赋》、张仲素《反舌无声赋》、李处仁《虹藏不见赋》、韦充《东风解冻赋》、许敬宗《麦秋赋》，其他不可枚举。我朝经学昌明，星使抡材，悉取经语以觇古学，故是编专采五经，若《论》《孟》《学》《庸》《周官》《尔雅》凡在《十三经》之目者，间亦采焉。”这说明自唐迄清，经义题（尤以五经为主）在考场的运用从未衰歇，而且被学者奉为圭臬，彰显以“赋”合“经”之义。例如唐代省试题，兼取四部，然取自唐人所谓“九经”者最多，其出《易》者如大历二年之《射隼高墉赋》，出《书》者如开元二十二年之《梓材赋》，出《诗》者如乾宁四年之《未明求衣赋》，出《周礼》者如贞元八年之《明水赋》，出《礼记》者如太和元年之《观民风赋》，出《左传》者如长兴二年之《铸鼎象物赋》等。唐穆宗长庆元年有诏谓进士赋“出于《周礼》正经，阅其呈试之文，都不知其本事，辞律鄙浅，芜累何多”（《旧唐书·穆宗纪》），因此贬谪礼部侍郎钱徽等人，亦考赋重经之一斑。宋代自神宗景祐间，礼部试赋题“厌其烦渎，诏御药院具试题，书经史所出”试题专用经史的本意是罢“上请”制度，然其尊经之用，则显而易见。由于采用经题，考赋用经则与汉赋用经偏重“曲终奏雅”不同，而精思于破题，即所谓“发端警策”。缘此，赞美考赋用经者已流于技术化，如郑起潜论“藏头题原主意”举例《天地明察赋》日“藏孝意”，论《文王之典靖四方赋》日“说出我将祀文王主意”等；而反对者或谓“是偷拆经诰，侮圣人之言”、“以经语为题，其实是押韵讲议”，其流于技术化的同时，也是对赋用经义之精神的解消。

四、赋体：依经立义的涂饰与解消

词章与经义作为赋论问题，终究应当落实于赋体，也正因为早期文学形式的赋体对政教具有极大的依附性，即行王政与代王言的特征，所以其经、赋的交融与冲突就先天性的呈现于“体”与“用”的矛盾。近人林纾评《文心雕龙·诠赋》之“赋者，铺也，铺采搞文，体物写志也”云：“一立赋之体，一达赋之旨。为旨无他，不本于讽谕，则出之为无谓；为体无他，不出于颂扬，则行之亦弗庄。然其发源之处，实沿《三百篇》而来。”这种以赋体概述“铺采摘文”，以赋旨（用）概述“体物写志”，虽未必切合刘勰本意，然就赋体用经之义，诚乃返本之论，因为刘勰也试图调和二者间的矛盾，如谓“若能酌《诗》《书》之旷旨，剪扬、马之甚泰，使夸而有节，饰而不诬，亦可谓之懿也”（《文心雕龙·夸饰》）。倘再追寻这一矛盾的由来，结穴宜在汉代“依经立义”之赋学批评观的形成。

如果说前述“赋者，古诗之流”之说法隐示经义内涵之形成，经历了周室用政（瞍赋）、春秋言志、战国“贤人失志之赋”到汉代宫廷赋归复王言的四个阶段，那么，从赋论史的角度看待经、赋关系的形成与解消，则同样可以四阶段加以概述，亦即汉人“依经立义”之赋学观、魏晋南北朝赋体“尚文”与讽谕的消褪、唐宋考赋对经义的归复以及元明清以“祖骚宗汉”说对赋源于《诗》的补充与纠正，经、赋关系由此而在实际意义上解消。

汉人解赋“依经立义”，初见于《史记·屈原贾生列传》引述淮南王语谓屈赋兼得“《国风》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诽而不乱”，以及批评“宋玉、唐勒、景差之徒者，皆好辞而以赋见称，然皆祖屈原之从容辞令，终莫敢直谏”。这种“好辞”而不能“直谏”已隐含了“辞令”与“风雅”的矛盾，“依经”的选择与赋学批评与生俱来，《汉志》以为屈原赋“咸有恻隐古诗之义”，而至宋玉、唐勒，以至汉代的枚乘、相如、扬雄则“竞为侈丽闳衍之词，没其风谕之义”，正此思想的延续。这一思想在理论意义上的完型，是扬雄对赋创作的反省与王逸对屈赋的理解。扬雄有关赋的“讽”与“劝”以及“诗人之赋”与“辞人之赋”的探讨，无不围绕词章与经义展开，而王逸《离骚经章句叙》对屈赋的评价尤为典型：“昔者孔子叡圣明哲，天生不群，定经术，删《诗》《书》，正《礼》《乐》，制作《春秋》，以为后王法。门人三千，罔不昭达。临终之日，则大义乖而微言绝。其后周室衰微，战国并争，道德陵迟，谲诈萌生，于是杨、墨、邹、孟、孙、韩之徒，各以所知著造传记，或以述古，或以明世。而屈原履忠被谮，忧悲愁思，独依诗人之义而作《离骚》，上以讽谏，下以自慰。遭时暗乱，不见省纳，不胜愤懑，遂复作《九歌》以下凡二十五篇。”这是对扬雄“诗人之赋”的具体阐发，且奠定了后世论赋依经立义的思想基础。迨至魏晋南朝，诸家论赋颇多对汉赋创作“虚辞滥说”加以清算，例如挚虞《文章流别论》惩鉴汉人而批评时赋有“假象过大”、“逸辞过壮”、“辨言过理”、“丽辞过美”之失，左思《三都赋序》则批评汉赋“于辞则易为藻饰，于义则虚而无征”，其评判标准，显然是“古诗之义”。然而对照这一时段的辞赋创作，或标能擅美，如顾恺之“尝为《筝赋》成，谓人日：‘吾赋之比嵇康《琴》，不赏者必以后出相遗，识者亦当以高奇见赏。”（《晋书·文苑传》）；或征辞比类，如曹丕《答卞兰教》谓“赋者，言事类之所附也”；或争一句之奇，如陆机《文赋》倡言“置片言以居要，乃一篇之警策”；或炫一韵之切，如沈约撰《郊居赋》，王筠“读至‘雌霓（五激反）连蜷，约抚掌欣忭日：‘仆尝恐人呼为霓（五鸡反）”（《梁书·王筠传》），无不斗巧争胜，以逞词情。特别是魏晋以后对汉宫廷赋自诩“讽谏”思想的淡化，使魏晋中人批评汉赋而倡导经义仅成为一种涂饰，倘比较而言，诚如朱鹤龄以左思《三都》为例所言：“盖古人文章未有无为而作者。如孟坚《两都》为西京父老怨明帝不都长安，故盛称东都以风谕之也。平子《两京》为明帝时王侯以下多踰侈，故作此以讽谏也。明帝欲废南都，故特称此都之盛，亦以讽也。长卿《子虚》《上林》意欲明天子之义，故假称‘子虚‘乌有‘亡是三人以讽也。飞燕无子，成帝往祠甘泉宫，制度壮丽，子云故赋《甘泉》，又成帝猎南山，农民不得收敛，故赋《羽猎》《长杨》，皆以讽谏也。若太冲之赋三都，则于义何取乎？”初唐文士王勃直谓“屈、宋导浇源于前，枚、马张淫风于后……沈、谢争骛，适先兆齐、梁之危；徐、庾并驰，不能免周、陈之祸”（《上吏部裴侍郎启》），这种过度政治化的批评，内含的仍是词章与经义的矛盾。

唐、宋以考功彰赋学，其于罢、复之间，始终贯穿着经义与词章之争，其中最为纠结者在于批评家倡导的是经义（熔经铸典），而审卷官则只能取则于词章与声韵。因于前者，则有赞美如“唐人体物最工，么麽小题，却能穿穴经史。林滋《木人赋》云：‘来同避地，举趾而根柢则无；动必从绳，结舌而语言何有？又云：‘进退合宜，依然在斯，既无丧无得，亦不识不知。迹异草莱，其言也无莠；情同木讷，其行也有枝。陈章《艾人赋》云：‘当户而居，恶莠言兮结舌；负墙而立，甘菜色以安身。李子卿《水萤赋》云：‘色动波间，状珠还于合浦；影悬潭下，若星聚于颍川。字字典则，精妙无双”（汤稼堂《律赋衡裁·余论》）；因于后者，则引起诸如“盖失其本”（刘秩《选举论》）、“务求巧丽”（赵匡《选举议》）的质疑与大量仅因“落韵”而被黜的科场案例。在此二者之间，经义思想于赋域的工具化与技术化，只能使那种“然亦贯穿六艺，驰骋百家，有骈四俪六之巧”（《宋会要辑稿·选举》五之二〇引礼部侍郎胡綋言）的愿望落空，导致“隋、唐取士，改诗为律，亦改赋为律，而赋亡矣”的批评接踵而至，这恰恰缘于考赋的内在矛盾而不可避免。于是继唐宋考赋，改“体”与改“制”成为两项选择，这就是元人考赋之“变律为古”与明代科举废赋的举措。值得注意的是，元人于考赋中复古，明人废试赋而复古，均有着对赋体本源意义的追寻，其“祖骚宗汉”思想的崛起，即为显例。祝尧《古赋辩体》卷一引宋祁“《离骚》为词赋祖”语，认为“赋家可不祖楚骚乎！然骚者，诗之变也”，尤于“祖骚宗汉”说中注入赋体之“骚情”，于“诗人”、“辞人”外别立“骚人之赋”，并在综会“理、情、辞”的赋体意义时，自觉淡化了作为本源的经义之功用。清代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承祧唐宋而纳赋于考试范畴，如“博学鸿词科”与“翰苑”考功用赋，甚至有康熙帝《御制历代赋汇序》为赋学张本，所谓“赋者，六义之一也。风雅颂兴赋比六者，而赋居兴比之中，盖其敷陈事理，抒写物情，兴比不得并焉。故赋之于诗，功尤为独多。由是以来，兴比不能单行，而赋遂继诗之后，卓然自见于世，故日：‘赋者，古诗之流也…，其用赋论经，重复陈言，了无新义，经义于赋已解消其内涵的涂饰，只剩下语言的包装罢了。

当写赋不再着意引述经义，赋者也不再代行王言而引经致用，献赋与考赋选拔人才早已不复存在，赋体作为一种文学样式而被人们摹习、研究，词章与经义的关系则仅存赋史的一段记忆，其中许多今人看来诸多无味的争论，或许正是耐人寻味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