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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岩小说的当代性叙事特征

2011-08-15

文山学院学报 2011年4期
关键词:海岩小说

赵 敏

(文山学院中文系,云南文山663000)

“海岩热”曾经在中国风行十年。为什么会出现读者热衷于一个“业余”通俗作家十年的现象呢?当代能走红十年的通俗作家没有几位,海岩作为一种“现象”在当下存在,有着独特的意义:一是其文本既可以作为当代社会心理、文化层面考察的客体,也不失为一种文学发挥社会功效的最好方式和途径。二是海岩的当代题材小说传达了一种读取特定时代的需求、风尚以及人心的匮乏的可能。这一切既来自他的创作自觉,也来自他的创作策略。就这一点来看,海岩小说成为一种真正意义上的“当代性”写作典范。

“阅读是一个过程。”[1]海岩的这句话明显表明了海岩对当代阅读性质的谙熟于心。在通俗文学的领域里,读者的阅读快乐往往产生于阅读之时,而精英小说阅读的快感往往产生于阅读之后,前者激发的是读者本能的共鸣,后者追寻的是读者理念上的认可。在这个过程中,创作者与阅读者之间的关系不再是传道,而是“迎合”。作为当代读者,需要的是视觉满足,阅读不再是目的,而是一个享受的过程。小说中的信息、情感、情节,读者深陷其中之后,很容易就撩开了。这体现了消费文化的一个明显特征:“从精神层面上看,追求无深度,平面化的快感体验,以及文化艺术的一体化倾向的特点。”[2]在这个特征下,如果没有审美的定势做支架,娱乐就只是一个空泛的词,阅读的实质就将会转为一种疲惫,最终将会失去当代性。

海岩小说准确把握住了这种当代性,主要表现为以下特点:

一、历时性

汤哲声在《流行百年》的序言中这样表述:“流行小说的文化和观念上的变化主要依据的是社会文化思潮和接受观念的变化,它的表现形态是历时性的。它反映的是那个时代的生活以及那个时代的情绪,一旦时代的生活和时代的情绪发生了变化,读者的阅读口味发生了变化,那就只能作为一种历史形象史料保留在文学史上。”[3](P3)这里的“历时”包括生活空间,也包括了情感方式。

所以作家必须把握时代正在关注和经历着什么。海岩在他的小说中,充分地表达了当今大众对美的追求、对财富的态度、对香车酒吧的迷恋以及贫富矛盾观,当下正在经历着的审美道德标准都熟悉地出现在海岩作品里,小说中人物、故事乃至行为,便构成了“进行时”的演说。如《便衣警察》,海岩将小说放在人们都比较关心政治的时代背景下进行设置,讲述了一个普通青年在社会政治变动中的命运。《一场风花雪月的事》是一份约稿,缉毒在当时是个新话题,现在再来看,当然我们会觉得多为虚拟夸张,漏洞百出,但毒品作为一种神秘的东西出现在我们周围,当时来看,任何联想都是吸引人的。《永不瞑目》是国家禁毒委的约稿,该小说以禁毒为题材,正值当时全国在开展这方面的活动,海岩顺势而写,拿了大奖。如果换成现在,也许该题材未必是最吸引人的。又如青春偶像剧,当下这类剧种可谓铺天盖地,但在20世纪90年代却还不多,帅男靓女在刚起步的时候很得人心。徐静蕾饰演吕月月、陆毅饰演肖童,可谓一剧一星。当小说被改编成电视剧热播后,这些演员也就随之成为封面人物或者明星,这与小说本身的时代代言性质以及同期大众思想在形态上的反映分不开。

历时性不仅是思想内容,还有题目、封面设计、作家、作品的介绍等,甚至小说的名字表达也代表一种正在发生的社会情绪。如《河流如血》的“血”,海岩借用了时代的关注点,偷换了“血”字的概念,换之为“血缘”的内涵,痛快淋漓地展示了一段血缘亲情纠缠于间的警匪、励志和爱情故事。《五星级饭店》在央视一台黄金时段播放,借助的主要时髦看点就是韩国女星的参演和大学生就业等进行时的社会问题。《舞者》中描写的金葵和高纯的“青春组合”,也是一种对当代现象的切入。可见,海岩小说属于表现型的小说,这决定了作者与读者的生活认知水平和美学接受是在同水平的,是平等的,不是精英文学那种提升和被提升的关系。就这点讲,小说的深度必然会受所表现的生活和时代阅读情绪的牵制。

二、恒定性

中国传统的善恶观念以及文化品质观念积淀了几千年,但就其基本精神来讲至今未变。对中国流行小说而言,这种观点和品质是恒定的。这也算是海岩小说得以在当下存在和流行的依据之一。

首先是故事元素的恒定。无论什么时代,大众所期望的内容都近于相同,都渴望探知他人的跌宕与起伏。海岩在信息横飞的时代恢复了这样一种体验的过程,让阅读不再是一种高智商的行为,而是让文学回到大众那里。这不是对文学的背叛,而恰恰是对文学本身的尊重。

其次是阅读情感的恒定。“当代性”所包含的内容不仅是对社会的关注,更是对个体情感的关注。当然大众的不同阶段的精神需求是嬗变的,但海岩小说却能在趋时的同时,保持一种一贯的文人情感的干预传统,有效地把这种文人的情趣和情操,合理调试后注入到作品中,不但没有让自己在趋势的过程中迷失,还让读者获得了一份感情的熟悉感和安全感。

再次是审美心理的恒定。正义和邪恶的二元对立是海岩小说的主要叙事动力和叙事程式。小说往往按照传统的习惯,将正反面力量形成对垒阵营,但在双方的较量背后多着墨于英雄的故事。海岩深知读者更愿意看到英雄的普通情感,在必要时把这种情感投入到反面人物对他们的遏制上,如绑架、戕害等,这时候便能最大限度地吸引读者,而从叙事核心上也构成了对创作者的特殊吸引,双方由此碰撞出情感的共鸣。可以说,审美的恒定性有效地传承了上千年中国传统审美心理的深层定势。

三、时尚性

“流行小说是一种生活时尚”,[3](P3)既然是一种时尚,流行小说表现的思想就是社会的、现代的。现代的东西只能是表现,表现往往都是浅白的、直接的,美学内涵自然松散。海岩在接受《人物》周刊记者的采访时说:“我的欣赏趣味和一般文人不太一样,和广大的受众群比较接近。”[4]的确,海岩没有让他的小说人物沉迷在玩味所谓的都市“感觉”的时尚里,他使用的是一种平民化的视角,“此岸观彼岸”的观望心理,并尽可能地贴近大众的实际生活来写时尚,表达时尚在人们生活中存在的“被接受性”。所以,在海岩小说里,“偶像”不再是大家仰慕的对象,金钱的无忧和时尚的生活也不构成引领的作用,对前者他选取的是凝望视角,对于后者他强调的是展示各种离奇的命运的背景。

在关于时尚的态度方面,海岩小说绝对有异于同题材的其他作品。所谓文学的时尚化,是指以时尚的方式处置文学创作活动。针对时尚的消费性和等级性两种功能,作家往往采取不一样的时尚化策略。有的是通过时尚化达到消费的目的,这时候它是一位时尚的制造者;有的是通过时尚化炫耀自己的另类身份,这时候它是一位时尚的追逐者。时尚在海岩小说中更多只是作为一种方式或者背景存在。《玉观音》为了突出杨瑞与安心的爱情的纯净,将钟宁的飞扬跋扈和同伴们的玩世不恭以及灯火酒绿的时尚生活作为反照背景。《拿什么拯救你,我的爱人》中的步行商业街、时装表演也只是作为人物犯罪的一个成因而存在。这样,既有利于小说的衍生和发展,又有利于叙事和空间深度的开掘,还可以创造特定的环境和氛围。可以说,时尚作为一种艺术的现实,海岩所采取的是“蒙太奇”的组接表达方式。

四、娱心性

男才女貌、惩恶扬善、悲剧与坚毅构成了海岩小说娱心娱人的色香味俱全的大宴。其中始终有几个不变的看点,这些看点成为了海岩与城市的精神连接点,表现出海岩对当代城市的价值认同和赶追,构成了海岩小说中“当代故事”的重要品格。主要表现为:

1.警匪与侠义

警匪斗争构成了城市的隐秘存在。从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的中国,警匪和正义可以说代表了转型中的中国城市民众对现实生活最有刺激的记忆和想象,任何一个向往城市的人因为有了警匪斗争和行侠仗义的现实体验,对城市多了些许的恐惧和梦想。正如一种不可知的灾难无法抗拒地存在着一样,一旦来袭,城市的梦想便多了“风云叱咤”的调剂。海岩的主人公们也都脱不开这些突如其来却又暗藏其中的遭遇。于是,曾经与海岩有过携手的那段警察职业生涯带给他的自豪和怀念便得到艺术展现的机会。

艺术的展示需要依赖戏剧性的营造,营造得好能使人产生现场感,由此调动读者的“好奇、不安、焦虑”等情绪,每个人都可以在其中安置自己、想象自己,寻找应对现实的生存策略,由此获得对冒险的渴望、对解决疑难的兴奋,以及对生活多种经验的体验。不仅如此,海岩的警匪题材的作品中还很注重设置艰难。这与现实生活经验有契合也有夸大。他把艰难和偶然性倾注在年青的主人公身上,借用他们来表现经验的无限可能性。同时,海岩似乎感觉到了大家心中的侠义已经逐渐遥远,所以他刻意把侠义置放在人物的随意和不由衷之中,尽可能让他们显得自然,以减小与读者的距离感。如果从中国通俗的艺术传统来审视海岩小说,“警匪和狭义”作为一直具有特殊的优势的题材,不仅在内容上与主旋律精神不谋而合,而且在技巧上将充满悬念的涉案情节置放在一个“人民——警察——平安”的链条上,无疑将娱乐和教育不甚完美地结合在了一起,从而实现寓教于乐的传统使命。这种写作范式体现了城市大众审美心理的微妙变迁。

2.情爱与人性

海岩被公认为是写都市爱情的高手,他的小说也因此被视为言情小说。海岩的每部小说都有英俊小生和妩媚少女,他们大多20出头,超凡脱俗、光彩照人。海岩有一颗不老的心,他说:“我没有真正意义上的青春,才拼命写青春,写爱情,没什么就拼命写什么。”[5]他认定美丽的故事只屈服于那些俊美的人们,所以他为城市塑造了新的“白马王子”和“梦中情人”的理想范本,不断地为城市的生活提供消费的资源和审美的期待。

其实海岩并没有只写爱情,海岩笔下的“情”是一个更具有广泛内涵的“情”。《吕氏春秋》中谈到“情绪”时,把“情”字界定为人的五官对声、味、色的自然欲求,说明人作为生命的个体,必然存在自然欲求。而这种存在或暴露或潜伏,但总是来自于内心深处,是一种压抑的情怀,是誓言的回荡。海岩小说深刻地描绘了当代城市人的情怀和誓言,表达他们的多种欲求和情绪,这一切集中体现在“男女情爱”的层面上。“这个世界上只有男人和女人,既然上帝没有创造第三性,那么两性间的相吸与相悦是最美妙的安排。”[6]海岩笔下的男女青年恰为这种美妙安排的最佳年龄,他们的相吸可谓最强烈也最纯真,所以,在海岩看来,在物欲横流的都市之中,没有比描写城市男女情爱更能探析人性的方式了。正如冯梦龙语:“因情入道,即幻悟真,穷男女、生死、离合之情。”李渔也有这样的观点:“传奇贵浅不贵深,文章做于读书人看,戏文作于读书和不读书人看。”这些观点体现了中国古典小说“以读者为本位”的态势。由此可见,海岩写情是为了使大众对“情”、“爱”为基调的小说产生心理上的认同,从作者到读者再到故事的追求这个过程中,都体现了一种自觉地遵循中国古典文学的道路。

“情”和“爱”是复杂的,所以海岩选择了在情爱和人性中展示道德。在情爱与人性弱点的关系上,海岩对人性的理解更推崇传统“义”德与贤良品质。他相信不管是功成名就还是温和冷峻的人,都会在亲情和爱情之中恢复一种人心人性的温暖与安宁、对纯净的亲情与情感的渴求,这一切使人变得本分,同时也使人变得脆弱。因为这个世界并非恒温,所以人们在这里特别容易受伤。海岩将故事叙写成一个又一个激起情爱波澜,在不可知的突然事件后,表现出精神情感的非常轨迹,良心、感情将在其中起着复杂微妙的是非衡定的作用。《便衣警察》通过周志明这样一名年轻的公安干警的个人命运的描写,同时联系国家的命运和家庭亲人的沉沦起伏讲述了复杂的“情感”故事。也许,海岩认为在“社会公理”与“个人私理”之间,很难简单地给出一个绝对的律令。《拿什么拯救你,我的爱人》讲述的是一个城市穷人的生存和情欲的故事,展现了个人在人性教化和生存本能之间的矛盾和艰难。这成为海岩理解当代的一个重要母题。不得不承认,在表现人物的情感在无形的传统道德的约束面前的哀怨和执着上,确实是海岩小说真切动人的地方。

3.异域与传奇

对当代的书写,应该包括对城市的视觉欲望的理解。对于海岩来讲,城市的内涵不仅仅是别墅酒吧、道路纵横、快捷与高效、舞台和商界,而且还有一道通向遥远的自然的窗口。海岩小说里的边缘的县镇和乡村成为城市人理解人生的一种参照,那里有对世外桃源的追随的心灵慰藉。就这点讲,海岩小说确实有着理想主义的特征。

城市人当然不会选择那山那民的生活,但他们却愿意相信那是可以避难的所在,因为那里单调、纯朴。正因为如此,当青春的苦恼、物质的侵害、欲望的斗争使人物苦苦不能自拔的时候,边缘必然成为一块寻求解脱的神秘的土地,也仰或是以一种打开天窗透透气的方式进入海岩的小说视野。《玉观音》故事的主体是在北京,杨瑞、安心和钟宁,包括与贝贝之间的故事足可以独立成篇,但又加进了安心的回忆和讲述,还有杨瑞的第一人称心理独白,这就在都市的多角爱情中渗透了不一样的意境。安心在云南的缉毒工作紧紧镶嵌在北京的和平生活这一框架中,在两者之间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使得杨瑞产生了对安心的探秘心理。由此,边境与北京、光明与黑暗、严酷与稚嫩、怯懦与勇敢、卑微与崇高、爱与恨、生与死就在同时代同样的人物中演绎,人格人性与环境的交错牵动了读者的心。需要指出的是,“主旋律”也在作品中得到体现,当安心对命运的宣战和对物质的鄙视,抵不过金钱的困扰作为一种现实横亘在眼前的时候,她毅然回到云南,跨过那条幽静的铁索桥跪倒在父母跟前,遥远的老家成为安心最后的救赎,父母卖了中药铺帮助安心度过了绝望。这样,就在一部小说里出现了不一样的格调,在北京、海外和云南等多个空间之间形成了情绪上、气氛上的强烈对比,正是这种强烈的对比产生了作品的震撼力。

尤其要指出的是空间环境的变换并没有改变作品的精神,异域的展示代表的还是一种都市精神。海岩小说中拥有一个个风景秀美、特色各异的镜像描写。《拿什么拯救你,我的爱人》中江南水乡绍兴,古道悠悠,绿水滢滢,小桥盘架,轻舟荡漾,表达了对龙小羽性格变异走向离奇的惋惜;《五星级饭店》中神秘的西藏悠远空灵,皑皑白雪危耸如云,广漠的高原,寂寥古朴的牧民小屋,表达了金正爱远离都市的心灵寄托,也预示了故事的跌宕;《玉观音》中的丽江古镇,石板木楼,泼水节和傣家风光,参与到叙事当中,强调了城市来的杨瑞将面对灾祸的降临。这一切,说明了海岩的不同于乡村主体意识的创作思维,乡村对于海岩来讲没有所谓回归的召唤,或者凋敝的牵挂。他没有让小说人物拥有这样的心理积淀,他们只是站在城市的窗口上的一个遥指。他心中如果说是有一片净土,那就是曾经的大院生活,一种清静的自在无为的县城状态。《河流如血》中保良一家搬离了县城,再次回去看他们家的老房子时,他没有乡愁,也发不起乡愿,他怀念的也许就是经济发达后普通城市人流失掉的那份“静”。海岩做如此描写,可见他执着的是那份商界白领的精神需要!海岩身在其中,凭借自己的经验,描写了城市人疲于奔忙在不得已的转战中,身心劳累,他和他们坚信只有那逝去的、遥远的地方才可能出现传奇。

海岩曾这样表达自己对生活的理解:“文学既可以是生活实景逼真的模仿,也可以把生活瞬间理想化,诱发人们内心深处的梦想。”[5]这句话,表达了作者不得已的叹息,以及对无法挣脱的城市束缚的困扰。异域在他的小说视野中,终究只是传奇的一种想象存在,异域的描写为疲乏的城市生活增添了离奇的可能,也释放了审美疲劳的城市人的渴望出走的心态。可见,在每一个故事的连接点上,读者都能从中体会到一种深深的贴近感,由此达到愉悦身心的作用。

作为一种流行十年的文学,海岩小说一路畅销,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思考:文学作品应该如何反映正在历时的社会?在这一点上,可以说海岩是一位感知性的“当下”作家,他既不会有发自社会底层的“烦躁”、“琐碎”,也不会有“乡土”、“家族”的悲悯和追述,这就是他的作品不能唤起我们对人性的深沉体验,而只能给予一种感受过程的美的享受的原因。对于这样的作家,笔者认为他最大的价值不在于其作品的题材挖掘,而在于他如何利用时代的特点表现精神和描述理想。所以,“海岩热”便成为一种非常有力的时代风尚的佐证,其中“当代性”便成为了该现象的主要实质。

[1]丁尘馨.海岩:我不愿定义自己是编剧[N].新闻周刊,2003-09-01(副2).

[2]管宁,魏然.后现代消费文化及其对文学的影响[J].文艺理论研究,2005,(5):109-116.

[3]汤哲声.流行百年[M].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04.

[4]燕怡.海岩:专业商人业余作家[J].人物,2007,(1):54-57.

[5]海岩.我笔下的七宗罪[M].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02.

[6]西慧玲.女性悲剧的解锁者——徐小斌系列女性小说探析[J].当代文坛,2001,(9):35-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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