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 灿

(南华大学文法学院中文系，湖南衡阳421001)

林语堂教育理想始于他对现实教育的质疑:“我们都知道现在一般的教育，和一般的学校制度，都偏于割舍了鉴别力以求学问。视强记事实即为教育的本身目标，好像富于学问即会使成为一个高士。但是学校中为什么要贬视思想?为什么要歪曲学制，而将愉快的求学企图变成了机械式的、严定尺寸的、划一的和被动的强记事实?我们为什么要把知识置于思想之前?我们为什么愿意称呼一个仅是读足了心理学、中古历史、伦理学和宗教学学分的大学毕业生为学成之士?这种学分和文凭何以会取代了教育的真正目标的地位?何以会使学生们的心目中也认为是如此的?”［1］(P337)这一连串的提问的确发人深省。针对当时的教育现状，林语堂提出了其教育理想，集中体现在其所倡导的“空气教育法”、“自为读书法”、“文化的享受”等方面。

一、空气教育法

林语堂认为:“因为今日的大学教育根本以书为主体，非以人为主体，责之以不能养出社会上活泼有为的人格，岂非等于向和尚借木梳，向尼姑借筚栉一样无理的要求吗?”［2］(P94)由于现代教学模式常常要求主体被动地适应书本，因此令人感到厌倦而乏味。如何使教育能恢复中国古代人文教育的审美属性呢?林语堂倡导“空气教育法”:“凡真正有效的教育都是‘空气教育’，在于相当的空气中，使人人见贤思齐，图自策励，以求不落人后。……有了这样浓厚讲学的风气，上行下效，学问自然会好。”［3］(P154－155)他认为教育贵在形成一种良好的氛围，而这种良好学风的形成则包括物质与精神两个层面。首先，从物质环境而言，必须从硬件上为求学提供保障。这种硬件包括学校的建筑风格及周边环境必须具有幽雅的气息，令人一进入就产生学习的愿望。其次，从软环境而言，必须注重师生在课堂以外的隐性交流。“理想大学应该不但是这里有一座三百年的古阁，那里有一片五百年的颓垣，并且是这里可以碰见一位牛顿，那里可以碰见一位佛罗特，东屋住了一位罗素，西屋住了一位吴稚晖，前院是惠定宇的书房，后院是戴东原的住所。”［2］(P99)可见，森严古朴的气象与谈学讲学的氛围是理想教育得以实现的基础。现代教育以课堂教学为核心，抹杀了人与人之间的学识及情感交流，忽略了教育的主体性因素，也不利于良好的学术氛围的形成。中国古代的“书院制”与西方现代“导师制”则为林语堂理想教育提供了一个可资参考的对象，师生在课外时间的交流乃更为随性所至，如此教学相长，定能有效促进良好学风的形成，正所谓“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所贵乎学校者在一小小的环境之中，师友所谈，耳目所濡，都能充满一种尚学好学的空气，足以步步引人入胜，或者未见其书，先闻其书名，或者未闻其书名，先知其作者及作者之身世。如此熏染既久，自然对于学问的大体，思想的流变，现代之趋势，都能大约了然于胸了。”［3］(P155)林语堂曾回顾自身的求学历程:“现在我是在北京，中国文化的中心。我觉得好象一个在剑桥大学一年级的英国学生和他的导师谈话一样。那个导师用烟喷他并且喋喋不休地谈及斯文本恩、济慈及霍斯曼。对于这些文学家，那个学生只是一个泛泛之交。一个有才智的小伙子经过这样的会谈之后的第一件事是到图书馆去读斯文本恩、济慈及霍斯曼;这样他在第二次会谈时，才不会显得那般土气和无知。这是我们所称为的真正大学教育正常的程序，透过心与心的关联，甚至也可以说是由于传染。我带着羞愧，浸淫于中国文学及哲学的研究。广大的异教智慧世界向我敞开，真正大学毕业后的教育程序——忘记过去所学的程序——开始。这种程序包括跳出基督教信仰的限制。”［4］(P62－63)林语堂从小接受的是西式教育，之所以最终能“两脚踏中西文化”，与其“知耻而后勇”，自发恶补中国传统文化思想有关，而林语堂之“发奋学习”则与其在文化名城北京所受的熏染直接相关。林语堂正是从自身的经验出发来探讨“空气教育法”的可行性。

二、自为读书法

林语堂认为以教材为核心、以知识为主体、以考试为主导的现代课堂教学只能使学生丧失学习的兴趣，沦为教育的机器和奴隶。林语堂提倡“自为读书法”，即读书是主体发自内心的真实需要，主体应从读书中得到满足与愉悦。这种教育思想也与他个人的求学经历有关:“天知道我对于知识真如饥者求食一般的，然而现代的学校制度是基于两种臆断:一是以为学生对于各门功课是毫无兴味的;次则是以为学生不能自求知识。因此课程之编排是贬低程度，专为着那些对于功课毫无兴味的学生而设。”［5］(P17)林语堂由此对现代被动的填鸭式教育现状深感不满:“世上实在无所谓必修科目，无必读之书，甚至莎士比亚剧本也是如此。学校好似已采用一种愚笨的概念，以为只须从历史或地理中采集若干有限的资料，便足以供一个学者所必须。……必修课程的规定，其危险在于它义涵一个人只要读完这个课程，便已在事实上知晓了一个学者所应知晓的事情。所以一个毕业生离校之后，即不再企图更事学问，或再读一些书，因为他是已经学完了一切应该知道的学问了。”［1］(P338)故现代教育不应画地为牢地对圈定的必修内容进行攻城掠地式的侵占，而应当不断激发主体的求学意志，使学习顺应主体内在的真实需求和愿望:“其实到哪一所大学都没关系，最重要的是要有一个好的图书馆。学问的实质，像天国一样，在于本身，必须出自内心。我的心就好比一只猴子!唯一要做的事，就是把那只猴子带到森林里去，你不必告诉它在那里可以找到果子，你甚至不必带领它走向那些好果子。我在那个贫瘠的森林中漫游，读达尔文、赫克尔、拉马克，及小说家温斯顿·邱吉尔的《杯盘之内》……青春的心是跃跃欲试的，我张望着所能找到的，贪吃一切可食的，就像一只公园里的松鼠，无论他吃什么都能吸收而且滋补。那个好思想的心，一经入水，便航行在一望无涯且时有暴风雨的海上。人仰望群星而惊讶，而船却在挣扎撞击，在波浪上前后左右摇动。”［4］(P52－53)林语堂认为学习的过程就是一种精神探险:“有时我以为自己是一个到异地探险的孩子，而我探险的路程，是无穷期的。……我仍是一个孩子，睁圆眼睛，注视这极奇异的世界。我的教育只完成了一半，因关于本国和外国仍有好多东西是要苦心求学的，而样样东西都是奇妙得很。……我不管别人说什么，而在这探险程序中也没有预定的目的地;没有预定的游程，不受规定的向导之限制。如此游历，自有价值，因为如果我要游荡，我便独自游荡。我可以每日行卅里，或随意停止，因为我素来喜欢顺从自己的本能，所谓任意而行;尤喜欢自行决定什么是善，什么是美，什么不是。我喜欢自己所发现的好东西，而不愿意人家指出来的。”［5］(P33)此顺情任性的作风使学习摆脱了现实世界的桎梏，从而开启了文化教育的审美历程，学习的过程遂成为人与世界的本己性的精神交流:“凡是没有读书癖好的人，就时间而言，和空间简直是对于幽囚在周遭的环境里边。他的一生完全落于日常例行公事的圈禁中。他只有和少数几个朋友或熟人接触谈天的机会，他只能看见眼前的景物，他没有逃出这所牢狱的法子。但在他拿起一本书时，他已立刻走进了另一个世界。……一个人在每天二十四小时中，能有两小时的工夫撇开一切俗世烦扰，而走到另一个世界去游览一番，这种幸福自然是被无形牢狱所拘囚的人们所极羡慕的。”［1］(P349)在此，主体精神世界与世俗时空拉开一段“距离”，而以一种审美态度来观照人生，使其审美感知、审美想象、审美情感及审美理解得以自由地生发与尽情地舒展:“读者常会被携带到一个思考和熟虑的世界里边去。即使是一篇描写事实的文章，但躬亲其事和从书中读到事情的经过，其间也有很大的不同点。因为这种事实一经描写到书中之后便成为一幅景物，而读者便成为一个脱身是非，真正的旁观者了。所以真正有益的读书，便是能引领我们进到这个沉思境界的读书，而不单单去知道一些事实经过的读书。”［1］(P349－350)这所谓“旁观者”便是一种忘我读书的审美态度，由于取消了必读书目和被动读书的限制，主体读书的兴趣反倒日渐浓厚，教育也因此成为一种创造性的审美活动，故审美对教育而言已不是工具论意义上的影响，而是本体论意义上的渗透。

三、文化的享受

林语堂教育理想具有浓厚的人本主义色彩，提倡主体依照各人性情而自由读书。由此，读书便不再是一种强制性的枯燥无味的活动，而是比声色犬马的物质生活更富有吸引力的一种高级精神活动，是充满人生情趣的文化审美盛宴:“如此的读书艺术的概念，显然把以读书为一种责任或义务的概念压了下去。在中国，我们常听到勉人‘苦读’的话头。……凡是有所成就的读书人决不懂什么叫做‘勤研’或‘苦读’，他们只知道爱好一本书，而不知其然的读下去。……一个人觉得想读书时，随时随地可读。一个人倘懂得读书的享受，即不论在学校里边或学校外边都可以读，即在学校里边也不致妨碍他的兴趣。”［1］(P354－355)林语堂教育理想使读书成为一种真正的艺术活动:“那么究竟怎样才算是真正的读书艺术呢?简单的答语就是:随手拿过一本书，想读时，便读一下子。如想真正得到享受，读书必须出于完全自动。一个人尽可以拿一本《离骚》或一本《奥玛·迦厓》(Omar Kyayyam)，一手挽着爱人，同到河边去读。如若那时天空中有美丽的云霞，他尽可以放下手中的书，抬头赏玩。也可以一面看，一面读，中间吸一斗烟，或喝一杯茶，更可以增添他的乐趣。或如在冬天的雪夜，一个人坐在火炉的旁边，炉上壶水轻沸，手边放着烟袋烟斗，他尽可以搬过十余本关于哲学、经济、诗文、传记的书籍堆放在身边的椅子上，以闲适的态度，随手拿过一本来翻阅。如觉得合意时，便可读下去，否则便可换一本。”［1］(P355－356)这种理想教育能化压力为动力，变痛苦为快乐，使文化教育与艺术人生有机地融合在一起。故主体应当主动寻求知识、获取思想，增强能力，陶冶性情，从而令教育成为一个有趣而愉悦的过程。故文化教育在林语堂看来正如康德所说的“美是一个对象的合目的性形式，如果这形式是没有一个目的的表象而在对象身上被知觉到的话”［6］(P72)，即教育的主客体之间的关系是一种无目的的合目的性，是有限无功利性与人类最高功利性的统一，这是一种真正意义上的审美活动。林语堂认为教育的价值不在于各种量化之标准和各种现实的功利考量:“寻求学识，终不过是像去发现一个新大陆，或如爱奈托尔佛郎士(Anatole France)所说:‘一个心灵的探险行为’。我们如用一种坦白的、好奇的、富于冒险性的心胸去维持这个探索精神，则这种寻求行为便永远是一种快乐，而不是痛苦了，我们应该舍弃那种规定的、划一的、被动的强记事实方法，而将这种积极的滋长的个人快乐定为理想目标。……现在的学生，有许多是为了注册员的关系而读书，有许多是为了他们的父母或教师或未来的太太的关系而读书，以便取悦于耗费了许多金钱培植他们的父母，或以便取悦于看待他们很好很热心的教师，或以便将来可以多赚些钱去养他们的家口。”［1］(P338－339)教育的成果甚至不是文凭和学历所能证明:“我们理想教育完全实行的时候，应该完全用不着文凭，应该一看那学生的脸孔，便已明白他是某某大学毕业生。倘由一学生的脸孔及谈话之间看不出那人的大学教育，那个大学教育也就值不得给什么文凭了。”［2］(P101)可见，教育不是一种外在的荣耀，而是自我顺其自然的内在需要，能健全其人格、充实其趣味、发展其个性、增长其才干，令其自信、快乐、完满。故如何能在潜移默化中孕育出具有独立自由、和谐完整的现代理想人格的社会主体，使文化教育“无为而无不为”，达到“无用之用”，这正是林语堂对理想教育的殷切期待。

诚然，林语堂教育理想最初是针对中华民国时期的国民教育有感而发，但至今仍具有一定的价值和意义，这在一定程度上回应了中国当代的“钱学森之问”。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整个社会如果沉溺在一种浮躁而势利的大环境中，教育必然就变得世俗而功利，就很难产生高、精、尖的杰出的创造性人才。“因为三十岁以上的人不读书，不著书。学问之事，必须潜心研究，日积月累然后有所成就。若非一鸣惊天下的英才，都得靠窗前灯下数十年的玩摩思索，然后可以著述。”［3］(P157)为何不读书?入仕者自是政务繁忙，不仕者则忙于赚钱养家:“现在我们社会破产，养士也养得不好，累得一班大学教授，东奔西窜，以求糊口。听说北平竟有每周担任七十余小时的教授。按每周六日计算，每日应作十二小时，睡觉之不暇，遑论读书?……因为仕与不仕的三十以上的知识阶级一律太忙，不读书，不著书，所以无书可读，所以学风不好……”［3］(P157－158)而学历和文凭则沦为商品交换的筹码与攫取利益的本钱:“处于今日大规模生产品(mass production)之时期，不能不划定商货之品类(standardization of products)，学问既然成为公然交易的商品，秀士、硕士、博士既为大规模生产品之一，自然也不能不‘划定’一下。”［7］(P165)如此一来，人们普遍醉心功名利禄而缺乏真心读书的兴致。林语堂认为只有在经济上为知识阶层提供比较充裕的保障，才可能实现理想教育，如英国大学的“学侣”制度:“如这回由庚子赔款委员被撤退之罗素与狄根生G.Lowes Dickinson就是剑桥大学单吃饭不教书学侣之一。他们除去有终身永远在学校之居住权利及每年得薪俸二百五十金榜为杂费及旅费外，对于学堂绝无规定义务，且出入旅游有充分的自由。英国大学之有这种设备，一方面是替国家保护天才之意，使他们得永远脱离物质外境的压力，专心致志于学问思想生活上面。可以从从容容的增进他的学业，培养他们德性。一方面是使大学成为一个很有趣味的社会团体，大学里头的社会生活是一种优异可爱的生活。”［5］(P99)这的确是一种有益的借鉴，是促使教育的审美属性在现代社会回归的一种比较有效的途径。从历史唯物主义角度而言，林语堂立足现代文化语境，不但倡导“教育的审美化”，而且要求为之提供充足的物质保障，从而为创造性人才的横空出世奠定了基础。

随着我国经济实力的不断提升，必将进一步加大文化教育的投入，日益完善和健全学校图书馆，稳步提高教师待遇，减轻教师非学术的压力与负担，并制定切实的法律制度清除校园周边娱乐场所，营造比较宽松而自由的学术环境。环境创造人，人创造环境。幽雅的环境将造就良好的学习氛围，促进文化教育成为一种审美活动，而教育的审美化反过来又将会带动整个校园和社会文化语境的提升，如此良性循环，从而保障我国文化教育的可持续发展。

然而，林语堂教育美学思想在现阶段仍然太过理想化，其实现还有待国内思想文化环境的转变及国民文化素养的进一步提高。现阶段显然仍须配合一些强制性规章制度而逐步地向理想化的方式过渡。否则，一旦全部松绑，主体可能不是在自主学习，而是沉溺在全民娱乐的汪洋之中不能自拔，最终可能造成教育荒疏，全民素质大滑坡等严重后果。因此，目前仍须循序渐进，在发展经济的同时也要更注重文化教育，确保加大教育投入及扭转社会风气的力度，逐渐改变享乐主义、拜金主义和物质至上的时代陋习，最终使文化教育向着一种令人心旷神怡的审美活动迈进。

［1］林语堂．生活的艺术［A］．赵裔，译．梅中泉主编．林语堂名著全集:第 21卷［M］．长春: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

［2］林语堂．谈理想教育［A］．梅中泉主编．林语堂名著全集:第13卷［M］．长春: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

［3］林语堂．学风与教育［A］．梅中泉主编．林语堂名著全集:第13卷［M］．长春: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

［4］林语堂．从异教徒到基督徒［A］．谢绮霞．译．梅中泉主编．林语堂名著全集:第10卷［M］．长春: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

［5］林语堂．林语堂自传［A］．工爻．译．梅中泉主编．林语堂名著全集:第 10卷［M］．长春: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

［6］［德］康德．判断力批判［M］．邓晓芒，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

［7］林语堂．读书的艺术［A］．梅中泉主编．林语堂名著全集:第13卷［M］．长春: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