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 伟

（吉林大学 文学院，吉林长春 130012）

“阶级论”与“人性论”的文学史构建
——以唐弢《现代文学史》和陈思和《当代文学史教程》为例

唐 伟

（吉林大学 文学院，吉林长春 130012）

以唐弢主编的《现代文学史》和陈思和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两本在其各自时代有典型代表性的文学史为例，通过一种互文的阅读来考察“阶级论”与“人性论”的文学史构建，探讨近半个世纪以来“作为一门学科”的现当代文学史写作的得与失，并借此试图反思当下文学批评流行的某些观念与方法。从文学史范型看，前者是一种实践的理论，是革命实践的文学史表征;后者则是一种理论的实践，是人性论的文学史写作实践。

阶级论;人性论;文学史

“1978年之后中国政治情势的改变，导致了史学的重写——不仅是中国革命史的重写，而且是中国过往历史的重写——随着‘中国性’（Chineseness）本身都成为聚讼纷纭的问题，后者更显得越发复杂难辨了”①［美］阿里夫·德里克.翁贺凯译.革命与历史.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起源，1919—1937［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3页。，阿里夫·德里克将他对中国编史学的这一判断在他著名的《革命之后的史学:中国近代史研究中的当代危机》一文里详细表述为“革命”与“现代化”两种范式的对立②［美］阿里夫·德里克在上世纪90年代发表的《革命之后的史学.中国近代史研究中的当代危机》首次把“现代化”和“革命”视为中国编史学上两种并列的“范式”，他将60—70年代主导美国中国学界的编史学模式称为“革命”范式，而相应地80年代中期的变化被他称为“现代化”范式对“革命”范式的取代，并将这两种范式的变迁置于当代中国乃至全球历史语境中加以分析。详见［美］阿里夫德里克《革命之后的史学.中国近代史研究中的当代危机》，吴静妍译，《中国社会科学季刊》（香港）春季卷，邓正来主编，第135—141页，1995年2月。本条注释参阅贺桂梅的《“新启蒙”知识档案》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3月版。。事实上，德里克“革命”、“现代化”两分的编史学模式也大致适用于中国现当代文学史半个余世纪的编纂实际。但本文对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编纂的讨论并不打算采纳德里克的范式二分法——从概念对等的意义上讲，德里克将作为描述性质的“革命”与本质定义式的“现代化”并列似乎也有欠严格——范式分析本身包含的核心范畴、概念框架及解释原则实在是一个过于庞大的论证构架体系。

因此，如本文题目所示，笔者是以“阶级论”与“人性论”这两个外延较小的核心范畴分析来进入现当代文学史写作的讨论。以“阶级论”与“人性论”来展开本文讨论的另一考虑，是想尽可能地用现当代文学话语与现当代文学学科语言来解释本学科文学史的编纂，以期将问题限定还原为一个本学科内的问题而非其它。

本文以唐弢（以下简称唐）主编的《现代文学史》和陈思和（以下简称陈）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以下简称《教程》）两本在其各自时代有典型代表性的文学史为例③唐著1961年教育部文科教材会议之后即开始编写，至1979年上册第一分册才交由付印，第三册（下册）的重新编写始于1978年冬，至1980年5月完成全书定稿工作，长达二十年的编写历程无疑使得这本文学史教材成为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编纂时间最长的一本。而从编写者构成来看，差不多集中了当时国内最有水平的老中青三代学者。陈版文学史1999年9月出第一版，经过几次修订，至2005年已总计多达14次印刷，该教材是普通高等教育十五规划国家级规划教材。，通过一种互文的阅读来考察“阶级论”与“人性论”的文学史构建，意不在指出两本文学史所征用的核心理论范畴这一简单事实，主要是想探讨近半个世纪以来“作为一门学科”的现当代文学史写作的得与失，并借此试图重返上世纪二三十年代那场并未充分展开的文学论争，从而反思当下文学批评流行的某些观念与方法。在文学语境下，“阶级论”与“人性论”究竟孰优孰劣或根本就无优劣之别?二者究竟怎样支配着一个时代的文学史写作?是否就真的与生俱来水火不容?是否有兼容调和的余地，或者说能否在二者综合的基础上整理出一种全新的批评理论范畴?——毋宁说这同时也是一个文学批评的问题。

需要说明的是，将“阶级论”和“人性论”指认为分析两本代表性文学史的方法路径，并不是说两本文学史完全彻底地践行着各自的主张，各执一端而别无它求，而只是就一种主要的文学史叙事形态和生态面貌而言的。所谓“阶级论”和“人性论”的文学史构建是在这样两个层面构建的:一是作为评述文学论战与文学思潮运动的工具，二是用来分析具体文学作品及论述作家身份立场时作为主要的方法依据。与“阶级”相关的“革命”“斗争”“方向”，与“人性”相关的“个人”“尊严”“意识”，其实都是各自核心支撑观念的延伸与展开。

一 “阶级论”的文学史构建

据金观涛、刘青峰在《观念史研究:中国现代重要政治术语的形成》一书中的量化统计，在1895年以前，“阶级”的用法还没有出现，最早使用“阶级”一词的是1899年的梁启超。在1905年之前，“阶级”主要是指政治上的等级，1905年之后才出现对马克思主义“阶级”观念的介绍，1920年后，阶级的观念主要秉承马克思主义。“阶级”一词在《新青年》的后期，特别是在《新青年》成为共产党的机关刊物之后，其被言说传播的频率达到了峰值①金观涛、刘青峰.观念史研究.中国现代重要政治术语的形成［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9年12月版，第606—607页。

对当时的中国知识理论界而言，对马克思主义的接受传播很大程度上也是以对阶级概念的深化认识为前提的。随着“阶级”由知识分子操持的理论话语向日常话语的扩散，“阶级论”的蔓延也势必影响到那个时代的文学创作与文学气候——无论现代文学其时所处的政治环境抑或是现代文学的作品内容构成——现代文学的生发本身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以“阶级论”为逻辑前提展开的:鲁迅与梁实秋的“阶级”与“人性”论战不过是此逻辑过程中的一个环节。而随着当时政治革命斗争中左翼势力逐渐取得主导地位，共产党的地位日益抬升，左翼文学话语渐次占据主流的位置，自1928年起包括“阶级”在内的马克思主义学说逐渐在中国取得统治地位。事实上，“阶级”一词在分析社会形势、动员社会力量时确实适应了时代主潮，合乎当时的历史情境，因而也就具有相当的统摄性和有效性——从这个角度说，梁实秋在《文学是有阶级性的吗?》中的判断大致上并没有错:无产者本来没有阶级的自觉。是几个过于富同情心而又态度偏激的领袖把这个阶级观念传授了给他们。阶级的观念是要促成无产者的联合，是要激发无产者的争斗欲念。

如果说1940年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关于新民主主义文化是“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的论断还停留在某种理论构想阶段，对当时的文艺及文化的定性尚不具备政治强制性，那么，1942年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讲话》）则不单包含有对文艺文化性质的具体规定，且还在文艺创作与评价的操作层面做了条分缕析的规定。《讲话》的影响在相当长一个历史时期持续发酵，成为新中国文艺学术的纲领性文件。《讲话》明确了文艺批评的两个标准，“文艺批评有两个标准，一个是政治标准，一个是艺术标准。……我们不但否认抽象的绝对不变的政治标准，也否认抽象的绝对不变的艺术标准，各个阶级社会中的各个阶级都有不同的政治标准和不同的艺术标准。但是任何阶级社会中的任何阶级，总是以政治标准放在第一位，以艺术标准放在第二位的。”②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毛泽东选集［M］（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从这个角度讲，政治标准第一、艺术标准第二的唐著大致可以说是《讲话》精神和逻辑在文学史上的延伸。

以毛泽东的《讲话》为纲领指针，也就意味着唐版文学史只能坚持“政治标准第一、艺术标准第二”的分析框架。进而言之，“阶级论”也就当仁不让地成了该著最明显的一个特色。在该著中，著者首先是将现代文学看作中国现代复杂阶级关系在文学上的反映，当然同时也承认，所包含的成分是复杂多样的。唐承认文艺斗争是从属于政治斗争的。政治的分野决定着文艺的分野。我们看到无论是评述某种文学运动、文学思潮还是认定文学社团、文学作品或是作家，都离不开阶级这一核心话语。换言之，作品的艺术价值、作家的文学贡献、文学思潮的历史意义全都赖于阶级等级的划定。

比如在评价鲁迅时，作者引用了瞿秋白的一段话来阐明鲁迅的进步:“从进化论到阶级论，从绅士阶级的逆子贰臣进到无产阶级和劳动群众的真正的友人，以至于战士”。以“他转换了自己的阶级”，我们看到唐著正是以所谓阶级的转换来指认鲁迅的所谓进步。

再以其以对文学社的评介为例，我们看到唐著将创造社、雨丝社、未名社和沉钟社等看作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构成的文学团体，而新月社则被认为是软弱的中国资产阶级在初期新文学中唯一有点代表性的流派，用当时鲁迅的话叫“以硬自居了，而实则其软如棉，正是新月社的一种特色”。相反，对太阳社、后期创造社的历史功绩则给予了相当高的历史评价:创造社和太阳社倡导无产阶级革命文学，是一个力图摆脱资产阶级思想影响，自觉地把自己的文学活动和无产阶级领导的革命斗争结合起来的新文学运动，也是一个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宣传马克思主义文化原理的思想运动，它适应于无产阶级单独领导中国革命的新形势，在文学界第一次响亮地提出了这个新的口号，建树了不可磨灭的历史功绩①唐弢主编.现代文学史（二）［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11月第1版，第6页。我们看到，唐著对文学史的评判分析其落脚点并没有落在文学社团的文学功绩上，而是着眼于其所预设的社会阶级视角。

正如雷蒙·阿隆所分析的那样:阶级的概念充满感情色彩，并且模棱两可。它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核心，企图在这个问题上做到没有偏见是不可信的②雷蒙·阿隆.阶级斗争.工业社会新讲［M］，南京:译林出版社，2003年版，第14页。唐著以“阶级论”为核心观念支撑，就必然决定了有进步/反动、先进/落后这样二元对立的文学史论述格局——要斗争必得先分清敌我，而阶级正是界定敌我的最重要尺规。

值得一提的是，六、七十年代的“阶级论”不惟局限于现当代文学学科领域，古代文学史、外国文学史的编纂也无不将“阶级论”奉为圭臬。比如像较有影响力的1963年由游国恩等主编的《中国文学史》，刘大杰1957年出版的《中国文学发展史》，甚至到八十年代，由朱维之主编出版的《外国文学史》（欧美卷）还可以看到明显阶级论的痕迹——其实在当时，“阶级论”又何止限于文学学科领域的独霸一尊?其他学术或艺术研究领域莫不都以“阶级论”为根本纲领——从这个意义上说，今人指陈唐著的落伍并无多高明之处。也就是说唐弢以“阶级论”作为统摄全书的概念轴心可能是唯一的“正确”选择，因为在当时并没有可供论者发挥的自由学术空间。“在五十年代，强调文学的政治标准第一，强调文学是阶级斗争的工具，是一种强制性的理论，学者即使有个人的真知灼见，也不敢冒天下之大不韪”③章培恒，骆玉明.关于中国文学史的思考［J］，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6年第3期。后来者正是以历史的同情给予了当时文学史写作者以充分的理解。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毛泽东的《讲话》明确提到了“阶级”与“人性”的辩证关系，“有没有人性这种东西?当然有的。但是只有具体的人性，没有抽象的人性。在阶级社会里就是只有带着阶级性的人性，而没有什么超阶级的人性……有些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所鼓吹的人性，也是脱离人民大众或者反对人民大众的，他们的所谓人性实质上不过是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因此在他们眼中，无产阶级的人性就不合于人性。现在延安有些人们所主张的作为所谓文艺理论基础的‘人性论’，就是这样讲，这是完全错误的”④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毛泽东选集［M］（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毛事实上是再度回应并确证了鲁迅当年与梁实秋的论战时所提的观点，“文学不借人，也无以表示‘性’，一用人，而且还在阶级社会里，即断不能免掉所属的阶级性，无需加以‘束缚’，实乃出于必然”⑤鲁迅.鲁迅全集第四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08页。

正如有论者指出的那样，“文革十年中国社会大体上是个不准谈‘人’的社会，有人说‘谈鬼色变’‘谈虎色变’，中国社会相当长时期是‘谈人色变’，不能从‘人性论’的角度谈人，只能从‘阶级论’的角度谈人。谈阶级还只能谈‘阶级斗争’，还不宜谈‘阶级合作’，谈阶级斗争就是谈斗争哲学”⑥夏中义，刘锋杰.思想先知，学术后觉—新潮20年备忘录，从王瑶到王元化.新时期学术思想史集［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5月，第3页，唐著遵循《讲话》精神高举“阶级论”大旗，此必然会导致对“人性论”的搁置与压抑。八十年代的“重写文学史”讨论则恰恰相反，“重写文学史”的文学史正是以“人性论”完成对“阶级论”的全面“重写”。

二 “人性论”的文学史构建

如果说唐版文学史是以对“人性论”的压抑来高扬“阶级论”的历史合法性，那么于九十年代问世的陈版文学史则类似像是一次“复仇”:它将社会“阶级论”彻底抛诸脑后从而实现了“人性论”的历史性突围——尽管二者所论述的对象不尽相同。正是从这一意义上说，陈版文学史被多数人指认为“重写文学史”的历史成果①此类观点及文章主要有陈思和《新视角与新形式——关于＜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编写的几个问题》、宋隧良《“重写文学史”的重要收获——读两部新版文学史》、胡德才《“重写文学史”的扛鼎之作——评陈思和的＜当代文学史教程＞》等。。

事实上，以“人性论”为指针的文学研究不仅局限在当时文学史的写作上，在文学批评界，人性论的批评范畴可能比文学史领域的构建来得更早。在八十年代的文学批评界，早已是春江水暖“人性论”先知——与“人性论”的重登舞台几乎同时展开的正是“阶级论”的悄然落幕，正如洪子诚先生所指出的那样，“自八十年代以来，‘阶级’观念在中国文学批评中逐渐退出视野，准确说是已经边缘化”②洪子诚.一部小说的延伸阅读——“我的阅读史”之《日瓦戈医生》［J］，上海文学，2010年第6期。至九十年代，“阶级”观念在中国文学批评中非但是边缘化，基本上是找不到踪影了。

吊诡的是，在陈版文学史的前沿绪论或附录中，我们并没有看到著者标举人性论的大旗——陈版文学史为人所津津乐道的是其前言中所提到的20世纪文学的开放性与整体性以及“民间文化形态”、“民间隐形结构”、“民间的理想主义”、“潜在写作”等“当代文学研究中的几个关键词”。何以认定陈版文学史是以人性论为理论纲领——不妨从仍“重写文学史”的讨论开始。

在当年“重写文学史”的讨论中，讨论发起者明确以“人性论”作为重写文学史的理论基础，“文学史是那样一个主观性和人性都很强的东西”③王晓明.《重写文学史》，收入《刺丛里的求索》［M］，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1995年版，第245—247页，这种表述有时又被重述为“情绪性的心理的层次，表现为各种模糊的‘政治无意识’，存在于人的各种情绪和下意识冲动，包括人的审美情绪当中”④王晓明.《旧图上的脚印》，收入《刺丛里的求索》［M］，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1995年版，第264页。这里，审美情绪不过是人性论的一种艺术言说方式。一个有意思的历史现象是，“重写文学史”尽管最初是由现当代文学领域的学者⑤学界较为公认的看法是，重写文学史缘起于1988年《上海文论》开设的重写文学史专栏，主要发起者有王晓明、陈思和等提出，但“重写文学史”最早的文学史成果应该说是由古代文学史贡献的。

复旦大学的章培恒先生1987年起开始承担编写作为全国自学考试教材的《中国文学史》，1988年自《上海文论》开辟“重写文学史”栏目后，章先生应邀主持古代文学部分的研讨，也正是从那时起，“文学的进步与人性的发展相联系”的理念开始确立并日益明晰，并最终被确定为描叙该文学史的基本线索。如果说在当时“人性论”的文学史写作主张还有点遮遮掩掩，那么到九十年代中期，在新编三卷本《中国文学史 》付梓印行之际，复旦大学学报开设的“中国文学史研究”专栏中，由章培恒、骆玉明两位作者署名的《关于中国文学史的思考》一文则大胆祭出了“人性论”的大旗。“文学的发展根本上取决于人性的发展，并反映着人性的状况……优秀的作品总是能够深刻地揭示人性的困境、人性欲求与僵化的社会规制的矛盾，伸张个人的权利，要求给人的自由发展以更大的空间……在我们看来，一部比较理想的文学史，首先应该抓住上述核心环节，深入地揭示出文学所反映的人性发展的过程和文学在人性发展中所显示的积极作用”⑥章培恒，骆玉明.关于中国文学史的思考［J］，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6年，第3期。后来骆玉明的《简明中国文学史》跟陈版文学史一道都是复旦博学文学系列教材，也同样都是国家高等教育「十五」国家级规划教材。

之所以花较大篇幅论述章培恒、骆玉明两位先生的古代文学史生成由来，不仅在于指出陈版文学史也“是想通过对这类以文学作品为主型的文学史教材的编写实践，为‘重写文学史’所期待的文学史的多元局面，探索并积累有关经验和教训”⑦陈思和.《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前言》（第二版）［M］，2005年9月第二版，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第8页，还意在阐明，当是时，“人性论”在某种程度已然成为诸多文学史写作的主要观念支撑，作为章先生曾经的学生与部下的陈思和先生在当时无疑也已接受了“人性论”的文学史观点。质言之，陈思和的当代文学史与章培恒的古代文学史正是以“人性论”完成了对“阶级论”的重写。

除了八十年代“重写文学史”的讨论，从某种意义上说，九十年代初由同一批发起者倡导的人文精神的讨论从某种意义上也助长了人性论在整个文学批评界和文学史编纂领域的大行其道，根据徐复观先生对中国人性论史的研究梳理，他认为“中国的人性论，发生于人文精神进一步的反省。所以人文精神之出现为人性论得以成立的前提条件”①徐复观.中国人性论史［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0页，尽管徐先生这里所特指的人文精神与九十年代语境中的人文精神并非一回事，而人性论也是有着中国传统的特殊规定性，但就其精神取向而言，徐先生的判断基本上也可挪至用于九十年代的历史实情。

当然，在文学史的写作上，除了以“人性论”完成对“阶级论”的重写之外，作为现当代文学史的陈版文学史自然还有其他追求，用陈思和自己的话说，“能体现我的个人研究成果和研究风格的学术性专著”，这集中反映在陈版文学史前言中所提到的“当代文学研究中的几个关键词”。无论是“民间文化形态”、“民间隐形结构”、“民间的理想主义”还是所谓的“潜在写作”，表面看似都是文学艺术分析的形式框架，但其最根本的理论依据还在于人性论的运用，“以人性的发展为核心来描述文学史，还牵涉到怎样分析艺术形式的变化问题。在这方面固然不宜说得太牵强，但两者之间大致的关系是确实存在而且能够描述的。”②章培恒，骆玉明.关于中国文学史的思考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6年，第3期我们不妨以题为“对战争历史民间审视:《红高粱》”的第十八章第四节为例，该节开篇即认定“《红高粱》是站在民间立场上讲述的一个抗日故事。这种民间立场首先体现在作品的情节和人物形象这个两个方面”，而在展开进一步论述，具体到对人物分析的时候，无论是对余占鳌“粗野、狂暴而富有原始正义感和生命激情”的褒扬抑或“‘我奶奶’具有的那种温热、丰腴、泼辣、果断的女性的美，罗汉大爷的忠诚、坚韧、不屈不挠的农民秉性以及‘我父亲’小豆官”的莽撞冲动的脾气”③陈思和.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前言［M］（第二版），2005年9月第二版，复旦大学出版社，第318页赞美，都可以看到论者正是以人性作为价值尺度，准确地说是自然人性为准绳依据，正是有了人性论的理论基础，“民间”的艺术分析框架才得以合法展开——可以说是牵“人性”一发而动艺术全身。

这也就是说陈版文学史正是以“人性论”为概念轴心才得以将诸多互异的文本统一到同一个论述框架中来。诚如陈自己所述，《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是一本以作品为主型的文学史，但问题的关键其实并不在于《教程》是以作品为主，而是以什么样的文学作品为主型。在前言中，陈清楚地交代了自己遴选文学作品的价值标准，“以往的文学史是以一个时代的公开出版物为讨论对象，把特定时代里社会影响最大的作品作为这个时代的主要精神现象来讨论。我在本教材中所作的尝试是改变这种单一的文学观念，不仅讨论特定时代下公开出版的作品，也注意到同一时代的潜在写作……以作品的创作时间而不是发表时间为轴心，使原先显得贫乏的五六十年代的文学创作丰富起来”④陈思和.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前言［M］（第二版），2005年9月第二版，复旦大学出版社，第8页。从陈上述的这段话里我们可以明显地看到论者放弃了读者这一维度，已不再将“为谁写”作为一个评价标准问题，也就是说陈版文学史在某种程度上是有意地遗忘《讲话》精神。而问题恰在于此，不以公开发表或影响力大的作品作为评介对象，那么其遴选的标准究竟又该如何界定呢?

我们以《教程》中的具体章节为例。在题为“年青一代的觉悟与反思”的第十章第三节，作者选取的是陈村的《死》作为分析样本，第二十二章第二节则是以张承志的《残月》为对象，这两副文本尽管有其与众不同及可圈可点之处，但以今天的眼光看来可能还达不到作者所标举的艺术高度，唯一能入选的理由恐怕在于它们都为文学的“人性论”作了最好的注脚。类似的例子还可以在书中找到很多。另外，《教程》直接以“人性”为题的章节也不在少数。这本以作品评介为主型的文学史在遴选与评价具体文学作品时，即是以“人性论”为主要的理论依据。

在陈版文学史中，以“人性论”为文学史写作的核心概念支撑其实还反映了作者重返五四文学的理想诉求。事实上，接续五四“人的文学”传统从一开始也被设定为陈版文学史的一个写作目标，这从教材对文革阶段文学成就的评价中可见一斑。通过对文革期间文学创作的重新发现和梳理，作者试图指出，尽管有严酷的政治现实障碍，但中国“人的文学”传统其实一直未曾中断。这恐怕也是作者为什么在教程的一开始谈的就是“中国20世纪文学是一个开放性的整体”，也就是说，著者竭力想证明的是，从世纪初新文学的发轫一直到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国文学一直有一条较为清晰的发展主线，这条主线并未像有的研究者所指出的那样断裂过。“尽管‘新时期文学’和‘现代文学”属于不同的时期，但却具有同样的质的规定性，都属于‘人的文学’的范畴……‘新时期文学’实质上是重返‘现代文学’和‘人的文学’”①旷新年.“当代文学”的建构与崩溃［J］，读书，2006年第5期，无疑，论者的这种判断在很大程度上是符合历史实际的。当然，通过“人性论”的贯穿得以将当代文学置于二十世纪文学的整体框架下予以观照，这另一个好处就是有利于打破某种学科偏见，亦即抹平现代文学和当代文学之间存在的某种价值等级差异。

尽管我们说，在文学史操作层面，《教程》是以“人性论”完成了对“阶级论”的重写，但从中我们发现陈对“人性论”的尺度标准也表现出了他的某种犹疑与困惑。在《教程》的附录中，在谈到对八十年代文学的处理时，陈表达了不同于大多数人的看法，他认为80年代文学并不像多数人认为的那样是线性的进步，文学样式越来越丰富，审美趋向多元化，如果以文学作品批判、推动社会的五四新文学传统为标准，80年代的文学是一步步地后退了。而90年代最优秀的文学作品虽然在艺术上表现了知识分子的人文理想和追求所能达到的最高程度，但是没有一部是写变化中的90年代，一批成熟的作家拿出的最成熟的作品都不是写变化中的现实。

八九十年代的中国文化思想界，随着人的观念和文学观念的更新，就文学创作层面而言，人性论无疑是层层深入——从某种意义上说，纯文学的讨论进展与人性的开掘几乎可以说同步前行的。我们看到，陈对八九十年代文学的整体判断标准与他在入选该教材的文学作品所采纳的标准在某种程度上无疑是冲突的——也就是说在陈那里，存在着一种“人文精神”与“人民精神”的紧张，这也难怪有批评者提出理性的质疑，“当我们在提倡‘人文精神’的时候，我们必须对我们自己的知识和态度作出真诚的反省与检讨。我们必须在和现实的血肉结合之中重建‘人民’的概念，并且针对后现代主义建立的文学从‘写什么’变为了‘怎样写’这一神话，重新提出我们古老的追问:为谁写作”②旷新年.对“人文精神”的一点考察与批评［J］，文艺争鸣，1995年第2期。

三 文学史:实践的理论或理论的实践

将唐弢版《现代文学史》与陈思和版《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两本代表着各自时代的文学史水平的著作作一种历时的互文阅读，我们发现，二者的区别不仅在于前者是以“阶级论”为核心文学史范畴，后者在很大程度上则是以“人性论”范畴完成的对前者的“重写”，更重要的是，两者所呈现的文学史形态有着本质不同:唐著实为一种实践的理论，更确切地说是革命实践的文学史表征，实践本身有着严格的政治规定性;而陈著则是一种理论的实践，一种文学理论的历史写作实践，这种理论选择尽管也带有社会与时代的因素，但更多的无疑是著者自觉选择的结果。它所带来的历史启示则是，以个人文学观、价值观或历史观为纽带的文学史写作空间开始生成——套用马克思那句著名的话，“光是思想力求成为现实是不够的，现实本身应当力求趋向思想”（《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2版，第209页），我们可以这样表述，作为“实践的理论”的文学史是“革命的现实力求成为文学的思想”，而“理论的实践”则是“文学的思想力求成为革命的现实”。

回到本文最初的问题，对文学史写作而言，“人性论”与“阶级论”构建真的有优劣之分高下之别吗?对文学批评而言，二者是否就真的与生俱来的水火不容?笔者认为恐怕都要作否定的回答。如果说“阶级”在马克思那里是一个有着特定含义与功能的概念，“每一个企图取代旧统治阶级的新阶级，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不得不把自己的利益说成是社会团体成员的共同利益，就是说，在这个观念上的表达就是:赋予自己的思想以普遍性的形式，把它们描绘成唯一合乎理性的、有普遍意义的思想。进行革命的阶级，仅就它对抗另一个阶级而言，从一开始就不是作为一个阶级，而是作为全社会的代表出现的;它俨然以社会全体群众的姿态反对唯一的统治阶级。”③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马克思恩格斯选集［M］，人民出版社，1995年6月第2版，第100页——那么时过境迁，世易时移，在今天是否就意味着阶级现象就完全消失了呢?“阶级对各个人来说又是独立的……各个人的社会地位，从而他们个人的发展是由阶级决定的，他们隶属于阶级。这同单个人隶属于分工是同类现象，这种现象只有通过消灭私有制和消灭劳动本身才能消除。……个人隶属于一定阶级这一现象，在那个除了反对统治阶级以为不需要任何特设的阶级利益的阶级形成之前，是不可能消灭的。”④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马克思恩格斯选集［M］，人民出版社，1995年6月第2版，第118页马克思在当时就已经回答了这个问题:阶级不可能消灭。

如果说“阶级论”对文学阐释有可能依然有效，那么“人性论”又该作何如是观呢?胡适在20世纪30年代《中国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论导言》中回顾文学革命时指出，文学革命有两个中心思想:一个是我们要建立一种“活的文学”，一个是我们要建立一种“人的文学”。他说:“周先生把我们那个时代所要提倡的种种文学内容，都包括在一个中心观念里，这个观念他叫作‘人的文学’。他要用这一个观念来排斥中国一切非人的文学，来提倡‘人的文学’”。周作人在《人的文学》中提出，重新要发见人，去辟人荒。旷新年（以下简称旷）认为，“周作人是将中国传统的文学全部作为‘非人的文学’排斥掉，实际上周作人这种‘人’的真理正是资产阶级对于人的定义”①旷新年.从文学史出发，重新理解《讲话》［J］，文艺理论与批评，2007年第4期。可以看出，旷的评价带有些许激愤之情。而另一位研究者在对文学是人学所作的历史分析评价则显得较为客观公正:我们可以说，文学是关于人的，但这不等于说文学是写人的或者人是文学的规定特性。前一种说法是就人和文学的根本关系说的:文学只能是人的实践，是人对世界的认识方式和处置模式。后一种说法是就文学的普遍素材、普遍意义以及必然的意义核心而言的。第二种说法是缺乏根据的②徐贲.走向后现代与后殖民［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7月第1版，第78页。可见，人的文学或人性的文学同样有值得商榷的余地。

本文无意为文学的“阶级论”翻案招魂，更不是为刻意贬低“人性论”，而是想指出，无论是“阶级论”还是“人性论”，任何一种理论都有其自身的优势与历史局限。“人性”与“阶级”无论是作为文学批评范畴抑或文学史构建的理念，都有很大的诠释空间。对文学史写作而言，文学史作为一种理论的实践固无不可，但作为实践的理论又何曾过时了呢?如果说文学史作为某种特定实践的理论的时代已经过去，那么对我们来说，今天作为理论的实践的文学史写作又该如何来回馈这个时代呢?

Construction of Literature History on"Theory of Class"and"Theory of Human Nature"——Taking Tang Tao’s Modern Literature and Chen Sihe’s The History of Contemporary Literature Course as Examples

TANG Wei
（School of Literature，Jilin University，Changchun 130012，China）

By taking The History of Modern Literature，edited by TANG Tao，and The Course of History of Chinese Contemporary Literature，edited by CHEN Si－ he，as examples to study the literature history structure of“Theory of Class”and“Theory of Human Nature，”the author approaches the gains and losses of contemporary literature history writing in recent half a century in order to rethink some popular ideas and methods in literature criticism.From the pattern of literature history view point，the former is a kind of practical theory and literature history characterization of revolutionary practice，while the latter is a kind of theoretical practice and literature history writing practice of personality theory.

Theory of class;Theory of human nature;History of literature

I 209

A

1009－9743（2011）04－0017－07

2011－11－20

唐伟（1983－），男，汉族，湖南东安人。吉林大学文学院现当代文学专业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中国当代文学思潮。

（责任编辑:张玉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