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 驰

（南昌航空大学体育学院，江西 南昌 330063）

中国足球“李玮峰现象”的文化解读

周 驰

（南昌航空大学体育学院，江西 南昌 330063）

在对中国传统文化分析的基础上，从文化学的视角探究了中国足球“李玮峰现象”产生的深层次原因。研究认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保守性、独特的涵摄性和崇尚和平、缺乏“英雄主义崇拜”等情节，是造成我国足球赛场个性和血性球员缺失的主要原因，并从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化、培养个性球员和转换思维方式等方面提出相应的解决对策。

中国足球；李玮峰现象；传统文化

1 问题的提出

随着中国足球在2011年亚洲杯上小组未出线，铩羽而归，有关李玮峰是否回归的讨论成为人们关注的热点问题。作为原国家队队长的李玮峰，在国内是“球霸”的代名词，他在赛场上顽强，富有血性男儿的球风，却被誉为典型的球场暴力份子，成为国内媒体和球迷口诛笔伐的对象。在被申花投资人封杀半年后，李玮峰于2008年加盟武汉光谷队，也正是因为他的红牌，直接导致了震惊中国足坛的武汉光谷退赛事件，他也因此被中国国家队拒之门外，转而投入韩国K联赛。然而，在中超不受待见的李玮峰，在韩国凭借其顽强的作风以及在K联赛和亚冠联赛中的努力，很快成为球迷及媒体的宠儿。在2009年韩国足协杯中，他所代表的水原三星队击败对手夺冠，其出色的表现不但入选了韩国K联赛的最佳阵容，还成为绝无仅有的中国球员入选亚洲足球先生的候选人。当中国足球处于历史最低谷时，他用自己的实际行动维护了中国足球的尊严，赢得了韩国乃至全亚洲的尊重，也让中国足球难堪，这种现象我们称之为“李玮峰现象”。

“李玮峰现象”作为中国足球职业化改革中的一种表现形式，绝不仅仅发生在他一人身上，许多具有个性的球员，如李铁、李金羽、隋东亮、张效瑞等，目前全部都无声无息。是什么导致了同一名球员在两个环境下巨大的反差，是什么导致了我们年青有特点的球员最后逐渐趋于平淡，值得我们反思。

2 “李玮峰现象”的文化学解读

2.1 中国传统文化保守性使李玮峰等血性球员难有生存空间

从文化的发生学意义上讲，任何体育文化都是民族的[1]。中国是一个拥有五千年文明发展史的文化大国，创造了光辉灿烂的中国传统文化。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尤以儒、释、道三家文化为主流，以儒家文化为主干，佛家与道家文化为辅翼，共同维系着中国传统文化的整体结构，影响着中国文化的各个领域，成为中国人的三大精神支柱。

儒家文化起源于春秋时期，是以孔子和孟子为代表的文化流派，其核心思想是“仁”，追求“天人合一”，主要表现为重伦理、尚道德、倡中庸、轻竞争、和为贵。儒家思想的“重伦理”“尚德”的思想和中庸之道使人们认为运动员若有特点就被视为不合群，认为个性太强不易相处，中国球员即使在场上很有特点，若在伦理、道德等方面有些瑕疵，也会被社会所不容而得到人为的封杀。这样的后果使我们的球员缺乏个性，即使是少数有个性的球员也因无生存的空间和土壤而逐渐趋于平淡，此乃中国球员如此众多平庸之辈之文化学根源。

道家文化是由老子创立的，其核心思想讲究顺应自然的无为之道以及与世无争的人生态度，是一种自然无为、柔弱不争的人生哲学。此外，道家思想中的“不尚贤、不尚力、不与争锋”与“不敢天下为先”等观点，都严重制约了人在个体方面的冲动和欲望。

佛家文化是一种外来文化，讲究因果关系，无欲无求，其价值取向以主张静止和内敛为核心，这一价值取向与我国本土的儒家和道家思想有着许多相似之处。因此，作为一个外来文化，它不但能被我国传统文化所吸收、融合，有其生存的土壤，而且成为我国三大主流文化之一。

由此可见，中国传统文化是以“不争”“中庸”“无为”和追求“天人合一”为主要核心思想的一种静态美文化，具有强烈的保守性，这种文化所培育出的民族性格不可避免地使我国的足球文化也体现出强烈的保守性。“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口号正是中国传统文化在足球运动中保守性的最好佐证。因此，我们经常可以看到国家队在历次重大比赛的关键时刻错失良好机遇，在打平即可出线的怪圈里畏手畏脚、不思进取，其结果总是以失败告终。李玮峰作为场上的一名后卫队员，其张扬的个性、粗悍的球风和带有血性的斗志，与我国传统文化的保守思想显然有着极大的反差，显得格格不入。因此，被国内足球界、媒体和球迷所不容。

2.2 中国传统文化独特的涵摄性致使难以吸收融合国外先进足球文化

文化学中的涵摄性，等同于社会学中所说的同化，是用来解释两种以上文化接触时，所发生的吸收和合并的过程[2]。这一过程是任何一支文化所普遍存在的现象，尤其对于中国传统文化来说，这种涵摄性显现得更为突出。有史以来，在世界文化之林的四大文明古国中，古印度文化因雅利安人入侵而雅利安化，古埃及文化先后因亚历山大大帝占领而希腊化，古希腊、古罗马文化则因日耳曼人入侵而中断，古巴比伦文化也早已毁灭殆尽[3]。只有中国文化，虽然接触的异域文化很多，但始终是以自创文化为主体去吸纳其他文化，中国传统文化主体从来都没有丧失过。

进一步探究中国传统文化涵摄性的深层次原因，一方面是由于中国人的思想，“道并行而不相悖”始终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一个理想，这一理想使传统士人虽为了维护正统会攻击异端，却仍能不失其宽容性；另一方面原因是因为中国在古代所接触的异族文化，无论是东夷、西戎、南蛮、北狄，没有一个能比中国文化更优秀，所以一经交融，迟早会被中国文化所同化[4]。在这种情形下，中国传统文化就更容易保持本文化的主体和一贯的统绪。

中国传统文化如此独特的涵摄力，使我国足球文化在遇到西方先进足球文化理念和发生冲突时，极易同化西方先进的足球理念。中国足球职业化改革以来，从国家队到各级职业队，相继聘请了高水平的外籍教练员，同时也有像“健力宝”球队和部分优秀球员国外踢球的经历，但由于我们只能从技战术、规则等层面学习，加上教练的频繁更换，学习的不系统、不全面、留洋球员比例过小等原因，一旦回国以后，我们的这些优秀和有个性特点的球员又被我国整个足球大环境、大文化所吞并，成为平庸之辈，“健力宝”球员的最终落末也成为一种必然。

2.3 中国传统文化崇尚和平和缺乏“英雄主义崇拜”情结抑制我国个性和血性球员成长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崇尚和平和缺乏“英雄主义崇拜”情结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其一，在中国与异族战争中，我方极少主动发起进攻，多半是因异族入侵才起而抗战，抗战之胜利亦能适可而止。西汉时大将陈汤以单车之使，攻克西域匈奴遗族郅支强敌，回到国内非但得不到英雄式欢迎，反而受到种种责难；其二，元朝时的成吉思汗，曾横扫欧亚两洲，英雄气概史无前例，然而中国人却很少崇拜他；其三，在中国历史上，代有名将，然国人视班超高于李广、卫青，其重文轻武的传统思想使人们更偏爱儒将。上述3点现象，足以说明我国传统文化中崇尚和平与缺乏“英雄主义崇拜”之现状。

显然，中国传统文化中这种崇尚和平和缺乏“英雄主义崇拜”情结与现代足球运动崇尚球员个性发挥、球星作用是相悖的。众所周知，足球是战争的产物，现代足球运动本质特征就在于强烈的对抗性和竞争性，强调球队在整体配合的基础上，更加注重球员个性发挥和球星的作用，个性和血性是现代足球运动魅力所在。放眼世界足坛，皆是个性十足的球员，如马拉多纳、罗马里奥、梅西和C.罗纳尔多等，意大利国际米兰教练穆里尼奥更被称为“狂人”，其个性张扬的临场指挥带领球队在2009 ～ 2010赛季里连续获得意大利足协杯、联赛和欧冠三座冠军奖杯。然而遗憾的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取向，历来就是偏重于整体而牺牲个体，所谓“存天理，灭人欲”，无不强调人与自然、个人与整体的和谐相处。中国传统文化中这种崇尚和平和缺乏英雄主义崇拜情结使被韩国媒体一致公认的“真英雄、血性男儿”李玮峰，最终在我国职业赛场上无生存之地，也抑制了我国一批有个性球员的成长。

3 发展思路与解决对策

3.1 中国传统文化现代化是形成我国足球文化的首选之路

现代化是一个含义非常广泛的概念，它既是目标，也是过程，是一个包括经济、政治、文化、思想、生活方式、人的现代化等方面在内的总体概念。文化的现代化是指在充分吸收本土传统文化和外来优秀文化的基础上，建立适合现代化社会需要的新文化[5]。它体现在文化结构的3个层次，即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的现代化，尤其是以精神文化的现代化为最高标准，涉及范围包括传统思想观念、传统思维方式和传统行为方式的现代化。

笔者以为，为了使我国传统文化现代化，与时俱进，更好服务于我国足球运动，形成我国的足球文化，至少应在以下两个方面有所作为：首先，需努力吸收中国传统文化之精髓，去其糟粕，使传统文化具有时代性。中国传统文化中许多思想和智慧仍可为中国足球所用。如老子的“无为无不为”给我们的启示是要按规律办事，顺其自然，有所为有所不为才能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我们应当抛弃我国足球运动发展中的功利性和“唯成绩论”，卧薪尝胆，将主要精力真正放到青少年身上，按足球运动发展规律达到无所不为之境地。佛教推崇的“定能生慧”思想同样倡导的是一种敬业精神，提高球员和足球从业人员的敬业精神、职业道德和职业意识，这种敬业精神在某种程度上就是要求球员在场上能忘我地、充满激情地展现其血性的一面。其次，要在保留吸收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精髓的基础上，系统、全面、长期、有针对性地通过“走出去”和“请进来”的方式，在我国足球各个层面，尤其是青少年人才培养方面，学习西方先进足球理念和足球文化思想，加快与先进足球文化的融合，形成自己的足球风格。在此方面我们可以借鉴韩国、日本的经验。韩国继承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仁”，又接纳了西方文化的法律观念以及在法律基础上的平等、自由和竞争观念，结合自身的民族精神，使韩国足球风格作风顽强，斗志昂扬，永不服输。日本足球从其职业化开始，便始终如一在各个层面系统学习巴西足球的先进理念和技战术风格，从职业队引进高水平、知名度高的巴西球星，一直到青少年培养中走技术发展的道路，结合日本民族的“大和”精神，形成了以脚法细腻、全队整体打法全攻全守型的现代足球风格。

3.2 鼓励个性球员成长，培育足球场上的“英雄球员”

现代足球运动是一项身体对抗性极强、充满竞争性的体育竞赛，也是一项需要个人独创与集体协作相统一的技战术水平极高的竞赛。比赛中球星的作用越来越明显，往往能够成为决定比赛胜负的关键因素，而球星则往往来源于有个性的球员。为此，我们应着重做好以下两方面的具体工作：第一，在训练和比赛指导思想上，教练员应充分强调足球比赛的竞争性和强对抗性，在训练中加大对抗性练习比重，经常对球员进行意志品质、顽强作风、硬朗球风和竞争意识的熏陶，尤其在对青少年球员培养中，鼓励球员的拼搏精神和永不服输的顽强作风；第二，在人才培养思想观念上，积极鼓励和培育有个性、有特点球员的成长，鼓励球员在比赛中有创造性地发挥，培养球员敢于承担责任、敢于迎难而上的英雄主义气概，使有个性、有血性和顽强球风的球员获得良好的生长环境和生存空间。

3.3 转换思维方式，为个性和血性球员创造良好的舆论环境

现代足球运动能够发展到今天，与大众传播媒体和球迷的积极关注和热心支持紧密相连。一方面，足球比赛结果的不可预测性和球星的卓越表现满足了媒体和球迷的需要；另一方面，媒体和舆论环境的烘托和渲染也更加提高了球星的知名度。一直以来，我们的媒体和球迷由于受中国几千年传统文化的影响，对于“不听话”和“不随大流”的球员往往持一种否定的态度，尤其是球员若有一些个性，常常将其看作是球场上的另类。以李玮峰为例，当其转投韩国K联赛后，赛场上依然表现出火爆的一面，被红牌罚下也并非没有，但韩国媒体和球迷并未称其行为时球场暴力，反而赞赏他的拼搏精神，认为他是一个真正有血性的男儿，是所有球员学习的榜样。为此，我们的媒体和球迷需要转换思维方式，用全新的视角来认识个性球员的成长，有包容心，多从积极方面鼓励球员的表现，为我们个性和血性球员创造一个良好、宽松的舆论环境。

[ 1 ] 易剑东.论体育的文化本质与特征[ J ].南京体育学院学报，2000（1）.

[ 2 ] 柯尼格.社会学[M].朱岑楼，译.香港：香港协志出版社，1961.

[ 3 ] 李宝龙.中国传统文化[M].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6：65.

[ 4 ] 韦政通.中国文化概论[M].长春：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08：29-30.

[ 5 ] 马国义.从中国传统文化视角解读我国足球落的原因[ J ].河北体育学院学报，200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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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稿日期：2011-04-22

周驰（1973 ～），副教授，博士。研究方向：足球理论与教学训练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