娄自昌

(文山学院政史系，云南文山663000)

滇东南和中印半岛北部是苗族的重要分布区之一，现有苗族人口近200万。其中，滇东南的文山州和红河州约70余万，中印半岛的越南北部、老挝大部、泰国北部等地约100余万。滇东南和中印半岛北部的苗族并非土著，他们的祖先主要从贵州等地迁徙而来。至于何时迁徙而来，由于苗族过去没有文字，汉文史籍的记录又非常少，学界的研究也不多，许多学者在其著述中不得不涉及到这一问题时，也仅仅作一些简单的、似是而非的推论。因此，有关苗族迁入滇东南和中印半岛北部的早期时间，至今尚无明确可信的结论。本文结合文献资料和调查材料反映的情况，对此试作分析，以期就教于方家。

一、樊绰《蛮书》的记载不足以说明唐代时苗族已迁入滇东南

在涉及苗族迁入滇东南和中印半岛北部的时间时，国内学者大多引用唐代樊绰《蛮书》中的记录，认为开始于唐代，并持续到宋、元、明、清时期。有的学者甚至认为唐宋时期的滇东南和中印半岛北部已经成为苗族的五大聚居区之一。［1］(P194－196)然而，持这些观点的学者，除了引用樊绰《蛮书》中的相关记载外，并不能拿出任何有说服力的证据。而《蛮书》中被反复引用的有关记载，并不足以证明唐代时苗族已迁入滇东南，为了说明这一点，有必要对《蛮书》中的相关记录进行再分析。《蛮书》卷十“名类”中说:

黔、泾(涪)、巴、夏(夔)四邑苗众。咸通三年(862)春三月八日，因入贼朱道古营栅，竞日与蛮贼将大羌杨阿触、杨酋盛、拓东判官杨忠义话得姓名，立边城自为一国之由。祖乃盘瓠之后。其蛮贼杨羌等云绽盘古之后。此时缘单车问罪，莫能若事。咸通五年(864)六月，左授夔州长史，问蛮夷巴、夏(夔)四邑根源，悉以录之，寄安南诸大首领。

在这段文字的后面，樊绰抄录了《后汉书》等文献所载有关盘瓠神话的内容。［2］

以上这段文字就是众多国内学者用来说明唐代时苗族已迁入滇东南和中印半岛北部的主要证据，但这段文字含义模糊，存在明显的脱漏和讹误，学者们在解读这段文字时，标点并不一致，对文意的理解也大相径庭。

樊绰《蛮书》卷四还有两段记录提到他本人于咸通三年三月八日前往朱道古营栅探查虚实的情况，有助于对这段文字的理解。从前后内容比对来看，咸通三年初时，南诏正在调集大军和唐朝安南都护府北部已反叛唐朝的各民族武装，准备夺取安南地区，朱道古就是安南北部已叛唐投南诏的一位地方首领。本年三月四日，樊绰奉其长官、候任安南经略使蔡袭之命前往朱道古营栅探查虚实，于三月八日到达，并在此见到了南诏派来的将领杨秉忠、大羌杨阿触、杨酋盛、拓东判官杨忠义等人，与他们进行了一些接触、交涉，但这些南诏官员“言辞狡诈”，交涉并无结果。［2］

从整个背景来看，咸通三年三月八日在朱道古营栅向樊绰讲述“祖乃盘瓠之后”、“立边城自为一国之由”的应该就是南诏派来的大羌杨阿触、杨酋盛和拓东判官杨忠义。那么，杨阿触、杨酋盛和杨忠义等是否来自“黔、泾(涪)、巴、夏(夔)四邑苗众”呢?樊绰《蛮书》卷四提到他与这些南诏将领见面交涉时，明确称“蛮贼将杨秉忠、大羌杨阿触、杨酋盛悉是乌蛮贼人”。［2］我们知道，唐代所称的“乌蛮”主要指南诏主体民族，今藏缅语族彝语支各族先民。

学者们之所以认为樊绰的这段文字反映苗族已迁入滇东南或中印半岛，主要是因为樊绰将他于咸通五年(864)在夔州了解到的“黔、泾(涪)、巴、夏(夔)四邑苗众”的情况与两年前在朱道古营栅看到的情况联系在了一起。但从上下文意来看，樊绰之所以将两者联系在一起，并非他认为在朱道古营栅见到的南诏将领就来自于“黔、泾(涪)、巴、夏(夔)四邑苗众”，而是他们都信奉盘瓠神话，宣称“祖乃盘瓠之后”、曾“立边城自为一国”，猜想他们之间可能存在某种联系，因此才向前往安南作战的唐军将领作必要通报，遂留下了前述文字。

退一步说，即使杨阿触、杨酋盛和杨忠义及其所部就来自于“黔、泾(涪)、巴、夏(夔)四邑苗众”，即使樊绰所说的“苗众”就是苗族先民，那么，他们也仅仅是奉南诏征调前来作战的军队，并非迁徙到这一地域定居。即使他们在征战中流落在了本地，没有回到故土，那么，由于他们远离“黔、泾(涪)、巴、夏(夔)四邑苗众”的分布区，这些人应该早已被当地民族同化了，与今天分布在滇东南和中印半岛北部广大地区的苗族人口并没有关系。

主张唐代或唐、宋、元、明时苗族已迁入滇东南的学者，除了樊绰的这段记录外，都拿不出任何可信的证据，这一事实本身就说明了问题。另外，晚清以前涉及滇东南民族情况的众多史料都没有提到苗族的事实也说明:现今居住在滇东南和中印半岛北部广大地区的苗族居民，他们的先祖迁到这一地域的时间实际上是非常晚的。

二、19世纪以前的各种地方志都没有提到滇东南有苗族

19世纪以前，涉及滇东南民族情况的地方志已经很多，特别是明代和清代早中期的地方志，已经比较清楚地反映出当时滇东南民族构成和分布的情况，但在这些地方志中，我们找不到关于滇东南苗族情况的任何记录。

明代涉及滇东南民族情况的志书有好几部，如陈文等于1456年修成的《景泰云南图经志书》、周季凤等于1510年修成的《正德云南志》、谢肇淛约于1620年修成的《滇略》、刘文征于1632年修成的《天启滇志》等，这些志书在谈到滇东南的情况时，都程度不同地提到了滇东南的民族构成和分布情况。从这些志书反映的情况来看，明代时滇东南的民族种类是很多的，主要有倮罗、扑喇(或蒲剌、濮拉)、乌爨(黑爨)、母鸡、夷罗、些袁、侬人、沙人(沙蛮)、土僚(土人)、斡泥(窝泥)、僰夷(百夷)、白子、马喇、野蒲、喇记、阿成等等，今天，这些民族名称的大部分在滇东南民间仍被使用，从今天的民族归类来看，上述名称主要指彝族、壮族、哈尼族、傣族和白族，并没有苗族。

清代早中期涉及滇东南民族情况的地方志更多，记载也更加详尽，如康熙《蒙自县志》、康熙《阿迷州志》、雍正《临安府志》、雍正《阿迷州志》、乾隆《广西府志》、乾隆《开化府志》、乾隆《蒙自县志》、嘉庆《临安府志》、嘉庆《阿迷州志》、道光《开化府志》、道光《广南府志》、道光《云南通志·南蛮志》，以及引用前人资料于光绪六年(1880)编成的《滇南志略》等等，这些志书都不同程度地对滇东南各民族的分布、经济、风俗习惯作了介绍，使晚清以前的滇东南民族情况更加清楚，但所有这些志书都没有提到滇东南有苗族。

最能说明问题的当数乾隆《开化府志》和道光《广南府志》。

乾隆《开化府志》于1758年成书，书中有两部分对当时的开化府民族情况进行了较为详尽的介绍:一是“里甲”部分，详细记录了当时开化府境内各个村寨(约1200个)的名称以及每个村寨的民族名称，笔者统计，共有三十多种民族名称，按村寨数(包括杂居村寨)的多寡分别是侬人、仆拉、母鸡、倮罗、汉人、土僚、沙人、摆依、僰子、阿成、阿戛、拉黑、普岔(普刹)、回子、聂素、拉乌、阿度、拉鸡(腊鸡)、腊欲(拉欲)、孟乌(孟武)、阿系、阿者、腊兔、腊歌、窝泥、瑶人、普剽、普马、普列、倮鸡、阿倮、夷人、山车;二是“种人”部分，也介绍了三十多种民族成份(包括许多仅有一个村寨的民族成份)的经济、风俗概况，提到的民族成份与“里甲”部分所列各村寨民族名称吻合。［3］《开化府志》所提到的以上民族名称，多数仍在民间使用，从现在的民族归类来看，这些名称主要指壮族、彝族、汉族、傣族、白族、回族、哈尼族、瑶族等等，没有一个名称指苗族。

道光《广南府志》于道光年间两次编修而成，从种种迹象看，在道光《广南府志》两次编修的时候，广南府境内已经有苗族，但《广南府志》“种人”部分在介绍了其他民族成份如侬人、沙人、花土僚、白土僚、黑沙人、白沙人、白倮罗、黑倮罗、黑仆喇、白朴喇、花朴喇、瑶人、僰夷、僰人的同时，却没有关于苗族的任何介绍，只在“征事实启”部分中提到一句“我广南，夙隶沙侬、杂居苗倮”，在“风俗”部分中引用《通志》称“苗倮杂居，性缓力弱”，［4］而且这两句话中所提到的“苗”是专指苗族还是泛称并不明确。

清代开化府和广南府之地即今天的文山州大部和红河州东南部，正是云南苗族分布最集中的地区，而且中印半岛北部的苗族也主要是从这里迁徙过去的，但乾隆《开化府志》和道光《广南府志》在介绍了其他民族的情况后却没有关于苗族情况的任何介绍，《开化府志》在详细记录各村寨的民族名称时却没有记录到苗族名称，前述涉及滇东南民族情况的各种地方志都没有提到滇东南有苗族，这些事实充分说明，现今分布在滇东南和中印半岛北部的苗族的先民，晚清以前要么还没有来到这些地区，要么虽然有部分已经来到，但人数并不多，因而并没有引起一批又一批当地修志人员的注意。

三、文献所见苗族迁入滇东南和越南北部的早期时间

清代道光年间及其稍后，开始有一些文献提到滇东南和中印半岛北部苗族的情况，从这些文献中，我们可以对苗族迁入滇东南和中印半岛北部的早期时间作出一些大致推断。

笔者知道的最早提到滇东南和中印半岛北部苗族的文献有四:一为道光十六年(1836)云贵总督伊里布、云南巡抚何煊的奏稿《遵旨稽查流民酌议章程奏》，二为越南《大南实录》有关明命时期(1820～1841)的纪事，三为文山州麻栗坡县董干镇者挖村龙堡寨熊天美墓碑，四为红河州河口县桥头乡老刘寨李仕雄墓碑。

从伊里布和何煊的奏稿中，我们可以看到:道光三年时(1823)，云南地方官曾对开化府、广南府境内流民进行过稽查，稽查中发现开化府安平厅沿边“有黔、粤苗民移居崖箐”，稽查过后，因苗民“散在沿边烟瘴之区，仿照边夷不编保甲，仍设头人分别管束”，并已“奏准遵行”。十三年之后，即道光十六年(1836)，因道光皇帝了解到云南开化府、广南府和普洱府有大批来自内地各省的流民“砍树烧山，艺种包谷之类”，要求云贵总督伊里布等再度派人稽查并制定管理章程，云南地方于是再度进行稽查，除清查出大量来自内地的汉族流民外，发现十三年前稽查时已经生活在开化府安平厅沿边的“黔、粤苗民”仍在当地“樵种为生”，再次稽查过后，为避免纷扰，仍“照边夷不编保甲，分设头人约束”。［5］(P12－14)

道光时的开化府安平厅辖地相当于现今文山州西畴县、麻栗坡县大部、马关县大部和红河州河口县大部，处于中越边境，在今天是滇东南苗族最集中的地区之一。伊里布的奏稿没有提到苗族迁到安平厅沿边的具体时间，但不会太早，因为奏稿明确指出他们是从黔、粤(广西)移居此地的流民，而不是世居居民。从奏稿反映的情况来看，苗族在迁徙到开化府安平厅沿边的过程中，在开化府靠内地区和广南府境内应该没有作太多停留，而是直接迁到了边境地带，因为除了开化府安平厅以外，奏稿中没有提到开化府其它地区和广南府的大量流民中有苗族流民。

越南阮朝时期(1802－1945)陆续编纂的《大南实录》中，从明命年间开始，偶尔提到越南北部沿边的苗族。《大南实录》有关明命十四年(1833)镇压保乐州造反土司农文云的纪事中曾提到:“白猫蛮长祝文仝亦率蛮丁一百隶从效力。”［6］(卷一百十二，P3017)有关明命二十年(1839)的纪事中又提到:“兴化水尾州有白猫蛮投居于玉碗、山腰等峒，省臣请令著籍纳税。蛮数四十余人，岁征人各银二两。”［6］(卷二百一，P4422)

文中所说“白猫蛮”即苗族中的白苗支系。保乐州位于越南北部边境，时属宣光省，与云南广南府连接，当地苗族可能从云南广南府沿边进入，到1833年底参与越南中央政府镇压农土司造反时，应在当地生活了一段时间。兴化为与云南开化府、临安府接壤的越南西北部边境省份名称，水尾州玉碗、山腰等峒应在与云南河口连接的地带，正与中国开化府安平厅接壤，投居于“玉碗、山腰等峒”的苗族应从开化府安平厅沿边进入。

麻栗坡县龙堡寨的熊天美墓碑立于咸丰元年(1851)，碑文记载熊天美于庚寅年(1770)生于悟川中台县(疑为今贵州省务川县)，于道光丁酉年(1837)在龙堡寨去世，享年67岁。熊天美去世十四年后，即咸丰元年(1851)，由其儿子熊友德为其重修了坟墓并立了墓碑。据熊天美和熊友德的后人、龙堡寨的熊明光介绍，熊天美和他的同伴们就是苗族从贵州迁到本地的第一代，他的儿子熊友德、侄子熊友富等都出生于本地。熊天美碑文中没有记录他与同族迁到本地的时间，但考虑到他们迁来时已经是成年人，时间当在18世纪末19世纪初。熊天美及与其一起迁到麻栗坡县董干镇一带的同族应该就是前述伊里布奏稿中提到的安平厅沿边“黔、粤苗民”中的一部分。

河口县桥头乡老刘寨李仕雄墓碑记载:李仕雄生于乾隆甲辰年(1784)，亡于道光戊申年(1848)。当地苗族居民公认他是迁到河口的苗族第一代。［7］(P109)李仕雄碑文也未载他于何时从何地迁来，但考虑到他与同族迁来时应该已经成年，时间当在19世纪初。李仕雄及与其一起迁到河口县桥头乡一带的同族也应该是前述伊里布奏稿中提到的安平厅沿边“黔、粤苗民”中的一部分。

以上四份文献是笔者见到的有关滇东南和中印半岛北部苗族来源的最早文献，这四份文献所反映的苗族迁入滇东南和越南北部的早期时间是吻合的，即18世纪末19世纪初。除了上述文献外，相关调查材料所反映的时间与此相符。

四、调查材料所见苗族迁入滇东南和越南北部的早期时间

20世纪初以来，国内外的一些学者曾对滇东南和中印半岛北部苗族的来源有过一些调查，其中，涉及中印半岛北部苗族的调查早一些，而涉及滇东南苗族的调查多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以后。由于滇东南和中印半岛北部的苗族中很少有文献资料，对本民族的迁徙历史大多通过口耳相传，因而多数调查都没有获得苗族迁入各地的确切时间，但都获得了从哪里迁来、已迁来多少代，因何迁来等信息，对于推算迁入时间很有帮助。

如何根据迁入代数推算迁来的时间?不同的调查者往往用不同的方法，即使迁来代数相同，不同调查者推算的迁入时间往往也有很大出入。笔者认为，由于苗族过去普遍早婚早育，以平均每代20年推算最为接近实际。另外，第一代指最初迁来的那些人，他们大多是成年人，有的刚迁来时就带着小孩，一迁来就有两代，或迁入不久就会有第二代，因而在计算时间时，第一代是不能考虑进去的;最后一代往往指调查时仍是小孩的那些人，除了个别情况外，计算时间时以半代(10年)为宜。按照这种方法，如果调查时已经迁来10代，除去第一代，最后一代算半代，则迁来时间为:(10－1.5)×20年=170年。

按照上述方法推算，笔者所见、所做的多数调查显示:多数苗族迁入滇东南和中印半岛北部的时间都在19世纪中期以后，但也有少部分在19世纪初或更早时已经迁入。

如根据相关调查，红河州东南部的部分苗族人口，其先祖于1806年因乾嘉起事失败从贵州逃难而来。［8］(P106)

伍新福《中国苗族通史》中提到了他1987年对文山地区苗族的调查，根据文山州政协副主席吴成元的介绍说:“他家是从贵州迁来的，到邱北已经10代人了。”［9］(P168)按笔者前述方法推算，则吴家先祖从贵州迁到邱北的时间当在1820年前后。

20世纪30年代末熊秉信在今红河州金平县一带调查，涉及到当地苗族迁入时间时，估计为“百年之久”。［10］(P195－196)则苗族迁到当地的时间应在1830～1840年前后。

20世纪末，殷永林等对金平县铜厂乡大塘子村(苗族村)进行调查时，发现苗族“在金平境内居住最早的已延续 10代”。［11］(P5)则迁入时间当在 1830年前后，与前述熊秉信的估计吻合。

2008年，笔者委托熊柱石同学(苗族)对其家乡马关县仁和镇大嘎吉石冲村苗族源流进行调查，得知该村最早从贵州迁来的熊姓已经有10代人，迁入时间可推算到1838年前后。

越南学者琳心根据1960年前后越南各地调查材料写成的《苗族的迁徙和称谓史》中，提到苗族从中国成批迁入越南先后主要有三次。其中第一次距调查时已有14、15代人，约80户人家从中国迁入河江省同文县境;第二次距调查时已有9、10代人，共有180户左右的人家从中国分两路迁入越南境内，其中一路主要迁入河江省同文县和黄树皮县境，另一路主要迁入老街省的西马街和北河县境。［12］

从迁入时间推算，琳心所说的第一批约80户迁入越南的时间可推算到1700年前后。笔者所见苗族迁入滇东南的所有调查中，没有见到超过10代人的记录。麻栗坡县董干镇马崩村是一个苗族聚居的行政村，与越南河江省同文县接壤，该村苗族与越南同文县苗族有共同来源，2008年笔者对该村进行调查时，得知迁来较早的大多有8、9代，远远晚于琳心提到的时间，琳心所说时间姑且存疑。

琳心所说的第二批约180户迁入越南的时间可推算到1800年前后，与前述麻栗坡熊天美、河口李仕雄等迁来时间正是同一时期，从迁入地域看，这批迁入越南的苗族人口与熊天美、李仕雄及其同伴们迁到的地方连为一片，并没有天然屏障将他们分隔开，他们应该就是同一批从贵州迁徙而来。

五、结 语

18世纪末19世纪初正值黔东湘西乾嘉苗族起事失败之际，这一时期苗族从贵州等地向中越边境地区迁徙，应与这一历史事件密切相关。

从文献资料和调查材料反映的情况来看，18世纪末19世纪初时，迁入滇东南和越南北部的苗族人口并不多。迁入滇东南的部分，除了1823年、1836年云南省官方对流入滇东南的流民(主要是汉族)进行稽查时曾发现他们外，1828年续修的《开化府志》、1825年修成1848年再修的《广南府志》都没有提到他们，说明其人口是很少的，并没有引起众多修志人员的注意。迁入越南一侧的部分，从琳心提到的情况来看，不到300户，在当时越南北部的众多民族中，其人数是微不足道的。越南《大南实录》有关明命时期的纪事虽然偶尔提到越南北部沿边的苗族，但其人数都很少:1833年镇压保乐州农土司时，参与的苗族壮丁仅有百人左右;1839年兴化省臣向阮朝中央请求对新近迁入的苗族“令著籍纳税”时，提到的人数仅有四十余人。另外，在明命时期，越南北部沿边发生了很多各民族卷入其中的战乱，《大南实录》中有大量条目详细记录了这些战乱的情况，但提到苗族参与其中的条目极为罕见。

清代道光年间以后，提到滇东南和中印半岛北部苗族情况的文献资料越来越多，特别是到清末和民国时期，涉及到滇东南和中印半岛北部民族情况的各种文献几乎都有关于苗族情况的介绍，与19世纪初以前的文献资料形成了鲜明对照，反映出19世纪初以后迁到滇东南和中印半岛北部的苗族人口越来越多、分布范围越来越广、在这些地区的重要性也越来越突出了。

［1］吴荣臻，等.苗族通史(第二册)［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7.

［2］(唐)樊绰.蛮书［Z］.

［3］(清)汤大宾，等.乾隆开化府志［Z］.

［4］(清)李熙龄，等.道光广南府志［Z］.

［5］(清)伊里布，等.遵旨稽查流民酌议章程奏［A］.方国瑜主编.云南史料丛刊(卷九)［Z］.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1998.

［6］［越］大南实录［Z］.［日］东京:庆应义塾大学言语文化研究所影印本，1980.

［7］河口县志编纂委员会.河口县志.［Z］.北京:三联书店，1994.

［8］红河州民族志编写办公室.云南省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民族志［Z］.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1989.

［9］伍新福.中国苗族通史(上)［M］.贵阳:贵州民族出版社，1999.

［10］熊秉信.云南金河上游之地文与人文［A］.方国瑜主编.云南史料丛刊(卷十二)［Z］.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1998.

［11］殷永林，等.云南民族村寨调查·苗族——金平铜厂乡大塘子村［M］.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2001.

［12］［越］琳心.苗族的迁徙与称谓史［J］.范宏贵译.民族译丛，1984，(6):53 －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