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兴涛，董克宁

(昆明学院人文学院，云南昆明650214)

一、宋代文武官资改换的条件和要求

文武官资互换，不始于宋，但在宋则更为经常。唐代文武分途并不特别严格，尤其是五品以上官员选任机构合一。宋何蘧《春明退朝录》卷上:“唐文武参用，……如是者数人。”其法见于《通典》卷一五:“若文吏求为武选，取身长六尺以上、籍年四十以下、强勇可以统人者。武夫求为文选，取书判精通，有理人之才、而无殿犯者”较为容易。后来，武官被歧视，“子弟为武官，父兄摈而不齿”。［1］武转文受到限制。禧宗广明元年(880)制:“近者武官多转入文官，依资除授，宜惩膺幸，以辨品流。自今后武官不得转入文官选改，所翼轮辕各适，秩序区分。”［2］严禁改转文官。

宋代文臣地位高，自愿换武臣的很少，因此留下的相关材料也就不多。《庆元条法事类》卷一五记录着承直郎以下的文臣改换武职的考试要求:

弓:马射，六斗:步射八斗。

弩踏:二石五斗。

射亲:弓，十箭中二;弩，十箭中三。

在弓力上比武举(马射七斗，步射九斗)要求低，但要求命中率，更讲究实用性。宋张耒有《和房日岩换武诗》:“青衫压著待封侯，慷慨知君实远流。莫叹书生长龌龊，元戎曾与报更筹。”时人眼中，换武职乃龌龊之事，故诗人鼓励其要目光远大。又张氏《续明道杂志》卷下:“刘几，字伯寿，洛阳人。自言唐刘文静之后，登进士高科，后换武官，数守也，号知兵。”

武臣换文资就是非常普遍的事。更多的人，如武学博士何去非，“虽喜论兵，然本儒者，不乐为武吏”。［3］一旦改换成功，其欢喜不亚于进士中第，“看变化则举子唱名，武人换受”。［4］《文献通考》卷三四:“武臣换文资，祖宗朝许从官三人荐举。绍兴令:敦武郎以下听召保官二人，以经义、诗赋求试。”即需有人保荐即可，后又试程文。宋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四六:“绍兴十二年(1142)七月戊申，诏忠训郎吴援令川陕宣抚司召试策一道，保明取旨。援，璘子也。璘初除团练承宣使，恩例为之请。上许之。起居郎、权中书舍人张广持不可。上览奏，谓大臣曰:‘武臣换文资，恐将帅之才后难得矣。’枢密使张俊曰:‘试而后换，可也。’上大以为然。”为了换文后仍保证有将帅可用，所试的内容为:

第一场(愿试诗、赋者，止试诗、赋各一首):本经义二道，《论语》或《孟子》义一道。第二场:论一道，限五百字。第三场:策一道。［5］

所谓“本经义”即《武经七书》经义。通过后，感激不尽“若蒙换文资，足示圣恩”，朝廷“颁给告命”，“仍索取已授”武职“告命毁抹”。［6］(P352)但不是所有的人都可试换。宋赵升《朝野类要》卷二:“试换，武臣愿换文资者，如铨试之制。若奏荫人并武举及第官，愿再试出身者，从便应解试赴省。惟年劳补授及杂出身人不许换也。”荫补所授多为武职，“年劳补授”即特奏名，“杂出身人”即科举和门荫以外的人。这里还透出非常重要的信息，即武资一定要参加文举进士科考才能换文资。此前有诸多论者注意到宋代文武改换现象，但解释时忽略了此点。

二、弃文举而就武举

李心传《建炎杂记》乙集卷一四:“居官治事者，纳粟不如补荫，补荫不如进士、武举。”可见武举地位在官员眼中仅低于文举进士。又《宋史》卷一五五排列各种考试的重要程度依次为:进士、制科、三学选补、教官、武举、童子试。武举低于三学舍选则未必，至少应高于武学舍选，是否低于太学舍选，暂时不好下结论。如果不能中文举，改试武举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这与宋代的文人“武化”现象有关，还有实际许可的操作条件和现实的经济问题。而武举的荣耀和身份认同问题，因有《宋代武举与社会生活》专文讨论，［7］此略。

(一)文人“武”化趋势

宋穆修《河南穆先生集》卷二《上大名陈观察书》指出文武分别导致的问题:“修尝病近世以来，文武异道，将相异材，为弊于时久矣。……为儒为文，谓卒为武。苟登之为相，则不复寄以军戎之任，而曰此文人，不卒语以武。苟拔之为将矣，则不求以儒术之学，而曰此武夫也，不当责以文。时既择将相之具不同，人遂目文武之术为异。时之所以不得其人，人之所以不尽其用，其弊皆出于此乎?”雍煕四年(987)曾下诏允许文臣中有武略知兵者，许换武职，然应者寥寥。孙何建议文武参用，于文儒之中，择有方略之士，试以边任委之。此后，以文臣任统兵官督率武将，渐成惯例。刘挚《上哲宗论祖宗任武人为大帅用意深远》:“不以武人为大帅专制一道，必以文臣为经略以总制之。武人为总管，领兵马，号将官，受节制，出入战守，唯所指麾。”

文臣要统兵节制武将，不懂军事显然无法胜任。欧阳修就认为:“士不兼文武，不足任大事。”［8］文臣意识里武人不值得信任，只有文人才能带兵作战，并表现出相当的自信。苏舜钦云:“众人刮目看能事，著鞭无为儒生羞。”［9］吴潜《和章子美阅物见贻》称:“还知武备资文事，要在人心即可戎。”［10］(P37860)方大琮《与袁侍郎书》则以为太过文人化不行:“国朝儒治太盛，宜于文中求武。”［11］(P247)而大儒如胡瑗“其于兵事犹熟”，其“儒者乌可以军旅末学而不讲之哉”的观点成为宋代文人共识。［12］于是文士研习军事蔚然成风。宋晁说之诗云:

蝶笑蜂须飞有声，梅嫌柳眼众人青。今朝消息君知否，荒塞寒灯读《武经》。［13］(P13748)

在荒塞的寒灯下累夜读军事著作而乐此不疲，文士的热情真是不低。其他人虽未明言曾习兵书，但诗文中还是透露出消息。如以兵法论文，黄庭坚《黄庭坚全集》正集卷一八《答王子飞书》:“至于作文，深知古人之关键。其论事救首救尾，如常山之蛇，时辈未见其比。”以兵法喻诗，若王令《广陵集》卷四《寄满子权》:“我爱子权诗，苦嚼味不尽。穷思欲名状，百比无一近。初如贪追兵，屡请忽许进。旗旄左右幢，戟剑后先刃。方争奋拿先，忽睹斩乱狗。徐驱得平郊，万甲合一阵。偏裨走起颇，中间坐吴膑。喊呀斗志酣，仿佛穷敌讱。前军奔交兵，后马走断纼。须臾声金收，万噪快一隽。群降挑戈矛，叩拜乞用釁。苍黄请命问，窃视不敢衅。……”以兵法论书法，如释道潜《参寥子诗集》卷七《观恭师诗书以二绝句勉之》:“论书当亦似论兵，军律非严事不成。”以文法评论兵法，如吕本中《童蒙诗训》:“《孙子》十三篇，论战守次第与山川险易长短大小之状，皆曲尽其妙，擢高发隐，使物无遁情，此犹文章之妙处。”以上事实证明文士们对兵书极为熟悉，至少可以纸上“谈兵”。甚至处于困境时，也不释卷。张耒《岁暮书事诗十二首》之七:“壮心常许国，平日讨论兵。天地身将老，山河意欲惊。病多缘痛饮，吟苦更伤情。斗酒新丰市，何人问马生?”

不仅谈，而且写。《宋史·任谅传》:“谅力学自奋，年十四即冠乡书。登高第，调河南户曹。以兵书谒枢密曾布。”另有梅尧臣注《孙子》、何去非《何博士备论》、李廌《兵鉴》、秦观《进策》(含《将帅》、《奇兵》、《谋主》、《盗贼》、《边防》、《兵法》等篇)、张预《百将传》、宋奇《孙子解》、吉天保辑《十家孙子会注》、王彦《武经龟鉴》、陈亮《酌古论》、施子美《七书讲义》、钱文子《补汉兵志》、李性传修《四朝兵志》、陈傅良《历代兵制》、汪椑《复府兵论》等等。

文人“武”化还体现在教育和科举中。除了中央和地方武学外，在没有武学的地方学校中广设射圃，以增强文士的武事。广州州学有“序贤堂”，知州许巨川赠以弓矢，率诸生习射。南剑州学、金州州学，也都辟有射圃供文士练习射箭。如果进士自己要求加试射箭，除官时会得到优待。南宋淳熙二年(1175)强行要求文举进士都要试射箭，又诏令太学生“暇日习射，以斗力为等差，比类公试、私试，别理分数”。［14］这些都可纳入文士“武”化的范围。张耒有诗曰《耒病臂比已平，独挽弓无力，客言:君为史官，何事挽弓。戏作此诗》:“便使凄凉身未伏，略闻弓马气犹粗。莫谓早衰须袖手，将军臂折尚平吴。”而梅尧臣更是“上马常慷慨”。［15］文士习武风气可见一斑。

于是文士赴武举也是情理中事。文同《送郭荣叔秀才应武举》:

爱君才辨吐如倾，圆直横斜善讲兵。休弄向时闲笔砚，破蛮征虏是功名。［16］(P5048)孔平仲《赠武科胡七》:

三尺青蛇丈二矛，嶥然来应武科求。东南近出人才美，西北当宽帝顾忧。

战马夜嘶榆塞月，征衣寒犯玉关秋。古今将相皆无种，好取班超万里侯。［17］(P10878)僧人德洪《邓秀才就武举作诗美之》:

丈夫气自磨牛斗，正似丰城狱屋刀。富贵岂终凭铁砚，功名先看掷霜毫。

芦鞭未称迎风帽，紫绶从来赛绿袍。杖策军门君记取，祖宗汉室旧勋劳。［18］朱松《送瓯宁魏生赴武举》:

建安少年请缨客，横槊赋诗两无敌。辞家去作入彀英，气拂天狼夜无迹。

庙堂尺菙鞭羌胡，智名勇功付壮夫。引弓没羽世自有，敢问上策当何如。［19］(P20209)

虽有应酬的溢美之辞，可也从侧面看出文人对武举并不很排斥，也相信武举能选出国家需要的军事人才。诗中“爱君才辨吐如倾”、“敢问上策当何如”等语句明白无误地流露出对文略的重视高于武技。文同、德洪所赠应举对象从标题即可看出是文士，而孔平仲用了班超的典故，朱松诗中“横槊赋诗两无敌”、“引弓没羽世自有”也可见出所赠之人与“文”密切相关。值得注意的是德洪将武举提到高于文举的位置，这在当时极为少见。

(二)操作层面的经济因素

从操作层面讲，熙宁八年(1075)前，没有限制文举进士改考武举，只是限制文举进士“失解后旋看兵法，权习弓兵，意务苟进”，［20］而使武举与进士同时差官锁试，然此举措也只是使人不可能应同一届的文举和武举，并不许不应下届武举。

《建炎杂记》甲集卷一二:“乾道淳熙间(1165－1189)，太学诸生久不第，皆去从武举。”实际上，北宋时就不断增加录取人来缓解文举应试者太多的问题，但中第者毕竟是少数。如胡革“读书穷日夜不懈，忘饥渴，不知寒暑，苦心刻意，自期有立，而拙于辞华”。自度“不得志于场屋”，“欲习骑射，读兵书，结交豪杰智勇之士”通过武举改变现状。［21］(P420)潘得刚，“幼敏悟，业儒不效，俯从右选”。［22］(P266)按古人左文右武的习惯，本文的“右选”、“右科”指武举，“右学”、“右庠”指武学。王霆，“字定叟，东阳人，少有奇气，试有司不偶，去就武举。嘉定四年(1211)，中绝伦异等”。［23］也有改试而依然不成功者。宋戴表元《陈府君功父墓志铭》，陈师稷“善词赋，尝试进士举不售，去试武举绝伦，又不售”。《宋史》卷四○二:“杨巨源，字子渊，成都人。倜傥有大志，善骑射，涉猎诸子百家之书，应进士不中，武举又不中。”因而那些不受经济制约而又确实无法考中文举者，选择武举就是上策。

而当一个人或一个家族长期应举而无结果时就要面临很大的经济问题，若无经济基础，单纯依赖科举起家就十分冒险，“业儒应举”不一定能确保宗族兴旺发达，有其或然性。解决之道，就是尽快中举，摆脱贫困。如试武举则易“超流辈以先鸣”，较应文举早及第做官。徽宗末年，太学生李某改试武举时就决绝地说:“吾三世儒者，困场屋，一官幸中，何择哉!”［24］只要能赶快做官就行，武举就武举吧。南宋陈师良说得更明白:“郭汾阳顾不足慕也，何切切为章句儒?”［25］武举不值得骄傲，但比不中第要好许多，何必死守文举发家呢?又如庆元二年(1196)状元周虎，“以近世文武太分，勋业不大竞，故弃已成之业而就右科”。［26］而真正原因是家里的寡母很难继续支持其科举活动。又如毕祈凤，七岁时父亡，十七岁就精通经学，文举解试第二，可直到咸淳元年(1265)三十三岁时才武举及第。［27］从文举中解试到武举及第共十六年，可见试文举省试并不顺利，而其家庭有寡母和八十五的祖父，经济压力不容小视。世代习文的杨宗闵家甚贫，乃叹曰:“丈夫处世要以功名自见，不能为章句儒。”后终以武举绝伦获取官职。［28］牟巘用诗歌把这种选择的无奈与期许寄予他人，其《送鄣南俞教谕归里》:

试把溪堂旧谱看，三千苜蓿守寒酸。吟肩祗自初来瘦。疐尾方知细满难。

忧患可能期学力，功名终不误儒冠。到家莫作多时住，趋取秋风送羽翰。［29］

在寒酸的忧患中，改习武举(即“学力”)，得到功名也不会辱没儒生的身份，回家后别耽搁，早早迎着秋风参加解试吧。又如李亮“早厌儒冠，思登勇爵”，友人以为其“果超流辈以先鸣”比文举人早发达，“伫观富贵之鼎来”，认为其是改变人生际遇的良途。［30］(P144)

三、中武举再试文举

由文举不第而改试武举犹水之自高处往低处流，在真正的文人眼里，这始终是不得已的“曲线救国”。如叶适称绍熙元年(1190)武状元厉仲方，“君为武人，盖失路误入尔”。［31］又替蔡镐惋惜，“业堕武举，用之有限”。［32］项安世为蔡镐的挽诗也云:“人怜蔡庆远，庆远自悠哉。”［33］宋人并非单纯批评文士应武举这一行为，而是惋惜其不能成功地抽身而出，完成质的蜕变。而真正“自悠哉”的并不多，更多的人是积极改试文举。《建炎杂记》甲集卷一二:

乾道淳熙间……时王卿月请叙，首应二科，后官至修注。近岁江伯虎君用、陈续嗣功亦连中二科，伯虎淳熙八年武举第一人，十一年进士第四甲，遂换承事郎，恩数与状元等，朝廷靳之。十六年十月，因知归州林颍秀建言，遂罢锁厅之令。江后通判泉州而卒，陈今知永康军。

楼钥《太府卿王公墓志铭》:“王卿月，隆兴元年(1163)入右庠，乾道二年(1166)中其科，授承节郎、德安府复州汉阳军都巡检，非其志也，益进于学。五年，遂登进士科。”王卿月是首应二科者吗?李心传的判断不确。据綦崇礼《北海集》卷三五《王公墓志铭》云，北宋王衣之父王宿，中武举后，再试经义，改换文阶。又《宋会要辑稿》选举一○之二一:

景祐元年(1034)，诏武举应进士、诸科取解不获者，不得应制科六种。

则王宿不是唯一的，但限于材料，这样的例子很少，也不为人所注意。

景祐元年(1034)，诏书中武举应进士之武举宜分未及第和及第两种。前者如黄炳，其辞武举启云:“举子忙，槐花黄，早已觉壮心之动;时文熟，秀才绿，要须取本色而归。”［34］(P1319)在文武举中，把文举看做自己的本分。又宋洪迈《夷坚志·丙志》卷一六载:黄丰因为中了一次武举解试，遂增加自信，改应文举，孰知连续两次过解试而落省试。此例也从侧面印证了文举考试的难度。

本文重点考察武举及第后改考文举。南宋武举进士任职后再试文举的例子数不胜数。如绍兴三十年(1160)，武举樊仁远再登进士。宁德人黄旹，绍熙初(1190)武举第四人，开禧初(1205)复登进士。［35］嘉熙二年(1238)武举状元刘必成，淳祐九年(1249)，复中锁厅。焦炳炎，“弱冠通经史，善属文，登右科，赐武举出身，授承节郎，有能声，再登淳祐进士”。［36］又这类改试者多数为擅长诗文者，而且武状元所占比例不少。在其看来:武举是过度的桥梁，再中文举则是“回归”本色。蒲受宬《送沈保叔国论试艺右庠》诗曰:

读书读心不读迹，以言易言竟何益。射弓射志不射箭，以力假力何足羡。因蹄得兔蹄安用，以虎视石虎则中。设科取艺良已拘，分毫得失如摴蒱。微官况复多绳墨，千里恩驰困羁勒。

生女嫁属他人屋，生男不出出许国。堂堂八尺无创瘢，如斗金印栀腊颜。一条秋水持赠君，腰间愿看生风云。君不见唐家将相娄师德，也曾应诏红抹额。挝钟饮酒皆儿嬉，握拳透爪真男儿。［37］(P42759)

武举是望月之指、得兔之蹄，是射志之箭，是入仕之权宜。得到之后不用在乎，却多以文武双全自诩。如焦炳炎即因文武双全自负而改试文举。又宋谢维新《古今合璧事类备要》前集卷三八“武举”条有杨巨源《送胡大夫》:

问年擢桂儒生业，今日分茅圣主恩。旌旆仍将过乡路，轩车争出看都门。

人间文武能双捷，天下安危待一论。布惠宣威大夫事，不妨诗思许琴樽。

胡大夫文武举都中过，文武双全是衡量人才的高标准，文武皆高第，自然更加荣耀。武状元们虽以全才自视，但只有中武举后试文举的，却没有中文举再试武举的。当然，最重要的是宋代文人地位高于武将。文举改试武举成功率高于武举改试文举，如厉仲方武举及第后，屡举进士而不中。故宋人笔记或方志多会于武举人后专门注明“再登进士”，以示褒扬。

四、禁止武举试换的失败

武举改文举为何在南宋时如此普遍?除上文提到的文武关系，还有一些具体的时代因素。其时，“文武之判久矣，儒者悉不知兵，而勋门斗将号为知兵者，又不过善击刺，工骑射，临阵能死敌耳，其知不足言也。”［38］文武合一是现实的需要。因此，朝廷增加了武举的名额，对武举的待遇不断提高，科举在社会中的影响越来越深入;而文举应试难度不断增大，于是转投武举，一则容易登第，二则除授不差，再试文举后升迁比仅以文举出身者更快。这就引起了批评。淳熙十六年(1189)十月，林颖秀言:“武举一科，均隶右选，悉谋锁换以为捷径，然则是科殆可废也。乞明赐戒谕，或议条约，期间诚有学业优长、才兼文武者，乞令在内清官、外台监司帅臣考察，如委堪保举，方得缴奏所业引试。庶几其人一意戎事，稍重武科。”上曰:“此说可从。既以武进，又换文，甚非专设武科取人之意。”［39］如此，应举者必然减少，乃诏:“武举不许换文资，悲舍其故习而失其所能长可谓当矣。既绝其文资之望，亦宜为开升进之路。”［40］然不久后，臣僚又言:“武科许换文资，盖不止责以兵略骑射，诚欲益其学问而大其成就耳。比年以来，不许试换，虽曰使之从军以备将帅之选，而升差之法止于同正将。既塞其试换之门，又艰其仕进之路，使士以才气自负者将有不屑就之意。乞今后依旧许令武举人换文资。”［41］从之。嘉定十年(1217)，兵部侍郎赵汝述又上疏反对:“文武并用，长久之术，有天下者不可偏废。近世武举进士甫得赐第，多弃所学，必欲锁试换文，回视兵书戎器，往往耻谈而羞道之。夫科目之设不惟士子以此自致其身，国家亦将各赖其用。今既由武艺入官，又复慕为文臣。是右科徒为士子假途之资，而非为国家储才之地。此科遂成无用矣。……乞自今武举出身不许再应文举，仍令考校之官，精选其艺业庙堂之上，稍优其除授，俾之练习谋略，趋事赴功，自偏俾制领而上，主帅三衙，由此其选。庶几右科增重，不为虚设。”［42］故又“若令换文，则分明阙将帅一科为由，诏武举人毋应文举”。三年后，右正言张次贤针对反对意见做出总结性的辩解:

窃惟国家取士，由武举策第，许换文资，此网罗全才之意。绍熙略行沮格，未几仍就放行。比者臣僚复沮格之。且入门荫之流犹许换试，而武举进者，独可沮抑其能乎?至如文士擢第，犹必程其武艺而惯于兵机者，可不容其通习文事乎?此武举试换，不可不复也。夫武举历仕，作邑既满，或可得郡，此固优假右选。然把麾一方民社，倏重?苟使官卑资浅之人，幸而得之，何以重藩宣之寄哉?且文臣三考作邑，两任作倅，方许典郡。今武举作邑，虽用举员，其视文臣五削脱选，难易不侔，或试邑甫毕，即便得郡，宁不太骤?此武举典郡，不可不革也。或虑其武复换以文，则是假途而进边以轻武。然能中两科者，不过挺特翘楚之辈，岂能一一舍武就文乎?又虑作邑之后，未许作即非所以以为诱掖戎行之意。然历仕以来，或以功绩显著，庙堂自应如之赏遇。岂一例拘以格法乎?乞应武举出身照旧例格外，自今合体左选格法，须历计议、路分差遣，比当两任通判，而后与郡，庶几文武兼通之才可致，而郡国作牧之寄不轻矣。［43］

不妨对以上争论作一辨析。反对武举改换的意见主要是:一，武举成为入仕的捷径而不被重视;二，不能选出将帅;三，解决办法是优其除授。支持者的看法是:一，门荫尚可换试，武举更不能排除在外;二，武举试换，可“益其学问而大其成就”，将有利于治理政事;三，为了禁止试换而加速武举升迁，反而比文举更快;四，能中两科都是优秀人才;五，试换后历两任通判，再与典郡，可避免速进之弊。反对者的主要观点在于要武举选出将帅，但现实中武举不具有这样的功能，实际是在文武关系中侧重强调“武”。支持者的成功在于:首先把武纳入文的范围，其二、三、四、五都是侧重于文;其次，把科举与门荫比较，既然科举优于门荫，在试换问题上为什么反而受限呢?如果禁止试换，则“武举趋之者少”。［44］故南宋禁止武举试换的时期并不长。

五、结 语

现在，可对宋代文武举互换现象作一归纳:文举换武举者多因文举不第，其社会基础是“文人武化”趋势，而现实的经济因素和武举高于门荫及杂出身者的社会地位是其促因。武举改换文举者，多在武举及第之后，其动机是升迁较单纯武举或文举及第者快，心理原因则是“文人”身份认同感。因此，只有武举及第改试文举的，而没有文举及第改试武举的。故此，我们也不难理解宋代武举人较多文人气质，其文学创作也值得研究。而上述种种，也正是宋代“文治”的特征。

［1］(元)马端临．文献通考·卷一五四［M］．北京:中华书局，1986．

［2］旧唐书·卷一九下［M］．

［3］(宋)苏轼．东坡全集·卷五五·举何去非换文资状［M］．崇祯刻本．

［4］(宋)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序［M］．《笔记小说大观》本．

［5］(宋)佚名．庆元条法事类·卷一五［M］．续修四库全书本．

［6］(宋)李曾伯．可斋杂稿·卷七·奏刘镇抚申乞与男澜换文资事．四库本。《全宋文》339册．

［7］周兴涛．宋代武举与社会生活［A］．科举学论丛［M］．2010，第2辑．

［8］(宋)欧阳修．居士集·卷二九·翰林侍读学士右谏议大夫杨公墓志铭［M］．四部丛刊初编本．

［9］(宋)苏舜钦．送李冀州诗［A］．吴之振．宋诗钞·卷四［M］．北京:中华书局，1986．

［10］北京大学古籍文献研究所．全宋诗·第60册［Z］．

［11］四川大学古籍所．全宋文·第321册［Z］．上海辞书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

［12］(宋)黄履翁．古今源流别集·卷六·古今源流至论别集［M］．《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3］全宋诗·第21册［Z］．

［14］(元)脱脱，等．宋史·卷一五七［M］．北京:中华书局，1977．

［15］(宋)刘敞．公是集·卷二二·圣俞坠马伤臂以其好言兵调之［M］．《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6］全宋诗·第8册［Z］．

［17］全宋诗·第16册［Z］．

［18］(宋)释德洪．石门文字禅·卷一0［Z］．四部丛刊本．

［19］全宋诗·第33册［Z］．

［20］(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六一［M］．北京:中华书局。1979．

［21］(宋)袁燮．统领胡君墓志铭［A］全宋文·第281册［M］．

［22］(宋)卫宗武．路分训武潘公墓志铭［A］全宋文·第352册［M］．

［23］(元)脱脱．等．宋史·卷四○八［M］．北京:中华书局，1977．

［24］(宋)李石．方舟集·卷一六·李隐君墓志［M］．《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25］(宋)王之道．相山集·卷二九·故武节大夫陈文叟墓志［M］．《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26］(宋)刘宰．漫塘集·卷三·故马帅周防御圹志［M］．《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27］(宋)方回．知县权州宣参毕公墓志铭［A］．明程敏政撰．新安文献志·卷八八［M］．合肥:黄山书社，2004．

［28］(宋)刘一止．苕溪集·卷四八·宋故武功大夫贵州刺史永兴军路马步军副都总管特赠右武大夫光州防御使累赠太师魏国公杨公墓碑［M］．《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29］(宋)牟巘．陵阳集·卷五［M］．乾隆十二年周永年刻本．

［30］(宋)王炎．回武举李状元启．《全宋文》第270册．

［31］(宋)叶适．水心文集·卷二二·厉领卫墓志铭［M］．四部丛刊初编本．

［32］(宋)叶适．水心文集·卷一四·武学博士蔡君墓志铭．

［33］(宋)项安世．可庵悔稿·卷九·武学蔡博士挽诗［M］．宛委别藏本．

［34］(清)褚人获．坚瓠辛集卷三［M］．《清代笔记小说大观》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

［35］(明)陈道．八闽通志·卷八二［M］．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本．济南:齐鲁书社，2002．

［36］(明)闻人诠，陈沂(嘉靖)．南畿志·卷四九［M］．《北图古籍珍本丛书》本．

［37］全宋诗·第68册［Z］．

［38］(宋)章汝愚．群书考索·后集卷二九［M］．北京:中华书局，1992．

［39］(清)徐松辑．宋会要辑稿·选举一八之七－八［M］．北京:中华书局，1957．

［40］宋会要辑稿·选举一八之八［M］．

［41］宋会要辑稿·选举一八之一○［M］．

［42］宋会要辑稿·选举一八之一七［M］．

［43］宋会要辑稿·选举一八之一八一一九［M］．

［44］宋会要辑稿·选举六之四○［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