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根民

(广西师范学院 文学院，广西 南宁 530001)

郭绍虞的文体分类观

贺根民

(广西师范学院 文学院，广西 南宁 530001)

郭绍虞对文体分类学的重要性、历史轨迹和分类标准的阐述，呈现了特定时代自出机杼的学术思考，从而形成其相对自足的文体分类学思想。郭绍虞的文体分类观不只是对文学形态的感性认定，而是一种文体研究的自觉，体现了可贵的现代学术意识。

郭绍虞;文体分类观;文学批评

20世纪初期社会风云激荡，西方文学观念烛照中国文学的转型之路，西方文学的逻辑分类思想引发杂文化基础之上的中国文学形态的一次新的文体革命。民国早期的文体变革思潮攸关于章太炎、王国维、刘师培、黄侃、郭绍虞、叶圣陶这些学者的理论鼓吹和文学实践，他们的勤劬耕耘书写了20世纪中国文体学既感应西方又凸显民族文化本位的发展途辙。郭绍虞作为中国文学批评史学科建设的先行者，其对文体分类学的重要性、历史轨迹和分类标准的阐述，呈现了特定时代自出机杼的学术思考，从而形成其相对自足的文体分类学思想。

一

分门别类是理清事物头绪、彰显其内在规律的一种基本手段。姚永朴《文学研究法》卷一《门类》载:“欲学文章，必先辨门类。门者，其纲也;类者，其目也。”［1］24按照文章门类的逻辑关系来宏观统摄文学形态，形成了文学研究的一项基础工程。古代文体是中国文学史的重要构成部分，纲举而目张，辨体而明类，文体分类往往成为文学史叙述的基础。我国的文体分类有一条相对自足、富有民族特色的演进脉络。《诗经》的风、雅、颂之分，《尚书》的典、谟、训、诰、誓、命之归类，均显示中国早期文学的分类实践。文学的分体析类，在汉人刘歆《七略·诗赋略》已显端倪，他确立了文体二级分类的基本范式。其后经曹丕《典论·论文》、挚虞《文章流别论》、刘勰《文心雕龙》、萧统《文选》、姚铉《唐文粹》、真德秀《文章正宗》、吴讷《文章辨体》、徐师曾《文体明辨》接力完善，至姚鼐《古文辞类纂》、曾国藩《经史百家杂钞》以简驭繁、备载众体，臻于顶峰，它们标明了中国古代文体学的历史流变和分类实绩。

文体分类是一项全面把握和深刻领悟文体特征的工作，它有利于发掘各种文体的本质规律。然而古代文体资料繁杂，分类多拘囿于外部形态，类别日渐琐碎，分类标准虽人言言殊，但大体经历一个由粗到精、由博返约的过程。缘于侧重形式层面的分类传统，古代的文体分类实践难免有繁琐之弊，历代文人虽不懈救治，仍难有根本上的突破，这种局面的改变直至近代方被告破。梁启超《中学以上作文教学法》厘定世上文章为三类:记述之文、论辩之文和情感之文，记述之文有记静态之文和记动态之文的差别;论辩之文又有说喻、倡导、考证、批评和对辩之分。梁氏的分类考察点在于文章内容是来自主观还是客观，是从外部吸收进来抑或内心发出，这种分类一脱传统的形式分类之弊，具有浓郁的近代文化特质。真正祛除传统分类痼疾的应该归功于“五四”新文化文人的不懈努力。陈独秀、刘半农提出两大类的划分，即应用之文和文学之文，前者包括文告、评论和日记等文体，后者如诗歌、戏曲、小说等类型。这几乎是一种侧重文学性与否的考察视野，两大类型的划分彻底改变了传统分类的琐碎景况，却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这两大类的交叉情形，没有充分关注那些非此即彼的边缘文体，如传记、游记、科学小品之属。1917年5月刘半农《我之文学改良观》亮出文学的四分法:诗歌、戏曲、小说和杂文，此论得到胡适、朱自清等人的极力推举，1918年胡适《建设的文学革命论》提出“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口号，其中“国语的文学”就涵盖小说、诗文和戏本。刘半农的四分法在1935－1936年间出版的赵家璧所主编的《中国新文学大系》中得以定型，该著刊载了四分法所对应的四种文体的大量优秀作品，成为四分法的成功实践。四分法扬弃了传统分类法的琐屑之弊，又充分体现了现代文学的文化生态，展示了现代文体分类的包容性和科学性。

二

相对于“五四”新文化运动鼓吹者侧重于文体分类的具体操作，郭绍虞的文体分类思想首先在学理拓进上获得突破。郭绍虞的文体分类观不但见诸《试论文体分类学与修辞学的关系》、《提倡一些文体分类学》等专文中，亦体现于其《中国文学批评史》的撰写体例和具体阐述之中。文体分类古已有之，而文体分类能否成为专门之学，这势必牵涉到学者对其重要性的认可态度。郭绍虞极力推举文体分类的重要性，首肯分类学的存在价值:“文体分类学，不仅与修辞学有密切关系，即对中国文学批评史的研究，也同样是个主要环节。”［2］547郭绍虞认为文体分类之所以能成为一门学科，取决于社会的需要和学科本身的发展，这种由外及内的综合考察体现了其建构文体分类学的整体眼光。文学批评发轫于诗文评，位于集部之尾的诗文评就包含一定的文体批评色彩，古代因文立体的分类方式表现了中国文学的东方思维特质。郭绍虞认为“文体分类的开始，由于结集的需要”，［3］63类聚区分，方能眉目清晰，文体分类允符了编选总集的需要，虽然郭氏此论已被吴承学指出“说得虽不免极端些”，［4］329但亦客观道出文体分类与魏晋六朝编选文集风气之盛的关系，指明了文体分类的外在动力。

以体分类是目录学分类的基本方式，文笔对举始于魏晋六朝，郭绍虞梳理文体分类史的脉络大体以南朝为参照，其云“《典论·论文》始为文体之区分”［5］55曹丕“文本同而末异”的文体言说全面论述了四科的文体特征，郭绍虞推举曹丕的发凡起例之功，这就客观标示了文体分类的逻辑起点。一般说来，任何学科的形成，均非突兀而显的偶然事物，总会有事物的因果传承。郭绍虞梳理文体分类的历史脉络，本于推源溯流来获得对事物的整体认知。郭绍虞认为在文体分类上“汉人可能有些朦胧的看法，但是不会象南朝人这样分析得明确。”［3］66遵循和还原了历史文化本位。郭先生认可肇源于曹丕的机能分类法，备经陆机《文赋》、挚虞《文体流别论》、刘勰《文心雕龙》而发扬光大，在魏晋六朝“可说文体分类之学此时已打好了一个基础。此后到明代，有吴讷《文章辨体》，徐师曾的《文体明辨》诸书，则文体分类更成为专门的著作了。”［6］416从历时性维度爬梳了文体分类的轨迹，也凸显了文体分类史上南朝和明代两个历史节点，显示其整体把握学科脉络的能力和眼光。六朝的文笔之分，促进了文学的自觉，文学因革，代有新变，以今非古断非科学的态度。郭绍虞不满于后人对南朝文体分类的訾议之声:“我们对于时人文体之分类，只能说是筚路蓝缕，在归纳方面不能如后世之精当，在分析方面亦难如后世之详备而已。必欲寻垢索瘢而讥议之，不免苛刻一些。”［5］85后出转精，自南朝以降，文体越辨越细，显示文体分类上的时代进步，却难掩杂碎和琐屑的痼疾。郭绍虞充分尊重了文体演变的历史事实，显示了其思维的辩证色彩。

毋庸讳言，文体分类带有浓郁的形式主义色彩，却不能简单地念兹在兹，形式划分的背后往往隐含着丰富文化和美学意旨。由粗放到繁琐，文体愈辨愈明，从文学史的视野来考察，文体畛域分明，更能凸显各自文体特质，但若缺少必要的综合和统摄的工夫，又不利于文体分类学的健康发展。传统的文体分类多是因为分类标准的不统一，无可避免地出现文体划分的模糊和归类的混乱。郭绍虞标领了二者兼得的处理方法:“一方面须重在形式之歧异，一方面又须顾到性质之相同，归纳的与分析的方法宜同时并用。”［5］84归纳与分析，相互补充、相互发明，只有双方兼顾，才更切于实用。郭绍虞这种就分类操作之法的透彻分析已成为现代文体分类学中的归类和析类二分原则的最佳表达，惠泽后学良多。在某种程度上说，这两种方法的具体操作倒还有一定的实用色彩:“选家之类聚区分，正在求密，不妨愈细愈好，所以这些缺点在选家也是难免的。批评家就不能这样:一方面要分析，一方面更重在归纳，才能使大纲细目，罗罗清疏。”［7］96－97重分析，抑或偏归纳，亦成了文学选家和批评家之于文体厘定的一条分水岭。批评家谙于归纳之道，这正是《文心雕龙》分类法比《文选》更显得有条理的缘故。若以《文心雕龙》作一分析个案，郭绍虞认定刘勰的分类法不外乎三端:以文笔分、以性质分和无可分者别为一类，个中就包孕时代文学风貌和批评家的学术追求。这种横向推阐的运用既体认了批评家分门别体的基础，又显示了其宏观统摄的识见。

古人讲求立言有则，依据不同的标准可以区分不同的文体，汉语的言文分离的叙述和书写习惯，往往会侧重文体的实用机能分类而忽视其形式的特质，实用追求在一定程度上会遮蔽文体分类固有的形式特质。郭绍虞尊重文字型和语言型的汉语分野，贴近了汉语书写的基本文化生态，既体现了各文体的共同性又展示形态各异的多样性。郭绍虞将追求实用的分类视为机能分类，并认为它构成了古代文体分类的一条主脉，《文心雕龙》、《文赋》、《文体流别论》均为该类。相对而言，郭先生倒瞩目于形式分类，认为它才是文体分类学的正轨。郭绍虞在《试论文体分类学与修辞学的关系》一文中援引唐钺《修辞格》一书之论，希冀借鉴唐钺的形式分类而非传统的机能分类来建立文体分类之学，《中国文学批评史》的体例设置和章节安排便是这种观念具体而微的表现。即便如此，他亦认为不能轻易抹煞机能分类的存在价值，的确透出一位学者的认真务实作风。文体分类是各种文类排序的产物，文学有雅俗之别，文体亦有在上、在下之分，郭绍虞认为“这一点倒可以说是一般文体分类学的共同性”。［2］551文体分类学的特殊性，在于汉字和汉语的特殊性，它与中国语言的文字化进程密切相关，郭绍虞的这种梳理方式绾合了文学和语言的属性，充分表明文体演变的文化生态。文体分类并非一成不变的事物，它是一定时代社会的产物。郭绍虞认为时空的更替会影响到文体分类的标准:“由空间言，随各民族各社会之习俗风尚而不同;由时间言，又随历史文化之演进而变化。即就同时代同一社会，也可以随各人的需要不同，而异其标准。”［2］553文体分类学有其相对自足的演变模式，它与目录学、修辞学、文学批评的复杂关系，便形成分类模式的多样性，在一定程度上说，古人眼中的文体分类学即是语法修辞之学。郭绍虞就社会文化来考察文体分类各具特质的时代风貌，显示其对文体分类历时性和共时性的双重关注，也进一步夯实了文体分类学的文化大厦。在1981年发表的《提倡一些文体分类学》一文中，郭绍虞采纳叶以群主编《文学的基本原理》的诗歌、小说、散文、戏剧四分法的纯文学观，既汇聚新旧方法之长，又保持民族形式，显示郭先生与时俱进的会通意识。

三

草创时期的中国文学批评史学科，包括文体在内的文学观念受到西方学术的影响是不争的事实。朱自清《评郭绍虞〈中国文学批评史〉上卷》一文极力褒奖郭著在材料和方法上的开创之功，客观承认以西方文学观念来剪裁中国文学在当时已是学术界一种不可避免的事实，但“直用西方的分类来安插中国材料，却很审慎”，即便是杂文学和纯文学观念，“最好各还其本来面目，才能得着亲切的了解”。［8］541尽管杂文学和纯文学的分野，多牵涉到文学理论的文化生态。身处社会转型之际的郭绍虞，出入中西学之间，纯文学观对于其有无穷的文化魅力，正如一枚钱币的两面，纯文学观给梳理繁琐杂多的材料开具了一种有利而便捷的方法，但是它往往导向对中国固有文学观念和材料的剪裁和筛选，相对漠视了中国文学传统。文体分类学的形式主义文论不可排除某种西方文化的色彩。浸染西学东来的时代思潮，问题意识鲜明的郭绍虞先生借鉴西方文学的逻辑分类，自是时代使然。

侧重中国文学本位而非简单地套系西方文体分类的既定模式，应该是一种客观求真的态度。1924年叶圣陶《作文论》提出分类的三原则:包举、对等、正确，强化同一标准划分文类的排他性。任何一种文体都是一种文质统一的存在，文体的社会功能、客观形态、表达方式均有其质的规定性。欧洲文学界最为常见的三分法，象黑格尔《美学》将文学划分为史诗、抒情诗和戏剧体诗三类，就带有就表现形式而判断的色彩。郭绍虞机能和形式的分类法凸显了各类文体的外部特征，达到分类的以简驭繁之效，却在文体最为本位的内容层面上捉襟见肘，仍无法做到分类标准完全统一，甚至出现分类诸多交叉和含混情形。尽管如此，我们不能抹杀郭绍虞的文体分类学的建构实绩，无论是学理阐述，抑或实际操作，他均能立足于时代文化的变迁来考察分类标准和爬梳分类脉络，已显示一种动态研究的色彩。其文体分类既正视了传统分类法的弊端，又客观吸收西方的逻辑思维因子，并糅合“五四”以来学者的文体分类的理论光辉，显示其孜孜于文体分类的自觉学科建构意识。应当承认，郭绍虞的借鉴是为了创新，意欲建构一种具有民族特色的中国文体分类学。他的建构实践拓展了文学批评的纵深层次，引发国人去关注文体的形式特质，关注文体学和修辞学的相互关系，其良苦用心粲然可见。

要而言之，郭绍虞的文体分类观不单为文学形态的感性认定，而是一种文体研究的自觉，更是其一以贯之的融入西方文学观念、化合中国文化传统的学术路径的折光，这是一种难能可贵的现代学术意识。

［1］姚永朴.姚永朴文史讲义［M］.南京:凤凰出版社，2008.

［2］郭绍虞.照隅室古典文学论集(下)［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

［3］郭绍虞.中国文学批评史［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

［4］吴承学.中国古代文体形态研究［M］.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2000.

［5］郭绍虞.中国文学批评史［M］.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99.

［6］郭绍虞.照隅室杂著［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

［7］郭绍虞.中国古典文学理论批评史(上)［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

［8］朱自清.朱自清古典文学论文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

On Guo Shaoyu’s Views about Style Classification

HE Gen-min

(College of Literature，Guangxi Teachers Education University，Nanning，Guangxi 530001，China)

Guo ShaoYu describes the importance，historical course and classification criteria of style classification，showing his unique academic ideas and forming a relatively self－sufficient style of its taxonomic thinking.His views on style classification are not only an emotional identification of literary forms，but a consciousness of stylistic study，which reflects a valuable and modern academic sense.

Guo Shaoyu;the views about style classification;literary criticism

I206

A

1672－9021(2011)06－0023－04

贺根民(1971－)，男，湖南邵东人，广西师范学院文学院教授，文学博士，硕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古代文论。

2011－09－26

［责任编辑席战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