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德春

(邯郸学院中文系，河北邯郸056005)

余嘉锡《四库提要辨证》云:“案《穀梁传》出世时代。《御览》卷六百十引桓谭《新论》云:‘《左氏》传世后百余年鲁穀梁赤为《春秋》，残略多所遗失。又有齐人公羊高，缘经作传，弥失其本事矣。’《礼记·王制》云:‘天子诸侯无事则岁三田’章《疏》引郑玄云:‘穀梁近孔子’，‘公羊正当六国之亡。’(此郑《释废疾》之文。)《汉书·儒林传》云:‘汉兴，高祖过鲁，申公以弟子从师入见于鲁南宫。申公卒以《诗》、《春秋》授，而瑕邱江公尽能传之。’又云:‘瑕邱江公受《穀梁春秋》及《诗》于鲁申公。’并无《穀梁传》至武帝时始出之说。《提要》之意，盖以瑕邱江公受《穀梁春秋》于鲁申公，申公之学惟江公尽能传之。申公至武帝时年八十余乃卒，而江公在武帝时与董仲舒并。(以上并见《儒林传》)因谓《穀梁传》至是始出，为贾之所不及见，不知申公为浮邱伯弟子，其《穀梁春秋》之学，自当是受之于伯。高祖过鲁，申公以弟子从师入见，师盖即浮邱伯。其时贾方以客从高祖定天下，居左右。吕太后时浮邱伯在长安，楚元王遣子郢客与申公俱卒业，(见《楚元王传》及《儒林传》。)贾亦方为陈平画与绛侯交驩之策。(均见贾传。)是贾与浮邱伯正同时人，又同处一地，何为不可以见《穀梁春秋》乎?”［1］(P526－527)余嘉锡《四库提要辨证》认为穀梁近孔子。申公为浮邱伯弟子，其《穀梁春秋》之学，自当是受之于浮邱伯。高祖过鲁，申公以弟子从师入见，师盖即浮邱伯。

余嘉锡《四库提要辨证》云:“浮邱伯为荀卿门人，见楚元王交传。贾著《新语》在申公卒业之前，浮邱尚未甚老，贾之年辈当亦与相上下，而贾极口称之，形于奏进之篇。其意盖欲以此当荐书，则其学出于浮邱伯，尤有明征。《穀梁传序疏》云:‘穀梁子名俶，字元始，鲁人，一名赤，受经于子夏，为经作传，传孙卿，孙卿传鲁人申公，申公传博士江翁。’阎若璩《尚书古文疏证》卷四云:‘申公受《诗》浮邱伯。伯，荀卿门人。申于《诗》为再传，何独于《春秋》而亲受业乎?且申至武帝初年八十余，计其生当在秦初并天下日，荀卒已久。疏凡此等，俱悠谬不胜辨。’沈钦韩《汉书疏证》卷三十四云:‘案申公之年不能逮事荀卿。而其师浮邱伯也。盖荀卿传浮邱伯，浮邱伯传申公。’其说是也。浮邱伯以《诗》及《穀梁传》授弟子，贾与之同时，敬其德行，安知其不从之问《春秋》大义，如司马迁之问故于孔安国耶?特贾非专门名家，故《儒林传》不列其名耳，则其引《穀梁传》，曾何足异乎?”［1］(P528)余嘉锡《四库提要辨证》进而证明陆贾著《新语》在申公卒业之前，浮邱伯尚未老，陆贾之年辈当亦与相上下。又引用阎若璩《尚书古文疏证》卷四云:“申公受《诗》浮邱伯。伯，荀卿门人。申公《诗》为再传，何独于《春秋》而亲受业乎?且申公至武帝初年八十余，计其生当在秦初并天下日，荀卒已久。疏凡此等，俱悠谬不胜辨。”［1］(P528)证明浮邱伯与《春秋穀梁传》确有关系。

陆贾著《新语》，其中有些地方与《春秋穀梁传》非常相似。余嘉锡《四库提要辨证》云:“《辨惑篇》引鲁定公与齐侯会于夹谷事，与《春秋穀梁传》略同，而其词加详。《公羊》既无其事，《左传》所载复不同，知其用《穀梁》义也。‘两君升坛，两相处下，而相欲揖’。传作‘两君就坛，两相相揖’。‘夷狄之民何求为’。传作‘夷狄之民何来为’。‘使优旃儛于鲁公之幕下’。传作‘使优施舞于鲁君之幕下’。可以考见古今传文之异。”［1］(P529)可见陆贾著《新语》时确已学过《春秋穀梁传》的古文文本，陆贾问学之人很可能就是浮邱伯。

陆贾与荀卿、浮邱伯、申公所传的鲁学确有关系，陆贾从浮邱伯受《春秋穀梁传》，故研究陆贾的思想的特点，可以考见《春秋穀梁传》的思想的特点。

《史记·郦生陆贾列传》云:“陆贾者，楚人也。以客从高祖定天下，名为有口辩士，居左右，常使诸侯。”［2］(P2697)

《史记·郦生陆贾列传》云:“陆生时时前说称《诗》、《书》，高帝骂之曰:‘乃公居马上而得之，安事《诗》、《书》?’陆生曰:‘居马上得之，宁可以马上治之乎?且汤武逆取而以顺守之，文武并用长久之术也。昔者吴王夫差、智伯极武而亡，秦任刑法不变，卒灭赵氏，乡使秦已并天下，行仁义，法先圣，陛下安得而有之?’高帝不怿而有惭色，乃谓陆生曰:‘试为我著秦所以失天下，吾所以得之者何，及古成败之国。’陆生乃粗述存亡之征，凡著十二篇，每奏一篇，高帝未尚不称善，左右呼万岁，号其书曰《新语》。”［2］(P2699)

面对时代的政治要求，陆贾时时在高帝前说称《诗》、《书》，主张马上马下异术。

《四库全书提要》云:“今但据其书论之，则大旨皆崇王道，黜霸术，归本于修身用人。其称引老子者，惟《思务篇》引‘上德不德’一语，余皆以孔氏为宗，所援据多《春秋》、《论语》之文，汉儒自董仲舒外，未有如是之醇正也，流传既久，其真其赝，存而不论可矣。”［3］(P771)《四库全书提要》深刻地指出陆贾思想大旨皆崇王道，黜霸术，归本于修身用人。

汉代陆贾撰《新语》卷上《道基》云:

传曰:“天生万物，以地养之，圣人成之。”功德参合，而道术生焉。……于是先圣乃仰观天文，俯察地理，图画乾坤，以定人道，民始开悟，知有父子之亲、君臣之义、夫妇之道、长幼之序，于是百官立，王道乃生。……

夫驴、骡、骆駞，犀、象、瑇瑁，琥珀、珊瑚，翠羽、珠、玉，山生水藏，择地而居，洁清明朗，润泽而濡，磨而不磷，涅而不淄，天气所生，神灵所治，幽闲清浄，与神浮沉，莫不(原作之，据俞樾说改。)効力为用，尽情为器。故曰圣人成之。所以能统物通变，治情性，显仁义也。夫人者，宽博浩大，恢廓密微，附远宁近，怀来万邦。故圣人怀仁仗义，分明纤微，忖度天地，危而不倾，佚而不乱者，仁义之所治也。行之于亲近而疎远悦，修之于闺门之内而名誉驰于外。故仁无隐而不著，无幽而不彰者。虞舜蒸蒸于父母，光耀于天地;伯夷、叔齐饿于首阳，功美垂于万代;太公自布衣升三公之位，累世享千乘之爵;知伯仗威任力兼三晋而亡。是以君子握道而治，据德而行，席仁而坐，杖义而强，虚无寂寞，通动无量。……

夫谋事不并仁义者后必败，殖不固本而立高基者后必崩。故圣人防乱以经艺，工正曲以凖绳。德盛者威广，力盛者骄众。齐桓公尚德以霸，秦二世尚刑而亡故。故虐行则怨积，德布则功兴，百姓以德附，骨肉以仁亲，夫妇以义合，朋友以义信，君臣以义序，百官以义承，曾、闵以仁成大孝，伯姬以义建至贞，守国者以仁坚固，佐君者以义不倾，君以仁治，臣以义平，乡党以仁恂恂，朝廷以义便便，美女以贞显其行，烈士以义彰其名，阳气以仁生，阴节以义降，鹿鸣以仁求其群，关雎以义鸣其雄，《春秋》以仁义贬绝，《诗》以仁义存亡，《乾》、《坤》以仁和合，《八卦》以义相承，《书》以仁叙九族，君臣以义制忠，《礼》以仁尽节，乐以礼升降。仁者道之纪，义者圣之学。学之者明，失之者昏，背之者亡。陈力就列，以义建功，师旅行阵，德仁为固，仗义而强，调气养性，仁者寿长，美才次德，义者行方，君子以义相褒，小人以利相欺，愚者以力相乱，贤者以义相治。《穀梁传》曰:“仁者以治亲，义者以利尊。万世不乱，仁义之所治也。”［4］(P1－34)

以上为《道基》的主体部分，《道基》全文的核心就是一个“仁”字。陆贾认为天生万物，地载之，万物并未产生价值，所谓莫不効力为用。圣人以仁义成就万物，即以仁义挺立道德主体，开辟价值之源。陆贾在《新语》中引用《春秋穀梁传》之语“仁者以治亲，义者以利尊，万世不乱，仁义之所治也”作为《新语》第一篇《道基》的结论，而《道基》又是《新语》全书的理论基石。可以说陆贾的思想就是源于《春秋穀梁传》，研究陆贾的思想就可以窥见《春秋穀梁传》的思想的特色。虽然陆贾《新语》第一篇《道基》的结论所引用的《春秋穀梁传》之语“仁者以治亲，义者以利尊，万世不乱，仁义之所治也”不见今本《春秋穀梁传》，但当见于陆贾所用之古文文本之《春秋穀梁传》，故“仁者以治亲，义者以利尊，万世不乱，仁义之所治也”仍可看作是《春秋穀梁传》的中心思想。

《新语》的《辅政》云:

夫居高者自处不可以不安，履危者任杖不可以不固。自处不安则坠，任杖不固则仆。是以圣人居高处上，则以仁义为巢，乘危履倾，则以圣贤为杖。故高而不坠，危而不仆。

昔者，尧以仁义为巢，舜以稷、契为杖，故高而益安，动而益固，处宴安之台，承克让之途，德配天地，光被八极，功垂于无穷，名传于不朽，盖自处得其巢，任杖得其人也。秦以刑罚为巢，故有覆巢破卵之患，以赵高、李斯为杖，故有倾仆跌伤之祸，何哉?所任者非也。［4］(P50－51)

陆贾认为尧以仁义为巢，舜以稷契为杖，故高而不坠，危而不仆。秦以刑罚为巢，故有覆巢破卵之患，以赵高、李斯为杖，故有倾仆跌伤之祸。这不仅强调仁义的作用，而且把仁义与用人相联系，即要用仁义之士。

《新语》的《无为》云:

道莫大于无为，行莫大于谨敬。何以言之?昔虞舜治天下也，弹五弦之琴，歌《南风》之诗，寂若无治国之意，漠若无忧天下之心，然而天下大治。周公制作礼乐，郊天地，望山川，师旅不设，刑格法悬，而四海之内奉供来臻，越裳之君，重译来朝，故无为者乃有为也。……

夫法令者所以诛暴也，故曾闵之孝，夷、齐之廉，此宁畏法教而为之者哉?故尧舜之民，可比屋而封，桀、纣之民，可比屋而诛，何者?化使其然也。故近河之地湿，而近山之木长者，以类相及也。［4］(P59－65)

陆贾所讲论之“无为”已完全不是黄老的无为思想，而是对“无为”加以儒家的解说。周公制作礼乐，郊天地望山川，师旅不设，刑格法悬。无为首先就是废除刑罚，而周公制作礼乐本身就是有为，这是陆贾的儒家化的“无为”。其次是更核心的内容，陆贾以孔子的中和思想解说黄老的无为思想，认为中正平和、宽舒平缓是无为的思想内核，反对黄老刑名的苛猛之政。将黄老的不施文教、任其自然、以自然之天罚而行刑罚的无为思想改造为儒家的人文教化思想。陆贾不是受到黄老思想的影响而是为推行儒家思想而借鸡下蛋。当时黄老盛行，提倡儒家实为不易，陆贾巧妙地将黄老的基本概念加以儒家的解说，使黄老思想儒家化，黄老思想从根本上变质了。

《新语》的《怀虑》云:“乃论不验之语，学不然之事，图天地之形，说灾变之异，乖先王之法，异圣人之意，惑学者之心，移众人之志。”［4］(P137)陆贾是反对说灾变之异等迷信活动的，这就在天变灾异上与董仲舒有了本质的区别。从中也就可以窥见《春秋穀梁传》与《春秋公羊传》在天变灾异上的本质的区别。

综上所述，陆贾的思想是中正平和的，以仁义教化为根本，主张由黄老刑名之政归向仁政，马上马下异术。陆贾在《新语》中引用《春秋穀梁传》之语“仁者以治亲，义者以利尊，万世不乱，仁义之所治也”作为《新语》第一篇《道基》的结论，而《道基》又是《新语》全书的理论基石。可以说陆贾的思想就是源于《春秋穀梁传》，研究陆贾的思想就可以窥见《春秋穀梁传》的思想的特色。虽然陆贾《新语》第一篇《道基》的结论所引用的《春秋穀梁传》之语“仁者以治亲，义者以利尊，万世不乱，仁义之所治也”不见于今本《春秋穀梁传》，但当见于陆贾所用之古文文本之《春秋穀梁传》，故“仁者以治亲，义者以利尊，万世不乱，仁义之所治也”仍可看作是《春秋穀梁传》的中心思想。这是陆贾从浮邱伯受《春秋穀梁传》所得之精华。由此入手便可洞察《春秋穀梁传》与《春秋公羊传》的本质区别。

［1］余嘉锡．四库提要辨证［M］．北京:中华书局，1980．

［2］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59．

［3］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M］．北京:中华书局，19650．

［4］陆贾．新语．王利器．新语校注 ［M］．北京:中华书局，1986．

［5］阮元．十三经注疏［M］．北京:中华书局，19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