邱梅珍，王俊奇

（1.上饶师范学院体育学院，江西上饶334001；2.南昌航空大学体育学院，江西南昌330063）

中华民族地域辽阔，地理地貌复杂，民族众多，朝代更换频繁，文化交叉重叠，因此形成了不同风格的民族传统体育文化。我们多年来，虽然对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研究不少，有从历史学角度、有从文化学角度、有从社会学角度进行研究的，但是对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研究，从整体的历史、地理、民族发生学、地域文化学上加以研究却不多见。本文试对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类型进行区位划分，也是为了扩大研究视野，试图寻找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发生、演变以及在历史各民族之间交融的规律，尽可能全面地反映各民族体育文化的地域属性与特征，将各民族体育文化个性加以整合、创新，使之生生不息，焕发无穷的魅力。

1 “文化圈”的概念

最初，人类学家在对社会演进阶段系统的讨论中，就对人类的开化程度进行了划分。如摩尔根最先规定了野蛮人、半开化、文明三大阶段，野蛮与半开化各再分低、中、高三期。萨瑟兰又在摩尔根的基础上分为野蛮人、下级野蛮人、中级野蛮人、高级野蛮人、半开化人、下级半开化人、中级半开化人……文化人、下级文化人、中级文化人、高级文化人［1］。这可以看作是“文化圈”概念的雏形，其后人类学的批评派或历史派采取批评的态度，对于演进论或传播论都加以批评。其中美国人类学家博厄斯认为研究一种民族的文化，应当在其有限的历史地理的家乡内，并须着眼于其对于物质环境，四周文化，以及文化各方面的许多错杂的心理连结等的关系。博厄斯提出“文化区域”的概念，认为文化区域便是依文化的异同而区分的地域。德国学者安克曼写有《非洲的文化圈与文化层》，施密特也著有《南美洲的文化圈及文化层》。这可以说是“文化圈”的正式提出，此后“文化圈”概念被文化人类学、社会学、民族学者们广泛运用。

“文化圈”是由于区域（最主要的）、民族、习俗、信仰等原因，历史地形成了具有独特风格的文化区域。文化区又可以理解为，具有相同文化属性的人所占有的地区。有文化学者划分文化区是把以沙漠、草原为主的称“草原文化”，把黄河与长江划分为“两河文化”；把东南沿海称作“海洋文化”；把西南称“高山文化”；把西北称“丝路文化”［2］。有从历史角度划分三苗文化、满蒙文化、齐鲁文化、楚文化、吴越文化、巴蜀文化、苗彝文化。从民族学角度论者，认为民族对形成“共同文化”是不可缺少的。斯大林曾经给民族下过一个定义：“民族是人们在历史上形成的一个有共同语、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有表现于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的稳定的共同体”。并强调指出：“这些特征只要缺少一个，民族就不成其为民族［3］”。范文澜同志曾根据斯大林的这一关于民族的定义指出：“‘共同的语言’就是‘书同文’”；“‘共同的地域’就是长城之内的广大疆域。‘表现于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就是‘行同论’［4］”这个特征。我国著名历史学李学勤先生综合文献和考古成果认为，东周时代大约存在“七个文化圈”：地处黄河中游的“中原文化圈”，所属北方的“北方文化圈”，今山东省范围内的“齐鲁文化圈”，以长江中游为主体的“楚文化圈”。长江下游和淮河源流的“吴越文化圈”；西南地区的“巴蜀滇文化圈”，西北地区的“秦文化圈［5］”。作为文化组成部分的体育文化，同样存在文化区域性。我们可以根据上述理论划分把民族传统体育作一划分，其实过去尽管体育界没有人提出“文化圈”的概念，却有人提到“齐鲁体育文化”、“客家体育文化”、“湖湘体育文化”、“少数民族体育文化”、“闽南体育文化”、“岭南体育文化”……，这些都反映了我国体育文化的地域属性与特征。

2 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区位类型

中国核心文化区，位于欧亚大陆的东南部，北边是沙漠和草原、西边是高及天际的高山与高原，东边和南边面对大海。

然而，中国文化史上的地理，并不只是看向一个方向，而是四方八面各个地区都自成格局，各有创新，也有交流。也就是说，不同区域的不同民族和集团，在漫长而艰难的历史发展中，又形成相对独立的文化模式和个性。长期积淀的历史传统观念、生活习惯、民族意识、文化心态，无疑也使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广种博收”地传承、沿袭着丰富的传统文化基因。在中国域内的民族体育文化区大致形成了东北民族体育文化区、黄河中下游民族体育文化区、长江中下游民族体育文化区、西北民族体育文化区、西南民族体育文化区、高原民族体育文化区、东南民族体育文化区，这些区域的民族传统体育在夏、商、周时期就已形成，晚的最迟在宋代也已经形成。

2.1 先从东北说起，东北和内蒙古地区包括辽宁、吉林、黑龙江三省以及内蒙古自治区，面积189万k m2，约占全国领土面积的1/5。这些地区少数民族主要有满族、蒙古族、朝鲜族、达斡尔族、赫哲族、鄂温克族、鄂伦春族7个民族。其中蒙古地区横跨中国的北方，是草原上的牧人，世代逐水草而居；满族是一个历史悠久、勤奋、勇敢的民族，原聚居于“白山黑水”的祖国东北，其源流可追溯到先秦时代的“肃慎”，战国以后称“俋娄”，南北朝、隋唐时，相继称“勿吉”、“靺羁”，至宋、辽时，又称“女真”。达斡尔族居住在东北嫩江两岸；鄂伦春族、赫哲族都居住在大河和密集的大树林中，他们祖辈都靠渔猎维生。从历史角度说，草原牧人与东北森林居民是最早接触和交流的族群，但比较而言，森林居民过的是较定居的生活，但在骑马射箭、渔猎技术、勇敢好斗方面却十分相似。

经过漫长历史过程的发生、发展、整合，在东北文化区内形成了独具一格的民族传统体育。据统计，该地区民族传统体育项目有103项，占全国民族传统体育项目总数的10.3％，代表性的项目约有36项，主要包括满族的赛马、马术、骑射、射箭、跳马、跳骆驼、赶石弹、打瓦、采珍珠、冰嬉；蒙古族的打布鲁、马球；朝鲜族的顶水罐走、跳板、铁连极、转瓢；鄂温克族的打棍；鄂伦春族的打靶、滑雪、赛皮爬犁以及赫哲族的叉草球、顶杠等［6］。这些体育活动大多源自生产劳动，与狩猎活动息息相关，弹射类器具为多，其次人马配合，拉、滑动作、击打小球为其特点。

2.2 两河文化区的民族传统体育

两河：一是黄河流经的黄土高原和黄土平原；一是长江流经的长江中下游，这两条大河，一是黄色、一是绿色，正代表两种完全不同的自然生态环境。这个区域主要是汉族居民聚住区。汉族是中国的主体民族，有悠久的历史。汉族的先民，经历夏商周三代长期发展，至春秋战国，已形成以“华”、“夏”单称或“华夏”连称的族群。已与周边各族相区别。尤其战国，七雄兼并，共称“诸夏”。公元前211年，秦始皇完成了统一诸夏的事业，又出现了“秦人”的族称，直到汉代，匈奴、西域等处各族，仍称中原人民为“秦人”。汉继秦而兴，巩固并发展了秦开创的统一国家，前后传四百余年。汉以后，周边各族即以“汉人”称呼中原人民；逐渐地，汉族成为中国主体民族百世不易的族称。在该区域有可按人文地理划分为“燕赵文化”、“三晋文化”、“齐鲁文化”、“吴越文化”、“荆楚文化”、“巴蜀文化”……。据1990年《中华民族传统体育志》统计，汉民族有301项民族、民间传统体育项目，几乎占全国民族传统体育的1/3。其中“燕赵文化”的地理范围包括现在的河北全境及山西、山东、河南、辽宁、内蒙古的部分地区，甚至在京津文化形成以前，京津地区也属于燕赵文化的范围。燕赵文化形成于战国时期，自古以来，在燕赵人中融入了大量剽悍的北方游牧民族的新鲜血液，所以有人认为燕赵文化是一种“混血”的文化。战国时期，赵武灵王改胡服骑射的故事，说明该地区与边疆胡人接触很早。由于燕赵与游牧民族的长期交往，其人性格多慷慨悲歌，好气任侠。青年毛泽东在《体育之研究》一文中赞道：“惟北方之强，任金革死而不厌。燕赵多悲歌慷慨之士［7］”。战国时的燕赵斗剑之风十分流行。《庄子·说剑》载：“昔赵文王喜剑，剑士夹门而客三千余人，日夜相击于前，死伤者岁百余人，好之不厌”。司马迁也称其先祖有一支“在赵者，以传剑论显”。可以看出，燕赵地区在武术方面有悠久的传统。正因为如此，我国陕西、辽宁、河北、河南、京津地区的武术在全国都是享有名气的。如河南嵩山少林寺的少林武术名震四海。《明史·方伎传》说张三丰是辽东人。《陕西通志》说他是宝鸡人。有专家指出，内家拳后由明代陕西王宗所继承［8］《王征南墓志铭》载，陕西的王宗比嘉靖间的张松溪还要早，此碑文上说：“三丰之术，百年之后，流传于陕西”。所以陕西是太极拳发源地之一，而杨式太极拳的创始人是河北省广平府永年县人杨福魁，世称“杨无敌”。此外武式太极拳创始人和孙式太极拳创始人均为河北人（见习云太《中国武术史》）。另外红拳是陕西流行的拳术，燕青拳（后称迷踪拳）流行于河北。霍元甲就是河北静海县小河村人。燕赵地区自明清以来，“踢球舞棒”已形成一种民俗，多在元宵节时同场表演。据《永平府志》载：“孟月朔日，谓之端月元日……盛服交贺……甥婿来褐……看踢球舞棒，谷日稍止”。这里的“舞棒”实为武术的统称，则又说明河北、京津的武术盛行的程度。古代“三秦文化”（陕北、关中、陕南）也是以“武侠”为其特点，秦始皇兵马俑更是闻名于世，唐代长安的马球也是三秦体育文化的结晶，可惜因该项目只在宫廷、贵族之间流行，没有群众基础，数百年后就衰亡了。

在齐鲁地区，早在战国，齐都市民蹴鞠、斗鸡就很流行，其中蹴鞠是现代足球的雏形，蹴鞠甚至可以说是休闲体育和竞技体育的先河。战国“齐人隆技击”，是说齐人擅长武术技击，使之在战国七雄中占有一定地位。历史有拳兴齐国、剑其于吴越之说，吴王剑，越王剑，越女剑都曾闻名遐尔，荆楚地区是赛龙舟的发源地，也是古代的举重之乡，楚霸王项羽“力拔山兮气盖世”是其代表。唐宋时期吴越地区相扑运动在民间十分流行。据《吴兴杂录》记载：“唐七月中元节，俗好角力相扑”。又《梦梁录》说，南宋临安（今杭州）护国寺，每年举办一、二次大规模的比赛。另外在汉民族中自古还有跳丸剑、走索、踏索、马球、抢金鸡、扛鼎、高絙技、水秋千、投壶、舞龙、舞狮、捶丸、击壤、围棋、象棋（唐以前称象戏）、游泳、弄潮、踩高跷、骑竹马、划旱船、儿童板球、踢毽子、风筝、重阳节登高……五花八门，应有尽有，几乎每个时节都有传统体育活动，构成了中华民族传统体育的主体文化。

2.3 东南沿海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区

在中国地图上，中国核心文化区的东边和东南边，地处热带，从北到南，是一条沿着黄海、东海、南海的沿海地区，广东、广西、福建都是属于我国沿海省区，台湾、海南往下一半岛屿和大陆沿海封起了一条内海。其民族体育文化具有受海洋影响明显，受热带气候影响深刻，受外来文化的影响较大等特点。早在宋代，广东的龙舟以船型巨大而闻名，明代广东的龙舟的长已有近150m，10m宽，划浆手竞有100余人。这显然是海船改造的龙舟，是海洋文化的具体表现。此外，广东、福建的舞龙、舞狮也与内地不同，其舞龙、舞狮的制作十分华丽精细，制料多以绸布、绒布为材料。举例说，潮州、汕头地区流行的“蜈蚣龙”，这种龙舞的道具全长有20多米，以竹篾扎成骨架，蒙以素绢，精工彩绘，赫身绿脚，装饰着红绿相间的彩灯，由20几个身穿着绿衣裤的青年，各擎一节，按照规定的各种步法，舞动起来，并不断喷射出彩色焰火，流光溢彩，神秘奇幻，其中“四龙争春”气势飞动，热烈壮观，两条青龙和两条金龙，在炽热的鞭炮声和焰火腾烟中翻滚，变化万千，令人目不暇接，叹为观止。

自古，东南沿海地区，长江三角洲到珠江三角洲，水道成网，城镇密布，人口众多，生活富足，是中国经济的重心。所以东南沿海地区的民族体育多讲究排场、大气，源自生产劳动的传统体育少，特别是作为一个海道出口，曾经有不少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从东南沿海走向世界（如相扑、武术、赛龙舟等），对中外体育文化交流产生过重要的影响。

2.4 西南高山地区民族体育文化

本区位于我国西南部，主要包括四川盆地、云贵高原和部分横断山区，本区地形崎岖、气候多变。该地区民族众多，除汉族外，还有藏、彝、苗、布依、白、哈尼、壮、傣、侗、回等30多个兄弟民族。自古以来，勤劳、勇敢、智慧、扑实的藏族人民，劳动生息在“世界屋脊”上，林芝、墨脱、定日、聂拉木、昌都等地，文化遗址的发现，表明在远古年代西藏就有人类活动，并创造了卡诺、向雄、雅隆部落文化。藏族过着以农耕和畜牧为主的经济生活，使其民族体育也表现出源自该地域劳动生产的特征，如藏族的吉韧、俄尔多、打牛节、朵架、举皮袋、赛牦牛、赛马等。苗、侗、壮、傣等民族的体育活动同样是与生产劳动系系相关或以比力量、比脚力和登山为其特点。如彝族的赛马、摔跤；壮族的抛绣球、抢花炮；侗族的草球；哈尼族的磨秋、打陀螺；傣族的跳竹竿；回族的木球、掼牛等。有研究者指出，至少有50多种风俗各异的不同族群。因此，其民族传统体育表现的特点也各不相同。因该区域居民有三种居住方式，一是山顶、二是山腰、三是谷底，因此其风俗也不尽相同。山顶和山腰居民缺少开阔地，于是多以打陀螺、跳竹竿、抛绣球、转磨秋为主要活动，而谷底居民相对开阔，他们往往在田间开展抢花炮、木球，更是具有浓郁的地理文化的特色。

2.5 西北丝绸之路民族体育文化

从天山到西藏的西北地区，雪山高耸、高原干旱，包括甘肃省中部和西部、陕西省的西北部、内蒙古自治区、宁夏回族自治区的大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等省区。该地区民族众多，除汉族外，还有回、东乡、保安、撒拉、土、裕固、维吾尔、哈萨克、柯尔克孜、锡伯、塔吉克、乌孜别克、塔塔尔、俄罗斯、蒙古、藏、满、达斡尔18个少数民族，该地区自然环境复杂多样，高山、高原、盆地、丘陵、平原等地形俱全，土地资源丰富，草原辽阔，交通条件相对较差。西北丝路文化自古就是中外交流的主要通道。据文献记载，马球是西北民族（吐番）发明的，蹴鞠也是通过丝路传到印度，还有西域的杂技，甚至包括舞狮、弄丸等体育活动都与该文化区有重要联系。本区内现在比较流行的民族传统体育也丰富多样；如维吾尔族的摔跤、赛马；塔吉克族的刁羊；俄罗斯族的嘎里特克；东乡族的羊皮筏子、羊皮袋；保安族的夺腰刀、左拳；裕固族的摔跤、赛马、射箭；塔塔尔族的赛跳跑、爬竿；达斡尔族的曲棍球、颈力等。这些体育活动主要表现了牧区、草原、沙漠居民驱赶牛羊、逐水草而居的生活特点，与射猎、渡江、攀爬、原始武术等有密切关系。

3 中华民族体育文化区位形成的历史原因

3.1 地理环境、气候物产等地域因素

从地理学的学科体系来看，体育地理学是地理学中人文地理学的分支学科——文化地理学（又称社会文化地理学）的次一级分支分科。民谚常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说的是地域不同而形成的文化差异。不少田野调查研究指出，各地区文化具有明显的区域特征和地域差异。林超教授在《试论地理学的性质》一文中指出：“地球表面最显著的特点，就是自然环境现象和人文现象空间分布的不均一性［9］”。文化学者指出，文化模式和文化个性在各个不同地理区域有明显的不同。这种差异越是早期越是明显。如战国之前的胡人骑射，是独特的马背技艺，令中原人望尘莫及。战国临淄市民蹴鞠，则是经济落后的少数民族地区难以开展的。唐宋长安、开封的马球盛行一时，可是都城南移后，地处南方的临安显然不适合开展马球，结果走向衰落。而在西北地区的人民生活、生产都离不开马、牛，东北森林居民以渔猎为生，南方沿海离不开水运划船，西南高山居民世代以翻山攀爬为主，必须要保持身体的轻便灵巧。所以对中国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研究，突出体育的区域是很重要的。分析各地区自然环境对民族传统体育的影响，研究民族体育文化的地域分布规律是必不可少的。

3.2 政治经济的影响因素

李宗桂在《中国文化概论》中指出：“原始的生态环境所制约的自然生产方式，作为社会经济的基本结构，也决定了人类意识形态的雏形及发展基因。中国以自给自足、取之自然，依赖于自然为根本特色。因而，组织分散、范围狭小、水平低下的持续循环的生产模式，导致了经济结构中绝少冲突的生产关系和稳定状态和群体文化心态的趋同性。这主要讲的是早期生产、经济对人类的影响。

实际上，在历史上每一个阶段都突出地反映了政治、经济是传统体育的区域形成的重要因素，战国的临淄为齐国的政治中心，经济得到快速发展，城市体育活动兴起，蹴鞠、斗鸡、六博在市民中开展起来。汉代作为政治、经济中心的长安，体育活动更是盛况空前。《汉书·武帝纪》记载：“元丰三年春，作角抵戏，三百里皆（来）观”。说明“角抵戏”是在政府支持下的有组织、有计划的体育活动，如此大场面的角抵戏，没有财力、物力的支持是难以办到的。北宋时，农业、手工业蓬勃发展，经济文化繁荣，都城开封雕车竞驻，宝马争驰，金翠耀目，罗绮飘香，伎巧惊人耳目，当时开封几乎每个时节都开展体育活动，如开春季节，有缘竿、梭门、斗鸡、蹴鞠；四月初夏“围棋投壶”，宋代大文人欧阳修《浣溪沙》有“绿杨柳外出秋千”的诗句，描写春时正是女子踏春戏秋千的季节。明清的北京长期是全国政治、经济的中心，人文荟萃，各种体育活动都有开展，如百戏杂技、赛龙舟、舞龙、舞狮跳百索、踢毽子、儿童板球、女子秋千、风筝、打板、抽陀螺、放空钟、走百病、摸城门钉，尤其是冰上运动在北海一带成为冬季一道靓丽的风景。北京地处南北交汇处，曾是元都，后又是满清建都于此，由于在蒙古族和满族统治下，其风俗因而混杂，如冰上运动原是满族风俗，满清进京后，与北京地方风俗结合后，演变为冰嬉和冰上蹴鞠，元人的摔跤也演化为京城杂耍项目之一。

值得注意的是，当我们研究“地域文化”时，应辩证地、动态地、甚至带点怀疑的眼光看这个问题。有学者指出：“在处理文化现象方面，则绝对不能单从研究者的眼光出发，漠视研究对象的主观意识。……我们按照自己认识的语言和风俗分别而划分出来的文化区域界线，往往只是一厢情愿，绝不可强加于我们的研究对象身上。我们可以在平面的地图上按照我们的需要划分区域，可以在立体的历史时空里根据文献划分区域，但必须时加警惕的是，研究对象脑海中的区域观念，并不一定和我们作为研究者划分的区域范围叠合；而他们以区域来划分的文化现象，在很多情况下，实际上也是‘跨区域的’［10］”。这就是说，文化区是动态的、变化的。蒙古人和满族人入主中原后，其文化影响到中原好几个世纪，甚至到现在。同样由于历史上多次文化变迁、战祸不止，使中原文化也影响到少数民族地区，尤其是宋以后，汉族与少数民族杂居的情况已十分普遍，少数民族或边缘地带的民族传统体育都发生了不同程度的变化。近现代，随着交通、电讯的发展，无论距离文化中心有多远，地域差异都越来越小。所以我们对“地域文化”的迷信也将减少。我们这里划分民族体育文化的区位，主要是总体上的，或据历史文献记载的，事实上划分区域民族体育文化，主要是区分体育文化的民族特色、与众不同的风格，也即“文化个性”。今天，在全球多元化发展进程中，我们也应用全面、整体文化观、科学观来看待民族体育的区域文化，找出其中的发展规律，并加以整合，取长补短，创造新生代的民族体育文化，为推进民族体育事业发展服务。

3.3 宗教信仰与生活习俗的影响

民族传统体育文化，是以“万物有灵”、泛神论和多元崇拜为其先河。中华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中的自然信仰几乎遍及日月星辰、山川草木；尤以地域性、小群体性为其突出特征。图腾信仰与母系氏社会共存，那时，图腾信仰是占有支配地位的思想意识，或者说是一种图腾世界观。

在原始宗教中，自然崇拜大约是最早的一种。随着人类征服自然能力的提高和认识水平的进步，人类抽象思维、幻想活动进一步发展，在自然崇拜中，人们还逐渐发现有少数自然现象与自己有一种特殊的关系，如饥饿时某种动植物可提供急需；而某些动物又对人类具有威胁，使人们诚惶诚恐，在此情况下，人们很容易将这些自然现象看作是自己生命攸关的神灵。

由于早期人类分布地区不同，接触到或受到某种动植物的恩惠和威胁的程度不同，因此产生的部族图腾物也不相同。如我国台湾高山族信仰蛇、山羊等图腾；壮族以龙、鸟、蛙、枫树为图腾；鄂伦春族以熊为图腾。各民族为了祭祀图腾对象而举行各种庆典仪式，仪式上往往少不了体育活动。因此图腾信仰是民族传统体育形成的原因之一，诸如对龙、蛇的图腾，产生了为祀龙祈雨的赛龙舟、舞龙活动。湖南湘西苗族修筑盘庙，每年都举行祭祀，其间还要进行龙舟竞渡；内蒙古陈巴尔虎旗的鄂温克每个氏族都有自己的图腾起源说，分别信仰水鸟、小鸟、鹰等。因此蒙古式摔跤时，每个参加者必须学着雄鹰跳着鹰步出场，以示该民族是鹰的后代，胜利者被看作是草原雄鹰，受到人们的尊敬。

由于汉族大多信奉佛教、道教，并以儒教为主流思想；而新疆主要居住维吾尔、哈萨克、回、柯尔克孜、塔吉克、乌孜别克、撒拉、东乡、保安等信奉伊斯兰教的民族；而内蒙古主要居住鄂温克、鄂伦春、满等民族，主要信奉喇嘛教，因此形成了特色不同的民族体育文化区。

同样是汉族，但黄河流域与长江中下游地区民族传统体育形成也有差异，同样是西北文化区的蒙古摔跤在东北却不流行。同样是游牧区，但藏族雄居地球之巅，高原湖泊星罗棋布，莽莽林海涛声万里。奇特的地质地貌，使之形成了别具一格的民族传统体育。西南居住着很多少数民族，尽管他们文化风格各异，但又在其中可以看到不少外来的（主要是汉民族）体育文化。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我国体育文化区位类型是多样的，其形成主要与历史、地理、气候有主要关系，其次受经济因素影响，这一点越是现代越是明显；另外与各民族的宗教文化、风俗习惯有一定关系，但这一点却随着时间的推移会发生不小的变化。所以对我国体育文化区位的划分不是绝对的，它是一种变量的发展过程，这种变化今后一直会继续。

［1］林惠祥.化人类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31－33.

［2］许倬云.古江河——中国历史文化的转折与开展［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6.

［3］斯大林.马克思主义和民族问题［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3：249－295.《斯大林全集》第2卷.

［4］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M］.修订本.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53－54.

［5］杨学勤.周与秦代文明［M］.北京：文物出版社，1984.

［6］张选惠.民族传统体育概论［M］.北京：人民体育出版社，2006.

［7］翟葆奎.体育［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8：44.

［8］习云太.中国武术史［M］.北京：人民体育出版社，1985：18.

［9］林超.论地理学的性质［J］.地理科学，1981（2）.

［10］程美宝.区域文化与国家认同［M］.北京：三联书店，2006：16.