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友谷

(文山学院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研究部，云南文山663000)

近代人物之间关系复杂，常乃德和鲁迅两人就是一例。鲁迅曾指出:“从去年以来一年半之间，凡有对于我们的所谓批评文字，最使我觉得气闷的滑稽的，常燕生先生在一种月刊叫《长夜》的上面摆出公正面孔，说我的作品还有十年的生命的话。”［1］(P275)其中原因何在?不仅如此，常氏在《长夜》第3期发表了《越过了阿 Q的时代以后》之后，鲁迅写到:“语丝”派已亡，众怒少息，“拥旗党”犹在，五色何忧?从此狂澜平静，邪恶歼绝。［2］(P58)近代社会风云变幻，人物之间的关系一波三折，笔者试图以《挽狂飙》和《越过了阿Q的时代以后》为中心分析两人关系交恶的原因、过程及常乃德对鲁迅作品的最后评价。透过两人关系所折射出来的近代社会思想上的风云变幻，是本文的主旨所在。

一、鲁迅和常乃德交恶的原因:《挽狂飙》

常乃德和鲁迅早有交往，在鲁迅所办的《莽原周刊》上，发表了以下文章:《胡景翼先生的遗念(一)》(第2期)、《胡景翼先生的遗念(二)》(第4期)、《胡景翼先生的遗念(三)》(第6期)、《什么叫做东方文化》(第7期)、《论思想》(第15期)、《搀论雪耻与御侮》(第18期)。而鲁迅办刊的目的:“我早就希望中国的青年站起来，对于中国的社会文明，都毫无忌惮地加以批评，因此曾编《莽原周刊》，作为发言之地，可惜来说话的人竟很少。”［3］(P4)同时《鲁迅全集》第十五卷《日记》中记载了1925年两人的关系:4月17日，夜，长虹同常燕生来;4月21日得常燕生信，5月7日得燕生信，5月13日下午寄常燕生信;6月17日，上午得常燕生信;7月20日下午得常燕生信;10月24日，得常燕生信。［4］(P561－588)

关于两人关系的交恶，鲁迅指出:《狂飙》被停刊，在高长虹与鲁迅宣战以后，常乃德认为也许因为“我的阴谋”。［2］(P58)另一文中又指出:“记得几年前，《狂飙》停刊时，常燕生曾有文章发表大意说，《狂飙》攻击鲁迅，现在书店不愿出版了，安知不是鲁迅运动了书店老板，加以迫害?于是大大颂扬北洋军阀肚量之宽宏。”［1］(P275)常乃德确曾撰《挽狂飙》一文，言:“思想家究竟不如武人爽快，《狂飙》虽停，而长虹终于能安然走到北京，这个，我倒要长虹道贺。呜呼!回想非宗教大同盟轰轰烈烈之际，则有五教授慨然署名于思想自由宣言，曾几何时，而自由批评已成为反动者唯一之口号矣。自由乎!自由乎!其随线装入于毛厕坑中乎!嘻嘻 !”［2］(P58)

对于《新女性》8月号登有“狂飙运动的开始还在二年之前……去年春天本社同人与思想界先驱鲁迅及少数最进步的青年文学家合办《莽原》”的内容，鲁迅答及:“对于狂飙运动，向不知是怎么回事，如何运动。今混称‘合办’，实在意外;不敢掠美，特此声明”，“近有长虹在《狂飙》上迭加嘲骂，而狂飙社一面又锡以‘三顶纸糊的假冠’，真是头少帽多，虽世故的老人，亦身心之交病也。”［5］(P410)对于《莽原》和狂飙运动的关系，如鲁迅所说:“我在北京编辑《莽原》、《乌合丛书》和《未名从刊》三种出版物，所用稿件均系以个人名义送来。”［5］(P410)

当《语丝》在燕京停刊时，鲁迅指出:却“也许”不会猜疑到权威者的反攻战略上面去了罢。诚然，我亦觉得思想家究竟不如武人爽快。但是这个我倒要向燕生和五色旗道贺。［2］(P58)拥旗党，指国家主义派，他们拥护北洋军阀，反对革命，曾发起保护五色旗的护旗运动。鲁迅把常乃德的评价跟青年党联系在一起，他认为:“更何况这位燕生先生满身五色旗气味，即令真心许我以作品的不灭，在我也好像宣统皇帝忽然龙心大悦，许我死后谥为‘文忠’一般。于是满肚气闷中的滑稽之余，仍只好诚惶诚恐，特别脱帽鞠躬，敬谢不敏之至了。”［1］(P275)

鲁迅对于常乃德之所以不满的原因，一方面在于鲁迅想起了陈源教授的批评法，他说:“我还有些记性，所以在这回公正的面孔上，仍然隐隐看见那一篇锻炼文字;一面又使我想起陈源教授的批评法:先举一些美点，以显示其公平，然而接着是许多大罪状——由公平的衡量而得的大罪状。将功折罪，归根结蒂，终于是‘学匪’，理应枭首挂在‘正人君子’的旗下示众。”［1］(P275)另一方面和鲁迅当时的处境是分不开的，正如鲁迅说在《长夜》上有一篇刘大杰的文章，他却很感激地读了，其原因在于:“这或许就因为正如作者所说，和我素不相知，并无私人恩怨，夹杂其中的缘故。然而尤使我觉得有益的，是作者替我设法，以为在这样四面楚歌的围剿中，不如让下刀笔，暂且出洋;并且给我忠告，说是在一个人的生活史上留下几张白纸，也并无什么紧要。”［1］(P276)

二、《越过了阿Q的时代以后》的文本分析

常乃德是《长夜》的经常撰稿人。《长夜》，文艺半月刊，国家主义派分子左舜生等主办，1928年4月在上海创刊，同年5月停刊，共出4期。常乃德在该刊第3期(1928年5月)发表的《越过了阿Q的时代以后》中说:“鲁迅及其追随者，都是思想已经落后的人。”又说:“鲁迅及其追随者在此后十年之中自然还应该有他相当的位置。”今据《常燕生先生遗集》(台北:文海出版社，1967年版)第七册《蛮人的出现》中的记载可知，常氏在《长夜》中发表的论文有:“十、《关于真理问题的一些话》，《长夜》第1期;十一、《前期思想运动与后期思想运动》，《长夜》第2期;十二、房龙的《人类为思想的权利而奋斗》，《长夜》第2期;十三、《越过了阿Q的时代以后》，《长夜》第3期;十四、《荒原的梦》(按本文是以刘仲平的笔名发表)，《长夜》第3期”。《阿Q正传》是鲁迅的代表作，对此的分析可从另一个角度去思考常乃德看待鲁迅的作品和当时的时代。

让鲁迅感到苦闷的应该是常氏在《越过了阿Q的时代以后》一文中认为:“不错，《阿Q正传》及一切其他代表前时期文化运动的时代精神的作品的作者鲁迅及其追随者，都是思想已经落伍的人，鲁迅是一个足踏在新旧过度线上的老新党，他一方面有新时代的破坏的批评的、追求理想的新精神，一方面又不能断然舍去那旧时代所遗传下来的名士风，尤其是绍兴乡土派的尖酸刻薄的刀笔风味，这是他终身的大缺点。但是我们应该原谅，鲁迅已经是一个四五十岁的老人，与他同时代的老人，甚至时代稍后的中年人，都已全然成为全然落伍的遗老遗少，而鲁迅不能勉强挣扎起来，向前进的路上走去。”［6］(P72)

但是我们不要仅仅看到这一点，关于鲁迅作品的贡献，常氏指出:“但是在过去前期文化运动之中，正需要这么一个伟大的写实作家，他将时代的黑暗，时代的罪恶，毫不客气地用笔尖暴露在我们的眼前，使我们感觉到大家正在一个茫茫的长夜里，这是他对于时代，对于中国，对于我们唯一的贡献。”［6］(P73)而常乃德之所以认为鲁迅的作品只有十年的生命，是因为时代已经过去了，中国已不需要那消极的、叙述的和诉出黑暗的痛苦的时代了，“我们应该是要求怎样解除这些痛苦;怎样创造中华民族的新生命?怎样寻找理想的新路?”这些鲁迅和他的追随者都不能给我们。［6］(P73)

正是从这个角度，他认为鲁迅在《阿Q正传》中所描写的不是一个单纯的流浪者阿Q，而是中国民族种种恶根性的缩影。这是一般所知的，但是要追问的是，“《阿Q正传》中的阿Q所代表的种种缺德是否普遍地可以肯定于全中国的农民社会乃至全民族身上呢”?他觉得所要讨论的阿Q的精神是否成立的问题，实在就是对于民族性的全部观察的问题。他之所以批评鲁迅作品并非因鲁迅作品本身，而是因他读了鲁迅作品后的感想，他说:“假如阿Q的精神充分代表了中国民族，则我们只有肯定中国民族已经衰老或者将近死亡的事实，我们没有别的办法可想，只有悲观，悲观，悲观到底。鲁迅虽然没有明明告诉我们以这种感想，但他的作品却明明只能引起这种感想，这是无庸为讳的。”［6］(P74)

正因如此，常乃德对现代文学提出:“我们唯一的要求便是将这部分真实的表现，扩大为普遍的真实表现;将仅仅代表中国领土的一部分的绍兴乡土风味的文学，扩大为表现全中国国民性的文学;将消极中立的态度，改变为积极的勇猛的前进的态度;将冷酷的批评，变成了热血的呼喊。使今后的全国国民在军阀、官僚……之下所受的重重压迫，种种苦痛，尽量地从今后文学家的笔下宣泄出来。”［6］(P77)谈现代文学的走向，常氏的政治主张如国家主义在文学里的表现，这是最让鲁迅感觉到“五色旗”味的。鲁迅感觉到滑稽的原因，在于常乃德认为自己的文学主张是和鲁迅的文学精神不相违背，他说:“一方面将前路的光明告诉我们鼓动我们前进。这是继鲁迅而起的文学家所应当的责任，这是越过了阿Q时代以后的新生命。这个精神与鲁迅的精神不是相背的，不过是比他更扩大一步而已。”［6］(P77－78)

由上可知，《狂飙》停刊，由于高长虹和鲁迅的交战，常乃德发表了《挽狂飙》一文。而当《语丝》停刊时，鲁迅因常乃德加入青年党而不满。而对《越过了阿Q的时代以后》一文，鲁迅感到常乃德一方面说鲁迅的作品过时了，鲁迅的时代已经过去;而另一方面提出了越过阿Q时代后的文学主张，并认为这是不违背鲁迅的文学精神的，这应该是使鲁迅觉得气闷和滑稽的原因。回到当时的语境，全面看待常乃德对《阿Q正传》的评价，有利于我们更好地认识其思想世界。我们在做人物思想研究时不能因噎废食，既不能因常氏因读后感想是写实的悲观的，就认为中国文学超越五四时代的写实主义而要求进一步，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在现代文学正因相互交错而使中国现代文学内容更加丰富和充实。同样对于常氏的文学观，不能因参加国家主义派而忽略其内在实质。五四运动以后常乃德的文学观是从历史和文化的角度来思考中国何处去为宗旨，在日本侵华以后更多的是从凝聚全国之力进行抗战的角度来思考中国文学，党派色彩并不是占主导的方面。

三、常乃德对鲁迅作品的最后评价:《论鲁迅的风格》

常乃德对鲁迅作品的评价，也可将笔者在《青年世界》上发现的一篇《论鲁迅的风格》作为补充和佐证。该文写于鲁迅逝世以后。兹录如下，以供研究者参考:

鲁迅先生死后，捧者如丧考妣，也间有骂者骂得狗血淋头简直把此公认为大奸大恶。其实都没有抓住痒处。鲁迅先生地下有灵，不但捧之者捧得不痛快，即骂者也没有骂得他把头疼医好了。其实鲁迅作品就艺术而论，不失为成功，其成功处得力于他对旧中国社会所谓人生的几十年经验，这不是洋场马路上左翼作家们能抄袭得来的，但不能称其为大家，他的作品只有深刻没有伟大，他的成就不过如此，在中国今日文坛上，矮子里选将军，也只有选到他了;但到世界文坛里去，尚比不上柴霍夫，更无论高尔基。至于讲人格方面，鲁迅的短处不在偏狭，爱受人捧，是鲁迅的真短处。想利用他的人，就利用他此点心理，从把他这一阵线转到另一阵线来，但这点短处是人的通病，尤其是文人的通病，只是鲁迅直接表现出来耳。平心而论，这是鲁迅的最短处，仍旧是他绍兴人的那一套，仍旧是一肚子名士风气。名士风气乃中国文人之通病，亦古往今来一切文人通病，非鲁迅所独有也，不过从绍兴笔下写出来，则变厉尖酸了。

或你谓鲁迅不伟大，何谓伟大?我说伟大难以用语言表达的，无已只有举王静安先生人间词话上的一段话说明罢。《人间词话》说:“尼采谓:‘一切文学，余爱以血书者’。后主之词，真所谓以血书者也。宋道君皇帝《燕山亭》词亦略似之。然道君不过自道身世之戚，后主则俨有释伽、基督担荷人类罪恶之意，其大小固不同矣。”

真正伟大的文学，就是有担荷人类罪恶的气概，要有以血书的真诚，鲁迅只能看见罪恶，憎恨罪恶，而缺乏同情的心灵，更缺乏替罪恶者担荷一切的气概。他的文学是以气重者，而尚谈不上以血书者，不过这是个人气禀的厚薄不同，我们也能过为尖刻。

责人以伟大，就今日中国作家中观之，只有郭沫若有点这精神，可惜他的工力不如鲁迅罢。［7］(P3)

从这篇文章中可以看出，常乃德认为鲁迅的作品来源于人生丰富的经验，从艺术角度来说是成功的，深刻地反映了中国的现实。若将鲁迅的作品放在世界文坛上去评价，常氏认为其不如柴霍夫和高尔基亦不为过。从人格上进行评价，认为“爱受人捧”是文人的通病，是中国古往今来一切文人的通病，故而不是仅仅针对鲁迅。至于中国现代文学何为伟大，常氏认为现今中国作家中只有郭沫若有这点精神，从这点来说他对人物的评价并不因其政治因素而否定其作品的价值，同时也还指出郭沫若功力不如鲁迅。那么我们对于常乃德和鲁迅的关系以及常乃德的思想是否也应该这样评价?

综上所述，本文通过对《挽狂飙》和《越过了阿Q的时代以后》两文的分析，辩证地看待了鲁迅和常乃德两人交恶的原因，解释了鲁迅为何对常乃德给他本人的评价感到滑稽和气闷的原因，以作为一段学术思想史的考察。笔者认为对于鲁迅和常乃德关系的考察，尤其是涉及常乃德对于鲁迅作品的评价时，我们不能断章取义，应客观全面地看待，只有全面分析鲁迅和常乃德双方面的相互看法，才能使我们更加清楚地认识两人的思想世界和时代状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